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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内容摘要：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
2、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关键词：沈从文；湘西；散文；地理叙事；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正 文1930 年代，因两次回乡的经历，沈从文写下了一系列以湘西为题材的散文。第一次是 1934 年初，因母亲重病，新婚不久的沈从文放下正在创作的小说边城，冒着严寒独自从北平返乡归省，整个旅程历时近一个月，虽然一路舟车劳顿，但重新踏上阔别十余年的故土却令沈从文异常兴奋，他每天都写信向新婚妻子张兆和讲述旅途见闻，还意趣盎然地将途中所见美景描画下来当作书信插图，湘行书简由此而成。从湘西返回北平之后，沈从文依托这批书信所记载的原始材
3、料进行二度创作，加工整理成 12 篇散文并发表，后结集为湘行散记出版；第二次是 1937 年 8 月，因抗战爆发，沈从文听从教育部指示，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同秘密离开北平，取道湘西前往云南昆明避难，在居留湘西的四个月时间里，沈从文对故乡现实处境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并在次年 4 月抵达昆明之后开始创作散文集湘西。这三部湘西散文集不仅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其中的地理元素丰富多彩，地理叙事的艺术手法贯穿始终，引人注目。所谓“地理叙事”，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以地理景观、地理空间等地理因素作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艺术传达的重要方式。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
4、文，根植于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之中，几乎所有的行文都是在地理叙事的过程中得以推进的，无论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还是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抑或是对风俗人情的呈现，概莫能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部散文集的描写对象都是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大不相同，故本文意欲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沈从文三部湘西散文集中的地理叙事究竟是何风貌？作家为何要采用不同的书写策略来表现“湘西”这一特定对象？其背后暗含怎样的深层动因？一湘行书简：文图互证个体情感与私人话语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在湘西沅水流域一条移动的小船上完成的，主体部分是他写给张兆和的三十四封书信和十三幅山水画插图。其中的三十四封书信原本没有标题，系整理者在1
5、991年结集出版时根据信件内容自行拟定，且所拟标题多为地名，书信中丰富的地理因素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些信件中，沈从文将绘画笔法融入散文创作，以“如画”之眼审视沿途风光，如过柳林岔鸭窠围清晨泸溪黄昏等篇，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幅气象万千的山水画卷，显出作家内心深处对故土湘西的眷恋与热爱。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沈从文自绘的十三幅山水插图。面对迷人的风景，沈从文常常感叹文字的贫瘠与不足，他在泊缆子湾中说自己“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但对于眼前的一切，却只能做呆二了。”表达出无论何等巧妙文字也无法还原眼前绮丽风景的无力感。在返乡途中，他特意随身携带一套彩色蜡笔，正是借助手中的彩色蜡笔和钢笔，沈从文
6、绘就了十三幅湘西风景速写画，并将它们一一展现在新婚娇妻张兆和的眼前。从绘画方式来看，这十三幅画作皆为对景写生；从绘画笔法来看，其中有七幅简笔速写、五幅彩色蜡笔画以及一幅毛笔画。虽然沈从文一生并未真正进入绘画领域，但他的心中一直有个画家梦，曾明确表示想要做一个“有创造性的画家”，他对绘画有着独到的理解，并长期痴迷于绘画的研习训练，其画作亦不在少数。沈从文通过三十四封书信与十三幅插图，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文图互证”的地理叙事模式。一方面，他在三十封书信中用大量文字对湘西的自然地理风光进行细致描绘，另一方面，他也深刻认识到文字不足以完全捕捉自然界的光影声色，故用画笔绘出所见之景，以填补文字之不足。
7、当然，无论是书信还是插图，绘画笔法的使用在湘行书简中都是一以贯之的。湘行书简中的风景描写，注重绘画笔法，采取移动视点，综合运用了色彩、构图、布局等多种绘画技法。首先，就观看景物的角度而言，沈从文没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他所观看的不仅仅是某处之景物，而是随着船的移动而变换，在不断变化视点的过程中，将自身置于船上某个固定的点，所有景物都在此聚焦，静观远望，凝神细思，选材布局，然后诉诸笔端。在这一视角的主导下，湘行书简中出现了多处移动视点下的风景，比如过梢子铺长潭中的一段描述：“船虽在潭中走，四面却全是高山，同湖泊一样。这小船一直上去皆那么样，远山包了近山，水在山弯里找出路，一个陌生人见到，也许还以为湖
8、里玩的。可以说像湖里，水却不是玩的。山的倾斜度过大，面积过窄，水流太速。”在小船的移动中，沈从文可聆听自然之声音，观摩自然之色彩，游目骋怀，将天、地、山、水尽收眼底。其次，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对沅水流域两岸风景的描写，十分注重色彩的描绘。他的用色简易平淡，以白色、翠色、黛色、浅绿等淡雅色调为主，少有鲜艳的颜色，却富于变化。透过沈从文对于湘西山林不同形态的描绘，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丰富的色彩语言：过柳林岔中描摹“千家积雪之中，高山皆作紫色”；夜泊鸭窠围里写“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泊杨家岨里直言“这里已无雪，山头皆为棕色，远山则为紫色”；横石和九溪之中则将群山形容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
9、西”。从以上援引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虽然沈从文面对的都是沅水流域两岸的冬日风光，但每当小船行至不同的地点，他对山林、河流、村庄、码头等景观的描绘也不尽相同，那些看似信手勾画的浅黄、翠绿、深紫、青黛、暗红等颜色，实则用心良深。再次，沈从文还十分注意对文字所能营造出来的情境的构思和布局，讲究画面的真实感：“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小埠头停船处，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 A字形，或相间以红萝卜。”这则短文之中透露出来的构图意识堪称精妙绝伦
10、，前半部分以河水、小山、树木为主体，通过两个接连而至的贴切比喻，呈现出一幅清丽的江南山水画；后半部分则以家禽、菜园、埠头为主体，辅之以声音、形态及色彩，呈现出一幅宁静的山谷村居图。将两幅画合二为一，一幅活灵活现的湘西山居图便跃然纸上，真实可感而又引人入胜。沈从文湘西书简中的文字情境构图，表现出明显的“如画”特征。湘行书简中的山水插图，画面清丽，线条简洁，主次分明，布置得当，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了湘西地区自然风光的神韵，具体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这些插图皆是“对景写生”。如果我们将沈从文1月13日所作的三幅画简家溪的楼子听橹歌曾家河下游（这三幅插图原无标题，系笔者根据插图所绘内容自拟）联系起来看，可
11、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跟随小船一路溯流而上，离山越来越近，直至最后泊岸休憩。1月20日描绘的白楼潭远望近望和白楼潭一影也相差无几，这三幅关于白龙潭的速写，所绘对象皆为高山，但随着船的移动，沈从文的观察视角不断转换，画面中山体的形态也随之明显改变，显示出其较为熟稔的写生能力。其二，这些插图鲜明体现出传统绘画的“布局意识”。沈从文在过新田湾中写道：“假如你见到纸背后那个地方，那点树，石头，房子，一切的配置，那点颜色的柔和，你会大喊大叫。”这类话语，表明沈从文深谙传统山水画的布局理念，面对优美自然，他并未将其直接搬上纸面，而是依据传统绘画的布局意识，对自然进行精心剪裁。前文曾提及沈从文在1月13日连续绘
12、出了三幅彩色插图，事实上，单就自然景物而言，沈从文完全可以将几幅画图中的主体景观 （吊脚楼、远山和小船） 一并呈现，但他并未如此安排，而是在每一幅画都只凸显一个重点，其余皆作极简处理，展现出他对画面宾主关系的细心考量。其三，这些插图反映了沈从文的一种风景偏好，即注目于南方特有的、围绕河流葳蕤展开的起伏丘陵“小阜平冈”。这一偏好实际上潜藏着作者的某种心理秘密，在湘行书简 今天只写两张中，沈从文写道：“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了雪，船正在这左右是石头的河中行走。小阜平冈，我想起这个名字。”表面上看，“小阜平岗”四字是沈从文对“鸭窠围”奇特美妙环境的评价，信中也未对“小阜平岗”作出具体阐释
13、，乍看上去稍显突兀，但结合沈从文早年发表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小阜平岗”一词，在他1928年发表的诗歌颂中便已出现：说是总有那么一天你的身体成为了我极熟悉的地方，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这首诗写于沈从文疯狂追求张兆和之时，从这几句诗中不难看出，“小阜平冈”其实就是沈从文对女性身体及私密处的隐微表达。如果不联系其前期作品，自然无法解读“小阜平冈”所蕴含的性爱话语，这从侧面反映出沈从文身上那种内敛的浪漫，即便是写给妻子的私信，他也会用一些只有夫妻二人知晓的隐秘话语进行爱意传递。二湘行散记：今昔对比下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
14、行散记是以湘行书简为原始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之后的二度创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湘行散记 与湘行书简的创作素材出自同源，一般而言，二者在行文风格、情感表达、叙述模式等方面也应趋于一致。但对读两部散文集之后，却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湘行散记虽然源于湘行书简，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一个全新的变体。返回北平的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担忧，他不再满足于前期旅途之中对地方风景的捕捉和私人情感的表达，开始从时间的维度审视阔别多年的故土。湘西这一神秘领地在历史洪流之中呈现出来的“常”与“变”，促成了沈从文对地方命运的深入思考。仔细检视湘行散记之中的地理表达，我们发现诸如两千年
15、前、几十年前、十多年前、现在、如今、明天之类的时间线索反复出现，这种历史维度下的地域文化景观书写最终带出了一种地理叙事的新模式今昔对比。藉由这一叙事模式，沈从文再现了湘西人事活历史的似变非变，从而完成了“常”与“变”的历史审美主题表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盛转衰。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沈从文花费大量笔墨对浦市小镇作了详尽描绘，作为湘西四大名镇之一，浦市历史悠久，水运发达，商业兴盛，其繁华程度甚至远超县城泸溪，在地方上享有“小南京”的美誉。这里是沈从文年少时接触外部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在一个刚刚走出家门的少年眼中，这个古镇的种种热闹场景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即便是阔别多年之后重回湘西
16、，沈从文仍然对浦市码头从前的繁盛景致记忆犹新：“此处船只多从下游运来淮盐，布匹，花纱，以及川黔所需的洋广杂货。川黔边境由旱路来的朱砂，水银，苎麻，五倍子，莫不在此交货转载。木材浮江而下时，常常半个河面皆是那种木筏。本地市面则出炮仗，出印花布，出肥人，出肥猪。”这段回忆，不仅见出十几年前浦市的壮丽与繁荣，更显示出作家回忆往昔时的兴奋与欣喜。但时隔经年，旧地重游，那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小镇已然不复往日盛况，映入眼帘的只有一片破败气象：“看看沿河各码头，皆已破烂不堪，小船泊定的一个码头，一共有十二只船，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他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
17、。”言语之间尽是失落之情，十几年前风光无限的浦市，如今已是满目荒凉：繁华的商埠变得凋敝衰颓，忙碌的码头变得凄凉冷清，肥胖的屠户变得骨瘦如柴，昔日雄强威武的船夫也已不知所踪。对浦市地域文化景观的今昔对比，清晰地呈现了湘西一地的兴衰之变，虽无只言片语的议论评价，却折射出沈从文对家乡前途命运的沉痛隐忧。二是物象更替。沈从文在滕回生堂的今昔一文中将观察视点聚焦到了故乡的东门桥。文章前半部分主要回忆自己童年时期身处其中的热闹景象：东门桥位于小城中心，桥的两旁开设了二十四间铺子，“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在沈从文眼中，这是一个“社会的雏形”，让他明白了各
18、种行业，认识了各样人物，比如凸个大肚子胡须满鳃的屠户，看似凶狠蛮霸，实则和气异常；比如那些剃头、缝衣、卖药之人，谈论工作、讲述故事都极为有趣。他自己也坦陈从这个社会的雏形中增长了许多见识，且这种所学所知比书本知识有用得多。文章后半部分则重点描绘作家十八年之后重返故乡所见的萧瑟境况：虽然故乡的自然风光与往昔别无二致，依旧美丽动人，但再临东门桥，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从前那个“社会的雏形”已经被所谓的“现代文明”完全湮没，鸦片、战争摧毁了曾经生机盎然、活力旺盛的大桥，回生堂药铺没有了，理发铺、炮仗铺、成衣铺也没有了，十八年前那些营生的各行各业俱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十家烟馆和五家卖烟具的杂货
19、铺。“现代文明”的野心，就是要占领和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那些用来得到“解放欢乐和严肃心境”的“凡尘俗事”和“繁文缛节”，无一例外都被视作现代进程的阻碍，遭遇了极其暴力的扫荡与破坏。显然，沈从文眼前所见的湘西与记忆中的湘西发生了错位，那个他所渴望回归的自然优美而又生机勃勃的湘西世界，已然一去不返。滕回生堂今昔最后以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收束了对故乡的诗性回忆“想起十七年前那钵罂粟花，且同时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馆三家烟具店，这桥头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气同兴味全失去了。”将近一月的“故土行”，却以“勇气同兴味”全无戛然而止，沈从文在精神上与现实的湘西产生了隔膜，只能黯然离去。三是“常”中有“变”。正
20、如沈从文自己所言，他回到湘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翻阅那“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湘行散记在字里行间也确实透露出诸多关于历史的理性思考，而作家的这种历史理性，主要蕴含在他对湘西历史“常”与“变”的审视之中。在箱子岩中，沈从文藉由两千年前楚国逐臣屈原流放湘地所作九歌之中惊心动魄的景物描写，回忆起十四年前的端午，自己曾目睹了一场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青年桡手精神抖擞、气宇轩昂，长潭之上鼓声震天、船如羽箭，辰河两岸观者如云、呐喊助兴。虽然时间相隔久远，但屈原千年之前描绘之景与自身十多年前所见之景却如出一辙，沈从文由此认定，湘西人民“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古今相同“每到大端阳时节，皆得下河去玩一整
21、天的龙船。平常日子却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表现的正是湘西人恒常不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态度，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他们仿佛已经同自然两相融合，随着季节变换生老病死，淡定从容地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然而，跛脚什长的突然出场，一下子打破了沈从文原本确信无疑的“不变”。这个十几年前在小渔船上蹦跳欢乐的可爱孩子，由于在战争中瘸了腿，受伤回乡后竟昧着良心走私烟土赚取钱财，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却成天寻欢作乐，满脸都是“油气与骄气”。跛脚什长这一形象的出现，也显露出作者描绘十四年前端午龙舟竞赛盛大场景的深刻用意：这种描绘绝不仅仅是对节日文化的一种单向度回忆，而是通过
22、展现昔日青年龙舟赛手的雄强精神和两岸观众的炽热情感，去对比眼前“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跛脚什长。“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在人类漫长历史中所产生的一些仪式、风尚及民俗，自有其与久远历史相连、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但“现代文明”的步步紧逼，却迫使这些优美的因子逐渐泯灭消亡。端午节龙舟竞赛热闹图景的背后，深蕴的正是作家内心因战火肆虐、鸦片流毒导致湘西民众热情消泯、意志没落的切肤之痛。三湘西：定点透视与地方的重造相较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湘西可能更为特殊，主要体现在其中具有地方志风格的语言俯拾即是。湘西与其
23、说是一部散文集，毋宁说是一部地方志。1930年代末期，抗战形势日益严峻，战事逐步向内地转移，湘西一时成为全国战略和交通的重心，引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关注。但由于过去外来游宦的荒唐记载和以讹传讹，外界对湘西存在极深的误解与偏见，在此背景下，沈从文主动承担起了向“外地人”介绍湘西的职责。在他看来，以地方志笔法对湘西的历史地域文化进行描述和推介，帮助他人更加准确地认识湘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于是，他在湘西中从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入手，对湘西进行定点透视，并以点及面、全面观照，不但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也隐秘体现出其“地方重造”的思想来源及生成路径。地理区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首要信息，
24、具体包括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两个方面。对沈从文而言，要介绍湘西，首先必须明确其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但如何才能准确地对湘西的地理位置进行定位呢？沈从文的具体做法是为湘西选取参照点。在全国范围内，他选取的参照点是西南公路，“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串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而在湖南境内，最好的参照点无疑是洞庭湖，因为洞庭湖声名在外，“湘西的咽喉为常德，地当洞庭湖口，形势重要，在沿湖各县属第一。”透过这两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湘西的地理位置。而作为地理位置的补充叙述，沈从文对湘西地域范围的划分则更加清晰，在他看来，接近鄂西的桑植、大庸、慈利、临澧各县，接近湘南的武冈、安化、绥宁、通道各县，均
25、应包含在内，其核心区域是“西南公路沿沅水由常德到晃县一段路”。这一范围划分，实际上是因地形而定，沈从文对湘西地理空间的书写，着重强调了湘西的异质、偏远和隔绝。大致而言，湘西位于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由武陵山与雪峰山夹峙而成，沅水横穿全境，此区域，也可用“边城”二字加以概括。此外，湘西内部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也不可忽略。在这一层面，沈从文以沅水流域为核心，以湘西的咽喉常德为起点，一路溯流而上，过桃源、沅陵、泸溪、浦市，经辰溪、晃县，以凤凰为终点，对湘西各县的地理位置、地域范围、地貌景观进行了全景呈现。湘西各章的开篇，往往颇具“地图感”，充斥着各种地理定位及景观描写，如泸溪浦市箱子岩开篇
26、即写：“由沅陵沿沅水上行，一百四十里到湘西产煤炭著名地方辰溪县。应该经过泸溪县，计程六十里，为当日由沅陵出发上行船一个站头，且同时是洞河和沅水合流处。再上六十里，名叫浦市，属泸溪县管辖，一个全盛时代业已过去四十年的水码头。再上二十里到辰溪县。”读完这则短文，泸溪、浦市、辰溪等地在沅水流域的具体位置一目了然。而将上述两种地理划分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观照，可以发现，沈从文已然为湘西划出边界、确立位置，并通过各种标识型景观的呈现，使读者如临其境。物产资源是沈从文透视湘西的第二个维度，从 湘西各章的标题，如常德的船白河流域几个码头辰溪的煤之中，不难看出，对湘西各地的风物人情进行客观又显生动的描绘和记录，是
27、沈从文湘西书写模式趋于成熟后习用的一种手法。在常德的船一文中，沈从文生动描绘了沅水流域各类船只，指出船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是了解湘西文化的一个窗口，“长河两岸浮泊的大小船只，外行人一眼看去，只觉得大同小异。事实上形制复杂不一，各有个性，代表了各个地方的个性。”并对“乌江子”“洪江油船”“白河船”“广舶子”“洞河船”“麻阳船”“桃源划子”等各类船只的具体特征作了详细解读，又辅以人事，揭示出船主、乘客、水手等形色人物的生活习性和性格特征。沈从文对湘西船的描述极具生活场景性，但这种描述并没有完全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多了一份对船背后的文化属性的深层窥探，并最终实现了对船户、码头以及湘西各水域诸种生活情状
28、的生动记录。同时，湘西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也孕育出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沈从文在谈及地方风物时，多关注其现实意义。以辰溪的煤为例，辰溪煤炭资源丰富，但当地人却不知如何利用，故只能以低廉的价格运往外地：“这种热力大质量纯的燃料，于是同过去一时当地的青年优秀分子一样，在湘西竟成为一种肮脏累赘毫无用处的废物。”沈从文大力推介湘西物产的用意，是为纠正外界对湘西由来已久的“地瘠民贫”“为天所限制”的错误感知，同时也期待本地居民能认清自身优势所在，充分利用丰富的物产资源改造湘西。此外，沈从文还采用了“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的手法，将湘西独特的“人事”与承载它们的地理空间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29、。他对湘西人精神气质的深度透视集中于凤凰一文，并将这种气质归纳为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的混而为一：体现在男子身上，为游侠精神；体现在女子身上，则为放蛊、行巫、落洞等种种古艳动人之习俗。对于游侠精神，沈从文以凤凰传奇游侠人物田三怒为例，强调游侠者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并不相同，他们豪爽义气、朴实坚毅、有诺必践，并将当时湘西的读书人、军官和政治家归为游侠精神之传人，指出湘西子弟的血脉中浸透着游侠精神。而之于湘西女子的放蛊、行巫、落洞等行为，沈从文将其叙述为某种宗教性与神性，三者同源而异流：穷而年老者易为蛊婆；三十岁左右易成女巫；十六至二十四五貌美而婚姻不遂者，易落洞致死。强调三者都是以神为对象，产生的一
30、种变质女性神经病。沈从文藉此将湘西人精神气质的源头追溯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凤凰，认为湘西由来已久的内部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所关联：“湘西之所以成为问题，这个地方人应当负较多责任。湘西的将来，不拘好或坏，这个地方人的关系都特别大。湘西的神秘，只有这一个区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沈从文在这里将湘西多年积存的内部矛盾与湘西人宗教性的精神气质连接起来，从而将湘西的现实困境归结为外来治理者不了解湘西，其中包蕴的为湘西正名之意不彰自显。沈从文关于湘西人精神气质的诠论，实际上隐含其对于地方文化的重构与反思。在湘西集中，沈从文通过地理叙事的方式，将湘西描绘为一种水流贯穿的地理空间，并从地理区域、风物人情以及精
31、神气质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度透视，基本上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目，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意义。1947年8月，他在为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一书作序时，曾如此评价湘西：“读了我这本小书，必然还可得到一点点新生的憧憬，以及对于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气和信心！”这段话清晰地标示出了其“地方重造”思想的来源。前面我们提到湘西具有鲜明的地方志书写特征，实际上也是沈从文在为自己寻求一种思想表达的合理方式，作为一个文体试验兴味十足的作家，散文与地方志的文体互渗，地理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描述湘西，表达湘西。四湘西散文地理叙事的演变及其动因当我们从地理叙事的角度切入沈从文1930年代所创作的湘西系列散文，对其中
32、丰富的地理元素进行提炼分析之后，不难发现，从湘行书简中的文图互证，到湘行散记中的今昔对比，再到湘西中的定点透视，随着地理叙事模式的转换，作家观照湘西的焦点也发生了明显位移，呈现出“个体地方国家”的演进特征。与这一演变相对应，虽然作家两次返乡的时间间隔不足四年，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主旨意图却有显著差别。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在返乡途中写给新婚妻子“三三”的专利读物，因此，通过书信与插图所呈现出来的湘西美景，本质上乃是一套私人话语。在“文图互证”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书信中用文字描写风景，还是在插图中用绘画呈现风景，沈从文面对的客体都是湘西的自然地理景观，绘画笔法与绘画手段的运用，其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
33、地还原湘西之美，而最终显现的则是作家极其个人化的情感表达。一方面，沈从文的青少年时期均在湘西度过，故乡的风土人情滋养了他，填充了他的生命底色，书信与插图中的湘西，与其说是沈从文对故乡风景的倾心描绘，倒不如说是他的自我表达，那些如诗如画的湘西美景所传递出来的纯真、丰富、温润、有情，不正是沈从文自我认知的一种投射吗？另一方面，沈从文第一次回乡探母，正值与张兆和新婚不久，二人情感炽热浓烈，自然有言说不尽的情语，但他的气质中却天生含有诸多羞怯内敛的成分，难有炽热露骨言辞，而风景描绘虽然直观，作为一种话语表达却显得隐秘而独特，正好表征作家内心的情爱诉求。作为湘行书简的衍生物，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跳出了个体
34、情感的藩篱，也收回了以往对故土湘西“远景式”的眺望与回眸。虽然湘行散记对故乡湘西的书写依旧充满诗意，但其中的牧歌情调却已大打折扣，更多了一些民族隐忧与乡土悲悯。如他在长河 题记中提到湘行散记时所言，“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剧烈的历史变迁激发了沈从文为故乡写作的欲望，于是，他将自己回乡所见风景人事进行重新书写，杂糅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在现实描绘与历史映照之中，揭示出湘西世界的“常”与“变”，冀望以此促使湘西
35、人觉醒。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站在湘西少数民族的立场上，通过今昔对比的地理叙事，既呈现了湘西的风景之常与风俗之常，也记录了湘西的时代之变及人事之变，表达出强烈的地方情怀。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的写作动机不同，促使沈从文写作湘西的直接原因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次创作也由此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内在关联。让外界能在认识层面上更好地理解湘西、看待湘西，以“辟谬理惑”，是沈从文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做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湘西所叙写的一切，表面
36、上看是属于地方的，实质上却与整个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通，它展现的是沈从文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体性设想。就如何书写湘西这一问题，沈从文认为：“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至于湘西人民，也应当有一种新的认识，充满热情勇气，怀着信心自重，才可望支持抗战到底，为将来当家作主建设国家作准备。”因此，湘西的意义绝不仅仅只停留在地方志这一层面，湘西的变化表征的是整个国家的变化，沈从文显然认识到了只有“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才能让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真正脱离出来。湘西既是沈从文针对外界对湘西的误读所作的辩护，也是他有意进行的一次湘西重写，作家希图借助民族战争的时机，弥合“国家”与“地方”之间由来
37、已久的裂隙，并消除湘西内部的利益冲突，从而推进湘西地区的浴火重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重造自存。沈从文1930年代湘西散文地理叙事“个体地方国家”的演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动因，或许只有将相关文本放回到与同时代不同知识话语体系的对话之中，才可拨云见日、柳暗花明。但本文无意就此抽丝剥茧，只想从这千丝万缕的关联中，拎出作家主体身份之变迁这一线索加以审视思考。当然，这里的身份并非指涉沈从文所固有的“作家”这一身份，而是创作主体在“作家”这一外衣之下对自我的认知与建构，事实上，“作家”这一身份和概念的边界具有相当的弹性，因而，沈从文1930年代的湘西书写，也深刻地参与了对这一身份的定义和形塑过程。具体而言
38、，湘行书简创作于沈从文第一次返乡途中，此时他对自己的界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衣锦还乡者“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从 1923 年初到北平时的浮沉飘零、一无所有，到1934年迅速成长为声名煊赫的“多产作家”并逐渐进入中国现代文坛的中心地带，他的确可以称得上功成名就，返乡途中自是春风得意，并迅速捕捉到了自己与湘西山水在精神情感上的连接点。沈从文清醒地认识到，正是世外桃源一般的故乡哺育、滋养并成就了他，他应该有所回馈，于是便用手中的生花妙笔，让湘西凭借其绮丽的风景和神秘的人事，化为一部永久而又辉煌的传奇，从此摆脱了在历史上藉藉无名的状态。写作湘行散记时沈从文已从湘西返回北平，他不再是那个意
39、气风发、沉醉不知归路的还乡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冷静的旁观者与反思者，他不得不从美好的回忆中抽身出来，以更为理性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历史眼光审视自己的故乡：战争和“现代文明”侵蚀了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古朴醇厚的民风逐渐凋敝，单纯的人事关系越发复杂，曾经田园牧歌般的诗意世界日趋消解。这样残酷的现实让沈从文无法以私语性质的湘行书简作为这次返乡之旅的收束，究竟选择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离去”故乡，成为沈从文彼时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而湘行散记之中对湘西民族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浪潮中所遭遇的巨大精神危机的揭示与反思，正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回应。湘西的写作则有着直接服务于抗战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既是战争
40、的避难者，又是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者，在居留湘西的四个月时间里，他仔细体察了湘西在战火硝烟中出现的各种尖锐的矛盾冲突。紧迫的民族救亡危机、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活体验以及长久深远的战争心理制约，为沈从文开启了别样的生命感受，也促发了这位昔日疏离政治、隐匿桃源的作家的现实思考，于是在抵达昆明之后通过写作湘西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关切。湘西地方现实困局的刺激、作家对重造国家的热望等多重因素交叠于这一文本中，使之呈现出有别于之前两部“湘行散文”的复杂面貌。事实上，沈从文1930年代末期湘西散文地理叙事模式的调整，还潜藏有这样的意图：即在民族战争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将苗人身上所具有的勇敢、尚武、义气等品格，转移到
41、整个中华民族之上，处理为一种正在消散的普遍精神财富，最终建构成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希望所在。从湘行书简时期坚守“桃源梦”的还乡作家，到湘行散记时期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思作家，再到湘西时期寻求“国家重造”的探索作家，沈从文主体身份的变迁，显示出其写作重心由“族性”（苗族） 逐渐转向“地方”（湘西） 并最终皈依于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进阶之旅。因此，本文所论之“变”并不着意于湘西之“变”，而是强调作家沈从文之“变”，是其书写策略之变、情感态度之变、关注焦点之变、创作意图之变。藉由这一变化反观沈从文1930年代的湘西散文书写，其深刻的用意也渐渐浮现，作家想要表达的是，虽然战争和“现代文明”的猛烈扫
42、荡致使湘西陷入到变动不居的情境之中，但浸润于湘西人心灵深处的那些美好因子不能变：健康的人性人情不能变，浪漫的游侠精神不能变，神性的宗教情绪不能变，雄强的生命态度不能变。这既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倡导“地方重造、国家重造”的基础。而厘清作家之“变”与湘西之“不变”这二者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沈从文1930年代湘西散文创作流变的路径及图景，对于理解沈从文为何要对自己熟悉的“湘西”世界一写再写，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五结语在中国现代文坛，像沈从文一样侨居城市而又有着乡村生活体验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不但不回避自己的“乡下人”身份，反而不断强调着自己的乡村属性，如
43、鲁迅、萧红等。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绾结纠缠，一方面向往城市的繁华与进步，另一方面又习惯以乡村的道德风尚来审视城市的腐化与堕落，或许对他们而言，城市只是异质空间，乡村世界才是精神归属。他们居于城市回望故乡，总不免产生一种离弃乡土而又被抛于城市的感觉，诚如鲁迅 在酒楼上借“我”以自白：“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从以上对沈从文1930年代两次返乡之旅的分析便可看出，现代青年知识者的“返乡”，已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感伤之旅，而是更多蕴含有一种对于故土的历史省察和现实观照。在这些
44、作家的笔下，地理叙事成为一种习用的书写策略，他们对故乡的反复书写与多维观照，实际上是将故乡作为一种媒介和载体，来表达自己在“离乡返乡”的循环往复之间的变化、感受与思考，展现了内蕴极其丰富而又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之于鲁迅而言，他出身于江南水乡，濡染于江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江南才子，但他在许多的场合与作品中，都明确表示自己“不爱江南”，对生养自己的故乡可以说是全无好感，其笔下关于故乡“江南”的地理叙事也主要呈现出“阴晦”“苍黄”“萧索”等灰色形态，与我们惯常印象中的江南本色相去甚远，这样反差鲜明的书写策略背后，潜藏着鲁迅对江南文化（江南才子）中忸怩作态、虚饰伪善、矫揉造作等特征的厌恶，和对北方
45、民风中粗犷豪迈、雄浑阔大、刚健质朴等特征的青睐，其终极目标则是冀望以后者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而对萧红来讲，她早年逃离故土，在纷飞的战火中辗转流亡，至死也未能归乡。在呼兰河传中，她通过十字街口和东西两道大街这类生活现场剖解了呼兰城麻木寒凉的人情人性，通过童年的“后花园”这类精神原乡传达了异乡游子对温情家园的深沉归依，此般介于批判与追寻之间的地理形态建构，既是作家内心冲突的文学显像，也是其精神世界中城与乡取得适度平衡的表征。可见，从地理叙事的角度切入富含地理元素的作品之中，对于我们探寻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径及缘由，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别的价值。此外，沈从文湘西散文中丰富的地理因子，为我们进一
46、步探讨地理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其一，地理叙事的形态在原有基础上，还应推衍细化出更多分支。结合本文对沈从文1930年代湘西散文中地理叙事形态的分析，在地理名称罗列、自然风景描写、过往景观回忆之外，地理图形绘制、地理区域划分、精神气质提炼等内容，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形态。从沈从文的三部散文集来看，不同时期的地理叙事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同的选择与追求，从而形成了其散文博大精深的艺术样态。在不同的文体中也会有不同的地理叙事，沈从文的小说与散文中的地理叙事就有明显区别，如在边城长河等中长篇小说中，地理叙事主要是从客观的视角展开，虽然也是将人、事、景融为一体，但主要还是记录人事变迁，作家将人物放在特定
47、的自然地理景观之中，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表现一个特定的地方与一片特殊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一种风景画与风情画相结合的地理叙事。而在沈从文的诗作中（包括后期的诗词作品），地理叙事则简化为地理意象和地理空间的存在，已经不再停留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区域，多为某种印象式的表达或抽象式的符号。当然，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也会有不同的地理叙事，如以散文著称的周作人，其早期散文中所存在的地理叙事，就少有沈从文散文中那种写实式的绘景，多半是自我观察与感知中的情与趣，自我的心理与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以小说闻名的艾芜，其早期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则往往以“我”为主角，将自我在南行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边地风光与边地故事，如实地进行
48、全方位的讲述，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仿佛与其同行、同看、同听，印象至为深刻，他对于风景的感知虽然同沈从文一样强烈，但主要还是客观的呈现与展示，自我的情思倒在其次。其二，对地理叙事模式的划分应当从文本入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先入为主、理论先行，也不可千变万化、随意赋形。本文划分沈从文湘西散文地理叙事模式的主要依据是创作主体身份的变迁，但要注意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新变、描写对象形态的差异等内容，文中亦多有关涉，自然也应纳入到相关的评价体系之中，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从学理层面为地理叙事模式提供内在的规约性。“地理叙事”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术语和概念，对于与地理关系密切的各体文学作品都具有解释功能，但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也应当是不一样的。由于不同的作家、作品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不同，因而地理与作家作品之间的结构关系也是形态各异、千差万别，地理叙事的审美价值正在于此。比如有些作品中地理叙事的方式主要是地理意象，有的则是地理空间，有的是作家的地理感知，有的则是作家的地理想象，各不相同，差别甚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作品中地理叙事的研究，最后都要从作家身上得到说明，当然还可以联系到历史、政治、经济、伦理、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进行解释。因此，地理叙事的背后还是地理诗学，即作家如何进行地理叙事，为何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