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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袁国友（ ），男，云南沾益人，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和农业史研究。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是从原来简单地打制石器发展到磨制石器和陶器制作。而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农业的产生才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世界上农业的起源中心，可在原三个中心的基础上，细分为四个：即西亚、中美洲和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为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一般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约为距今 年至距今 年左右的远古时期，但云南的新石器时代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并不同步，云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
2、址多为距今 年左右，因此，可以认为，距今 年前后，云南地区才进入新石器时代。 ， 学术探索 年月 ， 论云南地区的原始农业袁国友（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摘要：云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中国原始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既是远古的历史陈迹，又是现实的生产生活状态。考古发现和民族调查表明，云南地区是探索原始农业起源、发展、演变有关问题的重要区域。现有发现和研究表明，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在时间上晚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其时间为距今三千年至四千年间；云南地区虽不是中国稻作的重要起源地，但却是中国稻、麦、粟三种作物较早同时栽培的地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至近现代时期仍然保
3、持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反映出了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关键词：云南；原始农业；状况；特点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发展而来，而传统农业又是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原始农业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国和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和发生于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发展时代，大致与整个新石器时代相始终，即为距今万年至距今 年左右的历史时期。迄今为止的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世界农业的起源有三个中心地区，这就是西亚地区、中南美洲地区和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地区。西亚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大麦、小麦，最早饲养山羊、绵羊的地区
4、。中南美洲地区是世界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的原产地。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稻、粟、黍等作物的最早栽培地，也是世界上最早饲养猪、狗、鸡等家养畜禽的地区。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分布区域，根据自然条件和作物类别，分为北方黄河流域粟作文化区和南方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区。或者说，中国农业有北方和南方两个起源中心，分别形成了两种农业体系和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 ）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省区，云南位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地带，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既展现出与中国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又体现出自身的个性特点。云南地区的原始农
5、业，既是一种远古文化遗迹，又是一种现实生活状态。云南地区是探索原始农业起源发展问题的特殊区域。一、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考古发现从“元谋人”开始，云南地区即有古人类的活动。现代发现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以及呈贡龙潭山、保山蒲缥塘子沟等地出土的人骨化石，反映了距今一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云南地区人类活动的印记。距今万年前，人类进入以磨制石器、制作陶器为基本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诞生了原始农业。现代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现今云南境内的许多地区均有人类活动和分布。这些古人从事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农业生产活动，制作陶器，并以采集和渔猎作为食物的补充来源。考古学家根据地域分布
6、和文化特征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汪宁生先生将其分为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滇池地区、澜沧江上中游地区（云县忙怀遗址）和滇东北地区（鲁甸马厂遗址和昭通闸心场遗址）等个地区，而李昆声先生则在这个地区之外，增加了滇东南地区（麻栗坡县城附近洞穴遗址）、滇西北地区（维西县戈登村遗址）和西双版纳地区（勐腊、景洪等地遗址）等个地区。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相关信息在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各处考古遗址中均有或多或少的发现和反映，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等石制工具、可能用于储藏谷物的陶器、炭化了的谷物遗物、家养动物的遗骨等。从原始农业的角度而言，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以滇池地区、金沙江流域地区和洱海地区最具典
7、型性和代表性。（一）滇池地区原始农业文化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较多，这些遗址或分布在小山上，或分布在平地，均距滇池不远。多数遗址存在着螺蛳壳堆积，有的厚达 米。出土石器有斧、有肩石斧、锥、砺、镞等。出土陶片主要是一种泥质红陶，火候甚低，手制，制作时用谷穗或谷壳做垫，故器物上能看到谷壳的痕迹；器形简单，有小碗、盘、钵等。此外，考古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骨器，有骨锥、骨铲和有孔蚌刀。（ ）学者们在对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做整体考察后认为，新石器时代滇池周围的居民以经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稻，据陶片上的谷壳痕迹来看，其品种应是一种粳稻。当时人们还在滇池中捕鱼捞螺作为食物的
8、补充，大量螺壳堆积即是当时人们食后所遗。他们的制陶技术甚为低下，与洱海各遗址及元谋大墩子出土陶器相比，显示出原始的性质。（ ）（二）金沙江流域地区原始农业文化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以元谋大墩子考古发现为代表。遗址分布在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旁的高地上。遗址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 年。元谋大墩子发现房屋遗迹十余座，皆为长方形的地上木结构房屋。房屋附近多有窖穴，有一穴内盛白色禾草类叶及谷壳粉末，当是储粮用的。房屋内有火塘，做方形或椭圆形，为人们取暖及炊爨之所。（ ）出土的石器有斧、刀、镞、纺轮、弹丸、石球、石杵、砺石等。出土陶器以夹沙灰陶为主，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有罐、钵、瓮、盆、壶、杯
9、、纺轮、弹丸等。容器共同特点是侈口、小平底、鼓腹，纹饰主要是划纹和压印纹。骨器有锥、镞、针等，骨针有孔，穿孔之法是凿槽而后钻通的。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其种类有猪、狗、牛、羊、鸡、鹿、兔、豪猪、竹鼠、松鼠、猴和熊，其中的猪、狗、牛、羊、鸡等畜禽应是驯化饲养的。在一个火塘的陶罐中发现了大量谷物炭化物，经鉴定属于粳稻。（ ）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对元谋大墩子遗址的考古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总结：“大墩子遗址的发掘表明，元谋地区远古居民已能建造木结构的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种植粳稻，饲养猪、牛等家畜，并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他们除了制陶和纺织外，并能制作出骨角蚌器。”（ ）其他研究者也评论说：“大墩
10、子遗址的文化堆积很厚，建筑遗迹密集程度很大，说明遗址是一处经过长时间居住的村落遗址。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和饲养家畜。从大量出土的磨制石器来看，当时的农业处于原始的锄耕阶段，粳稻已经是当时的重要作物。遗址所出土的炭化粳稻和发现的储藏谷糠与禾草粉末的窖穴，说明云南种植水稻的历史很早。”（ ）这些总结概括了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原始农业文化要素与特征。（三）洱海地区的原始农业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布较多，北到剑川、鹤庆，南到祥云、宾川，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为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宾川白羊村遗址位于宾川
11、县城东的宾居河畔，文化层堆积达米多。 世纪 年代云南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刃部开于“弓背”的半月形穿空石刀，出土了扁平形、椭圆形和梯形的石斧、石锛，出土了圆底形的陶器，如圆底罐、圆底钵等，发现了 座住房以及众多排列规则、分布密集的圆形窑穴，这些窖穴可能用于储藏粮食。白羊村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 年或 年。（ ）从遗址状态和出土器物可以看出，宾川白羊村是一处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在剑湖出水口的南部。考古工作者分别于 年、 年和 年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次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发现。滨水“干栏式”木柱建筑是海门口遗址的
12、重要发现，共发现削尖插入地下的木桩柱 根，均为松木，有的木桩上端有凿孔，有的横梁两端保留枝杈。柱子的分布呈一条不甚整齐的直线。木柱应为远古村落房屋建筑遗物。根据对海门口遗址木柱的放射性碳素测定，海门口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年，经过树轮测定法校正后的时间为公元前 年，即大约为距今 年至 年左右的历史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中后期。遗址出土了石器、骨角器、陶器、铜器等器物。石器有斧、锛、刀、镞、锥、纺轮、砺石等物，石斧多为椭圆柱形，石刀做半月形，上有单孔或双孔。铜器有斧、钺、刀、凿、鱼钩等，同时发现了铸造铜钺的残石一块。在同一遗址中同时出土石器和铜器，这在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为首次，并且，出于同时
13、发现了铸造铜器的石范，因此，可以明确铜器为本地制造而非外来输入，故此，人们把海门口文化称为“铜石并用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 件铜器中，除两件的质地是红铜外，其余为人工掺锡制作的青铜器。当然，由于石器多、铜器少，因此，海门口文化总体上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文化。从农业考古的角度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为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最重要发现：在海门口遗址中先后发现了稻、麦、粟等重要农作物遗物。粟、麦本为北方地区农作物，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粟、麦遗物表明，至公元前 年前后，粟、麦已传入滇西北地区。海门口遗址不仅是云南考古中第一次发现麦、粟实物，同时，这也是云南考古中第一次发现稻、麦、粟三种农作物同时出现
14、在一个遗址中，这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云南地区稻、麦、粟三种作物已经同时栽培的重要证据。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出现的稻、麦同时共存现象，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技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当然，稻、麦同时出土与稻、麦轮作种植还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当时的种植方式也可能是水田种稻，旱地种麦。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云南地区的居民和族群创造的。距今三四千年前，云南地区居住和生活着哪些部落和族群呢？近代以来，民族史学家根据商、周以来内地的族类状况和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族群状况，将先秦及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部落和族群划分为三大族系：这就是自西北甘、青、川地区迁入的氐羌族系，自
15、东南沿海地区迁入的百越族系，自今缅甸地区迁入的属于孟高棉语族的“百濮”族系。这些由西北、东南、西南不同方向迁来的族系，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直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居民和族群，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文化。具体而言，滇西北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氐羌族系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滇池地区和滇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百越族系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二、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所反映的云南地区原始农业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原始农业既是一种历史遗迹，也是一种现实存在。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外许多民族直至 世纪都依然保留着原始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直至元明清和近代
16、时期，云南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相关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材料为我们展示了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有关情况。（一）文献记载中所反映的云南原始农业文献中对云南边地和山区各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多有记述。据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居住在滇东北地区的“土獠蛮”（仡佬族先民），“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 （ ）清代，居住在山区的彝族支系多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如彝族的支系“黑倮倮”：“男事耕牧，高岗硗陇，必火种之。顾不善治水田，所收荞、稗无嘉种。” （ ）居住于今文山、红河地区的彝族支系“扑喇”：“刀耕火种，数易其土，以养地
17、力”，“山居火耕，迁徙靡常”。 （ ）清代，滇西地区的阿昌族、傈僳族也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檀萃滇海虞衡志称阿昌族“性畏暑湿，好居高山，刀耕火种”。 （ ）余庆远所著维西见闻纪记载，今维西、中甸地区的傈僳族，“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荓酣，数日尽之”。 （ ）至清朝末期，滇西地区的许多民族仍保持其刀耕火种、迁徙无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光绪末年，湖南人夏瑚任阿墩子（阿墩子即今德钦）弹压委员，因公视察怒江、独龙江流域各部族，在其考察报告怒俅边隘详情一文中对居住于独龙江的“俅人”（即今独龙族）的生产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述：关于云南民族源流和族系的基本观点，著
18、作。“农器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今年种此，明年种彼，将住房之左右前后地土，分年种完，则将房屋弃而之他，另结庐居，另坎砍地种。其已种之地，须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畅茂，方行复坎砍复种。” （ ）民国时期，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尹明德奉令考察滇缅界务，在其所著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中，记述了中缅边境地区“蒲蛮”（尹明德文中所称的“蒲蛮”，非指布朗族的先民“蒲人”或“蒲蛮”，而是指景颇族的先民，即史籍中常说的“野蛮”“野人”引注）的生产情况：“其人多山居，迁徙无常种植多杂粮，旱
19、谷、稗子、小米、芝麻、芋薯、苞谷、荞豆之属。无犁锄，惟以刀砍伐树木，晒干纵火焚之，播种于地，听其自生自实，名曰刀耕火种。其法今年种此，明年种彼，依次轮植，否则地力尽而不丰收矣。” （ ）可以看出，直到近代时期，居住在中缅边境地区的景颇族、独龙族等民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二）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云南原始农业在现代的民族调查报告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关于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生产情况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制定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平等进步、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 年，中央政府派遣民族访问团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视察，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社会制度发展情况。 年
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工作委员会又组织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云南西南边地人口较少、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在他们的民族考察报告和民族调查材料中，记录下了当时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王连芳先生考察了怒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 年，王连芳来到了怒江边怒族居住的碧江县（今并入泸水县、福贡县），在考察了怒族的生产情况后，他认为，当时怒族的农业生产仍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锄耕、犁耕为辅，并兼有少量采集生产。 （ ）怒族的刀耕火种地称为火山地。怒族开垦火山地的程序和方法是：在开垦火山地之前，要杀鸡祭山神“号山”（选火山地），之后，在初秋
21、落叶之前即进行砍树活动。砍树时，要根据山势、地形从下往上砍，所砍树木的砍口定向一致，树木都不砍断，待深秋到来时，凭借风力吹倒大树，然后大树压中树、中树压小树，顷刻间便能将一片林子夷为平地。树木晒干后，在播种前十天左右准时点火烧山，烧后两三天趁雨水未到草木灰尚未流失时便点播庄稼。这时，男子收捡烧剩的残物兼撒小米，女子则用一根削尖的木棍打洞播下玉米种，点播完后留下一个男子在地里负责赶兽撵雀。 （ ）宋恩常先生 年考察了贡山县独龙江流域独龙族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 年所做调查统计，独龙族所居住的贡山县第四区（即今贡山县独龙江乡）总人口为 人。宋恩常先生认为， 世纪 年代的独龙族社会，正处于由刀耕火种农
22、业向锄耕农业过渡的时期。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砍烧天然生长的树木和竹林的阶段，二是砍烧人工种植林地的阶段。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独龙族掌握了刀耕火种农业的基本经验和知识。他们能够熟练地选择适合谷物生长的地势和土壤，分辨适合砍烧的树木种类，考虑阳光对庄稼生长的照射等，根据这些因素，独龙族大多选择坡度平缓适合耕作的山坡地来进行砍烧。适应刀耕火种农业的特点，独龙族掌握了休耕和轮种的技术。火烧地在第一次砍烧后，一般需要休耕六七年，才能进行第二次砍烧，以使地力得到恢复，砍烧的次数越多，休耕时间就越长。砍烧的种植方式对地力有较大破坏，根据独龙族的生产经验测算，种到第三次的刀耕火种地，产量比
23、第一、二次要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为此，独龙族摸索出了许多保持地力的方法，如采取人工造林的方式恢复林地，增加产量；砍烧时割去周围的杂草树木，以防止野火蔓延；由原来的一次砍光发展为间隔砍，或者只砍树枝而留下树干，以减少栽种树木的次数，缩短休耕年限等。为了充分利用土地，独龙族掌握了轮种技术，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流地种植玉米、小米（粟）和荞麦，有时也轮种豆类和芋头，还有一些村落在相对固定的水冬瓜树土地（即砍烧水冬瓜树所形成的耕地）上，轮种燕麦、荞麦、青稞等作物。 （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竹木器和铁器。历史上，独龙族曾长期使用石斧、石棒等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至 世纪 年代，独龙族已不再使用
24、石器，但民间仍有一些家庭保存着磨制细致的石斧和石棒，并把石斧看成神圣之物。在刀耕火种农业中，独龙族以铁刀、铁斧为主要生产工具，而以木器、竹器为辅助性生产工具。独龙族地区使用的铁刀、铁斧均由相邻的纳西族、藏族地区甚至缅甸制造和传入，独龙族使用铁器的历史仅为一两百年。根据 世纪 年代的调查，当时独龙族男子使用的铁刀，刀长约 厘米，刀身前端宽约厘米，尾宽约厘米；妇女所使用的铁刀，刀长约 厘米，刀身前端宽约厘米，尾宽约厘米。从砍伐树木的效率而言，铁斧的效率要比铁刀高出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铁斧虽然使用效率较高，但在独龙族中铁斧的拥有量不及铁刀，仅有一半的独龙族家庭拥有铁斧。铁器的作用主要用来砍倒树木，在
25、砍倒烧光后的生产环节，则以木器和竹器作为生产工具：翻土用木锹，锄草用木锄，覆土用木耙木耙用树丫或竹竿制成，或者将树木劈开制成二齿耙或四齿耙，播种玉米或豆类则使用竹、木制作的点种竿。在 世纪 年代的独龙族社会中，铁锄的使用尚不普遍，故而独龙族的锄耕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独龙族最初使用的锄头为木锄，独龙语称为“戈拉”，后来才在木锄的刃部包上铁皮，形成木质铁尖的小锄，独龙语称为“恰卡。 （ ）直到民国后期才从纳西族、怒族地区传入铁质板锄和条锄，故此，独龙族也将板锄称为“丽江板锄”，将条锄（独龙语称为“俄尔种”）称为“怒锄”。铁质锄头的使用，有利于对土地进行深耕和锄草，从而使独龙族由刀耕火种的轮作游耕开
26、始向固定的园地耕作转变，但直至 世纪 年代初期，刀耕火种仍是独龙族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一点，从独龙族的耕地构成上就可看得十分清楚。根据 年对贡山县第四区（即独龙族居住的独龙江乡地区）第四村的调查，当时全村的耕地类别为：刀耕火种地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固定耕地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新开的水田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 （ ）徐志远先生于 年间考察了西盟佤山，在其调查回忆著作佤山行一书中，他记录下了当时佤族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当时，西盟佤山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当时的佤山耕地有旱地和水田两种，以旱地为主；农作物以旱谷和小红米为主，同时也种植水稻、豆类、荞、玉米等作物为补充。在农业生产中，佤
27、族群众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主要生产工具为长刀、砍刀、斧子、镰刀、锄、犁等，均为铁制；木制农具有耙、木钉耙和木刮板三种。 （ ）总的来看，当时西盟佤族农业已从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传统农业阶段，但尽管如此，佤族的农业生产中仍保留着许多原始农业的生产习俗和方式。佤族旱地分为“犁挖地”和“懒火地”两种。犁挖地是把地上的小树和杂草钐倒、晒干、烧光后，再用锄挖或牛犁进行耕地。懒火地就是刀耕火种地，这类耕地保持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其方法是：在树木砍倒、晒干、烧光后，以灰烬做肥料，不犁、不挖，直接用矛进行点种。其点种方法是：男子手持长矛或长铲在地上打穴，妇女随其后往穴中丢下种子，并用脚顺势将土盖上。懒火地杂草少，一
28、般不用耕，直到成熟才去收割。懒火地种一年后，一般要抛荒七八年后才又再种。 （ ）可以看出，犁挖地属于传统农业的锄耕和犁耕农业，而懒火地属于原始农业的刀耕农业。据徐志远先生估计， 世纪 年代，西盟全县旱地中，犁挖地和懒火地各占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处于同时并存的状态。三、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总体情况根据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调查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对云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特点做如下总结和讨论。（一）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的材质从考古发现和民族调查情况来看，云南原始农业生产工具的材质有石质、木质、竹质、骨质数种。石质、骨质生产工具不仅在考古遗址中有众多发现，在民族调
29、查中也发现它们仍被普遍使用；木质、竹质生产工具虽然仅在民族调查中发现被大量使用，在考古遗址中没有实物出土，但在史前的原始农业时期，木、竹质生产工具也应被广泛使用，之所以在考古遗址中没有发现实物，原因在于木、竹质工具的易腐变质，难以保存。一般来说，在原始农业时期，尚未使用铜质、铁质生产工具。剑川海门口遗址虽发现了少量铜器，但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大部分生产工具仍为石器，海门口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初期转变的历史时期。（ ）在民族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海门口文化中发现了青铜器，因此，剑川海门口遗址自应属青铜时代，而不再是如过去所说的“铜石并用”文化阶段。调查中，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他
30、们的生产工具中虽然也有少数铁器，但数量极少，而且全为从其他民族中获得，并非本民族制造。如根据 世纪 年代的调查，居住在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尚处于木器、石器、铁器并用的状况，其生产工具十分简陋，锄头分为全为木质的“戈拉”和以木质为主、锄尖镶一小块铁皮的“恰卡”，整个独龙江地区仅有把被称为“俄尔种”的小铁锄。 （ ）在一些盛行刀耕火种的民族中，他们砍伐树木所用的刀斧，虽然也为铁器，但大多为从其他民族中购买所得，而非自己冶炼打造，如独龙族的铁质条锄“俄尔种”，就是从怒族、傈僳族等民族中传入的，其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砍伐工具铁质砍刀和铁斧，也是由缅甸地区和纳西族地区输入的。 （ ）即使是傈僳族，铁器也不多
31、，日常生产中也仍然大量使用木器和石器，原因主要是铁器价值昂贵，一般家庭难以负担。 （ ）总的来说，云南原始农业时期的生产工具，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原始农业时期的情况一样，基本上是用石质、骨质和木质、竹质材料制作而成。 生产工具的器形与种类工具的器形与工具的功用密切相关，基于此，人们根据工具的功用将工具制作成不同的形状，并赋予工具不同的名称。从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的情况来看，云南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其器形和种类有：刀、斧、锛、锄、耙、镰、棒、杵等。从功用来看，刀、斧、锛等用于砍伐，锄用于翻土，耙用于覆土，棒用于播种，镰用于收割，杵用于加工谷物。各种材质和功能的工具，有不同的制作方法：石刀、石斧等工
32、具通过打制、烧制而成，骨质工具经打制、烧制而成，木、竹质工具用石刀、石斧等劈、削而成。除了石质工具外，木质工具也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原地区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史前农业生产中使用耒、耜两种生产工具的记载，并且由于耒、耜在耕作中的重要作用，后人甚至以耒耜来代指耕作，如把关于农田耕作的技术与方法命名为“耒耜经”，许多农作活动与农具的名称皆以“耒”字作为偏旁，如耕、耘、耙、耨（古代锄草的农具）等。耒、耜的形制与功能如何呢？由于缺少实物，后人对耒、耜有各种说法。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耒、耜为木质的翻土工具。耜为刃部扁平的木质脚踏式翻土工具，形状类似于后来的铲，耒为一头削尖的木质翻土工具。
33、耜从耒发展而来，耒从尖木棒演化而来，而近代时期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用于翻土和点种的尖木棒，即应是古代中原地区所使用的耒。近代云南少数民族所使用的尖木棒，既有单齿的（即一头削尖的），也有双齿的（利用分叉的树枝制成），皆可用于翻土。尖木棒的使用，标志着耜耕或锄耕农业的产生，而近代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实际上是刀耕（火耕）与耜耕农业的混和。从民族学调查材料看，近代时期，木质生产工具在独龙族、怒族等民族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用细木杆制作的挖杆采挖植物块根，用木锹翻土，用木棍（或竹棍）点种，用木锄除草，用木耙覆土等。在怒江傈僳族地区，甚至犁地都用木制犁头，而较少用铁犁，原因是当地的坡耕地土
34、层厚薄不一，土层下面多是凹凸不平的石头，铁犁又贵又不好买，使用时容易被石头碰坏，在经济上不划算，故此使用木犁而不用铁犁。 （ ）（二）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云南原始农业的栽培作物有稻、麦、粟种。在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只在距今千年左右的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发现了麦、粟遗物。从中国农业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麦、粟均为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最早种植的作物，粟作出现于距今约七八千年前，而中国地区麦作出现的时间距今约五千多年。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粟、麦遗物，其物种究竟是由本地独立驯化栽培还是由北方黄河流域传入，由于缺少证据，尚无法做进一步推断。李昆声先生认为，云南地区最早栽培的麦、粟
35、，应是从西北地区传入的，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伴随着西北地区氐羌民族的南迁，西北地区的农作物品种也传入今川、滇、藏相邻地区。（ ）从考古发现来看，稻谷为云南原始农业时期最早种植的作物，也是种植范围较广、种植数量较多的作物。从稻谷的品种来看，现今所发现的稻谷遗物均为粳稻。在云南考古一书中，汪宁生先生对云南考古中的稻作发现做了这样的分按：“俄尔种”又称“怒锄”，其构造和“恰卡”差不多，柄长尺，铁尖长寸，由怒族地区传入，主要用于挖地和垦荒，其使用效率约为“恰卡”的倍。文中所言独龙江地区仅有把“俄尔种”铁锄的情况，应为 年前的历史情况。 年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独龙江地区铁质生产工具有了迅猛的增加。
36、析和研究：“剑川海门口出土的炭化稻粒，谷粒短圆，谷有款毛，款面有整齐的方格，款尖有芒，并有清晰的护款，可证实属于人工栽培的粳稻，与今天的粳稻类似，而粒稍小。滇池遗址出土稻壳遗迹，呈阔圆形，也类似今天的粳稻。元谋大墩子的炭化稻粒经初步鉴定的结果，也属粳稻一类云南最早栽培的稻大概只有粳稻一类，后来才培育了其他品种。” （ ）汪先生的这一总结，代表了目前学界关于云南稻作考古研究的基本看法。说到云南稻谷的种植问题，还有必要对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云南稻作起源说”做一简要介绍。汪宁生、李昆声等学者认为，现代的栽培稻由野生稻驯化而来，而云南地区具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在云南新石器时代多处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稻粒遗
37、物，因此，云南地区的古代先民有可能较早地驯化栽培了稻谷，或者说，稻谷是由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较早栽培成功的，云南应是中国和亚洲稻作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 ） 日本学者渡部忠世也认为，世界上水稻的原产地是由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 国内其他一些学者则对云南是中国及亚洲稻作重要起源地的观点不予认同。农史学家陈文华认为：“主张云贵高原说的学者的观点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贵（特别是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迄今为止，云南只发现为数有限的几处稻谷遗存，既不丰富，时代也晚，最早的仅距今 年左右，远远晚于长江
38、中下游地区。除非将来有比长江、华南更早的稻谷遗存出土，否则只能停留在生物学上的推论。此外，云南的野生稻主要是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作为栽培稻直接祖本的普通野生稻仅仅在靠南边的个别地点才有发现，因此，云南不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中心。”（ ）即是说，云南作为栽培稻的起源地的观点从考古上来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云南所发现的炭化稻年代上大大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较早栽培稻；从生物性状来说，云南的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性状也有很大不同，或者说，现在的栽培稻不是由云南地区的野生稻驯化而来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及严文明先生认为，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稻作起源的中心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不是华南地区
39、或云南地区。华南地区和云南地区尽管野生稻资源丰富，但由于华南和云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气候炎热，长夏无冬，雨量充沛，天然食物资源丰富，人口也较少，缺乏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气温较低，天然食物资源不足，加之人口较多、野生稻资源又少，因此，有必要将野生稻转化为人工栽培稻，以增加稻谷的产量，保障食物供给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事实和理论上成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 ）从民族调查情况来看，云南原始农业（刀耕火种农业）中所种植的农作物，除了稻、麦、粟外，还有荞子、燕麦、稗子、高粱、豆类、薯芋、玉米、土豆等作物，当然，玉米、土豆等物种是近
40、两三百年来从外国或外地引进种植的，而其他作物如稻（陆稻）、麦、粟、荞、燕麦等可能是云南原始农业中长期种植的作物品种。如清代中期，居于怒江流域的怒族，其农作物为：“谷产黍、麦，蔬产薯蓣及芋。” （ ）顺宁（今凤庆）地区的“利米人”（彝族的一个支系），“刀耕火种，土宜荞、稗”。 （ ）滇南地区的“苦葱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居山崖，种荞、稗度日”。 （ ）在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主要种植旱谷和小红米，也种植荞、豆、水稻、玉米等作物，但以旱谷和小红米的种植历史最为久远，其他作物种类都是清代中期后才传入佤族地区的。（三）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根据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资料，云南原始农业以“刀耕”为主，锄耕为
41、辅，这样的“刀耕”地被称为“火烧地”“火山地”或“懒火地”，与“刀耕”生产方式相伴的土地利用方式为轮歇式或撂荒式。其基本的耕作方式是：以石斧、石刀或铁刀、铁斧（近代时期）等为工具，砍树烧荒，获得耕种所需的土地；然后在烧过的土地上以削尖的木棍或竹竿为工具，挖穴打洞，将种子放入穴洞中（点播），以土覆盖，或者，将种子直接撒播在烧松的土地上，任其自然落地生长；播种之后，不施肥（利用土壤中原有的有机质或烧过的草木灰做肥料），不薅锄，任其自然生长，当谷物成熟时，以石镰、石刀或骨镰等为工具，进行收割；一年或几年之后，当土壤肥力耗尽、产量减少时，即将原耕土地抛荒，重新选地砍烧，进行新一轮的刀耕火种。由于采用刀
42、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因此，云南原始农业应为旱作农业，或以旱作为主。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原始农业从采集、狩猎而来，因此原始农业应起源于山地。而从云南地区的情况来看，在生产工具以石器、竹木器为主的“刀耕”农业阶段，由于不可能解决深耕翻土和有效排灌问题，云南地区的原始农业不可能是平地水田农业，而只可能是山地旱作农业。从民族调查的情况来看，近代时期仍然保持刀耕火种方式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等民族，都为居住于山地的民族，他们经营的原始农业全为旱地农业，种植的作物也为旱地作物，如荞、麦、粟、黍、旱谷等。根据民族调查的情况，汪宁生先生推断，云南地区种植旱稻的历史
43、应早于种植水稻的历史。 （ ）云南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稻谷，也应为旱稻，种植稻谷的方式为在山坡地上以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旱地作业。（ ）由于耕作粗放，加之缺乏灌溉和施肥，完全“靠天吃饭”，因此原始农业的产量总的来说是不高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经营原始农业外，远古居民或处于相似发展状况的各民族还广泛从事采集、渔猎等活动，以获得更多的食物来源，保障生存的基本需要。参考文献陈文华农业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 严文明黄河与长江：东方文明的摇篮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帆云南考古（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昆声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汇
44、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云南民族文物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杨帆，万扬，胡长城云南考古（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马曜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檀萃辑，宋文熙，李东平滇海虞衡志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诚，等纂道光云南通志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余庆远维西见闻纪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夏瑚撰怒俅边隘详情方国瑜云南史料从刊（第十
45、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宋恩常贡山县四区独龙族社会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 徐志远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高志英独龙族社会文化与观念嬗变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汪宁生远古时期云南的稻谷栽培，汪宁生论著萃编（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李昆声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昆明：云南社会科学，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尹绍亭，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