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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疯癫与理性的历史对话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社会学0901班卢卓杉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在书中作者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细致考察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法国疯癫现象的历史,论述了关于疯癫如何被历史地建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历史,描绘出非理性是怎样在理性的压制下逐步被边缘化,以至最终失声的过程。在福柯看来,疯癫史并不是疯癫本身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也就是他者意识的历史。然而,仅仅有他者意识是不
2、能构成历史的,还要考虑到各个时期的不同社会模式,才能产生不同的他者意识。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不同社会模式,疯癫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理性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将该书所涵盖的范围分成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四个阶段,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进程中交流与对话的关系。中世纪福柯从麻风病入手来研究疯癫。中世纪疯癫的表现就是麻风病人的存在。在中世纪,麻风病在欧洲蔓延成灾,所以,中世纪人心怀恐惧,在欧洲建立了很多麻风病院。当时对待麻风病的手段不是如何医治这些病人,而是大肆宣传麻风病是一种罪恶的表现,是上帝惩罚罪恶的神圣证
3、明,于是,必须像惩罚罪犯那样把麻风病人关在麻风病院里。到后来,麻风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了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后面对待疯人的方式无疑是这种方式的延续。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病人似乎在过着一种轻轻松松的流浪生活:“愚人船”载着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
4、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市政当局甚至还为其支付必要的经费。千支百叉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提供一种净化的场域。疯人登上愚人船后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这时期,在文学作品里通常将疯人视为真理的化身,它模仿理性的语言批判理性,真理在疯人令人发笑的模仿中被揭发。疯人既是可怜的丑角,又是讽刺理性的真理。疯癫因其自身那种不确定的意象而开启了人们将疯癫视为真理象征的想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中,在文学和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都使人们迷恋
5、: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威胁。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世界对疯癫是极为友善的。古典时期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在17世纪,禁闭所大量产生,在巴黎,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到禁闭。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此时“人们是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由此可以看出疯癫言说自身的地
6、位不断地被缩小并由理性代言。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时,最重要的是对异质的事物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通过理性的语言来了解这原本不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所以使这个异质事物突显出来成为理性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禁闭时期,在与理性的对立中,疯人不仅仅受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来自日常生活的排斥和歧视,而且已经完全没有了尊严和人格,疯人已经变成了一只野兽并且是可以观看、驯服的野兽。这种观看、驯服就是新社会秩序的表现。总医院是资产阶级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打着救济穷人、兴办福利事业的旗号,试图在欧洲建立一种完全的新社会秩序。现代时期在18、19世纪之交,精神病院的诞生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新的时代又开始
7、了。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疯子在疯人院里接受治疗。在这样的疯人收容院里,没有禁闭带来的羞辱和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在精神病院,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疯人不再被单纯地否定,而是被控制在一种监视中。这样,对疯癫的态度就从谴责过渡到了监视。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而疯人院的这种结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的缩影。在福柯看来,皮内尔和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不是解放疯人的科学的医疗机构,而是从道德和心理上对疯人实行更残酷压迫的改造所,疯癫在其中代表一种未成年的地位
8、,一种幼稚状态。图克在疯人院里制造神圣的宗教气氛和严格的道德秩序,要求疯人在宗教戒律和道德监视下严守各种行为规范,否则将被赶出疯人院,重回社会受折磨。这种做法使疯人在心理上持续的处于恐怖状态,不断地保持自己的负罪感。而在皮内尔的疯人院里,没有病人能逃脱美德的统治,疯人院成为一个道德教育场所,为保证这些道德教育能发挥作用。皮内尔通过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以及对医务人员的神化让疯人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各种新方法实施下来的结果,则是疯人院成了没有宗教的宗教场所,成了一个纯粹道德和伦理相统一的领域。这个新的监禁形式使疯人不断地远离疯癫体验,疯癫的虚妄性不是来自外在的指认,而是疯人自身对其的指
9、认,这是疯人在整个道德秩序要求中异化自身的结果,疯人成了自身疯癫的陌生人。疯癫的幻相在这里不再被承认,理性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疯人,疯癫的舞台不再是面向世界,反而是疯人自身,疯癫将被疯人自己吸收,内化于道德律令之中。这样一来,一种被异化了的共同语言得以产生,疯人与理性的对话得以开始。但是这场对话,既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古典时代的对话方式,十九世纪开启的对话是取消疯癫所言说的内容。我们看到疯癫的谵语只是一个证明自己有罪的形式,至于内容则是一个不必被关注的不真实罢了。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氛围里,理性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医生成为科学的代言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精神病人具有如家长和法官一般的绝
10、对权威,医学成了司法,治疗成了镇压,疯人被所谓的科学进步所处罚,并投入了“巨大的道德桎梏”。这代表着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征服,同时也代表着资本社会的规范和秩序。随着精神病学成为医学分类中的独立分支,疯癫也被正式视为一种疾病,被整合进了社会结构之中,不再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威胁。这样,理性就宣告了对疯癫绝对而彻底的胜利。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沉默的。因为疯癫被拒斥在理性话语之外,失去了发言的地位。疯癫与理性之间的沉默,既不是由于人类关于理性知识的深化,也不是由于关于疯癫知识的深化,而是由知识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组织、制度的因素决定的。尤其当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快速发展,理
11、性被认为是理解阐明人类生活和宇宙秩序的惟一有效而公正的手段。但是,在福柯的疯癫史中,理性既非公平的,亦非正义的,它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的排斥行为。在理性主义时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现实中,疯癫都遭受到了排斥和紧闭,而这正是理性主宰时代的必然结果。这部疯癫史告诉世人:一部理性史,也正是一部理性禁锢、压制和排斥非理性的历史。从而批判了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知识和道德的虚伪本质,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社会制度及其知识基础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疯癫与文明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理解、所掌握的有关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理性的历史,实际上是压制、割裂、扭曲疯癫的历史。因此,现代化条件下的理性比疯癫更为疯癫,疯癫更接近于真理疯癫才是更本真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