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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议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缘由，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支配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支配与外生支配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支配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受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
2、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假如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主动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讨论业已引发出大量的讨论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讨论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规律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
3、支配的观点，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制度支配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本钱而选择的制度支配(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支配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
4、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本钱，因此，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爱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定会寻求诸如政府支配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支配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支配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本钱、路径依靠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支配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准备涉及全部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肯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支配的基
5、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行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进展史说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支配。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肯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支配，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
6、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定性事实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行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定要依靠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洁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支配和外生的制度支配两类。市场经济内生支配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规律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
7、而言，假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明显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支配。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支配的效应显著，而外生支配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胜利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受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
8、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支配，目的在于阻挡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预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缘由，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淌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
9、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假如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行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打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整，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旧保存的存量部
10、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此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打算经济体制而言的，假如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当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需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
11、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改变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本钱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宝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全部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淌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
12、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状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宝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缘由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连接成一个联动体。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第8页 共8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