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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节第一节 实学教育思潮的产生实学教育思潮的产生 “经世致用” 的源头可追溯到南宋胡瑗在苏州、 湖州办学时， 在学校所设的 “治事斋” 。 治事斋分设治兵、治民、水堰、历算等科目，要求“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 ，旨在培养 学有专长的实用于练之才。这一创举完全改变了过去学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空 疏浮泛之弊，带有某些近代教育的因素，为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引领了先路。其后，南宋号 称“浙学”的“事功学派”继承了北宋经世致用的解经传统。他们中，以陈亮为代表的“永 康学派” 专言事功而无所承”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则“以经制言事功” 。他们抨 击程朱理学重德轻艺、学用脱节的学风，强调
2、知识的实用价值；主张才贵适用，倡导培养有 真才实学、文武兼备、广识博通之才。至明代，王廷相则提出“修身兼济物” 。所谓“济物” 就是主张“学求适用” ，要求“诸生读书，务期以治事为本，而为有用之学。 ”但是，无论 是宋代的“事功之学” ，还是明代的“修身兼济物” ，多是停留在功利主义上，还没有形成严 密的思想体系。 （浚川公移集督学四川条约 ） 清初，经世致用逐渐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并发展成为一种实学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 有黄宗羲、李颓、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陆世仪、颜元、李塔等等。就地域上，一是以 江浙一带为中心，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一是以河北、山西和陕西为中心， 代表人物有
3、李颐、颜元、李堞。就教育而言，这些思想家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所不同的 崭新学风，他们抨击时弊，从变革教育的角度提出了诸多“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从 而形成了一种实学教育思潮。那么，在清初，实学教育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一、西学东渐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西学东渐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16 世纪中期，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 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西方科学技术也随之日臻成熟。与此同时，西欧殖民势力相继深 入西太平洋，同传统的中国势力发生了接触，一批耶稣会士纷纷渡海东来，中西文化广泛交 流， “西学”开始“东渐” 。随着欧洲耶稣会士到中国
4、传教，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 科学知识大量传人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统计，当时较多受到西 学影响的学者就达 70 人之多，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杨廷筠、王征 等。 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开阔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 使他们从原本传统封闭的状态下 解脱出来，进而突破陈旧思维模式的桎梏，开始接触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这其中， 一些先进的士大夫更是转向自然之学，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学校设立自然学科科目， 大力学习西学。 并明确提出 “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 会通之前， 必先翻译” 的口号。 因此， 明末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著作，如徐光
5、启、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和 测量法义 ， 李之藻译的 同文算指 和 浑盖通宪图说 ， 杨廷筠与传教士艾儒合译的 职 方外记 ，王征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的 奇器图说等。甚至有的还用西学研究天文、 历算、 军事、农田水利等。如徐光启编译的泰西水法 ，即是将西方水利技术中先进而又切合中 国实际的部分，经过制器和实地试验编译而成；他还曾在天津开辟实验田，采用新法培育出 新种，为当时的国计民生做出了贡献。康熙年间，南怀仁改造观象台，新制天体仪、黄道经 纬仪、赤道经纬仪等，并撰写它们的使用原理。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历算等西方科 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天文、 历算等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使
6、得明末清初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产 生了深刻变化，重道轻艺的观念，为讲求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学风所取代。他们不满一味 侈谈心性、于世无用的义理之学，认为真正的孔孟之学，应是“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 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像王夫之就说，士子应该研习的内容，应是“天人治乱、礼 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 。与此同时，他们批判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极力 抬高技艺教育的地位。如黄宗羲即呼吁“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 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明）徐光 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 （清） 黄宗羲著， 陈乃乾编黄梨洲文
7、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今文经序”与潘次耕札 ） 西学东渐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教育理念传人中国， 将封闭的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个缺口， 促使先进的士大夫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并致力于寻求新的出路， 成为实学教育思 潮产生的重要契机。 二、宋明理学的空疏二、宋明理学的空疏 如前所述，理学是一种以传统儒学为基础，融合道、佛思想而形成的一种以心性论为主 题的新儒学。 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 历经宋、 元、 明三朝， 经过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 先后发展成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其中，程朱理学离气求理、离器求道，从 而酿成了空谈性理的流弊；而陆王心学以“良知”为心之本体
8、， “即心求理” ，教人“致吾心 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俱得其理矣” ，形成了明心见性的趋向。无论是程朱理学的 读书穷理、空谈心性，还是陆王心学的即心求理、明心见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那 就是避实就虚，脱离实际。到明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日趋没落，理学已逐渐沦变为寻章摘 句、支离烦琐的空疏无用之学，士子们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造 成了只尚德性修养而严重脱离实际的清谈之风。 对于理学空疏的弊端， 早在明末， 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特别是一部分以救世为己任的知识 分子的忧虑，他们针对理学的空疏，倡导教给人们实际的知识。如王廷相主张履事，即通过 实历以获得真正的知识；顾宪成
9、主张“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 。他们这种强调通过观察、 实践以获得知识的看法，对清初实学思想家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可谓是实学教育思潮的 先声。 明朝的灭亡， 更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一些著名学者在缅怀旧朝的同时， 不时地总结明亡的教训，思索明亡的原因，对传统教育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沉痛的反思。李堞 说： “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 ，敌兵 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 ”在他们看来，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的改朝 换代，而是亡国，而亡国的罪魁祸首，乃是程朱理学以及明中叶后兴盛的王守仁的心学。在 他们看来，由于理学专于“天理”和“心性”
10、，使得当“社稷不幸，盗贼蜂起，远近惊溃， 寇薄国都”时，书生们束手无策，以致“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国多 忠臣而君死于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虏，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虏”。所谓“书生徒讲义 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家国者” 。黄宗羲痛斥理学末流的空疏无用，说宋明儒者“假其名 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 ，可谓一针见血。所以，面对改朝之实，乾坤之祸，他们既痛且惭，深刻地意识到，理学 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要想挽救社会危机就必须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之才。 因此，实学家们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大力提倡实用之学，加强兵、农、射、御、书、 数等实用知识的教学。由此可见，理学“清谈误国” ，是促使实学教育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另 一重要原因。 （杨向奎，白萍生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杨向奎，白萍生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 版潜书全书版潜书全书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版，第版，第 220 页）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