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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尚 永 琪摘要：汉唐是奠定中华形象认同核心内涵和凝聚力的重要王朝，也是东亚古代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最强的两个王朝。西汉王朝在开通西域过程中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汉代国家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保障了汉王朝的幅员辽阔，奠定了 “ 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唐王朝踵继秦汉北朝而充分发挥了 “ 胡苑之利”的地理资源与技术优势，促成恢宏壮阔的大唐气象，并持续影响了周边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扩大了汉文明儒家文化圈的世界影响力。“ 汉唐气象”的生成，是以成熟丰繁的中华古代文明积淀的深厚辐射力为基础的，而以国马资源演进为基础、以高度移动性为特征的国家管理能力的增强，也是不
2、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同时，汉唐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往往以国之名马作为象征性标志，汉画像石中大量的西域天马谱系的汉马，表征着汉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认同；而以唐太宗的 “ 昭陵六骏”等为代表的突厥马谱系的唐马形象，则书写了大唐王朝的雄浑气象。关键词：移动性资源汉唐气象中华形象认同西域天马东亚古代世界作者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 宁波 ）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史学家将它们恢宏的气势、壮阔的局面、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生活和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称为 “ 汉唐气象” 。“ 汉唐气象”生成的关键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筑了具有自身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文化共同体，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世
3、界。当我们回眸 “ 汉唐气象”这个内涵深厚的中华文化历史形象认同核心时，寻找或选择一个象征意义鲜明的节点就显得相当本文 为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 汉 唐 时 代 的 动 物 传 播 与 文 明 交 流 研 究 ”（ ）阶段性成果。参见李清凌： 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 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 ， 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期；赵克尧： 盛唐气象论 ， 复旦学报 年第期；周伟洲： 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参见高天民： 汉唐气象与中国美术话语 ， 美术观察 年第期。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儒道思想的外传、汉文典籍的流布、物质文明的交流、华夏制度
4、的外移、外交活动的丰富，都被当做汉唐文明璀璨光芒的重要事项。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 “ 汉唐气象”的果而非因。笔者在这里选择的国家管理 “ 移动性能力”的增强，则是 “ 汉唐气象”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之因，也是认识汉唐何以成为 “ 时代气象”的一个关节点。古代国家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依靠的重要资源就是国马。在蒸汽、煤、石油等能源驱动的机械动力诞生之前，马匹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或驮兽，它事实上具有 “ 能源”的性质，是超大国家以尽快的 “ 速度”传递信息和治理力量的唯一高效 “ 动力”来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政制度建设及国马资源谱系优化，对于汉唐国家成就其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
5、个问题上，前贤从推动中外交往的角度立论，注意到了以西域和北部草原为中心的马匹输入对王朝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丹尼斯塞诺指出马之于内亚文明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骑马的弓箭手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建立历史上那些最大国家的真正力量。而马的历史图像与其同时代马的品种显然是有一定正相关关系的，学术界也试图从图像变化中探讨欧亚大陆上尤其是中亚及其周边地带国马资源的历史演变。虽然这样的努力因为图像的非连续性而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至少从图像方面，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用途的马在时人认知体系中的独特形象 这也正是一种国马资源谱系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一、畜牧之盛与汉代国家移动性力量的增强在古代世界，
6、只有主动掌握和极大程度上发挥移动性能力的国家，才可能拓建和管理辽远庞大的疆域。对移动性能力的把握，是汉唐国家的开创者最为重视的问题。对于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国家兴盛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夫之作出了精确有力的概括。他在历数秦代以来各王朝的边政与养马利弊的基础上，提出 “ 国以马为强弱”的观点，并重点强调：“ 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 ”王夫之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参见芮传明： 推动中外交往的域外骏马 ， 丝路古史散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第 页。参见丹尼斯塞诺：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 ，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
7、， 年，第 页。参见 ，“ （ ） ， ” ， ， ： ， ， ： ， ， 王夫之： 噩梦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的这一论断，是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历史以来存在的大帝国之所以能建立并壮大的力量基础相吻合的。在古代社会，在以北方欧亚草原为大背景的国际舞台上，骏马是强势国家的经典象征符号。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牛头 （ ） ，到秦始皇的遗风、汉武帝的天马，直至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它们作为欧亚大陆上庞大国家的象征，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意义上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一种军事实力与技术储备的表征，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国家体系内对相应的育马技术知识及其实践体系的学习、吸纳、整合与应用。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机动作战，还是和平
8、时期对超大疆域的管理，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马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项，是军事力量的重要保证，国家通信系统的唯一支柱。然而，对于马匹在军事征服与国家疆域管理方面的强大机动性特征，并非所有古代国家都能意识到其重要性，如古代波斯帝国虽然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战马培育和骑兵技术传统，但其骑兵的壮大却是在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作战过程中不得不扩大的应激性反应。同样，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其重视马匹的培育技术和骑兵的机动能力，也是在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国家的军事打击下迫生出来的被动反应。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参见 ， ： ， ， ， ， ： ， 史记索隐： “ 乘遗风而射游骐。 ” 汉书音义释 “ 遗风”为
9、“ 千里马” ，而 古今注则指出 “ 遗风”是秦始皇所乘马名。 （ 参见 史记卷 司马相如传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此名也可能与阿拉伯马来自风的传说有关联。 （ 参见马苏第： 黄金草原 ，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年，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参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战马与驿马是帝国军事与通信系统中的关键支柱，有非常严格的编籍管理系统。（ 参见张俊民： 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年，第 页）而中亚、西亚地区古代皇家养马也主要
10、来自驿马。（ 参见内扎米阿鲁兹依撒马尔罕迪： 四类英才 ，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参见 ， ： ， ： ， ， ， 这种以大批量国马养育为基础的骑兵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古代国家最典型的显然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 “ 胡服骑射” ，但这只是局部的军事改革；而强秦王朝以战车与步兵对抗中原及南方、东方的国家，以长城战略与强大的骑兵对付匈奴，“ 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秦朝虽短祚而亡，但是 “ 秦马”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素和政令通信手段，在构建超大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崛起于秦雍之地的秦人族群，自其先祖非子始，就以替周王朝牧马而兴起，所以这个族群及其建
11、立的秦国，其文化潜意识中就有着对骏马和骑兵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但是，兴起于楚汉之地的汉王朝及其统治者，则对马匹培育、骑兵建设、机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认识。应该说，汉帝国及其统治者对于骑兵及国马重要性的认识，始于 “ 白登之围”的惨败。公元前 年，轻敌冒进的汉高祖刘邦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虽然此役最终因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而得以解困，但是匈奴强大而精良的骑兵使得汉帝国及其统治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从表面的描述看来，匈奴王身边集中如此多的纯色马，好像是一种权
12、力的排场。然而，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据现代动物学的研究，动物行为和毛色之间的关系是动物生化作用产生的结果，动物的毛色色素先质和神经传导介质之间存在着可以共享的路径。动物的毛色无论黑白都与驯化行为有关，白色或黑色的动物能承受较大的压力、不容易受到惊吓、比较忠诚且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在古代战场上，如乌骓或枣骝等纯色的马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因素在内。因而，匈奴冒顿单于集中如此阵容庞大的纯色马，这种貌似排场的表象下面，其实蕴含的是北部草原部族精良的马匹育种技术和选择标准，是一种知识含量极高的技术体系和国力储备。“ 白登之围”这场惨败之战，对汉帝国而言，无疑是一次从步战方式惊醒过来的军事启蒙
13、、技术启蒙。匈奴王规模恢宏、马种精纯的骑兵队伍，使在农耕技术背景下以驾车负重而养育的种群混乱的汉代国马，在草原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的远途快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 史记卷 秦始皇本纪 ，第 页。参见尚永琪： 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 ， 丝路文明第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史记卷 匈奴列传 ，第 页。参 见 ， ： ， ，： ， ； ： 动物考古学第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第 页； ， “ ， ” ： ， ， ： ， ， 速骑乘军马面前，顿时成为不堪一击的劣马。因而，汉帝国初建之年的和亲政策，正是这种天壤之别的军事技术体系和国马储备下的明智选
14、择。西汉王朝认识到了 “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的重要性，汉景帝时期，在秦代国家牧苑的基础上 “ 造苑马以广用” ，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大批培养国马。此外，对马匹的买卖与使用也作出法律上的限定措施。汉律九章中的 厩律及 金布律 津关令都对马匹的外流与买卖作了严格规定。由于关中秦陇之地自战国以来就是优质军马的主要培育地带，因而控制关中地区马匹的外流，就成了西汉政府控制战略要素的重要举措，诸侯王和各级官员在未获得特许之前不得买马关中。这些措施，一方面保证了西汉国家发展骑兵的战马需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非国家势力拥有良驹的能力。汉代国家马苑中大量培育的国马，在种群谱系上主要是本土的秦马和代马。秦马是春秋
15、战国时期秦人的祖先在今甘肃、陕西一带培育豢养的蒙古马。在 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中，秦人的祖先就是因为在渭河一带为周王室养马而起家。秦国的军队之所以统一天下，一定程度上也与其拥有大批的良马有关。而传说中的周穆王所得到的 “ 骅骝、绿耳”等名马，也是源于今陕西地区的桃林，其地界西至潼关，也是秦地。至东汉，将军马援正是因为在秦地养马而积累了丰富的马匹豢养技能和军事才能。代马则是指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的古代代郡、雁门郡一带生长的蒙古马，随后则发展成为北方匈奴等骑乘的蒙古马的一个泛称，相当于 “ 胡马” 。在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天下的过程中，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大量进入秦军之中，成为主要作战马匹。所谓秦国 “ 西
16、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 ，则说明以 “ 代马”为主的北方草原蒙古马已经成为秦军的主要战马。在西汉早期，西域未通，皇帝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汉书卷 上 食货志上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史记卷 平准书 ，第 页。秦汉马政的系统考述，参见陈宁： 秦汉马政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页。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第 页。参见袁仲一： 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页。参见 史记卷 赵世家 ： “
17、 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 正义 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 ”（ 第 页）参见 后汉书卷 马援传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苏秦： 上书说秦惠王 ， 全秦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的名马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如汉文帝拥有号称 “ 九逸”的匹良马，就是来自燕代地区。对于优良秦马的记载与描写，最早记录在 战国策张仪劝导韩王的说辞中，司马迁在 史记中将之概括为：“ 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 ”这显然是张仪夸张的说辞，但是秦国拥有大批优良的代马，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西域马没有大批输入之前
18、，代马在先秦时期是中国北方草原天字第一号的名马，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是当时赵国的三宝。在春秋末期三家分晋的赵家赵无恤占领代地后，就用代马武装其主力车骑，为后来的胡服骑射打下基础，吃苦耐劳的骡子也是在代马的基础上由狄人培育而来的。大批代马的融入，是汉代国马改良换代的开始。汉初，中原农业地区大都是以蒙古马为母本的地方改良品种，其奔跑速度、耐寒能力、自然适应能力显然远远无法同草原游牧民族养育的良马相匹敌。汉文帝时，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 （ 匈奴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 ”中原农耕地区养育的
19、蒙古型战马体尺小、速度慢，在以先秦车战为主的战争中尚显不出劣势，但在激烈冲突的骑兵相接中劣势非常明显。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不得不寻求大力引进优良马种，代马当然是首选。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培育的 “ 代马”系国马已经发展到 “ 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而不得聚会”的地步，汉军终于有足够的马匹来与匈奴骑兵相对抗了。自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连续打击匈奴，不但威服西域各国，而且在自酒泉至玉门关之间，修筑了连绵如链的亭鄣，保证了西域道的畅通和对匈奴的制约。在战争中马匹的损伤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以汉武帝元狩四年 （ 前 ）卫青与霍去病分路出塞远征匈奴为例，出征时有 万匹马，回
20、来时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刘歆： 西京杂记卷 文帝良马九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页。 史记卷 张仪列传 ，第 页。参见陈宁： 秦汉马政研究 ，第 页。参见 史记卷 赵世家 ： “ 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 第 页）苏秦相燕，燕王 “ 食以” ，此 “” ， 字林云 “ 北狄之良马也，马父驘母” 。（ 参见 史记卷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 页）“”亦被认为来自费尔干纳，参见 ，“ ， ” ， ， （ ） ， 汉书卷 晁错传 ，第 页。参见赵新平： 汉马图像形式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 年，第 页。 史记卷 平准书 ，第 页。剩不满
21、万匹，损失达 余万匹。然而，这场在马背上长距离旷日持久的战争，却验证了汉帝国在建国初年育马举措的巨大成功。汉初国家马苑的制度性育马，大幅度提高了国马的种群质量，汉军的移动性能力随之增长，使得其突破长城的保守型防御而北上西进，构建了汉帝国的幅员辽阔。同时，这场战争也使得汉帝国的骑兵意识进一步觉醒，正如司马迁所云： “ 为伐胡，盛养马。 ”连年战争使马匹损耗巨大，更是激起汉帝国培育马匹的动力。当然，彼时的汉武帝和汉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对于培育国马的热情和要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本土的种群了，以 “ 天马”为蓝本的西域名马成为更高的追求目标，乌孙马和大宛马随之被引入进来。乌孙马是西汉王朝最早大批引进的 “
22、 天马”系西域良马，主要产地就是以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为中心的天山、乌孙山盆地，与乌孙马有密切血缘关系的现代品种就是伊犁马。乌孙马的输入，源于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络乌孙国，夹击匈奴，但无功而返。不过乌孙王在张骞临行之际，赠送了数十匹乌孙骏马作为礼物，这是文献记载中乌孙马第一次被引入中原，开启了乌孙马进入中原的先河。乌孙马的大批引进始于此后不久乌孙与汉朝的和亲。乌孙派使者求婚，聘礼中包括 匹乌孙马。这 匹乌孙马的输入，已经足以作为种马来改良或优化本土马的种群。它同秦马、代马一起，成为中原马匹演化与改良的种群源头。而公元前 年，西汉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贰
23、师城，万多军队出征，不足 人活下来，然而却从贰师城获得 匹大宛 “ 天马” 。这 匹马输入中原，使大宛汗血宝马成为汉马的引入型种源，不但对西汉帝国的国马改良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深刻影响了汉唐时期国马谱系的改良和演化。据育马专家王铁权先生研究，在大宛汗血宝马引入中国之前，国马谱系的主干为蒙古马系统，体高 厘米左右。大宛马体高可达 厘米，外形漂亮、奔驰速度快，是远远优于蒙古马的名贵马种。从汉匈之战之前对秦马、代马的大规模选种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参见 史记卷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 页。参见 史记卷 平准书 ，第 页。参见谢成侠： 中国养马史 ，北京：农业出版社， 年，第 页。参见 汉书卷 张骞传 ：
24、“ 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 ”（ 第 页）参见 史记卷 大宛列传 ：“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 ”（ 第 页）大宛 “ 天马”即今之阿哈捷金马，据说在帕提亚时代的老尼萨壁画中就有其形象。（ 参见 ， ： ， ， ， ）参见 史记卷 大宛列传 ： “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 ”（ 第 页）培育，到引进乌孙马、大宛马等西域种群，使得汉代的国马谱系无论从种源的多样性，还是选育技术的精细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出现了大批体形优美的良马 汉马。我们在汉画像石及武威雷台铜奔马等各类两汉美术作品中，都能
25、见到这种明显不同于蒙古马体形外貌的优良马种。汉代国家马政的发展与国马谱系的改进，从其细致的边关马匹管理制度，到马援的 铜马相法 ，以至发展到北魏 齐民要术中所收集整理的 相马经等文献，都深刻影响到后代王朝的马政与国力建设。唐人在评价汉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说：“ 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实百当今。 ”这个评价虽然是对汉武帝的一个负面定性，但是由此可见 “ 厩马”之数量，在唐人的认知中，仍然是汉武帝时代西汉帝国强盛的经典性标志。正是由于西汉王朝大规模培育繁殖汉马的国家实践，中国古代规范的马政制度和优良的国马资源谱系才得以建立。由此，保证了汉王朝有能力以相当快的
26、 “ 速度” ，在超大疆域内传递统治信息、输送治理力量，使得朝廷、地方、边疆、属国、四夷不同层级之间的政令行使、行动协调、诉求传达、矛盾消弭，达到了一个适恰的状态 这是汉代马政制度与国马资源建设之于国家管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是 “ 汉”作为国号和民族文化象征符号得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二、唐代国马资源谱系优化的地理与技术背景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一点在其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发展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唐王朝的疆域不但延伸到漠南和漠北，其对西域地区的制度化管理也更为有力。宽阔丰沛的蒙古草原、天山草原、祁连山草原和不断输入的西域马种，为保证国家的移动管理能力提
27、供了重要的国马资源保障，古人有 “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评价。现代育马专家也认为，我们在唐三彩等唐代文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汉代西域良马的输入问题，参见石云涛： 汉代良马的输入及其影响 ， 社会科学战线 年第期。参见王铁权： 情系马学五十年 王铁权先生作品选编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第 页。参见芮传明：“ 胡马”与中国的文化生活 ， 史林 年第期。马援的 铜马相法文本，参见 后汉书卷 马援传 ，第 页。参见贾思勰撰，石声汉校释： 齐民要术今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刘肃： 大唐新语卷 政能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许倬云认为：“ 隋唐中国是脱胎换
28、骨，堪称第二期的中国。 ”参见许倬云： 历史大脉络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第 页。 新唐书卷 兵志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物造型中见到的那些神采奕奕的高头大马就是 “ 唐马” 这是一种体型较重、四肢细强的重型乘用马，是适应于驮乘身穿重型盔甲的唐代骑兵而培育出的国马新品种。画像石中的汉马形象是以龙颈上扬、体型细长的中亚大宛天马为形象塑造的，骏马口阔唇张、嘶鸣奋蹄的形象，极具奔腾飞扬的动感；而北朝以来的鞍马或重装甲马即所谓 “ 具装甲骑” ，则以沉稳厚重、肥美丰腴为主要特征。在艺术表现中的这种差别，正是汉马与唐马的种群差别在艺术创作上的真实表达。唐马是在汉马的基础上历经骑兵战
29、争的洗礼而产生的。晋隋之际，匈奴、鲜卑等部族先后入主中原地区，五胡十六国及北朝诸王之间强大的骑兵对抗，催生了对重装甲马的大量使用。这种残酷厮杀激起的军备竞争实践经验，体现在北朝时期的育马理念中，就是以健壮结实、负重能力强的重型战马为主流标准。这种育马理念，显然也是建立隋唐王朝的关陇集团所欣赏和秉持的，唐人对名马的要求和描写是 “ 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 ，因而 “ 技艺绝伦，筋骨合度”的突厥马才能成为唐人最中意的作战用马，对其有 “ 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的高度赞美。唐代的军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马匹养育史上的高峰。这个时期不但是以大宛马为代表的中亚骏马源
30、源不断地输入中原的时期，也是一个以蒙古马类型为主的华夏马与突厥马、中亚马杂交融合的时期。唐马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育马技术与国力的积累达到巅峰的标志。根据文献统计，唐初战马的核心种群是突厥马 匹、隋马 匹；贞观之后的 年间，官马群总数达 匹；天宝以后，唐代战马种群庞大，仅天宝十三年 （ ）的统计数字就达到 匹，“ 秦汉以来，唐为最多” 。其中原因，明代的育马专家认为乃是 “ 息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参见王铁权： 情系马学五十年 王铁权先生作品选编 ，第 页。参见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年， “ 图版” ，第 页；画像石中的汉马形象，
31、参见金维诺主编：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册） ，合肥：黄山书社， 年。汉唐出土文物雕塑品中的汉马和唐马形象，参见 ， ： ， ： ， 马镫、肚带等骑兵战具的完备，应该同北朝时代激烈的骑兵战争密切相关。 （ 参见 ， ， ： ， ， ）鲜卑、柔然的骑兵对抗是马镫产生的重要背景。（ 参见王铁英： 马镫的起源 ，余太山主编： 欧亚学刊第辑，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王溥： 唐会要卷 京城诸军马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王溥： 唐会要卷 京城诸军马 ，第 页。参见 新唐书卷 兵志 ，第 页。耗虽因时，而尤在牧养得其法欤” ，这就指出了唐马之所以为盛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 “ 牧养得其法”
32、，表明唐代的马匹养育技术已经达到古代社会的一个巅峰，其背后所蕴含的是自汉代以来就不断积累的国马培育技术的改进与实践知识的积累。优良的马种既是一种具有非常典型的地理性质的自然资源，又是一种严重依赖于人工选择、培育与养护的技术性资源。唐马之所以达到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巅峰，就是这两个条件的完美结合。第一，地理条件方面最关键的要素是，自汉代以来，上层统治者就认识到了“ 胡苑之利”的重要性，牢牢地控制住优良马匹的主要产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骏马。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中国古代马与 个现代种群的遗传距离自东向西增加，这个结果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秦马、代马、突厥马是其古代东亚种群的主体后代
33、，也是汉唐时代国力强盛、文明远播的重要运动载体和育种之本。这三种马的生长地，正处于欧亚大草原的丝路线上，处在以马的“ 中亚策源地”种群东向而来的生长点上。历史时期自西向东而来的西亚、中亚马种的输入，不断地为东亚马输入新的品种改良基因，这也正是秦马、代马和突厥马在历史上保持其作为优良战马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汉马与唐马的培育，正是与这一地域密切相关。在这个事关国马生长与培育的特定地理点问题上，历代谋士有着深刻的认识。苏秦游说诸国，对秦惠王的说辞是：“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在苏秦看来，秦地之北的代马
34、，乃是秦国可以一统天下的重要战略要素。无独有偶，继秦而起的汉代政治家刘敬、张良也持同样的远见，当山东诸大臣都劝刘邦建都洛阳时，他二人则建议 “ 都关中” ，其理由是：“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 新刊校正安骥集序 ，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 司牧安骥集校注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年，第页。参见蔡大伟： 古 视角下中国家马起源新探 ，周慧主编： 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及相关家养动植物 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第 页。丹尼、 马松主编： 中亚文明史第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年，第页； ，“ ， ” ， ， ， ， 作为
35、秦马、代马与唐马之间的蒙古马优良战马种群，“ 鲜卑马”也常被学界讨论，尤其是北朝时期兴起的重装骑兵，其主要种群应该就是鲜卑马，这应该也是唐马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见 ，“ ， ： ， ” ， ， ： ， ， ） 史记卷 苏秦传 ，第 页。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所谓“ 北有胡苑之利” ，按北魏政治家崔浩的说法，那就是北地、上郡这些关中之北的汉代边疆 “ 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 。很显然，在古代政治家看来，马匹是建立和管理庞大国家所需要的重要战略要素，其养成与培育深受特定地理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以燕代、秦陇为代表的地域一旦不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
36、不但优良军马的培育失去了重要的安全基地，也很难从北部草原部族获得外来马种作为补充，国家实力就不可能在北部边疆得到伸张。唐马之所以达到了中国中古时期马匹培育的一个巅峰，与掌控突厥马这个 “ 胡苑之利”相关联的北边地理带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陷于吐蕃，唐朝的监牧马场自此由于失去优良牧地而一落千丈，及至中唐以后，与回鹘的绢马贸易给唐王朝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代之宋、明诸王朝正是在牧场上受到极大限制，欧阳修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 “ 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 。可惜的是，宋代这些地区 “
37、 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已不可复得。王夫之梳理隋唐以来国家养国马的措施，指出宋代 “ 举汉唐之故苑置之于蔓草田畴之中，而强赋之民以保马” ，结果是宋军 “ 视金、元，如鼠之遇狸，诚不敌也” 。明代将养战马之事散布于黎民农家， “ 使民牧而责其驹” ，然而 “ 家无三尺之驹而岁贡孳生之马” ，再加上 “ 刷马、印马之繁，折价之苦，计户坐征，加赋外之赋，而民弊极矣。其为国患也，民贫而诡，则以驽羸之马应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饬” 。造成的后果则是 “ 边警以来，人持短兵以当万骑之冲突，责之以不败，必不可得已” 。所以他认为，应该继承汉唐国家之养马传统， “ 牧苑之法行，国马取给于牧地，而通其法以广
38、公私之畜” 。应该说，王夫之抓住了国马培育的要害所在，汉唐之所以能管理超大的疆域，大量战马、驿马的养育是其行政、军事良好运转的前提。此外，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会忽略连续而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对战马培育的重要性，而习惯性地将战马等同于牛、负重马或驾车马，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培养军事骑乘用马之 “ 三五日一次调习”“ 骑习驰骤”等草原驰骋训练，都是农业性养马所忽略和没有场地完成的关键细节。正如丹尼斯塞诺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国家虽然意识到了马匹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草场和相关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史记卷 留侯世家 ，第 页。 史记卷 留侯世家 ，第 页。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第册 奏
39、议集卷 唐监牧剳子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第册 奏议集卷 唐监牧剳子 ，第 页。王夫之： 噩梦 ，第 页。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 司牧安骥集校注 ，第 页。的技术，使得军马的养殖与改良不能取得军事所需的进步，其国家军事实力就无法得以加强。所以，“ 马生于胡”的重要性之所以被西周以来的汉唐政治家、军事家所强调，就在于优良的马匹首先是具有高度地理条件限制的自然资源。汉代边关马匹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也正是来自秦陇地理带，如悬泉置的传马补充，主要就是来自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农牧交界地带，如其中一次性就从天水郡、安定郡调拨给敦煌郡 匹马。而唐代的国家养马场，主要设在此河陇之
40、地、岐陇之间，所谓 “ 国马四十万匹，皆牧河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西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 。因此，在具有 “ 胡苑之利”的汉唐北部边疆地带，岐山陇原及其与之相连的河西走廊地区更是重要位置，它不仅是汉唐国家骏马的主要培育之地，更是在军事上隔断北部草原部族南侵、文化上源源不断接受西亚中亚直至欧洲地区文明因素的通道。岐山陇原之间，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域、大秦国家的崛起之地、两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隋唐关陇集团的血脉所在，将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地的骏马 在冷兵器时代最具决定性的动力资源。根据目前发现的匈奴墓葬，可以将整个北部草原划分
41、为中心区、边疆区和互动区，出产代马的北地、上郡等地域处于农牧力量互动区的最前沿地带，是胡汉军事交锋地域，从地缘上显然不利于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养马。而岐山陇原之间则不但是汉唐国家军事腹心之地，而且是一个具有发动机特征的交接性地理地带，中原农业生产资源与儒家文化传统、漠北胡马利箭与尚武风气、渡过西极流沙而来的西亚中亚物种与异域风尚，在这里交汇融合，成为一个绝佳的既有本土资源又不乏外来资源的生长之地。所以，前贤曾断言，大唐与突厥、吐蕃争夺这一地区，实质上就是在争夺宜牧之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
42、前之伟业。 ”此即所谓 “ 唐室多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参见丹尼斯塞诺：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 ，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第 页。 史记卷 留侯世家 ，第 页。悬泉汉简 ： ，参见张俊民： 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 ，第 页。王溥： 唐会要卷 京城诸军马 ，第 页。参见马健： 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 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年，第 、 页。李锦绣在对粟特胡人史诃耽及其家族对唐初马政贡献的考察中，提醒要 “ 重视突厥对唐代马政的影响” 。（ 参见李锦绣： 史诃耽与唐初马政 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 ，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欧亚学刊第 辑，北京：中华书局， 年
43、，第 页）参见马俊民、王世平： 唐代马政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年，第 页。王永兴：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页。胡气” ，正是以 “ 胡苑之利”“ 胡马”为战略要素依托的大国气象。第二，唐代的马匹培育知识更为成熟务实。汉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完备的国家马牧体系与养护技术，经过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胡族国家的战争考验与历练，披沙沥金，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总结性的巅峰阶段。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国古代育马技术标准就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以伯乐等为代表的先秦育马专家极度注重形体学的骏马鉴定知识体系，被战国激烈军事冲突中所形成的战马选择体系所取代。以军事家的实践经验技术为主流的汉
44、代相马术，是对先秦相马技术的过滤与转折。此前所流行的一些车马技术，如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 “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等单一形体学相马法被淘汰，马匹的养护技术逐渐占到了主流。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战争的进一步历练，这种育马技术的务实精神到唐代建立前后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峰。以李石编著的 司牧安骥集为代表，大量来自一线养马人或马夫口口相传的养马技术口诀从民间被发掘出来，如 伯乐针经 造父八十一难经 王良百一歌 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等口诀韵文，被正式编入国家专业文献，突破了形体学知识的局限，使得关于马
45、的 “ 养护学”或兽医学的知识成为马学文献的主题内容。这是一个养马育马技术文献编纂方面的转折性变化，也表明唐代对马匹的培育更为务实， “ 相马”不再是重要问题，如何 “ 养马”才是关键。出身于李唐皇室的李石所搜集整理的养马兽医学歌诀，是保证群养马匹大量繁育的技术知识前提。正如五代时期的军马专家所言：“ 良马千万无一，若骏者即可得而选。 ”先秦诸子文献中那种如九方皋相马， “ 略其玄黄，取其俊逸”的文学性理念，被唐人务实的 “ 牧养得其法”所取代。从育马技术资源的角度而言，唐王朝甫一建立，武德九年 （ ）就将国家养马场 “ 从赤岸泽徙之陇右” ，强兵与壮马同时进行，牢牢掌控了大规模育马的两大技术
46、优势：一是占据了具有历史资源积累的优良草场；二是进入了育马技术传承有代的人才集中之地。其一，岐陇与河西走廊之地，不但是地理、气温等方面适合养马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域是历史以来马匹优质草料的出产之地，所谓 “ 瓜州饲马以薲草，沙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恃君览观表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孙光宪： 北梦琐言卷 非意致祸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新刊校正安骥集序 ，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 司牧安骥集校注 ，第页。王溥： 唐会要卷 京城诸军马 ，第 页。参见李锦绣： 史诃耽与唐初马政 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 ，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欧亚学刊第 辑，第 页
47、。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 。“ 薲草”作为岐陇瓜沙草原的主要优质草料则是毫无疑问的，清人张穆在 蒙古游牧记云： “ 郁尔呼草，牛羊驼马食之最宜，以此称佳。 ”此郁尔呼草就是冰草，包括沙生冰草、沙芦草等品种在内，都是中国北方草原最重要的禾本科优质牧草。况且，张骞出使西域带来的原生于波斯、为波斯名马所最嗜食的草料苜蓿 （ ） ，在岐陇之地的繁育最为广布，唐人颜师古曾云：“ 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 ”可见汉代留下来的苜蓿草场，为唐代北边养马提供了优质的草料基础。其二，从地理资源位置来讲，岐山陇原区域不仅仅是自先秦以来就出产军事名马的地理带，更是不断革新养马
48、育马技术的核心技术集聚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唐以来的养马专家之出身及其知识传承得到证明。中国古代相马技术之传承，同秦人、秦马及秦陇与燕代等特定的地理因素密切相关，唐宋之前主流的相马技术也与特定的族群 以 “ 马服君”赵奢为族号的 “ 赵马”血缘家族有显性关联，从为周人牧马而起家的秦人祖先非子，到 “ 马服君”赵奢直至其后裔东汉 铜马相法的作者育马专家马援，都是在这一地理带成长起来的育马技术人才。十六国时期帮助羌人姚苌在乱世之中崛起建国的天水人尹纬、尹详、庞演等，也是该地域的马牧技术世家。唐代飞驎监姚恭就是秦州成纪人，祖上世代在秦陇任职，也应该是马牧技术世家。唐代马政制度及其技术体系，是以汉代
49、边关马牧体系的完备建立与不断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是这一国家体系为育马技术的传承提供了持续的制度保证。汉代对于战马和驿马的选择、培育有着严格的官方标准，至少在西北边疆邮驿系统中，每匹官马都有详细的记载，包括马的岁齿、身高、颜色、来源等信息，并且如士卒一样，每匹马都会有相应的在籍名字。虽然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与北方胡族占据中原地区，汉代建立的这些马牧机构的管理措施，仍然被持续性地传递到了隋唐国家的养马机构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晋牧帅汲桑叛乱、石勒以十八骑起家、瑏瑠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瑏瑠李昉等： 太平广记卷 马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参见富象乾： 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 ，
50、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 年第期。参见侯向阳： 中国草原科学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第 页。 史记卷 大宛列传 ： “ 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 第 页）关于苜蓿的育种史及其分布，参见侯向阳： 中国草原科学上册，第 页。 汉书卷 上 西域列传上颜师古注，第 页。参见尚永琪： 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 ， 丝路文明第辑。参见 晋书卷 姚兴载记下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参见马俊民、王世平： 唐代马政 ，第 页。参见张俊民： 悬泉汉简马匹问题研究 ， 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 ，第 页。参见 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