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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 述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四川盆地东南缘，居长江上游。地跨东径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与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陕西诸省相邻。市域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有三千多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0多万人。重庆山环水抱、重峦叠嶂，地貌结构复杂，地形高低悬殊。北部、东部和南部紧靠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西部和中部则以浅丘、深丘为主。地域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境内流程665公里。有嘉陵江、乌江等448条大小河流在此汇入长江。地势沿河流、山脉起伏，形成南、北、东三面高、中间低，从山地向河谷倾斜的地貌，构成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状态。重庆市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主
2、要特征是：冬暖、春早、夏长、秋凉；云雾多、日照少、温差大、风力小、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气候资源丰富，且光热水同步。区域小气候分带明显，适宜各种植物生长。濒稀珍贵的拱桐、紫杉、杪椤也在此自然成片生长着。重庆土壤类型多样，以紫色土壤居多，另有黄色、黄棕色等土壤，土壤PH值多呈中性或微酸性。加之重庆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水陆空交通便捷，为烟草及其制品的生产、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重庆市所辖的黔江、涪陵、万州等盆周山地区域，由于远离大城市，各种污染少、病虫害少，使用农药相对较少，是生产无公害、无污染优质烟叶的首选地区。一重庆种烟，始于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年），最初主要在
3、重庆东部的巫山县及东南部的秀山县栽种。明末清初的战乱、灾荒、瘟疫使重庆及四川地区人烟几绝，“丁户稀若晨星”，田园荒芜，烟草的传播一度受阻。后随“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烟草开始迅速传播。清初，重庆所辖的巴县、江津、荣昌等县已栽种烟草，凡台地、山谷、屋角空地都种之，时为土烟。至清代中后期，重庆各州县农村已普种烟草。但耕作粗放，多系吸烟农民自发零星种植，自种自用。自种烟伊始，吸烟便流行起来。清代，达官贵绅、文人学士吸烟，作为雅好和情趣，极力渲染。以烟为题作词赋诗、或著文赞誉者，比比皆是。重庆主城区及万州、涪陵、合川扼长江、嘉陵江、乌江“黄金水道”之重要口岸，来往行商者多，吸烟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商绅
4、喜爱吸烟，普通百姓都有吸烟爱好。并形成以烟敬客的习俗。至于婚、丧等红、白大事，更离不开“奉烟”。以后又发展到“敬师烟”、“拜寿烟”等烟礼形式。不种烟者，迫于烟礼所需，便以物交换或用银钱购买。由此烟草的交换价值日增，吸引农民多种多收烟叶，上市交易换回银两。随着吸烟人群的增多，吸食方法的改进，清康熙年间重庆万县、城口开始出现丝烟加工作坊。至清末，全市各区县已陆续开办前店后坊的丝烟店铺两百多家。丝烟加工业的普遍发展、繁荣，促进了重庆烟草经济内部的必然变革。丝烟加工业从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专业的手工业。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重庆主城区丝烟店铺（作坊）自发组成“重庆烟帮”，
5、在丝烟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制订了一套行规和制度。凡丝烟店铺（作坊）或新开烟店，全部加入烟帮，办理相应手续，缴纳入帮费用。对街市中走街串巷的肩挑贩卖者，也制定了一定的管理行规，进行自律，以保护公平竞争。光绪年间，重庆有一群外来贩烟商人沿街叫卖，冲击了本地烟帮商人的利益。重庆烟帮为了保护本地丝烟商人利益，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制定了烟担子公议章程。章程规定：外帮担子上街，出庄银2两，方可上街叫卖；外帮在城中新开烟作坊，须出庄银4两，庄银收足后方可开张营业。凡上街乱卖，紊乱章程，不守规矩者，一经查出，罚戏一台至酒席4桌。清代中后期，荣昌有“水烟帮会”、南川县有“烟铺帮”、万县亦有“大烟帮”等烟
6、业帮会组织。涪陵、石柱、秀山县的烟帮组织较为活跃，各自均制定了帮规以维护同业利益。重庆丝烟作坊的出现、发展、繁荣、促进了烟草种植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少栽稻谷多种烟的农户。清代彭遵泗蜀中烟说：“蜀中业烟一地，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民争趋焉”。农民乐种烟草，在重庆边远的秀山、忠县等农村中广为流传“一点蓝靛，二种烟，三栽红苕，四办田”的歌谣，说明种烟的经济效益，早在农民中得到普遍认可。同治年间（18621874年），种烟最早的巫山县已有种烟为主的农家，从那时起就有“十家种烟九家富，家卖百斤不算多”的说法。同治四年（1865年）彭水县志载：“烟草，所在地种之，其利最厚”。可观的经济效益，刺激了烟草种植
7、业的发展，加速了烟草商品化进程，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逐渐得到改变。1891年3月1日，重庆开埠。重庆市场被迫开放，洋货进口大增，也刺激了土货出口。四川地区及重庆周边各县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烟草商品化进程更为加速。据甘祠森著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1895到1913年，12种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值分析，其中生丝、猪鬃、牛羊皮、烟叶、大黄增长最快。这5种商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895年的15.51%上升到1913年的55.25%。又据姚贤镐著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说，重庆开埠后，出口烟叶逐渐增多，汉口已有四川（包括重庆）烟草出口国外的记载。“蜀产叶烟，亦出省大宗”，“运销湖北，
8、价值昂贵，种者愈多”。光绪秀山县志载：“独烟为繁盛，捆载出境岁万金”。光绪荣昌县志载：“叶烟，邑西南多种，里人恒贩至湖北宜都等处发卖，获利甚厚”。“重庆出口的烟叶，由汉口转运上海。除供应上海和广州的制烟厂外，大多数运销日本和朝鲜”。甘祠森在其著述中指出，烟叶经重庆海关出口者甚少，“辛亥革命前，重庆海关出口烟草最多的一年（1906年）才461担，计5809海关两”，“大批烟草通过地方渠道运销湖北”。日本根岸佶先生在清国商业综览一书中说：“据估计，清末时每年经常关（榷关）出口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烟草）约有40万海关两”。按每担值12.6海关两计算，每年经地方渠道运销到湖北汉口、宜昌的烟叶达3174
9、0担。民国时期，经重庆海关出口的烟草有较大增加。据重庆海关资料记述，1913年烟叶出口值338912海关两，约26000多担，与1906年比较，出口量增长56倍多。1917年出口11868担。1918年出口27022担，创重庆海关出口烟叶最多的一年，同上年比增长128%。重庆烟叶出口量的增加，更加刺激了重庆及周边各县烟草种植业的发展。1936年今重庆辖10个县的统计，年产烟叶24300担。1941年，今重庆辖29个县种植31.5万亩，产烟360000担。1942年，有26个县种植29.6万亩，产烟353000担。所种品种多为土烟。重庆烟草生产常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产量时起时落。1949年，全市
10、总产量下降到4237吨（即84700担），其中烤烟68吨、晒烟172吨、土烟3997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烟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自给自足的民间自发种植进入了国家指导下的商品生产。重庆烟区在发展土烟的同时，进行了毛烟、烤烟、白肋烟等新品种的引进种植。20世纪50至80年代，重庆烟区先后有26个区县引种毛烟。至1982年，毛烟产量突破8000吨，达到8692吨。其中垫江、丰都、石柱、忠县4个县毛烟产量达8121.3吨，占全市毛烟产量的93.43%。20世纪90年代，随着重庆市烤烟种植面积的扩大，毛烟生产逐步萎缩，土烟生产更趋减少，仅边远农村仍有少量种植。重庆烤烟始种于20世纪
11、40年代，全市先后有11个县引进烤烟试种成功。1948年，垫江、永川、长寿、梁平4县种植烤烟7000余亩，产量9100担。其中垫江种植4500亩，产量6600余担。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扶持烤烟种植。1951年省、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农林部制定的粮烟比价和烟叶可抵交公粮的规定，向烟农发放肥料和贷款，调动了农民种植烤烟的积极性。当年全市种植烤烟5200亩，产量323吨，是1949年（68吨）的4.7倍。19521962年，江北区、彭水县、綦江县、长寿县、南桐矿区县先后种植烤烟，后因决策失误，奖售不兑现等原因，严重挫伤了烟农积极性，致使烤烟生产逐年减少，常年产量仅为几吨或十几吨。196
12、31965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农村在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烤烟等经济作物也相应得到恢复和发展。1964年全市烤烟产量达到406.3吨，是1962年烤烟产量10.4吨的39倍。此后重庆市相继有28个区县先后种植烤烟。1978年，全市烤烟产量上升到6863.7吨，是1964年的16.9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商品生产，更加注重了烤烟的种植和发展。198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下达关于恢复发展烤烟生产的通知，制定了有关奖售、补贴、利税返还等各项奖励政策。同时，加强了烤烟栽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烤烟生产进一步发展。1982年，全市烤烟产量突破万吨，达到13385
13、.5吨。19831985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重庆市及各区县（市）完成了烟草专卖局（公司）的组建和上划。烟草行业成为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集中管理的经济实体。这对进一步加强烤烟生产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985年，市及各区县（市）烟草专卖局，认真贯彻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提出的“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指导方针，开始进行烤烟生产布局调整，大力实施以“三化”（即品种良种化、种植区域化、栽培技术规范化）为中心的科技兴烟战略，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了投入。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生产实践，在品种繁育、壮苗培育、配方施肥、田间管理、病虫防治、科学烘烤等方面，总结了一
14、套行之有效的烤烟种植技术成果，加之以各项行政管理措施的落实，大大促进了重庆烤烟生产规模化发展。至1992年，全市生产烤烟92235.6吨，是重庆市烤烟产量、质量、销售、效益最好的一年。但到1993、1994年，由于忽视质量、自然灾害两大重要原因，1994年全市烤烟产量一度下滑到42246.6吨。1995年四川省政府发出加大扶持力度，促进烟叶生产实现恢复性发展通知，按优质优价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扶持费用。当年全市烤烟产量上升到54410.7吨。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各地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导致1996年全市烤烟产量突破10万吨，达到108773.1吨，1997年更是高达116671吨。烟叶产
15、量虽是丰收，但质量差、销售十分困难，造成大量压库，企业损失十分惨重。全市18个产烟区县公司有10个亏损，亏损总额达4亿元；欠银行贷款余额10亿元；有13亿元烟叶货款未能从烟厂收回，部分区县烟草公司经营维艰。1997年4月，重庆市政府发出“关于控制我市烤烟生产盲目发展”的通知，要求各产烟区县认真贯彻执行“稳定面积、稳定政策、提高质量”的指导方针，妥善组织、安排烤烟生产。1998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计划种植、合同收购”、“调整布局、提高质量”方针指导下，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大刀阔斧裁减种烟乡、种烟户。至1999年止，全市12个产烟区县的种烟乡由过去的415个乡减少到264个，种烟农户由33万多户减少
16、到14万户，并分别签订了烤烟种植收购合同。这三年来，重庆烤烟种植面积由115万亩调减到50万亩，收购烟叶总量由230余万担减到110万担左右，实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司）要求“既要控得住，又要稳得住”的目标，有效地控制了烟叶种植面积，保证了国家计划落实。2001年起，重庆市烤烟种植实行“基本农户”种植制度，严格进行计划种植、合同收购。2003年收购烤烟134.3万担，上中等烟比例达81.6%。重庆白肋烟种植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从外地引进，初种于秀山、开县、万县（今万州区）。几经波折，发展缓慢。1984年后，由于烟草的集中统一经营，逐步得到发展。1987年万县白肋烟生产规模扩大，种植1.37
17、万亩，产量1134.8吨。1988年万县被列为全国优质白肋烟生产基地。当年种植26000亩，产量1938.2吨。白肋烟种植技术得以总结、推广，垫江、南川等县也相继引进种植。2000年，全市种植白肋烟面积81919亩，产量8437.7吨。至2003年，种植面积稳住在25983亩，产量1850吨。经过几十年努力，至2004年止，重庆已成为全国八大烟叶生产省市之一。重庆市的黔江、彭水、酉阳、秀山、石柱、武隆、丰都、南川、涪陵、巫山、綦江等11个区县已成为全国优质烤烟主产区；万州、奉节、巫溪、城口、开县、云阳等6县亦为全国优质白肋烟主产区；垫江、忠县为优质晒烟主产区。二随着烟草在重庆各地的普遍种植，吸
18、食烟草逐渐成为人们难以割舍的嗜好，吸食方法也在不断改变。因此，促进烟草工业制品的多样化。重庆烟草工业制品主要有丝烟、雪茄烟、手工卷烟、机制卷烟。曾有一段时间生产过斗烟、鼻烟、杂伴烟，但时间短暂。重庆烟草制品工业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庆的万县、城口等地首开烟铺作坊，刨制丝烟出售。继后，重庆各地开办丝烟作坊者渐多，且有一定的发展。清末民初，重庆丝烟加工业曾一度繁荣，全市有丝烟作坊近两百家。重庆的涪陵、垫江、石柱、秀山、黔江、彭水等县，地处武陵山区，地理气候条件合适晒烟的种植生产，给丝烟的制作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丝烟店铺作坊多达120余家。民国时期，重庆丝烟加工业有很大
19、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6年，全市各区县共有丝烟店铺作坊253家。19371948年，是重庆丝烟加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拥进重庆及重庆周边各县，为谋生计，大多开办丝烟作坊。致使重庆丝烟店铺作坊大增。19411948年，迅猛发展到464家。1949年，重庆丝烟业受时局影响，原料紧缺，物价暴涨，许多丝烟作坊被迫停业，能勉强维持生产的店坊，时开时停，艰难度日。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丝烟业恢复生产、转向复苏。1956年，重庆丝烟店坊陆续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60年代丝烟产销锐减，至80年代末，由于人们吸烟习惯的改变，吸水烟的人少了，重庆丝烟业大都
20、停业转向。重庆雪茄烟生产始于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重庆巴县、酉阳、彭水、万县已有雪茄烟厂。民国年间，合川、忠县、彭水、开县、奉节、江北、石柱等县也陆续先后开办雪茄烟厂，手工卷制雪茄烟。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国货展品会上，巴县群芳烟厂生产的雪茄烟获四等奖。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令，禁止销售外国雪茄烟、纸烟，亦禁止销售敌伪占领区纸烟。重庆雪茄烟销售猛增，雪茄烟工厂迅速发展。19401944年，重庆生产雪茄烟工厂猛增增至200多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难民返回原籍，由难民开办的雪茄烟厂大批迁走、停业或出顶转产，重庆雪茄烟厂锐减。1948年国民政府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许多雪
21、茄烟厂相继关停。1949年底，绝大多数雪茄烟厂停业、倒闭。1950年，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私营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但由于资金和原料不足，重庆及各区县雪茄烟厂坊恢复营业者为数不多。70年代，有的县新开办几家雪茄烟厂。80年代，由于卷烟消费的普及、扩大，雪茄烟厂坊业务不振，经营艰难，也不得不尽快转产或关闭。至90年代末，重庆已无雪茄烟生产。重庆卷烟工业历史悠久，早在1907年就有简易的机制卷烟问世，厂名“香烟厂”。随后几经波折，1928年重庆知名人士税西恒与甘绩镛合资开办“大佛烟厂”。1930年，税西恒又与曾俊臣创办“重庆蜀益烟厂”，生产“青天”、“大佛”牌香烟。这两家烟厂开办时间不长，均因竞
22、争失利而夭折。此后8年间，重庆城区已无烟厂。重庆的卷烟市场为“英美烟草公司”所垄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颐中烟草公司（即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的卷烟和上海、武汉所产卷烟来源枯竭，货源中断。加之，当时政府积极鼓励外地烟厂迁渝、鼓励工商人士投资设厂，生产重庆地产卷烟以应急需，重庆机制卷烟工业应运而生。同时也刺激了手工卷烟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抗战期间，重庆市内大大小小的卷烟厂逾500家。大部分是手工卷烟厂坊或半机制、半手工卷烟厂。完全机制的卷烟厂，主要有1938年重新申请组建的蜀益卷烟厂，以及稍后创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重庆制造厂”、“华福烟厂”，规模也一个比一个大。1945年，抗日战争
23、胜利后，美国产品涌进重庆，颐中烟草公司卷土重来，外地卷烟也陆续进入重庆，重庆卷烟工业陷入危机，开始衰退。许多手工卷烟厂因竞争失利、亏损过巨而倒闭。有的改成机制卷烟厂以求生存，致使重庆机制卷烟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繁荣”“发展”的怪现象。1948年政局动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税收加重，大部分中小烟厂犹如雪上加霜，亏损严重，纷纷倒闭歇业。至1949年，重庆市80多家机制卷烟厂，也倒闭一大半，仅存南洋、华福等较大的机制卷烟厂40家，且大都处于停顿状态。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为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对卷烟工业采取扶持政策，促使私营烟厂尽快恢复生产经营。19531955年，国家对私营卷烟企业实行
24、私私联营、合并、创造条件实行公私合营，纳入计划轨道。1956年1月，重庆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重庆主城区仅有“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重庆制造厂”一家。20世纪6080年代，重庆卷烟工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一些地区擅自开办地方烟厂和计划外烟厂。1997年重庆直辖后，采取“关三扶一”的政策，关闭一家地方烟厂和两家计划外烟厂，扶持黔江卷烟厂，并组建了重庆烟草工业公司。2000年底，市政府、市烟草公司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关闭了市内所有计划外烟厂。2003年，全国烟草行业推行工商分开管理体制改革，四川、重庆两省市各卷烟工业企业联合成立“川渝 中烟工业公司”。重庆卷烟工业从此步入“做大、做强”的发展轨道。
25、三重庆有机制卷烟销售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100年整。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总部设在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派人来中国开拓市场，当年便溯长江而上，将其触角伸到重庆。从此，重庆主城区及万县、涪陵等沿江城市开始有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售卖。尽管当初市民均具戒心，大都不愿试吸、购买。但不久，人们对卷烟的顾虑逐步消失，吸卷烟的人逐渐增多，卷烟的销售也由城镇逐步发展到农村。1911年开始，英美烟草公司先后在重庆设立总经销、大经销、小经销等一套推销系统；在万县设立分公司和堆栈；在涪陵及各县乡镇建立经销店，广泛招纳承销商、代销店，使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销势激增。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重庆卷烟市场基本上为
26、英美烟草公司所垄断。国产卷烟销势疲滞，南洋、华成、华达、福兴等民族卷烟企业在重庆的经销家曾一度联合组成“国货卷烟维持会”，宣传推销国产卷烟，抵制英美烟草公司的倾销，但收效甚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洋烟及外地烟遂告阻断，作为陪都的重庆，卷烟需求量大增，因而使重庆卷烟工业得到长足发展。重庆地区烟厂所产卷烟占据了重庆、四川、乃至西北市场半壁江山。当时市场上销售的卷烟，既有机制的，也有半机制、半手工的，但大量的是手工卷烟。其流通体制较为复杂，基本处于无序竞争、互相搏杀、自由贸易的状态。加之，美国士兵带来的“好运牌”、“菲力浦”、“双箭”、“吉尔喜”、“555”等牌子卷烟充斥市场，导致卷烟价格经常
27、波动。为了稳定市场、杜绝投机，1939年7月1日，国民政府制定取缔禁止进口物品商销办法规定外国雪茄烟、纸烟、烟丝不准销售，违者没收商品，科以罚款。1942年5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规定烟类生产、商销由政府统制管理。凡卷烟经销商都要登记在案，才能确定其经营资格；各类卷烟价格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烟类专卖局制定，不得擅改，并对经营者加以监督。战时烟类专卖对卷烟流通市场管理、遏制价格波动起到了一定作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重庆卷烟市场再次发生新的变化，美国产品不断进入重庆市场，颐中烟草公司（即英美烟草公司）卷烟又一次卷土重来，外地国产烟也陆续涌到重庆。这就形成了他们与重庆地产
28、烟在重庆卷烟市场上“四分天下”的局面。19471949年，政局动荡，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对烟草行业疏于管理，市场混乱，一些投机商人在货源奇缺时大搞投机买卖，造成重庆地区大多数烟厂破产倒闭或停产，重庆卷烟销量大为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共同纲领，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大力扶持烟草行业的正当经营和发展。1950年重庆市成立了烟草市场管理委员会，着手整顿市场，取缔非法投机活动。并由重庆市工商联筹委会出面组织烟草行业工商从业人员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取缔投机商业行为暂行办法，订立爱国守法公约，杜绝投机活动。同时，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对烟草行业中
29、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进行调整。并组织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会，使重庆烟草行业的业务经营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53年，中央提出“一化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把卷烟商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1953年起，卷烟批发由市专卖公司经营，建立了统一的批发市场。私营卷烟批发商被排挤，逐渐消失。对此，政府实行“包下来给出路”的政策，组织私营卷烟批发商集中学习国家对私改造政策，提高认识，放下思想包袱。并妥善安排他们转业、转向。1956年，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政府对全市卷烟零售商采取团结、教育、引导方针，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按地区编排合作小组或组建合作
30、贸易商店，采取“代购代销”、“联购分销”方式，经营卷烟业务。虽然绝大多数卷烟零售户仍保持个体经营，自负盈亏，但必须服从所在区域“烟草经营管理委员会”公方代表的领导和管理。这对稳定卷烟市场、稳定卷烟价格、稳定卷烟产销关系颇为有利。1958年，重庆市油盐糖烟酒公司成立，负责卷烟经营业务。19591978年，重庆市卷烟产销极不稳定，货源紧缺。为保证市场供应、合理分配，重庆市曾先后采取过划片计划供应、凭票定量供应、部分卷烟高价供应及特需供应等办法。1978年下半年，货源好转，取消凭票供应。1979年后，卷烟产销逐年好转，特别是1982年全国烟叶丰收，卷烟产量增长，导致卷烟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1983年
31、，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对重庆市烟草行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垄断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烟草行业长期以来多头分散管理的历史。截至1985年底，重庆市所属区县烟草公司全部组建完成。全市卷烟流通统一由烟草公司管理，卷烟经销关系逐渐得到理顺。1985年市场竞争加剧，为确保重庆财政收入，发展本地卷烟工业，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及所属区县烟草公司致力于城乡两个市场开拓，依靠国营和集体商业主渠道，下伸销售网点，强化地产烟销售。1997年重庆直辖后，管辖范围扩大，人口增多。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围绕卷烟销售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大抓营销网络建设
32、，着力整顿和规范卷烟流通秩序。1998年，市局（公司）提出“夺市场、争主动、求生存、促发展”的总体目标，把取缔重庆卷烟非法批发交易市场作为关系行业生存发展的大事来抓，在政府牵头和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下，于是年第四季度果断关闭了白象街等9个卷烟非法批发交易市场。1999年，进一步加强卷烟营销网络建设。至6月止，全市共建卷烟销售网点752个，其中自设网点502个，网点工作人员2000余人；联营批发网点58个；委托批发网点79个。全市网点覆盖1507个乡镇、街道；已办证的卷烟零售户86977户，平均每个网点覆盖面达4万多人。全市初步形成了“以我为主，归我管理，由我调控”的市场格局。并开展了“三级配送”服
33、务。网建工作的推广，从根本上促使卷烟批发交易走上正轨。2000年下半年，全市取缔经烟大户1070户。2001年，全市烟草行业深入开展“网建工程年”活动，在“三级配送”的基础上，建立全市卷烟营销大配送网络体系，其基本模式是“批零同盟，全面访送，三级互控，四线贯通”。同时，加大了对全市卷烟市场的监督和调控，实行了烟草专卖户籍式管理办法、政府打假责任制、制订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卷烟经济秩序的实施意见以及12个配套措施，使重庆卷烟市场更加规范，成为无地区封锁、无地方保护的“双无”市场。2002年，将户籍化管理进一步推向探入，实施了对卷烟零售点的合理布局，压缩了零售网点总量，由2001年的15万户压缩到11
34、万户。2003年，市场控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市场净化率达90%。重庆卷烟市场“以销地产烟为主、名优烟为辅”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是年，工商分开后，实现了国家局提出的“平稳过渡，协调发展”的要求，全年销售卷烟77.5万箱，其中地产烟65万箱，工业税利增长10%，商业税利增长8.1%。四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吸烟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但也是人们难以割舍的嗜好。因此，烟草自明代在中国种植以来，始终贯穿着吸烟与反吸烟的对立与斗争。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烟草极为关注，政策上极为重视。概括来讲，主要经历了禁烟、税烟、榷烟三大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明末清初，对烟草实行的是禁烟政策。明崇祯皇帝（16281644年
35、），曾严令申饬，三下禁烟令，违者要处以极刑。但民不奉诏，种烟、吸烟仍在私下流行。崇祯十五年（1642年），蓟辽总督洪承畴以烟草可以驱寒除病为理由，认为是军中不可缺少之物，向朝廷提出“驰禁”的请求。当时正是明清两军作战的严重关键时刻，崇祯迫于形势的考虑，于崇祯十六年十月“弛禁兴贩烟酒，听从民便”。这样一来，吸烟风气越发盛行。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几个皇帝也都反对吸烟。早在关外时，后金就曾发布过禁烟令。然而，当时在满族贵族中，吸烟已经成了许多人难以割舍的嗜好，因此禁烟之令很难推行。清顺治皇帝入京后，再次禁止种烟、吸烟，但态度并不坚决。康熙皇帝即位后，对吸烟采取斥责态度。他多次对大臣们说：“最可恶的
36、是用烟，每见诸臣私行在巡抚账房偷吃，真可厌恶极了”。雍正皇帝也主张禁烟，他说：“至于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康熙、雍正两朝禁烟效果不佳，在法轻利厚的情况下，种烟、吸烟仍广为流行。乾隆时（17351795年），政府的禁烟政策明显缓和。烟草的种植与吸食已遍及全国。农民除自种自食外，并将多余的烟叶（土烟）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买卖，使烟草的产销步入了商品市场。嘉庆年间（17961820）嘉庆皇帝申斥主张禁烟的人是“指陈利弊，多系空谈”，干脆解除了禁烟令，任其自然发展。至清朝末期，禁烟政策的内容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始行“税烟”（寓禁于征）政策。中国对烟类征税由来
37、已久。明实录记载：“崇祯十六年十月，弛禁兴贩烟酒，听从民便，须加等纳税，不遵者，仍依律治罪”。清代把烟草视同百货，在常关税中征收，但无一定章法，时课时废，其额不大，税率一般在2%至5%之间。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收烟税，每斤仅2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烟草每百斤征税银仅4钱。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频繁，清政府丧权辱国，赔款累增，加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军费开支宠大，清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加重赋税，横征暴敛。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筹军饷，加重税收，创设“厘金”新税制。烟税列入百货厘金中，值百抽一。但实际上各省自定税率，厘
38、卡重叠，层层抽厘，大多数省区实为值百抽四以上。咸丰六年，重庆绅商设置厘金局，开征百货厘金（包括烟厘在内），按每两抽收6厘。咸丰十年，重庆厘金局规定每两抽9厘，以作团练城防之用。同时在唐家沱设卡，抽收出口货厘及船捐，以助水师军饷。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十年间四增其税率：二十二年烟厘加2成；二十六年续加烟厘2成；二十七年烟厘又加3成；三十年烟厘再加4成。特别是光绪二十六年，清政府在百货厘金中提出“烟、酒、糖、茶”四项单独加成。即照原有厘率，累进递加，其厘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其中以烟税较高。当时烟叶每斤征税8文，烟丝每斤征税16文，酒每斤征税5文。这种“重税高价”政策的实施，促使了
39、税烟（寓禁于征）政策向榷烟（烟草公卖或专卖）政策的过渡。清末，外国烟草及其制品大量输入中国，外资烟草企业在中国的垄断势力日益扩张，引起了清廷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的重视。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从财政收入考虑，曾酝酿依照外国烟草专卖制度，设立官办烟草专卖局，实行官办产销，管制进口，凡外烟进口，一律课以重税。但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受到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以及清政府频临覆灭的境地，这一设想未能实现。1915年5月，北洋政府借鉴历史经验和外国实行烟草专卖管理的作法，拟定、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实行官督商销的公卖制度。公卖范围仅限于土烟、土烟丝，对洋烟和洋商在华企业的利
40、益未曾触动。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性的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为弥补战时财政收入，决定对烟、酒、茶、盐、糖、火柴6种日用消费品实施专卖。是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设立“财政部烟类专卖局”，统管全国烟类专卖业务。条例规定，对卷烟、雪茄烟、薰烟叶及其他机制和仿机制的烟类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凡经营者必须遵章守纪，经批准领取凭证后方可经营，对违章者予以处罚。抗战期间，对烟草及其制品的经营、价格、运输等实行统一的专卖管理。条例规定较严格，要求“专卖烟类应于包面上实贴专卖凭证，其出运时并发准运单”。“烟类承销商、零售商应经烟类专卖局核准登记给予凭照”。“专卖烟类之批发价格，由烟类专卖局按
41、照各区收购成本及国家专卖利益为计算标准，分别拟订呈报财政部核定公告之”。“烟类承销商经销各种烟类，应照烟类专卖局规定价格出售、零售价格由当地烟类同业公会拟定，报请烟类专卖局核定公告之”。“烟类承销商之营业状况及其存货、账册、单据得随时施以必要之检查”。当时重庆在烟类专卖局指令下，成立“重庆区办事处”，管辖1市、27个县、1个实验区的烟类专卖业务。在今万州区成立“万县区办事处”，主要负责下川东14个县烟类专卖管理。通过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的实施和市场的整顿治理，烟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减少，烟商基本上都能做到照章纳税、守法经营。但长途贩运之违章案件、倒买倒卖卷烟案件，也偶有发生，对原本销售量
42、很大的卷烟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重庆区办事处、万县区办事处组建了缉私机构，加大了缉私力度。重庆分设了唐家沱、青木关、黄沙溪、一品场4个查缉分所，黔江分设了彭水、龙潭2个查缉分所，万县分设了云阳、巫溪2个查缉分所。重庆区办事处对各类运输或携带卷烟也加大了限制，例如卷烟运输无专卖准运单者，一经查获作私烟论处。又如规定由国外或未施行专卖区域携带自吸卷烟不得超过100支，逾者作私烟论处。这样一来，对当时违章运输、倒买倒卖等投机违法活动，确实起到了遏制作用。战时烟类专卖，在专卖范围、产销管理等方面都较北洋政府推行的“烟酒公卖制度”有较大的进步，成效明显。一是增加了国库收入，弥补了战时财政之不足；二是
43、缩短了经销过程，减少了居间投机；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卷烟市场价格，保证了市场供应。1945年1月，国民政府终止烟类专卖，改征统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采取贷款、加工订货、包销等措施帮助30余家私营烟厂陆续恢复生产。1952年3月，重庆市专卖公司成立。1953年，在全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对卷烟实行统购包销政策。经西南军政委员会商管局决定，重庆市专卖公司自1953年元月份起负责全市卷烟的经营管理。从而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统一的卷烟批发市场。市专卖公司通过以销定产、统购包销的方式，使私营烟厂由自产自销的无政府状态逐步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并协助辅导
44、私营烟厂进行企业改造，改善经营，创造条件，实行公私合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重庆仅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公私合营卷烟厂，即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重庆制造厂。1957年，商业体制改革中，重庆市专卖公司被撤并。1958年重庆油盐糖酒烟公司成立，接管卷烟经营业务。6月，卷烟工业划归重庆市一轻工业局领导管理。1962年，负责烟叶采购批发业务的重庆棉麻烟叶站改属供销社领导管理。这种多头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期间，由于机构几经调整分合，烟草及其制品产供销的主管单位名称及隶属关系有过一些变化，但由几个部门分头管理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45、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时，对其他行业普遍实行简政放权，总的趋势是开放、搞活。而对烟草行业，党和国家针对烟草行业的特点，赋予了特殊的改革政策，则是组建专卖机构，财政上划，实行集中统一的专卖管理体制。为此，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相继成立，并先后颁布了烟草专卖条例、烟草专卖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4个法律法规文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专营、统一管理、垂直领导”的国家专卖制度。其目的是：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国家财政收入。19832003年，重庆市在加强集中统
46、一领导，强化烟草专卖管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主要在5个方面：（一）加强烟草专卖机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专卖工作的开展。1983年至1985年，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迅速完成了市、区、县（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的组建任务，烟草行业成为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实体。重庆市烟草专卖机构组建和上划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是全国最早完成上划工作的三省市之一。重庆市烟草专卖局是全市烟草专卖的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烟草专卖工作。下辖万州、涪陵、黔江3个烟草专卖分局、3个烟草稽查支队、40个区县（市）烟草专卖分局、4个派驻机构。1999年完成了全市烟草专卖管理队伍体系的建设，成立了
47、重庆市烟草专卖稽查总队、40个烟草稽查大队、279个专卖管理所，共计400名稽查队员，2000名专卖管理员。专卖机构和专卖队伍的建设，推动了专卖管理的深入。全市从烤烟种植、调拨到卷烟生产、销售，从卷烟批发到零售，从城市到农村各个销售网络，都纳入了专卖管理网络，实行户籍式管理，形成了上下成线、左右成网的烟草专卖体系。（二）广泛深入宣传烟草专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重庆市烟草专卖管理条例。20年来，全市各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及卷烟企业，在坚持卷烟打假打私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颁布纪念日、重庆市烟草专卖管理条例实施日等契机，采用电视、广
48、播、报刊、标语、座谈会、上摊宣传、介绍真假卷烟识别等方法，进行烟草专卖法普法教育，使其日益深入人心，全市形成了各级党政领导支持烟草专卖，各行各业自觉执行专卖法律、法规的可喜局面。例如市烟草专卖局为了净化卷烟市场，2000年初在巴南区召开了全市卷烟打假打私动员大会，得到重庆市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会后，市政府与各区县（市）政府签订了净化卷烟市场、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目标责任书。全市38个区县（市）政府与1037个乡镇、街道及有关执法部门签订了打假目标责任书。全市共签订卷烟打假目标责任书5929份，成立政府卷烟打假领导小组912个，组建综合执法队738个，聘请协管员2820名。（三）整顿卷烟市场，
49、扭转“三乱”局面。实行专卖初期，全市卷烟流通市场普遍出现供货渠道乱、生产乱、价格乱的情况，严重冲击了国家的卷烟生产、销售计划，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工厂停工减产。针对这一情况，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公安、工商、税务、城管等部门积极配合市烟草专卖局和各区县（市）专卖局，认真执行政府先后五次发布的关于整顿重庆卷烟市场的“通告”，及烟草专卖条例等法规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卷烟市场进行了全面整顿，加强了专卖管理，迅速扭转了“三乱”局面。（四）严肃查处违反专卖法的案件，维护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尊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加强市场管理，实行专卖许可证制度，保护合法经营，打击非法活动。至2003年止，全市发放批发许可证10份，零售许可证11.6万份，特种零售许可证222枚。1991年至2000年，全市各级烟草专卖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严格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