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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雨巷】雨巷诗评寓言乎。预言乎。重读戴望舒的雨巷许多人曾经追索雨巷一诗中的“女主人公”“丁香姑娘”的原型，有人把她理解为戴望舒（19051950）的初恋女友，曾与之订婚的施绛年（施蛰存之妹），但此说很难确切地指认。雨巷一诗的写作最迟不迟于1927年夏，而戴望舒寄居施家并狂热地爱上施绛年，则发生于1928年。与望舒相交极深，诗集望舒草的序作者杜衡（19071964）说：“一九二七夏某月，望舒和我都蛰居家乡，那时候大概雨巷写成还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发地拿了张原稿给我看他所给我看的那首诗的题名便是我的记忆。”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感兴趣：一是雨巷写作的时间应是1927年夏或之前数月；二
2、是被公认奠定了其后期写作品格的我的记忆一诗的写作时间，与风格迥异的前期代表作雨巷相隔竟然如此之近。但是，另一方面，戴与施家本为杭州同乡，1926年戴望舒就与施蛰存（19052003）、杜衡共同创办过璎珞杂志，完全可能认识施绛年，并在内心深处留下了她的倩影，只是写作雨巷时，他尚未向施绛年表白自己的爱情。读诗向来有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像一般的读者那样就诗读诗，单从文本出发理解诗歌，还是应该像专家一样考索它的全部背景材料，对诗歌进行“考古式”阅读。不管怎样，诗歌首先离不开文本，即便如后一种读法，也不能脱离文本说话。就文本本身而言，显然从雨巷发表（首发于1928年8月小说月报）至今的八十多年来，它已经在
3、广大读者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印象，这是一首极其美丽极其哀怨的爱情诗，诗中所期待的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似乎存在过，又似乎从未曾出现过，这是一个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人物，因而显得格外动人，格外地惹人怜爱与向往。读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印象，与诗歌采用的写作手法显然有极大的关系。许多专家都曾指出，戴望舒早期的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杜衡就曾确切地说过：“记得他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四那两年之间。”“可是在当时我们和谁都一样，一致地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的可吟的东西。”“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望舒学习法文；他直接读了verlaine，fo
4、rt，gourmont，jammes诸人底作品，而这些人底作品当然也影响他。”“在望舒之前，也有人把象征派那种作风搬到中国底诗坛上来，然而搬来的却正是神秘，是看不懂那些我以为是要不得的成份。望舒底意见虽然没有像我这样绝端，然而他也以为从中国那时所有的象征诗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一派诗风底优秀来的。因而他自己为诗便力矫此弊，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他的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动过。他底诗，曾经有一位远在北京（现在当然该说是北平）的朋友说，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这样的说法固然有太过，然而细阅望舒底作品，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倒的确走的诗歌底正路。”雨巷诗情的
5、古典作派是一目了然的，与晚唐诗或宋词中的婉约派极为相似，连使用的主要诗歌意象“丁香”或“丁香结”，也有人考证来自于古诗，如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南唐李璟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至于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和字形上的图画感，则多有宋“词”的味道。诗歌中长短句（极长的句子一般裁为短句排列，如诗的第一节，实际上只有两个句子，每一句裁为三句）、排比句的运用很多。复沓的韵律形式，包括词语的重复、短语的重复、句子的重复、段落的重复，双声（如“芬芳”、“彳亍”、“凄清”、“惆怅”、“迷茫”）、叠韵（如“忧愁”、“彷徨”、“默默”）的词语大量使用。在用字时，甚至特别讲究字
6、形上的特殊画面感及其情绪传达，如“彷徨”、“寂寥”、“愁怨”都有相同的部首，形成视觉上的连续性和情感上的连绵感；“彳亍”则几乎是同一字的变异写法；“冷漠”、“凄清”等词则因其多“水”，而形成一种特别柔美、凄婉之感。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诗歌的特殊情境和艺术气氛，试读之下，朦胧、迷茫之情油然而生。但是，此诗尽管使用了许多表达凄清、忧愁的词语，总体情境却并不特别的哀怨，这一方面因为全诗只是表达一种“希望”（诗的最后一节仍然表达的是“希望”），并没有彻底地陷于绝望，另一方面与全诗押ang韵有一定的关系，有的专家曾指出，ang韵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感觉。此诗之韵脚，恰恰校正了许多哀愁的情绪，达至某种平衡
7、。但是，诗歌之所以形成目前的阅读效应，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歌采用的象征或寓言手法。这个问题又涉及到诗歌的写作背景。孙玉石（1935，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认为，该诗的创作与“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戴望舒这首诗在爱情失落的哀伤中，同时也把自己理想追求与幻灭的感情世界倾注于象征的形象中。从后一种角度来阅读，这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因而“这首诗表层上的意思是写爱情，更深层的意义却是个人乃至一代青年人内心复杂情绪的象征。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个人哀怨感喟的界限，而具有更幽深的思想指向。”这些分析，我们都是同意的。事实上，戴望舒写作此诗，可能正是因为参与进步活动而遭遇“政变”，只好来到乡下避居之时，其思想和情绪便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诗歌并不会因为有了上述“超出了个人哀怨感喟的界限，而具有更幽深的思想指向”就变得更好，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了诗歌表层的语言文本，后来时代的一般读者是不知道的，也从不深究，但他们依然凭诗歌本身而喜爱这首诗。也就是说，诗歌的“象征”虽然重要，但重要的不在于它所象征的东西，而在于这种“象征”的语言方式所造成的审美效果，比如朦胧美、比如弥漫在诗中的那种个体情绪的飘渺感，当然这样的美学效果并不全是由于“象征”，也与它的古典韵味有关，这一点前面已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