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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载】从雅各布斯到紧凑城市：近五十年城市规划理论进展 2014-05-08 艾侠 城市设计 摘要：文本选择了近五十年来有关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12本经典译著进行回顾。从1961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七十年代的城市设计、八十年代的拼贴城市、九十年代关于历史街区的理论，到近年研究亚太城市和高密度紧凑城市的相关理论，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中探寻人类理解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城市的思想变迁脉络，以期对当下各类城市实践提供参鉴。关键词：规划理论、城市设计、历史街区、紧凑城市城市是一个如此迷人的话题，之所以把时间倒退到五十年前而不是更久远的年代，是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
2、的重要转折时期。在1961年，两部对规划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巨著正式出版：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它们从各自的角度颠覆了二战之前的经典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理论。提出了更人文、更富有包容性的规划主张，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两位作者其实都不是城市规划师。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1961）是学术界第一次通过多维视角，系统地阐述城市起源和发展的专著。作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是一位杰出的技术哲学家，他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土地空间、经济空间
3、、文化空间，而且是一个更高文明层级的社会空间。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去研究它，那是远远不够的。芒福德强调城市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应是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因而把类似于后来城市功能之一的“贮存生命的容器”上溯到人类还未出现的史前时代。他没有将各种典型的重大事件和原因影响之类的直接点出，而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来述说文明与城市起源发展的关系，同时又不显得生硬，可见功力深厚，以及内心坚定的信念。虽然本书名曰“城市发展史”，但其论述对象多是西方城市，上古有北非和西亚，中世纪在欧洲，近现代又侧重美洲，东方城市特别是中国很少提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可能出于芒福德从来都是
4、坚持亲身经历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他因没有到过中国，无法描述东方城市文明。然而有趣的是：芒福德在书中引用的最后一幅插图竟是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并附注说“只有极少数几个城市具有这张中国画所显示的城市品质；多样的景观、多样的职业、多样的文化活动当人物、景观、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景象出现时，岂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如果说城市发展史是一本带有学院痕迹、意义悠远的经典论著，那么相比之下，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地引发轰动，它的影响从美国蔓
5、延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城市规划类图书。它被规划与建筑学界反复推崇，甚至很多规划师都承认自己是受到作者雅各布斯的触动才步入规划行业的。其实美国大城市生与死是一本开本很小、也不太厚的“小册子”，全书不到20万字，几乎一个晚上就能读完。此书刚出版时，美国主流规划界的认定它“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因为它对二战之后流行的现代主义规划范式进行了严厉的质疑，并几乎批判了包括芒福德和霍华德在内的所有“规划精英”们，显然，这是新闻媒体出身的雅各布斯所具备的独特的勇气和魅力。作为戏剧性的回应，1962年，芒福德在纽约人上以“雅各布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发表了一篇颇为恼火的
6、评论进行回击。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的核心价值在于论述城市多样化的条件：雅各布斯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以流畅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重发挥功能的方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变得安全或不安全？街区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本书提出的独到见解是：人口应该高密集聚集，因为密度意味着安全；城市不应该分区，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的地
7、点附近居住；人行道一定要足够宽敞，让孩子自由玩耍在其中；街道必须短小，让行人每每产生转弯的新鲜感。这一系列主张，无不痛击当年几近教条的美国城市化（事实上中国今日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论述中，雅各布斯喜欢巧妙地将人与人的活动及活动场所交织起来，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当然，这本著作之所以流芳至今，显然不仅仅在于它的批判性，实际
8、上，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的建设性提议比它的批判价值更为深远。书中提出的四项“补救措施”：1，保留旧城区的老建筑，将其改造为中小企业的工作场所；2，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由此促发从复杂的需求；3，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4，减小街区的尺度，促进更多居民的相互认识和接触。这些建议无不反映出作者对城市的热爱以及精准的观察力。作为这本书影响的一个验证，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各种类型的强调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逐渐成为美国城市旧城更新的主要形式。十多年后，埃德蒙培根（Edmund N.Bacon）为我们带来了颇有实践价值的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1976）。相对于芒
9、福德和雅各布斯而言，培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从1949到1970的三十年中，培根先生扎根于美国费城的规划实践，先后担任费城住宅建设协会总经理和费城规划委员会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费城以从事一个持续的修复改建计划而举世闻名。作为规划实践和思考的总结，城市设计以出色的图文综合能力，将历史实例与现代城市规划原理联系起来，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伟大城市形态的基础性的设计力和所应注意的问题。显然，这本书在规划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同时运动诸系统”理论，它与培根的导师、美国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教授（Eliel Saarinen）的“体型环境设计”理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一种介于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思考范畴
10、。培根和他的研究团队考察了伦敦、罗马和纽约的城市运动系统，提出“当面临制定一个城市大范围开发设计的问题时，明智的办法是一开始就细致地研究基本的运动格局，以便在一个相当有节制的规模上开始建立建设性的，有目的的运动系统每个系统的正确设计必须联系运动的速度和周围环境的一般性质，快速路系统要求自由流畅的形式和曲线以及间隔宽阔的网络划分；步行运动系统还要求情趣变化和急剧变换的印象，这可以通过频繁使用焦点和标志性的目标加以实现”。简单说来，“同时运动诸系统”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城市功能层面把空间和运动结合起来，包括步行和车行、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在于将更多的现代视觉艺术理论注入城市空
11、间的研究范畴，研究空间变化、色彩和透视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动态地提升了城市设计和建筑空间艺术理念。尽管培根在城市设计一书中明确呼唤建筑空间对城市的价值，而真正确立建筑学在规划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则来自另一本由意大利建筑师撰写的巨著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1982）。这似乎是最受建筑师和设计师欢迎的一部城市论著，作者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是国际著名的建筑师（1990年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也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意大利建筑理论家。罗西的研究致力于将建筑与城市紧紧联系，将建筑类型学纳入城市规划的研究范畴，提倡在设计中回归对“原形”的思考。除了类型学的
12、思维，罗西的城市建筑学的贡献还在于揭示了城市建筑与人类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历史的自然更迭中，曾经存在过的城市未彻底消亡，而是通过场所，类型，纪念物等不易察觉的转换方式，将城市的记忆集体延续下去。他和一些同时期的学者观察到：一座城市中最容易改变的是“功能”，其次是建筑，再次是土地划分，最后是街道。即便一切的一切都变了，街道的形状和走向则是不大容易变的。城市物质元素（dynamic of urban elements）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以街道为基本记忆单元的密码，形成了城市生命的质感化的记忆，也在城市空间“横向”铺展之外，构成更重要的时间维度的“纵向”累积。八十年代，一本文字较为
13、艰涩但仍不失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拼贴城市（Collage City，1984）宣告诞生，这是一部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进行哲学式批判的著作。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可以用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两个关键词来形容，它们都试图对抗工业化国家正在“现代城市”中受到的各种煎熬，并试图找回过去城市的种种乐趣。拼贴城市的作者柯林罗（Colin Rowe）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城市研究者，立场坚定地批评了柯布西耶光辉城市描绘的极端理性图景。城市是不同时代的、地方的、功能的、生物的东西叠加起来的，既然如此，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拼贴”可以成为一种城市设计方法，在已有城市结构背景下将过去与未来在当下进行联接。拼贴
14、城市希望表达的是，在设计城市时，新的和旧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地方的和世界的，私人的和公众的，总会发生冲突，我们应当使我们对城市的思维具有包容精神，提倡多种秩序多种特性的多元拼贴共存。作者以罗马城市建筑来证明，许多看似不相容的东西在帝国城市结构中相互拼贴，形成了远比巴洛克式城市要多的冲突。柯林罗进而提出了“拼贴城市”的几条设计原则：记住原先的功能和价值、改变结构、意欲混合、开发和回收原有的意义、放弃原先整体的功能、记忆与智慧相结合等等，不仅如此，拼贴城市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操作性的策略，例如“值得记忆的街道”、“稳定源”、“潜在的无尽段落”、“模糊整块的建筑群”等几种可作为城市拼贴的“俘获之物”，发
15、挥出具体而踏实的作用。这些研究奠定了拼贴城市在建筑学与城市研究向后现代转向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地位。总得来说，七八十年代的几本著作中，几位作者的研究思路是以不同视角建构其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步入九十年代，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规划学者不在从古论今地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关注到城市实践的某一方面。两本经典专著延伸的城市和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分别探讨了形态学和历史街区对城市的新意义。1990年出版的延伸的城市（The Continuing City，1990）重新拉开了“城市形态学”的研究视角。本书的作者，美国学者詹姆斯万斯（James E. Vance）专注于城市形态（物理形式和结构）对文化、社会、
16、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并验证城市是一种基于物质形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力量。其实早在罗西的城市建筑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并且一再的强调研究城市必须回到对“物质形态”的分析之上。长久以来，我们接受的正统地理学的观点：乡村发展成城镇，城镇发展成城市。但是在延伸的城市中，万斯教授用大量的实证指出，在大多数地方，村庄仍然是村庄，城镇一开始就是城镇。例如很大程度上，罗马帝国的财富和努力把罗马变成像事先规划化的样子。中世纪更是呈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发展，随后的经济革命，16世纪的商业化与19世纪的工业化，把中世纪的城镇转变成了现代化城市。万斯解释了城市“形
17、态基因”在西方文明中的显赫地位，并将通过经典的城市地理研究，为城市形态学这门颇有价值的学科分支赋予了新意。同年代的另一本专著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Revitalizing Historic Urban Quarters，1996）则试图通过对一系列历史街区振兴案例的分析，将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予以综合考虑。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了较多的历史建筑的地区。许多城市都有以浓郁历史文化氛围见长的街区，它们营造出特有的场所感和认同感，构成城市魅力与活力的重要部分。这些街区的形象特征和功能品质都与城市整体密不可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把所有的历史街区都变成博物馆或博物馆区加以保护并不是明智之
18、举，而通过复兴历史街区使其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功能中去，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然而，目前在复兴历史街区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历史街区的价值、历史街区复兴的目标、历史街区复兴的关键步骤、历史街区复兴的具体策略等都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的作者史蒂文蒂耶斯德尔（Steven Tiesdell）和蒂姆希思（Tim Heath）都是英国学者，他们的研究认为：如果说历史街区保护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保留既定的历史环境，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它们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与文化特征的话，那就应当想方设法使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历史空间成为能够接纳某些现代和未来城市功能的容器，并通过合理而必要
19、的保护、修复与整治措施，适当提高这个容器的适应能力。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书中提出历史街区复兴的多元化策略的四个依据：一是将历史街区置于城市的整体环境中重新定位；二是充分认识街区的资产和资源，确定街区的适当角色；三是创立一种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并在不同的需求中取得平衡；四是有效管理“两个不可避免的相互对立的过程”，即建筑和街区的振兴与保护。这套理论确立了以历史街区多样性的品质和价值为基础，以实现街区物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为目的，以功能转换和多元化策略为手段的的历史街区保护和复兴模式，被数百个城市实践沿用至今，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论纲。临近世纪之交，一本以规划学科的角色演变为研究对象的1945年后
20、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于1998年在英国出版。这是一本触及“城市规划”学科本质的重要论著，作者是英国的规划学者尼格尔泰勒教授（Nigel Taylor）。他率先提问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理论(urban planning theory)？这个问诘让很多兢兢业业从事实践工作的规划师对自己工作的理论根源进行了有益的反思。一般说来，用以支撑城市规划的各类通用理论应当包括三个基本内核：良好城市环境的构成元素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城市环境？如果作为公共部门的城市规划是其中的条件之一，那么它应该怎么
21、办？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认知的演变，构成这本著作的内在线索。从世界范围内刊，二战之后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主流认知仍然延续了战前现代主义时期的物质规划观点，认为城市规划是对物质环境的规划，它以设计为核心，有时候呈现出“建筑设计的扩大化”特征。这个时期的人们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应该象建筑师或者工程师那样，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的构架提供具有同等精细程度和终极状态意义的统领规划或详细蓝图等成果意即，城市规划被理解为一种艺术和技术活动。这类基于早期现代主义的规划思想随即遭到猛烈地批判，前文提到的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等多本著作无一例外、或多或少地对它进行了质疑。批判其缺乏对城市现象多样性和复杂性全面和深入认知，批判规
22、划者自以为了解社会需求并因此以技术标准替代价值判断，批判城市蓝图规划过于详细以致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变化需要等等作为一种转变趋势，六十年代的规划思维逐渐出现将城市规划视为系统和理性过程的视角：“调查、分析、规划”的工作模型得到普遍的采用。它强调进行城市规划前必须首先进行系统调查以了解城市如何运行；对新发展可能对其它地区和活动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对城市演变进行动态监控、分析和干预，并因此应当更具弹性和便于调整。这个时期的规划思维依然将城市规划奠定在科学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和相应的控制行动不断改善城市面貌和生活水平。到1970年代，对于城市规划的本质形成了是兼有政治内涵的系统和理性过程
23、的普遍共同认知，人们也一度认为已经解决了城市规划的根本性问题。芒福德曾经指出，经典城市的成功秘诀并不来源于市场资本主义，而更多来自国家政府规划管理的强化，这似乎为规划师的工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然而，正如泰勒教授在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书中分析的那样，直至1970年代中期仍然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开发主要能动因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城市演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城市规划是同样根植于这一背景的非自治性活动。这就对城市规划“自上而下”的科学性提出了最大的质疑。作为事实的验证，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的社会负担问题，无论地方政府持有怎样的政治抱负，
24、它们都不得不积极吸引私人部门，这实质上也反映了城市管理和规划在1980年代所出现的企业家主义特征：地方规划部门只能更为依赖那些非政府组织去实现规划目标，城市规划活动也因此变得更象是在实施一种交易，进而变为一种交往和协商活动。这样一来，规划师的角色变得非常尴尬：大多数理论研究者已经承认城市规划者在价值判断方面并不具备更为高超的技术。那么他们的存在的意义何在？既然城市规划的基点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技术，那么，规划师唯有更多地担当起不同利益群体间关于规划议题评判的协调者角色，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清醒地意识到规划师自身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规划师职业身份的挫败。步入二十一世纪后，规划师的重要性并没有减
25、弱，反而有所增强。美国学者肯尼思科尔森（Kenneth Kolson）在大规划（Big Plans，2001）一书中，运用独特的手法以及建筑手绘画、三维立体模型、地图和电脑制图等不同方式对城市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展示了对于城市的各种幻想以及城市人文精神的适应性。此书分析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无序蔓延、走向萧条的惨状。作为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研究思路的良性延展，科尔森在大规划中提出很多颇为积极的观点：新一代的规划师们不再陶醉于技术主导的观念，而是在规划设计中融入更多的社会科学的内容。规划师的身份逐级演变为城市长远利益的研究者和代言人，并由此实现一种倡导性的规划。他们的注意力不仅
26、仅集中于交通峰值、出入口布局、停车位计算等总体规划的关键参数，而更多地关注市民出行的特征和感受，并以此调整城市区域内大型交通运输的主导模型。从前文列举的几部书籍看得出，美国学者似乎热衷于通过批判当下来一针见血地提出改进策略，而英国学者更擅长缜密地分析历史而求索未来。2002年，另一位规划学术界的巨匠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的城市和区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2002）一书历史性地回顾了整个20世纪英国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演变。这本书再次反省了1960年代以来规划范式的转变，讨论了1990年代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排斥等主要议题，并对21世纪
27、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虽然规划学界已经不乏综述性的研究文献，但城市和区域规划作为一本探寻英国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发展历史的书籍，依然显得意义重大。无论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对不同阶段规划进展的评判上来说，霍尔爵士严谨理智的语言风格都十分妥帖，提供了一种可以信赖的逻辑方式。站在区域规划的角度看，英国是最早出现产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对城市的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国家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工业区域并没有很快的恢复过来，开始出现难以控制的衰退过程。在漫长的几十年里，英国的区域规划一直试图并倾力扭转这一形势，试图恢复那些衰败的地区的平衡发展。
28、这种努力包括1945年颁布的工业分布法，试图使政府可以全面的控制工业的分布来改善传统工业区的衰败，同时也致力于解除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抑制城市的漫无边界的扩张。然而这一系列法规的出发点在于忽视了城市“高密度”的引力法则，规划调控的结果是：内城开始大量失去人口和工作岗位，迫使政府于1977年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内城地区城市援助计划。随即发生的状况是：城市人口出现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规划的目的转变为承担城市复兴的职责。近十年来，城市规划的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城市密度”问题的重新思考。而伴随着亚洲高密度城市环境的发展，亚洲规划学者的论著也逐渐引发世界规划学术界的关注。这里简要列举两本有启
29、发意义的论著：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华裔学者缪朴撰写的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2007）引起关注的焦点在于：很多人认为亚洲的城市进化近似于西方现代城市发展的覆辙，然而，亚太地区的城市由于其独特的人口密度、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在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与西方理论截然不同的问题，显示出特殊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书中详细探讨了如何解决目前亚太城市中的高密度、交通、可持续发展等功能问题，以及如何平衡政府、公众及私有资本在公共空间开发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的第四章专门用国外
30、先进理论分析中国城市的问题，这是之前国外的多本著作中不曾涉及的领域。在关于公共空间私有化及城市低收入社区的问题上，缪朴为中国的规划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及研究方向。日本学者海道清作编写的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设计（Planning and Design for Compact Cities，2008）将高密度、紧凑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当下关注的问题，集合成一系列新的理论视角。作为都市蔓延发展的反命题，紧凑城市理论认为：“最初，所有的城市都是紧凑的”，“紧凑首先意味着多样性而不是密集的高层建筑”。 “紧凑理论”的起源来自欧洲人口减少引发的城市集聚效应，后来在美国规划学会发展为“精明增长”策略，意在提倡对
31、步行生活方式的重视以及人性尺度的公共空间建设。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根据二十一世纪欧美各国有关紧凑型城市建设的最新潮流以及日本的相关事例，重新审视了规划无序蔓延导致的城市问题及其主要因素的变化，探讨以实现多样性为目标的“紧凑型”设计方法，例如对居住（第一场所）、工作（第二场所）之外的第三场所（人们轻松聚集的空间）的关注，唯有紧凑化的规划策略方可实现。书中提出五个紧凑法则：高密度与多样性、不同层次的中心市区配置、限定市区面积、无需汽车的日常生活、公共交通网络形成的连续性等等，无不暗示着未来低碳城市的图景。我们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关于紧凑城市的论著会成为规划学界的新主流。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五十年
32、的转变，为我们展示了从“工业时代”重归“人文主义”，从“蔓延发展”到“高密度生存”，从“技术导则”到“协同导向”的宏大脉络，这是十二本著作共有的“主线”它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和国情背景下，引发出相当差异化的实施策略，其中一些设计方法正在得到更多实践的验证和修正。从“田园城市”到“紧凑城市”，我们意识到，几百年前我们厌恶、反感、渴望逃离的都市，竟然可以成为比田园乡村更低碳、更高效、更舒适的生活场所。置身于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规划拥有全世界目前最生动的实践机遇，却依然没有产生世界公认的规划理论。也许我们实践太多，思考太少。而今日实施的这些规划，能否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作为城市的研究者和设计者，我们需要反复自问：我们笔下的城市够不够紧凑？有没有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如何获得更好的活力？但愿中国城市在国际规划理论演变的“主线”之下，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