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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分析本文从“非市场制度”的视角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深 层次成因，识别了 “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对其 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在回顾明确“新婚姻法”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家 庭财产权益的影响，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10 和2014年CFPS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 “新婚姻法” 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按照受 教育程度和年龄分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然后通过双重差分回归分 析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作负效用的影响，验证了 “新婚 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1绪论1.1 选题背景和研
2、究目标选题背景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学 者从“制度”这一视角探究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成因。传统的研 究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内部寻找答案，研究了最低工资制度、反歧视政策、劳动合同法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影响 （刘玉成，2014；陈东、刘金东，2014；郭凯明、颜色，2015）,少有研究探讨非市场领域的相关制度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工资收入和 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但现实上，这些非市场领域的 相关制度看似只是对非市场领域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与劳动力市 场无关，却可能通过改变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来影响女性的劳动力市 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女性的劳动
3、力市场表现。国外虽也有一些学者 分析了婚姻家庭法律等非市场制度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行为或结果的 影响（Gray, 1998; Chiappori et al., 2002; Vuri, 2018）,不过由 于在家庭资产结构、夫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观念、法律制度等社会 制度背景方面国内外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研究的结论可能并不适合解 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问题。基于此，本文以201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假设干问题的解释 （三）（根据已有研究，以下简称其为“新婚姻法”）为例，通过分 析该制度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路径机制及效应，从“非市场制度” 这一视角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性
4、别差距的成因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1. 2. 1研究思路“新婚姻法”的公布及其带来的夫妻财产制度的变革，降低了女 性的家庭议价能力和福利，导致女性劳动供给、工作负效用等劳动力 市场行为表现发生改变。在理论层面，这一行为表现的变化可能进一 步影响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对女性的工资收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 影响。本文试图从微观主体出发，验证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强弱，探究 “新婚姻法”的公布究竟会对女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的研 究思路如下：首先，本文梳理了我国婚姻法的变迁过程，总结了 “新婚姻法”具有的几个特点；然后基于法学和经济学视角对相关文 献和理论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对“婚姻法对女性权益、劳动供给和工
5、 资收入影响”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在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可能机制和假设。其次,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使用2010和2014年CFPS数据，统计分析“新婚姻法”公布前后，已婚女性与已婚男性工资收入、劳动供给行 为和工作负效用的差异及变化状况，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基础。2文献综述法律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共制定了两部婚姻法，分别在1950年和 1980年。2001年，对1980年制定的婚姻法进行了修订。随后,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假设干问题的解释（一）和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假设干问题的解释（二）（后文简称
6、解释（一）和解释（二）也分别于2001年和2004 年施行。这些法律条文的公布，使我国的夫妻财产分配制度基本呈现 “在保护婚姻团体利益的同时考虑个人财产独立性”的“法定夫妻财产制 ”与“约定财产制 ”并存的局面（杨晋玲，2002；周子 良、王志林，2005；薛宁兰，2019）o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 展，房产价格不断上升，为了使婚姻法的具体适用与经济社会基 础相适应，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新婚姻法”。这部司法 解释总共有19个条文，而其中与夫妻财产分配相关的条文占近三分 之二。相比于之前公布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新婚姻法”的 个突出特征和改变是它更为侧重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大大
7、缩小了夫妻 共同财产范围。首先，关于“房产”这一夫妻间的重要共同财产，这 部司法解释的规定有4点改变：1.1 理论梳理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新婚姻法”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行为和结 果的机制与路径，本节对女性劳动供给、工资收入和性别收入差距的 局部理论进行了回顾，从而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2. 2.1消费-闲暇模型学者们最初在对劳动供给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时，采用较多的是个 体劳动供给模型，即假设决策主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消费-闲暇 模型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根据这一模型，个体选择将时间配置于 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进行消费；抑或将时间用于闲暇。消费和闲暇 均能为个体带来效用。个体的非劳动收
8、入将以预算约束的形式进入个 体的决策过程；非劳动收入的增加将提高个体的保存工资，产生“收 入效应”，减少个体的劳动供给。图5-2 2005-2019年离婚率走势图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筌整理制作3变量说明与计量方法252.1 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252模型与分析策略304 “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334.1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基准回归334. 2稳健性检验343异质性分析443.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分析463.1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假设463.2 关于影响机制的实证检 验495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
9、入的机制分析以上我们使用CFPS2010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一致的回归结 果证实了 “新婚姻法”确实对已婚女性的工资收入产生了显著的负 面影响。但这一影响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验证。 本章首先根据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中国法律框架和社会背景对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实 证分析“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作负效用的影响，对此 进行检验。5.1 “新婚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假设“新婚姻法”的出台缩小了女性享有的共同财产范围和女性对 家庭财产的控制权。具体而言：一方
10、面，我国大局部地区的传统婚 俗是“男娶女嫁”，男方提供婚房，女方提供生活用品、耐用消费品 等作为嫁妆（彭艳崇，2013）。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数据，婚姻中房产的名义所有者（即“新婚姻法”条文中的 “不动产登记人”）更可能为男性32。女方的嫁妆因具有“消费品” 的特性而容易贬值，加之我国家庭资产中很大一局部是住房资产（甘 犁等，2013；李凤等，2016）,所以能够产生婚后孳息等收益的“夫 妻一方个人财产”也更可能是男性的财产。此外，在中国，男性从事 市场劳动的概率更高,更可能是养老金预期收益的持有者。因此，“新 婚姻法”看似保护了夫妻双方中“不动产登记人”、“养老金预期收
11、 益持有者”的个人财产权益，仿佛具有“机会均等”的性质，但实质 更大概率保护了男性的权益。另一方面，由于父权制的传统对社会 性别观念产生的影响较为根深蒂固，女方往往在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 中配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地承当了孕育子女、照顾老人的责 任33O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市场收入 的取得和个人的未来开展机会。表5-4 “新曹蜡法”对已番女性工作负效用的影响叵日结果注:显著耳符号与标准误含义同轰同1基准回归的表注解释变量系数聚美施缝标准误组别*时间0,0530.046组别变量0.0000038时间变量0175tM0.030控制变量控制截距项3.13210.103观测值3,496squared0.0916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从“非市场制度”的视角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深 层次成因，识别了 “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对其 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在回顾明确“新婚姻法”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家 庭财产权益的影响，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10 和2014年CFPS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 “新婚姻法” 对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按照受 教育程度和年龄分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然后通过双重差分回归分 析新婚姻法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作负效用的影响，验证了 “新婚 姻法”影响已婚女性工资收入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