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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调控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受了总需求大于总供应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应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假如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根底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应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标准讨论业已引发出大量的讨论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
2、调控的讨论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规律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熟悉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根底与边界问题进展深入分析的根底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展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本钱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
3、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时机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本钱，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爱护交易免于时机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定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本钱、路径依靠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广泛，这里，笔者并不准备涉及全部
4、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肯定具有一样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根底上，就它相对市场根底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根底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行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进展史说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熟悉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根底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
5、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展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肯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展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定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23)；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提醒，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行能离开微观根底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定要依靠于现实的微观根底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洁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根底和制度条件动身，将宏观调控区
6、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规律全都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响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假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根底和传导条件下进展的，那么宏观调控明显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抱负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拟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胜利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峻大于总供应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
7、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受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应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挡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预备金率、恢复中心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缘由，大多数的分析
8、是借助IS-LM模型进展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淌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当说，这些观点根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根底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假如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行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规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根底的建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根底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局部非国有企业根本上是
9、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响，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整，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旧保存的存量局部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构造还是在治理构造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规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假如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当主要是非
10、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响的微观根底外，还必需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本钱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心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构造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宝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全部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
11、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根底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根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淌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状况下，金融市场制度根底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23)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构造调整效应与财宝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缘由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严密、反应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
12、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连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23)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根底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淌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定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根底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响；其次，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根底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响，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
13、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定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响(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展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应方面提醒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说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
14、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卑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固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响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靠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行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卑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情愿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
15、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峻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视本钱，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缘由，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根底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缺乏”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状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
16、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协作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缺乏，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见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疑心。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根底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奉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表达
17、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规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抱负。不少人担忧积极财政政策长期连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规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缘由，学术界已绽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根底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构造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根底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原来就已存在生产力量严峻过剩的根底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工程融资等方式投入的状况下，民间投资自然
18、不行能参加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的确如此。但根本的缘由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冲突。假如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动身。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根底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严密的行为主体(特殊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全都规律(这种较强的内在全都规律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忧的规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
19、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根底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假如到此为止，则很简单使人误会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定意味着它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月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由于，假如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构造问题；假如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期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
20、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绽开过剧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拟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见，应当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见 在20世纪30年月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
21、实动身，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淌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缺乏)的结果，市场力气并不能快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依据总需求打算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相互协作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缺乏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缺乏的总需求治理政策是相机选择的短期政策，由于“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
22、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应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定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行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缺乏，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化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应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气很难快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23、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缺乏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连续发挥作用，此时假如连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治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局部，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缺乏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月末到70年月初，正值凯恩斯主义需求治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状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长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治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
24、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长久收入而仅有特别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订正，即“货币幻觉”消逝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选择的需求治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动身，坚持经济在遭受
25、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快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四周，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治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由于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当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章取代相机选择的需求治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根底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缘由，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承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根底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治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
26、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全都的垂直总供应曲线，SAS则是由肯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应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定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由于工资合同需要交叉调整不行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响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快速。
27、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治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图3说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由于存在价格粘性(比方菜单本钱)。假如商品市场不行能在C点快速出清，那么总需求治理政策在短期就应当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见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根底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缘由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
28、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依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说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整，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定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
29、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应，那么经济将临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熟悉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快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哄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假如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由于是产出水平打算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
30、数与总供应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消失技术进步后，它必定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消失随机性的跳动，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响，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拟有无商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
31、时间不全都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供应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见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供应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构造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定会存在肯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毕竟是总量还是包括构造?它的目标毕竟是稳定
32、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熟悉明显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熟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峻非均衡根底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消失周期的波动是不行避开的，虽然市场机制假如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整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到达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受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
33、意味着必需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峻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肯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削减市场机制调整时滞产生的昂扬本钱。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明显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定会间接地影响到详细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说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需有坚实微观根底和传导条件的缘由。有必要说明的是，假如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或许可以把构造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
34、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构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当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构造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详细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进展说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根底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进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展调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淌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构造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定结果。历史地看，产业构造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
35、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规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构造从长期看是特别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立问题严峻，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规划经济是一样的，规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定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23)。政府对详细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假如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
36、，明显它相对市场根底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假如将产业构造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构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规律上的冲突。应当成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构造问题，但构造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构造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根底的进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进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根底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削减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展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
37、是否应当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应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兴旺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应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消失总供应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整。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假如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肯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旧属于稳定的
38、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兴旺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始终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展，特殊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疑心，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治理政策无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当从总需求转向总供应方面(由于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
39、理论进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表达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供应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进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规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根底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始终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熟悉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状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当成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挡经济增长率的严峻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说明
40、，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准确。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局部还肯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局部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头在关注短期稳定的根底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讨论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构造调整来求得长远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假如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根本政策，肯定要和供应治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殊是从2023年5月中国经济消失重大转机后，
41、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市场根底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进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需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熟悉。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拟清晰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熟悉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冲突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根本熟悉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响为根底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假如没有坚
42、实的微观根底，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定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构造并不完全，特殊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经济稳定进而为市场配置的长期经济增长创设前提条件，政策目标并不必定包含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是总需求为主的总量方面，它虽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针对详细的产业部门和构造。构造增长与总量稳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支撑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两条重大支柱。而如何处理好针对短期总量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是当今经济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人们能否正确地熟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的核心问题。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假如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靠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化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