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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琪：多样的“恶”读恶的人类学 -刘琪 2007 年 6 月 15 日 13:36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在犹太基督教的宇宙观图式中,存在着一位全能的、至善的上帝,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护理者。然而,信徒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恶就不应该存在。但是很显然,恶的确存在,并且还具有某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上帝的至善或全能就遭到了质疑。或者上帝不是完全的善,所以他允许恶,甚至他本身就是恶的始作俑者;或者虽然上帝是至善的,并且会竭尽所能地防止恶,但他不是全能的,没有力量制止它。第一个问题指向的是上帝的本质,第二个问题怀疑上帝防范恶的可能性。要反驳前者,必须阐
2、明恶的来源,并证明这一来源与上帝的至善没有矛盾之处;要反驳后者,则必须回答恶如何被纳入到上帝的管理之中,又如何被上帝的全能所包容。从早期犹太教的拉比到新教的神学家,都一直试图从逻辑上给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泰勒在关于恶的神学思想(Taylor,Donald:Theological thoughts about evil)(pp2641)一文中,就为我们梳理了犹太-基督教中关于恶的思想。在早期犹太人那里,并没有经常讨论到恶,因为一神论的前提不允许把恶视为与上帝对等的势力。但是,他们仍旧意识到了某种神秘的、造成危害并使人害怕的力量,并把它具体化为邪恶的灵界存在(evil spirits)。抽象的恶
3、的概念在犹太教制度化以后才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对恶的理解被放置于上帝与人的契约关系之中,人对契约的破坏就会造成恶。在宏观层面上,恶体现为对秩序的损害;在微观层面上,恶则体现为人的不洁净。到了启示文学的时期,犹太先知(以但以理为代表)开始使用动物的象征描绘恶,但并没有明确定义魔鬼撒旦的形象。早期基督教发展了恶的实体化程度,撒旦形象的逐渐清晰使它的宇宙观偏向二元论,但邪恶的势力最终会被上帝所战胜。在对观福音中,作为上帝力量代表的耶稣与撒旦形成了强烈的对抗,耶稣的死和复活标志着上帝的胜利。这一故事在大众宗教的层面展现了善恶的故事,但是,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并不想停留在这里,很快,他们就开始试图从理论上阐
4、明恶的起源。与犹太教的拉比一致,首先,神学家们否认上帝与恶有任何关联,恶的原因只能从人类身上寻找。然而,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既然上帝知道人类可能作恶,又为什么要给予人类作恶的能力?如果作恶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那么,人类是否不应该为恶负责?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最明确回答的是奥古斯丁。他指出,恶的来源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使人类有了作恶的可能,但是,自由意志本身又是善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也就没有行善的可能。因此,上帝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类是正当的,而恰恰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误用才导致了恶。(参见 Augustine,1993)对恶的来源进行的这种追溯最后落脚于原罪说。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
5、娃背叛了上帝,人类所有的后裔就都被打上了罪的烙印,这使得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作恶的倾向所辖制,没有行善的可能。改教运动之后,新教开始对原罪说持怀疑态度,认为人们作恶不是因为原罪,而是因为本性上的欠缺。可以看到,犹太-基督教对于恶的问题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归纳起来,有着以下几个明显的共同特点:第一,恶的定义被放在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中去考察,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上帝的标准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任何违反上帝的行为都是恶。第二,恶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上帝与恶不可能有任何沾染。造物主是绝对完美的,恶并不是必然,只是因为偏离造物主而得以实现的一种可能。第三,善恶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对
6、立,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最终,善必定会战胜恶。这种关于恶的论述是否是唯一的?这即是 恶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Evil)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除犹太-基督教之外,书中的数位作者还为我们描述了不同宇宙观之下的恶的概念。这些“恶”或多或少都与犹太-基督教图式下的恶有所不同,甚至从根本上南辕北辙。如果说多样性是人类学一直以来的追求,这本书就把多样性的视角投向了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道德规范,把比较研究的领域推广到了伦理的层面。下文所选取的案例并没有涵盖全书所有的民族志,但已经足以体现它们与上文所列举的恶的特点之间的差别。首先,让我们来到霍巴特笔下的巴厘社会。在这里,印度教、佛教、
7、古老的爪哇宗教以及巴厘社会自身的宗教观念被糅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恶”。秩序和规范不是由一位至高的上帝所制定,也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对于每一种存在都各不相同,并且会随着时间、地点、情景而变化。吃人是老虎的事,攻击别人则是巫师应该做的事,虽然它们会给人带来痛苦,但这些行动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同一位神灵既可能是瘟疫的起源,也可以在瘟疫流行时期是人类的庇护者。与犹太-基督教“万物本于一”的观念不同,在巴厘,生命的不同形式都拥有自己形而上学的预设,并且由此产生不同的知识、理性及生存目标,它们之间的碰撞构成了巴厘的主旋律。善恶在其中没有一致的标准,对于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Ho
8、bart,Mark:Is God evil?pp165193)其次,让我们来考察印度教的一支。在曾经占据印度教主导地位的 Pancaratra V aishnavas 派的宇宙观中,世界是由三种不同的基质(strand)形成的。这三种基质的等级有所不同,所创造的东西也各不相同。从最高的基质中产生了秩序和道德,从中等的基质中产生了更新的能力,从最低的基质中产生了毁灭的倾向。世界不能仅仅只有最高的基质,而必须同时拥有三种基质才能存在。最低的基质即包含了恶,因此,恶就是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人能够创造没有恶的世界,造物主也不能。此外,世界在产生之后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活着的存在,它会一直处
9、于变动的进程之中。这样的进程由永无休止的出生、成长和死亡组成,而三者又分别与三种基质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恶不仅仅是在创世时必不可少,在之后宇宙的运转过程中,它也是无法避免的力量。在这里,不存在全能、至善的上帝与恶如何共存的问题,因为恶就是上帝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没有宇宙的生命。并且,虽然人们总是试图削弱恶的影响,但它总是比善更为强大。(Inden,Ronald:Hindu evil as unconquered Lower Self,pp142164)再次,马来苏非派(Malay Sufi)也同样拥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和对恶的态度。他们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做出了自己的发挥。“万物都源自安拉”,
10、这是伊斯兰教和犹太-基督教共有的思想,而苏非派则把它推向了极致,认为不仅仅存在一位至高的安拉,并且除了安拉以外,就什么都没有。安拉与宇宙同一,安拉既同等又完全地存在于每一件事物之中。同时,与伊斯兰教和犹太-基督教大多数派别为人类的自由留有余地相反,他们把安拉绝对的预定也推向了顶点,是安拉创造了善,也是安拉创造了恶。但是,他们又认为,至高尊贵的安拉只意愿(will)善。在这里,苏非派似乎把自己逼到了绝境,然而,在“极端的必然(radical necessity)”中,他们找到了出路如果安拉使某人作恶,然后又惩罚他,那么安拉就是不正义的,然而,安拉在创造之前就已经在他自己里面预定了这一切,也就是说
11、,作恶的人在本质上就是罪人,而这又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安拉的惩罚是正义的。更进一步,在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作恶者和受惩罚者存在,一切都是安拉,安拉既是作恶者,也是承受惩罚者。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安拉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威严。(Bousfield,John:Good,evil and spiritual power:Reflections on Sufiteachings,pp194208)如果 Pancaratra 只是把恶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存在,而苏非派则使得恶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那么,在巴厘人对困扰西方人几千年的神正论的嘲讽的大笑中,恶的正当性就被推演到了极致上帝不仅仅允许恶存在,也
12、不仅仅是恶的制造者,他在本质上就是恶的。如果上帝不是既善又恶,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某种行动或思想是善的,因为没有东西和它比较。只有上帝既是善的又是恶的,人类才可能谈论善恶,世界上也才可能有善恶之事存在。这一回答对于整个犹太-基督教宇宙图式是致命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假设,至高全能的上帝也是至善的?即使不得不承认恶的存在,犹太-基督教的信徒们也坚定地相信,至善的上帝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巴厘人把这一陈述的顺序倒转了过来:如果善总是会战胜恶,那么,胜者就是善的。(Hobart:pp188189)或许,西方的神学家们会为这些宇宙观贴上“相对主义”、“泛神论”、“实用主义”等各种标签,为自己的绝对
13、权威进行辩护,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恶的正当化过程,只不过所采取的路径与上述三个社会又有所不同。从早期犹太教到中世纪天主教,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它带来恐惧,带来污染,带来破坏,因此,繁复的消除恶的影响或者恶本身的仪式由此产生。由大祭司主持的犹太教的赎罪仪式包含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代表以色列人进行忏悔,从而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二是通过把人的不洁净转移到祭物身上,使人得以洁净。天主教提出的原罪概念也类似于不洁净状态,但它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是寻找替罪羊,而是洗礼。在洗礼之后,如果人又犯下了罪,就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补赎圣礼加以弥补。新教则不同意洗礼除去原罪的说法,认为
14、:罪人的本质不会变化,而洗礼只是作为信仰的一种宣告,使得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此外,弥补自己犯下的罪也不需要制度性的规条,只需要罪人向着上帝单独地忏悔。(Taylor:pp2641)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罪恶的关注已经从社会转向个人,很快,它又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互结合,开始了善恶模糊化的进程。“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提摩太前书6:10),这种对于金钱的态度源于基督教建立初期,它使得长久以来的西方文明陷入到受欲望束缚的痛苦之中。然而,从亚当斯密开始,对于金钱以及与金钱相关的交换、贸易、积累等行为的评价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维度,个体欲望、对于金钱的爱慕及对于利益的追求开始获得了正当性。到了市场经济占据主
15、导地位的时代,金钱的价值更是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英国,善恶本来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黑白之分,而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则彻底抹杀了绝对的道德观念。财富需要从邪恶的欲望中产生,贪财这一万恶之源同时也成为了万善之源,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社会就将不复存在。(Macfarlane:The root of all evil,pp5774)从罪恶的来源和表现,到“必要的恶”,再到社会德行的无上体现,曾经被视为“万恶之根”的个人欲望所经历的正当化过程,正是恶在西方历史命运的缩影。但是,对于个体的恶,社会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一方面,它高举欲望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想方设法要将
16、个体欲望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以内。无论是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将社会视为对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所施加的必要限制,还是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将它看作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强制,从个人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欲望所引发的争斗而形成社会的时候开始,社会和个人就一直处于对抗性的关系之中。(参见萨林斯,2000,pp13,3334)没有法庭,没有监狱,没有审判,没有刑罚,个体在道德上是绝对自足的,不需要强制性的规范,只需要个体内在的平衡。个体自由与社会和谐不是相对的,正是个体自由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国度只能在天堂找到。然而,仅仅通过颠倒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这一理想国在 Piaroa 就得到了实现。在 P
17、iaroa 的观念中,自然状态的个体是中性的,相反,恰恰是在进入到社会状态之后,人类才开始具有攻击性。人的本性不是恶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获得社会必需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他也就同时获得了作恶的可能。原因在于,知识和能力本身具有毒性,会使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一旦失去了审慎,他就会作恶。(Overing,Joanna:There is no end of evil:the guilty innocents and their fallible god,pp244278)可以看到,Piaroa 延续了西方传统中社会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的假设,但又带有了更多无奈的意味。人们所要驯服的,不是罪恶的本性
18、,而是有毒的文化。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犹太-基督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同的人们都在追寻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这些答案看作一个窗口,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宇宙观和建构社会的方式。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善恶的概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动。因此,虽然所讨论的是看似普适的道德问题,但也仍旧不能忽视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不能离开具体的文化和历史情景。这就是本书对人类学者们做出的最重要的提醒。参考书目:Augustine,1993,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translated by Thomas Williams,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Parkin,David(eds),1989,The Anthropology of Evil,Southampton:The Camelot Press Ltd.戈登菲、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李瑞萍译.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马歇尔萨林斯.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M.北京:三联书店.2000.作者简介 刘琪(1983 ),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 2005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2006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