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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制度约束检验关键词:双向投资;IFDI;OFDI;门槛效应一、引言在相关研究中,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正在不断丰富。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制度是“重要的”甚至是“统治的”,制度质量被视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许多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带来FDI“量”的变化。如张宏和王建(2022)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流量影响显著。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制度质量的改善还会带来FDI“质”的变化,即FDI的效率得到了改善。如聂爱云和陆长平(2022)认为,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研究的思路也正是遵循以上的基本认识,探寻江苏双向投资
2、发展可能存在的制度约束,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现状分析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IFDI)现状与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大省廣东省不同,江苏省在吸引外资方面起步较晚,投资效率也不高。据统计,1985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0.12亿美元,仅为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2%。从每项合同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1985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效率为25.9万美元/项合同,也低于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效率31.4万美元/项合同。但随后江苏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出迅速赶超的趋势。2022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42.75亿美元,仅比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少26亿美元。同时,2022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效率为940.
3、9万美元/项合同,远高于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效率382.4万美元/项合同。此外,从增长速度来看,1985年-2022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8.9%,是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从投资效率来看,1985年-2022年江苏省利用外资效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7%,是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效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4倍。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保持现有趋势不变的情况下,江苏省完全有能力取代广东省成为国内引进外资第一大省。2.江苏对外投资(OFDI)现状2003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为0.25亿美元,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26%。2003年江苏对外
4、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0.61亿美元,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4.3%。随后,这一现状得到了延续,赶超格局并没有发生。2022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为72.5亿美元,仅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59%。从投资存量来看,2022年江苏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226.1亿美元,这一金额仅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33%。此外,从增长速度来看,2003年-2022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0.5%,是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速度的1.2倍。从投资存量来看,2003年-2022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
5、长速度为63.7%,是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速度的1.7倍。不难看出,与吸引外资的蓬勃发展不同,江苏省在对外投资方面尚表现得相对保守。3.对比分析从对比结果来看,江苏双向投资呈现出IFDI发展迅猛,而OFDI相对迟缓的格局。从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双向投资之间应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如2022年欧盟国家的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之比为1.1:1,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1.3。对比之下,江苏省的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之比为1:3.4,广东省的比例则为1:2.2,两省的双向投资比例还不协调。从制度角度探讨如何优化江苏省双向投资的比例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下文部分要解决的问题
6、。三、实证检验1.模型设定已有的研究发现,对FDI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既可能来自于母国,也可能来自于东道国。考虑到江苏省双向投资的现状,实证研究的中心思想是检验制度因素对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实际影响,进而指出如何趋利避害的针对性措施,实证方程如下:(1)(2)公式(1)、(2)中,ofdiit为对外投资,i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INS为制度因素,某it为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MS,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开放度OPEN,以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工资水平WG,用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表示;劳动力规模LS,用制造业年末就业人数表示;劳均资本CW,用资本形成总额与年末在岗职工的比值表示。当制度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投资)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促进作用,反之则为抑制作用;当制度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投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增加对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反之则降低对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令制度因素及制度因素与投资的交叉项之和为0,可求出制度因素的门槛值,低于门槛值的制度因素使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恶化,反之则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