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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陈义媛内容提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世界各地农业变迁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的基础，讨论的焦点在于农业资本化是否改造了家庭农业、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出现，以及如何理解农业资本与家庭农业之间的关系等。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中国农业变迁的研究也进入了这条理论脉络中。本文以一家龙头企业为例，探讨企业如何通过将农户整合进其产业链来获利。研究发现，尽管龙头企业与所整合进来的代管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然而，代管户的种植收益仅等于其所投入劳动的工资；而企业通过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条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这一利润的来
2、源实际上正是代管户所生产的农业剩余。因此，企业与农户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隐蔽的雇佣关系，家庭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改造了。关键词资本下乡 隐蔽的雇佣关系 资本积累 农业产业化 家庭农业一、问题的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是当前中国的农业转型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还是农业龙头企业，都是对小农农业的突破和改造，尽管成一定规模的种植、养殖专业户从“分田到户”之初就开始逐渐出现，但这类规模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是在2006年以后。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发生在我国工业化的中后期，即工业的早期积累已经完成的时期，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转型有根本的不
3、同。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欧洲诸国，其农业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这些国家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需求。与之相异，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不是在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ChenYiyuan，Department ofSociology，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口92万方数据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而是发生在城市工商业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因此呈现出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的转型路径和逻辑。理解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对于世界农政变迁研究有理论上的重
4、要意义。同时，就中国自身而言，农业转型也意味着农业经营基础的变迁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关系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发展，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影响目前在数量卜仍占大多数的普通小农，二者如何互动，就值得密切关注。据官方数据，到2014年年底，农村耕地流转面积已经占全国承包土地面积的288(陈锡文：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耕地总面积288，2015)，伴随迅速扩大的农村土地流转，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讨论日益受到关注，其中尤其瞩目的是龙头企业的发展。2004年一2013年，全国龙头企业数量从不到5万家增加到12万家以上，年均增长1063，带动了全国40的农户；到2013年年底，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的种
5、植业生产基地面积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5：241；2015：162，167)，各地还涌现出一些大型、特大型龙头企业集团(销售收入超过30亿、100亿的龙头企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6：16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生产基地的现象。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2年，流转进工商企业的土地面积增长了115；2012年，全国工商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为2800万亩，截至2014年年底，这一面积达到38825万亩，约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10，短短三年内，工
6、商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了1000万亩，年均增速超过20(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纠纷增多，2015；杜凤坤，2014)。工商企业下乡流转土地，也被称为“资本F乡”。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讨论，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积极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认为它能缩小城乡差距(厉以宁，2009，201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牛若峰，2006；胡冬生、余季江、王宣喻，2010)、建立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连接机制(郑风田、程郁，2005)、实现公司与农户的双赢(万俊毅，2008)，其核心在于，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处在一种“双赢”的关系中。第二种倾向则认为企业种地不可能
7、竞争得过小农，政府需要给企业提供补贴，或者企业从农业上游或下游的经营中拿出一部分补贴农业种植领域的亏损，无论哪一种都不划算；资本下乡还会侵占农民利益，因此政府应该限制资本下乡，而支持小农家庭经营(贺雪峰，2013；温铁军，2009；黄宗智，2010等)。以上两种看法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持支持态度的一方缺乏对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问关联的具体机制分析，尽管一些研究开始从二者的不同契约形式人手，对企业和农户各自的收益问题进行解析(例如郭晓鸣、廖祖君、付娆，2007；张丽华、林善良、霍佳震，201I；聂辉华，2013)，但企业与农户在什么情况下能实现“双赢”，以及处于“双赢”中的企业和农户关系的本质
8、是什么还并不明晰。另一方面，持批判态度的方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资本下乡本质上是由政府推动的，希望政府对此有所限制，而忽视口93万方数据201605 开 放 时 代了龙头企业背后的资本积累动力。与第二种倾向相关的一种看法认为，资本化的规模经营是亏本的(王德福、桂华，2011)，它们只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近些年，国家的确对农业产业化(其组织形态包括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专业市场)给予了一系列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各级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达到697亿元(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12：14)；然而，就龙头企业而言，其在近十年中的销
9、售总收入、净利润总量都在不断上升，二者的年均增长率都在20以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5：164)，2006年2010年，全国龙头企业的净利润达到24794l亿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5：4)，其利润增长显然不能用政府补贴来解释。那么，龙头企业究竟如何盈利、如何“带动”农户就值得探究，尤其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联是如此紧密的情况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连结机制是理解农业产业化逻辑的核心。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进入农政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家庭农业”在农业资本化下是得到新的发展空间、得以存续，还是会被资本改造；资本进入
10、农业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扩展；如何理解资本和代表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家庭农业之间的并存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深远的历史积累和广泛的争论，且在中国农业转型的背景下，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这场讨论。黄宗智等学者针对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农业的特征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即中国农业在资本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着大量雇佣劳动的出现，农业中的雇工比例仅在3左右，占主体的仍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且龙头企业所带动的农户主要以订单形式，由公司提供种苗，农户种植、养殖，企业进行加工、运输和销售，而不是大规模劳动雇佣的形式，因此家庭经营仍是
11、中国农业的主要形式(黄宗智，2012)。这种解释契合了恰亚诺夫(19961925)关于“纵向一体化”(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的论述。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农场能够抵御资本主义的入侵，其与资本主义企业以积累为导向的生产形式有本质差异，小农家庭农场能够不被改造地持续存在，其未来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实现纵向一体化。这种看法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存在根本差异，后者认为，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社会形态中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家庭农业”的存续就需要放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来考察。马克思(20041867)强调资本主义对家庭农业的改造，尤其是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形态，使家庭农业再也无法在商品关系以外进行再生产，
12、因此家庭农业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农业资本主义终将导致农民的无产化和农业资本家的形成。列宁(19841899：147154)通过分析生产者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不断分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转型的发生机制。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并没有假设一种线性的变化趋势，即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必然遵循统一的路径，形成规模化的资本主义农场。他们展示了农业中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并存，阐述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多种可能形式(Byres，1996；Len一口94万方数据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in，1954)，其共同点在于农业资本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家庭农业纳入自己的积累结构中包括劳动雇佣形式，只要
13、有利于资本积累；但农业资本并不必然是以直接的雇佣劳动来完成生产，也就是说，并不必然带来直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扩展。近年来，学者对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解析也有类似的发现，如张谦和唐纳森(Zhang&Donaldson，2008)对企业和农户关系形态的研究归纳出了五种不同类型，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问建立了订单合约、雇佣、半雇佣等不同形式的关系，指出通过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农业生产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被卷入到新的权力和雇佣关系中。严海蓉和陈义媛(2015)的研究将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在迅速分化，家庭农业被极大地改造了；此外，还强调雇佣劳动在资本化农业中(
14、而不是计算使用雇工的农户与“全部农户”的比例)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严海蓉(2015：14-15)还指出，“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化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这一阐释在其他研究者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印证(黄瑜、郭琳，2015；陈航英，2015；孙新华，2015)。以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家庭农业”是否被改造，以及直接雇佣关系是否大规模扩展。本文将通过湘南一家龙头企业的案例分析，从讨论资本下乡后如何获得利润入手，对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下乡的企业资本为什么没有以直接雇工的形式组织生
15、产?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农户是否仍维持着“家庭经营”?本研究的材料来源于笔者的实地调查。2012年12月到2013年6月底为期近7个月的时间里，笔者在湘南的水稻种植大县平晚县对当地一家下乡流转土地的省级龙头企业A公司进行了考察。该企业于2009年开始在平晚县进行土地流转试点，此后逐年扩大土地流转面积。A公司的前身是平晚县生产资料供应公司(原属于供销社系统)，2004年改组以后，成为一家私营的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因农资行业竞争激烈，A公司逐步探索出通过土地流转来带动农资销售的策略。A公司流转土地的面积从2012年的1200多亩逐步扩大，到2013年，面积已扩大到近三万亩，所
16、有土地都以5年为流转期从平晚县农户手中流转过来。在最初的两年摸索期之后，A公司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土地经营策略，使之得以良性运转并不断扩大土地规模。二、龙头企业的土地经营策略调整：从横向一体化到纵向一体化(一)横向一体化的土地经营策略2009年，A公司以每亩200元年的流转价格在平晚县一个乡镇里流转了近1200亩土地，开始进行规模经营的试验，流转期为5年。这一年，A公司投资190多万元用于购置各类农机具，并成立了专门的耕作部，2名经理主要负责制定农事规划，3名耕作管理员负责安排农机手和十多名农业雇工完成耕作。农机手按1200元月的底薪加提成的口95万方数据2016t05 开 放 时 代方式支付工资
17、；农业雇工负责一切田间管理工作，每生产100斤稻谷可得15元。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类似于一般意义上以雇工为基础的大农场：公司拥有或购买了土地、机械、农资等一系列生产资料，并依靠雇工和监工进行生产，这种以横向的土地集中为特征的经营方式，可以称之为“横向一体化”(黄宗智，2010)的经营策略。然而，这种经营方式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缺乏经验，劳动力成本远远超出预算。其次，劳动监督面临重重困难，耕作部的一位经理抱怨，当地农户“素质”太低，把本该用在公司土地上的化肥、农药偷偷拿回家；喷洒农药时为了图省事，喷洒不均匀，导致病虫害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收割时，偷偷背稻谷回家；不仅如此，周边的其他农户也以“捡
18、稻谷”为名，偷公司的稻子。第三，灌溉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由于灌溉水源不足，公司的雇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本村其他农户先灌溉，不愿意因外来的老板而得罪本村村民，公司的土地往往灌溉不足，直接导致减产。在种种经营困境下，A公司在2009年亏损了20多万元，从而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2010年，A公司对土地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公司彻底退出种植环节。所有土地被外包出去，给“代管户”耕作；农机被承包或折价卖出。但土地经营权在名义上仍然是A公司的，公司通过控制农业种植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农资供应和稻谷收购来实现对种植环节的整合。这种方式可以看做是“纵向一体化”的形式。(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策略：公司+代管
19、户+耕作户自2010年开始，A公司开始将土地划分成200亩一1000亩的地块，分块外包给代管户，代管户与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支付每亩200元年的土地流转费，并必须购买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包括种子、农药、化肥、机耕、机插、机收六项)，此外，代管户需在收割后将稻谷卖给A公司。不过，这类代管户往往缺乏农作经验，其主业通常在非农领域，例如建筑业或自营小商铺等，土地经营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尝试：如果能有收益就继续投入，如果不能，就随时退出。这类农业经营也被称为“农场外的农业”(agriculture beyondthefarm)(伯恩斯坦，2011：167)。这类代管户需要雇佣“耕作户”进行田间管理
20、，也按每生产100斤稻谷15元的价格付酬。A公司称这些代管户为“穿着皮鞋种地的人”，他们被宣传为“新农民”，并制造出一种幻象，似乎农业既轻松又赚钱。而真正从事田问劳作的耕作户则是农村的中老年人(50岁左右或更高)，他们因种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从而成为农业雇工。陆华满是A公司在2011年最大的代管户，从A公司承包了800亩地，并雇用了22名耕作户来管理。他是平晚县的一个建筑业包工头，还做一些运输生意，家住在县城。他平时主要在建筑工地上，农事安排由他决定，并电话通知耕作户。由于常年不在田间，陆华满从耕作户中找，一位秘密监工，以私下付工资的方式请他监督其他耕作户，以保证他们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但这种
21、监管方式并不十分有效，加之每个耕作户负责的土地面积较多，无法精耕细作，当年陆华满只勉强维持了种植上的收支平衡。显然，这种方式也并不理想。由于代管户的主业是非农行业，他们并不参加劳作，口96万方数据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甚至不参加劳动监督，却要分取一部分农业利润，也就是说在“公司+代管户+耕作户”结构中出现了公司和代管户两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然而，种植环节的低利润无法维持两个食利阶层的同时存在。一旦收益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代管户的流失率就很高，A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去寻找新的代管户。因此，一年以后，这种模式也被放弃。(三)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调整：公司+“代管户”(兼“耕作户
22、”)2011年年末，A公司在寻找下一年的代管户时，将原定的200亩一1000亩承包单位缩小到100亩一200亩，并明确要求代管户必须亲自管理土地，不鼓励雇用耕作户。新的代管户不再是“穿着皮鞋种地的人”，而是“穿着草鞋种地的人”。他们不再是那些在非农行业做生意的老板，而往往是在村庄多年从事农业的农户。这类代管户除了在农忙季节雇工外，自己从事耕作，因此能保持相对高的产量。如此，代管户队伍能相对稳定，A公司也能从农资套餐和稻谷贸易中获取稳定的利润。本文第三部分将从代管户和公司两方面对这一模式做更详细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代管户之所以从A公司承包土地，而不自行流转土地，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A公司
23、有现成的连片土地，这些土地的流转有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如果由农户自行去流转土地，需要一家一户去谈，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显然从A公司承包土地是一条捷径。第二，从A公司承包土地能减少现金压力，因为农资的费用由A公司垫付，代管户只需要在收割后与公司结算就行，对于缺乏资金，但又希望能够承包土地的农户来说，这是有吸引力的。至此，A公司已经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土地经营模式。其变迁过程表明，就大规模土地经营而言，横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并不适用，大规模雇工生产的方式最终被放弃了。也就是说，当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发生的并不是像英国圈地运动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况(马克思，2004：822)；相反，A公司的策略恰恰
24、是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尽管这种“结合”是被改造过的。从世界范围的农业转型过程来看，这并不能算是中国特色。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工业组织形式类比农业资本主义的结构，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无产工人之间的对立。然而，事实是家庭农业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农业无产工人并没有成为普遍性的存在。对于为什么农业企业没有像工业生产中那样形成大量雇佣劳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存在激烈的争论。伯恩斯坦(Bemstein，2009)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主要形成了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风险加剧了其市场风险；第二种观点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断裂来阐述农业中的
25、资本障碍，即农作物的自然生长时间长于生产者的劳动时间，而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占取剩余价值，冈此构成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障碍(Mann&Dickinson，1978)；第三种意见认为，资本更愿意将地租的负担留给农民来承担(正如将农业风险留给农民来承担)(Djurfeldt，1981)；第四种解释指出，劳动监督的困难、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都使资本更愿意让农民来完成农业生产(Koning，2002)。无论如何，这些争论指向同一个事实，一些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时并没口97万方数据201605 开 放 时 代有采取直接的劳动雇佣方式来组织生产。这是否意味着，龙头企业介入农业生产，并没有改变当地的生产关系，农业
26、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扩展?接下来的两节将从A公司和代管户之间的关系人手，考察代管户被整合进公司的产业链后，如何促进了公司的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探讨A公司与代管户之间关系的实质。三、农业中的资本积累：龙头企业在农业上游和下游环节的盈利尽管A公司退出了直接的水稻种植环节，但仍然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其核心是土地)主导了整条产业链。一方面，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的代管户必须从A公司购买农资套餐；另一方面，代管户需将稻谷卖给A公司。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环节，A公司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如伯恩斯坦(2011：97)所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或“农业部门”，指的是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
27、之相关的其他专业活动，包括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环节，这些经济活动都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和再生产。所谓“上游”，指的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下游”则是指农产品的加工、流通和销售。A公司的位负责人介绍，从每亩土地的“农资套餐”中，公司获取的利润大约是130元。这是公司从水稻生产的“上游”环节获取的利润。如这位负责人所说：“只要土地在我公司名下，我就会保证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农药、种子、化肥都用我公司的，我流转了土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是我的。其他公司想卖(农资)到我的土地上，那绝对不可能f，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公司如此急切地想要扩大土地规模，因为它控制的土地面积越大，从农资套餐中获得的利润就越高，而
28、这部分利润几乎不用承担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圈地运动”(张玉林，2015)。土地流转成为A公司形成农资销售垄断的一种方式，不仅使它获得一般利润，更让它获取了超额利润。在访谈代管户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A公司在农资套餐中赚了他们的钱，因为套餐中的农资价格比市场卜同种农资的价格要高。根据代管户们的计算，每亩地的套餐中，农药、种子、化肥三项价格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大约50元一80元。如果我们认为，普通农资经销商按一般市场价格销售农资，能获得一般利润的话，则A公司通过控制土地形成垄断，从农资套餐中获得了每亩50元一80元的超额利润。代管户明知如此，仍然从A公司购买农资，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无
29、法从A公司获得土地。除了从农资销售中获取利润外，A公司还从稻谷贸易中赚取利润。由于代管户的农资费用是由A公司先垫付，到稻谷收割时再统一结算，因此A公司通常要求代管户将稻谷卖到公司。代管户也愿意如此，因为他们的种植规模通常在百亩以上，收割回来的稻谷如何晾晒，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一家一户小足10亩地的稻谷，只需在自家门前屋后的晒场晾晒即可，而大面积种植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地方晾晒，且晾晒季节往往多暴雨，风险极大。2011年，A公司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建成了平晚县第一个稻谷烘干中心，代管户将稻谷卖给A公司，尽管需要支付烘干费，却能避免风险。口98万方数据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i在烘干
30、中心外，A公司还自建以及租下了县里的几个大粮库，其粮库收储量共计可达五万吨。在具备了粮食烘干和收储能力后，A公司得以通过稻谷贸易赚取差价，从稻谷产业链的“下游”获取利润。当代管户在收割季节将稻谷卖给A公司时，是一年中稻谷大量上市，价格最低的时候，A公司通过烘干储存，将稻谷留存到来年清明节前后卖出，此时正是青黄不接，是一年中稻谷价格最高的时候，平均每100斤稻谷的差价能达到10元左右。如果按照每亩土地产10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计算，则A公司通过稻谷贸易，每亩地能获得的利润是100元。由此，A公司通过农资销售和稻谷贸易，从每亩地上获得的利润能达到230元，这部分利润的获得并不需要公司承担任何风险，
31、而风险最大的环节已经外包给了从事种植的代管户。值得指出的是，A公司能从上、下游获取利润的关键就是对土地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得A公司尽管不介入直接的水稻种植，却能确保代管户购买公司的农资套餐，以及将稻谷卖给公司如果发现代管户违约，公司可以将土地收回。这是建立基地的龙头企业与从事订单农业不涉及土地流转的龙头企业的重要差异，订单农业在中国的高违约率，已经在不同研究中体现出来(Guo&Jolly，2008；Guo，JollyZhu2007；刘凤芹，2003)。为了减少违约率，一些公司采取了不同策略，例如，将基地选在地理上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点，或选择经营销往海外的农产品(Zhang，2012)通过地理上的
32、隔绝或市场的限制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这两类条件在主粮作物中都不存在，控制土地显然是在主粮作物种植中形成市场垄断的有效方法。值得指出的是，笔者2012年在湖北一个稻米种植大县调查时接触到一个大型稻谷加工企业C，其经营策略的转变与A公司有极大的相似之处。c企业原本只从事稻谷加工，每年从全国各地收购稻谷，一年的运输费约达2000万元。由于收购稻谷时常常要与中小型加工企业抢购，耗时耗力，因此c企业决定将每年的运输费用用来建立自己的粮食生产基地。2010年年初，c企业在湖北签订了1万亩的土地流转协议，流转期为18年。最初，C企业也依靠雇工来经营大规模土地，但遭遇了A公司类似的挫折，此后也同样将土地分成
33、不同地块外包出去。尽管A公司以农资经销为主业，C企业为稻谷加工企业，但二者分别将产业链从上、下游两个方向延伸至种植环节，本质E，二者都是通过控制土地，从而控制农业种植环节，并从农业的卜、下游获取利润。这类企业在中国正在不断增加，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例如，Zhang&Donaldson，2010)。在“公司+代管户”的框架下，龙头企业并不直接介入农业种植环节，但通过控制土地和种植的外部条件，在产业链中起主导作用。在与其所带动的农户关系中，龙头企业的这种主导作用，也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呈现(武广汉，2012；黄宗智，2012；郭晓鸣、廖祖君、付娆，2007)。尽管种植环节被外包，但这一环节
34、却是龙头企业连接上、下游的关键点，因此，下一部分将主要阐释代管户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揭示龙头企业在农业的上、下游环节所取得的利润的本质来源。口99万方数据201605 开 放 时 代四、农业资本连构“家庭农场”：隐蔽雇佣关系的形成根据生产关系的四个维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分工、产品分配以及消费、积累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伯恩斯坦，2011：3335)，笔者将农业生产者分为四种类型：小农、中农、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资本主义农场(陈义媛，2013)。在这四种类型中，中农是本节的主要关注点，因为A公司的代管户大部分是由中农转化而来。在平晚县，中农的种植规模大约在20亩一50亩之间，他们除了种植自家
35、承包地之外，还从外出务工的亲友处低价或免费流转来一部分土地，通过扩大土地规模，他们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并能从农业中逐渐形成一部分积累，也可看做是对“过密化”(黄宗智，2000a，2000b)农业的一种突围。正因为中农逐渐形成的积累，他们有潜力其中一些中农也有动力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阻碍中农扩大规模的障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连片流转土地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规模经营带来的资金压力。即便一些人脉广泛的中农能通过不懈努力获得土地总有一些中农苦于流转不到连片的土地而停滞在中农状态，资金压力也是他们的大难题。显然，与公司合作是中农扩大经营规模的一条捷径，既能获得大片土地，也能通过公司垫付资金减轻现金压力
36、。2013年，A公司在平晚县的代管户共有40户，根据营利状况，可将代管户分为三种类型，以下分别选取每种类型的一位代表详述。类型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获利的代管户马富民(1965年生)，水船镇三里村人。他从2013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了50亩的土地代管协议。2013年前，A公司只从三里村流转了一小部分土地马富民耕种的20亩土地(大部分从外出务工的亲友处免费流转来)不在其中；由于A公司在2013年扩大流转面积，马富民无法再免费耕种原来的土地。但他借此机会，与A公司“合作”，将经营面积扩大到50亩。马富民也坦言，如果不与A公司合作，他不可能种下这么多地。为了节省成本，绝大多数农活马富民夫妇自己做，只在
37、除草和背稻谷时雇工，其每亩地的成本见表1。马富民在-3年的收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理想，平均每亩地每季的产量只有700斤左右，不及其预期的800斤，但由于2013年的稻谷收购价格还在继续上涨，他的稻谷平均销售价格为130元100斤，因此，2013年他每亩水稻单季的纯收入为157元，两季合计为314元，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150元亩的双季稻补贴，每亩双季稻的总纯收入达到464元。马富民计算了他们夫妇在每亩双季稻上投入的劳动力，每亩土地上大约投入了4个工一5个工(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称一个“工”)，按照每亩的纯收入计算，马富民夫妇每个工的收入为100元左右，这与-3地一个普通建筑工的日工资相当。对于“工
38、”的计算，有必要特别加以说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使农户家庭在日常劳口100万方数据表1：代管户马富民的水稻种植成本(早稻)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土地流转费 3002=1504 灌溉水费 0。农资套餐 55390=463。 人工除草 60追加的农资投入。 0 施肥 0(依靠家庭劳动力)育秧 O(依靠家庭劳动力) 喷洒农药 0(依靠家庭劳动力)插秧 盯 灌溉管理 0(依靠家庭劳动力)灌溉电费 40 背稻谷 40总计：753元亩注：(a)2013年，A公司从农户处流转土地的价格涨到300元亩，此前为200元亩。由于马富民种植的是双季
39、稻，因此每一季的土地流转成本为150元。尽管大部分农户不愿种植双季稻，但由于马富民所在的村在公路边，为双季稻示范区，因此不得不种植双季稻。(b)在平晚县，一部分农田在水库灌区范围内，这部分农田的灌溉需要收取灌溉水费，用作渠道维护等；不在灌区内的农田不用承担这笔费用，通常靠抽附近水塘的水灌溉。(c)马富民自己犁地，因此扣除了犁田的机械费用。(d)一些农户为了提高产量，在A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外，还另投入一些追肥或农药等。(e)由于马富民所在的村地处地方政府的“机插秧”示范区，因此插秧环节由插秧机完成，费用已包括在农资套餐中。但这在平晚县属特殊情况，由于技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大部分农户还是依靠人力插
40、秧。作中需要作出独特的劳动安排。今天的绝大部分农户都不仅仅从事农业，还在农闲时节在临近地区打工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典型的如开货车、在附近工地打零工等，这当然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范围内小商品生产者的共性(Bernstein，2009)。因此，代管户所计算的在每亩土地上所投入的“工”，应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富民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的“工”，穿插在他们其他的经济活动中，比如养殖、作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匠等，其家庭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安排中可能只有约一半或三分之一在水稻种植上，马富民将每亩水稻种植中所投入的“工”单独计算，得出每亩投入4个工一5个工的估算值。因本研究重点关注水稻生产状况，因此仅就水稻生产一项
41、来计算其收益状况。类型二：主要依靠机械出租获利的代管户刘俊才(1960年生)，水船镇松柏村人。他从2011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面积为110亩，种植单季稻。刘俊才所代管的土地就在他本人所在的小组。每亩地口101万方数据201605 开 放 时 代的成本见袁2。刘俊才在2012年的平均亩产量是1100斤(他因为这样的高产而在当年被A公司评为“种粮能手”)，稻谷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25元100斤。他在水稻种植方面的每亩纯收益为417元，种植方面的总收益达到45870元。刘俊才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的工大约为2个一25个，也就意味着每个工的收益为160元一210元，相当于-3地一个技术工的日工
42、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俊才因为自己拥有大中型农机(1台大型收割机、2台中小型犁田机，共花费72000元)，因此所代管的110亩土地上的犁田、收割由自己完成，A公司付给他180元亩(犁田、收割分别为90元亩)。除去机械作业在每亩地上消耗的50元的燃油费、机械磨损费(刘俊才的估算)，从机械作业上，刘俊才的纯收入是14300元。除了在代管的这110亩土地上使用机械作业外，刘俊才也通过机械出租赚取利润给没有农机的农户犁田、收割。其中，犁田的收费是100元亩，收割的收费为90元亩；开犁田机作业的成本(包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20元亩，开收割机作业的成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30元亩。2012年，刘俊才
43、的犁田机作业面积一共为150表2：代管户刘俊才的水稻种植成本(单季稻)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土地流转费 200 灌溉水费 0农资套餐 598110=4884 人工除草 30追加的农资投入 15。 施肥 10育秧 208 喷洒农药 0(依靠家庭劳动力)插秧 135 灌溉管理 0(依靠家庭劳动力)灌溉电费 30 背稻谷 30总计：958元亩注：(a)刘俊才并没有使用公司套餐中的机插秧服务，他认为人工插秧的质量更高，因此这一项需从套餐费用中减去。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刘俊才自己拥有农机因此他所代管的110亩地上，犁田、收割是由他自己开农机完成；但公司在计算时，仍按套餐价格扣费，
44、之后将这两项的机械作业费以工资形式发给刘俊才。(b)在除草方面，刘俊才夫妇既雇工，也投入自家劳动力，这里的成本仅指雇工费用。(o)A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中，每亩化肥的配给量是10J“x斤；刘俊才认为，要有好收成，每亩必须投入16公斤化肥。因此，他在A公司提供的套餐e_夕l-又追加了6公斤化肥，花费15元。(d)在育秧环节，刘俊才夫妇既投入了自家劳动力，又使用雇工。20元亩仅指雇工的成本。口102万方数据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亩，收割机的作业面积为近1300亩(均包括代管的110亩)。因此，在机械作业方面，刘俊才的纯收入达到88900元(包括了代管的110亩地的机械作业收入
45、14300元)。显然，对于代管户刘俊才而言，机械作业的收入远高于他从种植水稻上获取的收入。但代管土地对他来说又十分重要，因为他需要保证一定量的机械作业面积。尤其是在-3地的农机拥有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以上两个代管户是在A公司的所有代管户中经营成功的两类代表。第一类代管户，如马富民，家中只有小型农机，他们也只与公司签订相对小面积的土地代管协议，主要依靠最大限度地投入家庭劳动力而获得收益，只在农忙季节少量雇工。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代管户从每亩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仅等于所投入劳动力的El工资。按照马富民的计算，他们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4个工一5个工，每亩双季稻的纯收益为464元，因此，每个工的收益仅在1
46、00元左右，这与当时一个普通建筑工人的工资相当。而对这一点，马富民也非常清楚，这类代管户常说，“我们赚的就是个劳力钱!”第二类代管户，如刘俊才，他的家庭收益主要来自于机械租赁收益，而不是水稻种植。刘俊才的机械租赁收益几乎达到他种植收益的两倍。这类代管户通常拥有大中型农机，并且有极大的动力来扩大机械作业面积。因为市场上的农业机械更新换代速度极快，两三年就有更新、性能更好的机器出现，快的甚至每年都有新机器，而农机价格通常又很高，在农机占有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农机手们急切需要以最短的时问收回购机成本，并获得收益。因此，一些农机手试图以流转土地的方法保证一定量的作业面积，这正是刘俊才这类农机手与A公司
47、签订土地代管协议的原因。刘俊才与马富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前者使用的雇佣劳动多于后者，这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刘俊才在机械作业方面投入了更多劳动，机械作业的利润显然更高。但若仅从水稻种植方面来看，刘俊才夫妇在每亩水稻种植上投入的工为2i,-25个，每亩纯收益为417元，即每个工的收益为160元一210元。这个收益高于马富民，然而，也只等同于当地一个技术工的日工资。鉴于刘俊才在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所获得的高产量，可以认为刘俊才在农业种植方面也是“熟练工”。如此，就种植层面而言，刘俊才和马富民并没有本质差别，他们所获得的种植收益都仅仅是所投入劳动的日工资。刘俊才对此也有抱怨，认为公司通过农资套餐拿走的
48、利润太多他提到曾和A公司的老总当面有过争执：“你们(指A公司)吃饭，我们这么多人(指代管户)也得喝点稀饭吧?!”即便刘俊才的状况在所有代管户中已经算不错的，但他仍然认为公司“剥削”(刘俊才自己的表述)太多，并表示等再过几年他就从A公司退出，自己想办法流转土地来经营。代管户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赚的只是“劳力钱”，可以从他们与普通农户的种植收益对比中来理解。对平晚县一个普通水稻种植户来说，除掉农资投入和其他成本，农户每亩水稻(指单季稻，当地农户种植双季稻的已经极少)2013年的收益大约在800元一900元左右因为种植面积小，普通农户的产量往往更高，但他们投入的劳动力也更口103万方数据201605
49、 开 放 时 代多远高于代管户的纯收益(以同样方式计算的代管户刘俊才的单季稻亩收益为417元)。也就是说，如果去除劳动力成本(按劳动力工资计算)，平晚县的普通稻农仍然能获得每亩300元_400元的收益，而代管户则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对比国家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水稻种植的平均每亩现金收益为73474元(每亩“总产值”减去“物质和服务费用”、“雇工费用”、“土地流转租金”)，即使除去劳动力成本(“家庭劳动力折价”)，每亩仍有30396元的剩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15：6)。而对代管户来说，扣除了劳动力成本后，他们就没有剩余了，他们的收益仅仅是劳动投入的日工资。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代管户都能获得收益，那些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农机的代管户，就基本处于亏损状态。类型三：既无劳力，又无农机，亏损经营的代管户万英恒(1953年生)，平湖镇人。2012年他与A公司签订了260亩土地代管协议，种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