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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商阶层政治文化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五期政治文化属于主观价值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形式，包括政治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心理层次诸要素。假如把各种制度化、构造化的组织、机构和规则等看作政治体系的“硬件，那么政治文化就是政治体系的“软件，两者互相依存。“政治文化取代了传统政治学中一些意义相近、但难以实证的术语，有助于挖掘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或取向1。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色彩，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问卷调查、访谈等实证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文化研究。民商阶层在政治学领域一直遭到关注，但关于其政治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缺乏基于一手实证材料的
2、分析。近年来，笔者致力于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民商阶层进行实证分析，先后完成一对一深度访谈20人次，焦点小组讨论11次分别有43人参加，并对一些被访者进行追访，访谈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同时利用民商人士在京集中培训的时机分三批发放调查问卷共650份，回收567份，纳入统计范围的有效问卷505份。本文撷取其中相关数据材料，从政治认同、政治理念、政治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把握民商阶层的政治文化动向，寄望有助于加强对这一阶层的政治引导。一、政治认同和偏好民商阶层的政治认同体如今政治体制、政府、政策、官员等多个层面。整体上，民商阶层偏好政治稳定，对执政党认可度较高，同时政治发展意识不强，对西方政治制度
3、的认识存在模糊；对政府、政策和官员有较高等待，又容易在现实中产生不满。民商阶层的政治稳定偏好显著。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论把“恒产理解为资产还是财产，民商都是典型的“有恒产者。以此为逻辑，当政治稳定与其他政治诉求发生矛盾时，民商更倾向于政治稳定。调查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保持稳定比推行民主更重要的观点，多数民商表示“同意52.2%或“很同意15.2%。同时，也有近1/3的民商表示“不同意26.6%或“很不同意6.0%。此观点，表明民商阶层在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与此相应，民商的政治发展意识不强。这种倾向往往出于对政治发展绩效的不确定，比方以为选举制度操作难、效率低、群众
4、素质差、难以选出适宜领导者等。民商阶层大多以为政治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初级发展阶段“国民素质等特定国情经常被强调提出。被访者D就表示不认同基层选举的价值：“我们有时候连村长都选不出来。老百姓的素质就是这么高。到乡镇级也选不出来。经常几个候选人，票集中不了，谁也过不了半数，法律上都通不过。我原来在基层政府工作过，讲实在的，也没少接触过基层。选村长，一选就选偏了，选二溜子，还有选傻子的，动机不一样。有时候一根冰棍就能弄一票，国民素质不行。相较于青年一代，年龄较长的初代民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愈加认同。比方被访者I以为“:市委组织部长请我给党员讲课，我讲的题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我的亲身体会
5、看，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一能保证社会治安，第二能处理大灾祸，第三搞成了计划生育。没有共产党，这些事谁来做？谁都做不了。中国是一个容易出乱子的社会。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会乱。假如你放开，民主了，可能马上就乱了。最不希望乱的人就是企业家。当年政治风波的时候，假如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能有今天吗？我们不能听外国人那一套。什么叫政治？我们党执政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不然的话，还讲什么政治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到如今，共产党还在掌权，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民商阶层对于政治制度借鉴的态度呈分化现象。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根本不合适中国的观点，近半数民商表示“同意37.0
6、%或“很同意11.6%，但也有近半数民商表示“不同意44.8%或“很不同意6.6%。其中，对政治制度借鉴的态度与政治稳定偏好有较强相关性。被访者D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我和其别人议论过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有些制度不合适中国，比方多党制。我讲不出道理来，但我知道这玩意不行。中国的国情不合适。我们如今就这个情况，或者历史原因构成了这个情况。假如硬要搞的话，中国可能会乱。如今中国已经太平几十年了，一旦政治上有变化，最最少可能会动乱，我真怕乱。民商对政府的态度主要受政企关系的影响，尤其体如今政府能否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对于问卷中“您所在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的问题，约1/423.
7、5%的被访者以为政府对企业发展起“推动作用，而有大致一样比例25.1%的被访者持相反意见“阻碍，也有相当比例的被访者选择了“推动和阻碍相当36.4%，还有15%的人选择了“不好讲选项。换一个角度，在回答“您怎样形容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只要不到一成8.6%的民商以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很大，而将近一半48.7%的民商以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不够，另有高达30.5%的民商选择了“政府干预企业过多，影响企业发展，还有部分11.2%民商选择“政府和企业关系不大，无所谓，只要少数人1.1%选择“其他。从中能够看出，民商对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有较大等待，同时对于现实中政府作用的发挥还不够满意。需要但
8、得不到政策扶持时的受挫感往往成为影响民商政治认同的直接来源。比方在谈到民商最希望政府解决什么问题时，很多中小企业主都主动提到贷款难问题。比方被访者E3这样谈及曾遭碰到的政策挫折：“房产商容易贷款，我们搞生产的反倒不好贷款；财大气粗的国企容易贷款，反倒我们最需要投资的中小企业不好贷款。我投了2000万买设备，建厂房的时候去向银行贷款，但是没门。为什么？由于设备不能抵押。政策难以落实，也会影响政府信誉和形象，被访者F3讲述了他的一次失落经历：“我们参加全省再就业明星会，被邀请的都是安排再就业人数比拟多的企业家。当时开会的时候承诺政府给我们一些优惠政策，省长当场都给我们讲了，就是再就业职工比例超过半
9、数的话税收三年全免，个人和企业缴的养老保险可以以全部返回。当时开会的时候很兴奋，由于我安排的下岗职工超过了全企业职工的半数，应该能够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结果到时候政府部门找了好多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落实这项优惠政策。后来听讲，是由于劳动部门出的政策没和税务部门协调好，税务局不干，结果不了了之。甚至有些民商抱怨，政府和政策本身成为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阻碍因素。被访者J1谈起企业纳税问题抱怨讲，民营企业之所以偷税漏税普遍，根源在于政府税收过重，导致企业不偷税漏税就难以维持。被访者I以为不要期望政府帮助企业过多，或者期望政府会认真对待企业的呼声，只要政府对企业经营没有过多干预就好了。谈起某行业产品在欧美国
10、家遭碰到的反倾销政策，K3言辞剧烈，以为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越位和不到位“:政府只追求政绩，看到一个行业赚钱，大家一哄而上，政府一路绿灯，什么都答应你，银行也支持你，什么都支持你。结果大家做的产品都一样，只能互相杀价，把成品卖到美国、欧洲，连成本价也顾不上了，当地的加工费都比我们卖的价格高。我们为了降低成本，什么样的手段都有，比方偷税漏税。讲实话，我也偷税漏税，要不没办法生存了。二、政治理念与诉求随着我国政治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社会化作用显著，民商阶层逐步萌生出当代政治理念，如权利意识、政治介入意识、法治意识、集体行动意识等，这些理念同时与功利性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交织，呈现不断分化整
11、合的趋势。民商阶层的权利意识由模糊到日渐明晰。被访者B3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感觉我们太缺少公民权利意识这一块了。我从小是那种很听话的性格，感觉在公共场合根本没有本人讲话的份儿。我个人算什么呢？没有意识到本人作为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是不是企业家没有关系，其实所有人都应该具有这方面的常识。应该有本人发表看法的地方，能够表达本人的声音。每个人都要有介入意识。原来的教育都是要大家做乖孩子，让干啥就干啥。其实，作为公民本来就有本人的权利，有本人的思想，要考虑让本人干的事情对不对。不管对不对，我能够发出本人的声音。至于怎么介入，是个制度设计问题。关键是意识，要有介入意识。哪怕我们只是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也要当
12、好这粒沙子的角色。相应地，民商阶层的政治介入意识愈加浓厚。有研究表明，将近3/4的民商被调查者相信“政治是一种所有人都应该介入的事务，只要很少的人以为“政治只是领导人的事务，或者自以为没有参政能力，“政治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极为复杂的事情2-1。民商的政治介入途径主要是正式的、制度性的，随着我国各项政治制度、政策的日益完善，其详细形式逐步多元化，主要包括：1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进而成为各级党代会的代表；2中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3被吸收为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4参加各级各地派；5参加有统战背景的各级各社会团体、商会组织，如工商联组织、青联组织、妇联组织等；6在各级党委、政府中担任正式职务；
13、7在乡村组织中担任党政职务；8在企业内建立党工团组织，支持党工团建设工作，尤其党建工作；9)积极介入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进入政府领导与部门的视野；10)作为民商介入党政部门举办的各种座谈、咨询；等等。然而，正式政治介入制度未能完全包容政商关系，政治沟通人际化特征明显。对于民商普遍性的利益诉求，他们宁愿直接从个人诉求入手，而不是从群体诉求和政治行动层面解决问题。而且，民商即便获得了制度性政治介入时机，仍倾向于以“桌面下的私人间沟通替代“桌面上的政策提案式沟通。民商的这种行为形式不仅在访谈中感受深入，而且能够在定量研究中得到佐证。在被问及“对于下列不同情况，假如私营企业主要影响政府决策，目前所采取的
14、主要途径是什么？时，民商成认，“最常用的途径是“与有关官员、办事人员私下接触，而“人大、政协、协会、听证等正式途径是最不得已的选择其他选项包括“法律途径“直接找有关部门反映“通过媒体、学者等社会舆论等。然而，在谈到影响政府决策的“最理想途径时，民商们的选择完全相反，正式途径是最优选项，人际沟通则成为最不得已的方式。这种鲜明比照表明，民商阶层的利益共同体和集体行动意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既有制度环境中权衡利弊后的适应性选择。同时，民商政治介入的功利性动机较为显著，介入热情难以持续。就其参政诉求而言，民商主要希望通过政治介入，为企业经营谋取更大空间，并获得社会地位及自我成功认可。几乎没有民商为了推
15、动政治发展或出于社会责任感而介入政治，利用政治身份为社会诉求、弱势群体奔波通常也会显得不同寻常。民商阶层虽希望获得政治身份，然而他们在获得政治身份后实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把继续花费精神参政议政当成额外负担。有研究表明，民商的政治介入热情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3，政治介入需求呈现“倒U形曲线，在到达一定的参政热情之后随即发生热情消退4。实际上，无暇顾及政治介入，并不是民商阶层的独有现象，只不过在民商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其原因，除了政治介入活动频繁耗时、影响企业经营外，政治介入制度本身效能低下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民商阶层的集体行动意识有所加强。相对于各级各类官方、半官方商会，民间商会更被
16、以为是民商聚合气力、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当前而言，老板们需要完全自发的商会组织吗？从统计结果能够看出，民商对自发商会的需求是迫切的，将近90%的被访者给予了肯定回答包括58.9%回答“需要，28.9%回答“很需要，而回答“无所谓和“不需要的只要10.0%和2.1%。相对于参加官方商会时的复杂心理，民商参加民间商会时的心态愈加积极，超过90%以上成认是主动参加商会的，包括77.3%属于“乐于接受邀请、13.6%属于主动争取民间商会会员身份。尚未参加民间商会的大多数民商63%也表达了对寻求时机参加民间商会的兴趣。民商对于民间商会凝聚气力的作用非常肯定，他们
17、在回答“您最期望这种完全自发的商会组织能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时，一半以上首选“凝聚集体气力56.2%，远远多于“休闲娱乐0.6%、“生意信息23.5%、“人际网络19.8%等选项。当然，当前我国民间商会发展并不尽人意，其作用发挥也遭到各种掣肘。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以及越来越多民商完成原始积累，他们的法治意识整体上也在加强。比方，很多民商已经不愿再冒以往的一些违法风险，十分是偷税漏税风险。被访者E1吐露了本人这方面的心声：“以前企业家很多都是要偷税漏税的。那种现象有历史原因，当时也法不责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很多有地位的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了，已经成功了，他就开场希望能“长远，所以不再
18、想干那些政策法律不允许的事了。当时干违法的事是创业起步需要，如今不那么需要了。再这么干要冒风险，不值得。民商阶层能否在公民意识之外滋生一种特权意识，是个令人警觉的问题。毕竟，相对于普通民众群体，民商具有优越的经济基础及相应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实际上，社会上为富不仁的舆论总是存在。民商本身对于“和普通阶层相比，老板阶层应该拥有特权这个观点，表示认同的比例并不大包括14.6%选择“同意、1.7%选择“很同意，而明确反对者占据了主流包括73.0%被访者表示“不同意和10.7%表示“很不同意。这表明，民商特权意识并不明显，他们更多是从公民意识层面上期望维护应有权利，而不是从特权角度希望牟取不合法、不
19、合理的利益。民商阶层的政治理念和诉求遭到功利性因素的影响较大并产生分化。这一点从民商阶层对于发家之初原罪问题的态度上能够讲明。我国民商起源复杂，除了节俭创业者之外，还有很多民商是通过不合理、不合法手段赚得第一桶金的。固然民商原罪问题已经不再是当前的社会焦点，但仍然是悬在部分民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难以摆脱的政治和法治负累。他们首先成认原罪确实是“罪，同时强调这种原罪的历史背景特殊，并迫切希望“洗白，得到官方和舆论的谅解，甚至既往不咎。比方被访者D这样解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讲原始社会大家都光着屁股，假如用今天的观点讲，这不都是流氓吗？但我们能讲原始社会的人都是流氓吗？所以讲，私
20、营企业家最早赚的钱不干净，那是你用今天的标准讲的，当时你没有那些法律，没有那些完善的东西。这种观点在民商阶层引发较多共鸣。比方一家食操行业的大型企业老总C成认，本人当初创业时有不规范的地方，比方偷税漏税，“企业小的时候，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在税上做点文章，也是难免的。而且，本人的企业排污比拟严重。但他强调，企业成长起来后，再像以往那样钻营就“没有必要，如今很注重遵纪守法，甚至主动承当社会责任，减少排污。在法律制裁、社会舆论、内心煎熬的多重压力下，民商往往需要从政策和精神的两个层面上摆脱“原罪。然而，当面对“应出台专门政策对老板原罪不予追查的观点时，民商阶层并没有表现出为原罪问题开脱的一致性，有相
21、当多的民商38.6%明确反对谅解原罪。由此能够推论，并非全部民商具有原罪背景，民商阶层本身就是一个来源和成长轨迹多元的复合体，政治理念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三、政治关注与责任民商对企业经营忘我投入的企业家精神，是访谈研究中笔者的突出感受。根据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5。社会伦理层面，无论是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还是东方的儒家传统，都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实际上，当前我国民商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也都处于较低水平，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民商的责任感比普通民众的责任感更弱或更强，也就难以给他们贴上“利欲熏心或“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标签。在谈到
22、社会责任时，民商往往强调企业经营成功本身就是尽到了社会责任。有些民商强调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时机、为政府提供了财税收入等。比方，被访者A4自小家境困难，大学毕业后就业受挫，所以有强烈愿望帮助和本人类似出身的年轻人。D1经历过下岗再创业的艰苦，有意识吸收下岗女工入职，并遭到妇联络统的表彰。被访者I创立了全国知名的服装品牌，在谈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他以为，诸多经销商、员工都和企业命运紧紧相连，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体如今让这个企业品牌屹立不倒。社会慈善事业常被人称作“第三次分配，是体现社会责任感的风向标，然而民商阶层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起步低、发展快，但整体仍处于起
23、步者阶段6，相当多企业面对社会责任时仍处于“旁观状态，其表现甚至不如国有和外资企业7。在问卷调查中我们提出，“您以为，老板阶层有责任介入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吗？绝大部分民商以为本人“有责任介入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66.7%，甚至这方面的“责任很大24.6%，只要极少数以为“没有责任1.5%或“责任不大7%。然而，民商阶层对社会慈善似乎言行不一，对于“您以为，老板们在介入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方面做的怎样？的问题，超过1/2应答者坦承“老板们表现“一般51.3%，超过1/426.3%坦言“不太好，甚至“很不够17.9%。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上述价值倾向和付诸行动的落差，其原因是多元的。比方，我国慈善体制
24、并不完善，捐献渠道单一、公信力缺乏，申请退税手续繁琐，且具备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覆盖面狭窄、审查程序条件严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仍处于逐步规范阶段，对民商及其财产的保护还不够充分，很多民商心态上不愿“露富；社会中大量存在通过骗取同情来坐享其成的现象，严重伤害了人们、包括民商的慈善热情。民商阶层对待社会弱势群体总体上是同情的，以为存在众多社会不公因素；同时，他们往往强调解决弱势群体相关问题的责任在政府，而民商已经尽到了本人的责任。比方，他们主动谈到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后因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而难以立足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政策跨区域整合问题、在城市买房但不能上户口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不少访谈者表示同情，但
25、同时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政策改革，本人无能为力。然而，在谈及民商本身的劳资矛盾时，民商则同时站到了政府和职工的对立面。比方，在谈起劳动合同法对民商的约束时，民商们异口同声地以为是政府偏袒劳方，尤其以为劳动仲裁时政府更倾向于职工利益。这种心理直接体如今对社会仇富情绪的态度上。现实中贫富差距使得民商容易成为弱势群体的发泄对象，民商也能够感遭到社会仇富情绪的存在。我们在问卷调查中提出“您以为社会上的仇富程度怎样？，结果显示“能感遭到社会仇富现象的占到了多数61.0%，甚至有些以为社会仇富现象“很严重19.5%，以为“感受不明显和“不存在的分别只要17.9%、1.5%。然而民商以为仇富是弱势群
26、体对他们的误解，由于仇富的根源来自社会不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均等，而民商对于这些是无能为力的，更不应承当相应责任。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民商对社会仇富原因的看法，结果显示最多的选项是“社会对老板缺乏了解和理解详见表1。民商需要将主要精神倾注于企业经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政治冷漠。有研究显示，78.5%的企业家受访者以为应该关心政治事务，只要2.8%的人把政治看作是政治家的事情。从调查问卷“您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阅读新闻时事的频率怎样的反应能够看出，民商中“天天都通过各种媒体关注时政新闻的比例相当高，到达了67.0%，其余的被访者也大都“每两三天阅读一次新闻时事20.0%,只要3.5%和
27、9.0%的民商分别选择“每周和“偶然。当被问到“您有时与朋友或熟人议论国家大事吗时，84.2%的民商给予了肯定性回答。在诸多领域的社会议题中，民商对政治类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比方“政治体制“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社会治安等详见表2。实际上，政治、政府和政策环境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不确定性很强的影响因素，对于任何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讲都无法回避。无论出于回避政治因素负面影响的考虑，还是将政治因素转化为企业发展时机的考虑，民商关注政治都应是现实中的理性选择。然而，相对于较高的政治关注，民商阶层的政治责任感缺乏。民商大多以为，他们的责任主要在经济领域，最多扩展到社会责任，但并不应承当政治责任
28、。相反，“在商言商，不问政治近年来较为盛行，已经成为相当多民商的共鸣。对于“民商能否可能出于政治责任心去参政议政这个问题，大多数被访者给予了否认回答。不少民商在访谈中明确表示，除了政府本身，其他社会气力包括民商阶层都没有能力去推动政府和政策改革、政治发展。比方被访者I以为：“政府要改革只要靠党和政府本人。作为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只要一种责任和义务，就是保证企业长期生存发展，在商言商。他的义务是养活企业里的这么多人，要纳税，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你叫企业家去改变政府？不可能。要靠党本人。因而，不能对民商阶层的政治责任有过高等待，尤其当社会利益与民商利益发生冲突时更是如此。理论上，“义和“利是能够共存
29、的，当代科学初步证实了“道德意识根植于人性之中。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利己心视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把“同情视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我们假设的义利取舍场景，“假如您有时机介入某个政策方案的投票，您首选哪种方案？，选择舍义取利和舍利取义的民商都属于少数分别为28、8%和15.7%，选择义利兼顾的人占了明显上风55.5%。然而在现实中，一般民商的道义取向仍然以有“余力为基本前提，包括财力和精神。如被访者G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做生意并获得成功，由于村里脏、乱、差、穷又缺乏能人，在1990年代中期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凭着他企业家的精明和气魄，不惜耽搁企业经营带领村民致富
30、并改造村居环境，博得村民很高评价，被当地党委政府树为典型。即使如此，G最后为了照顾企业还是不顾村民竭力挽留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有民商表示，假如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也许就会对继续增加财富没有了兴趣，转而关注政治、关注社会。比方被访者B2强调，回报社会需要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有了足够资本才能到达关注社会与政治责任的另外一个境界。固然被访者B2的这种逻辑能够讲得通，但我们并不能确证资源多寡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性有多强。当为民请命影响到本身利益的时候，民商并不愿意惹费事上身。正如被访者D2感慨：“我要当人大代表就费事了，我是个看不得不平事的性格，别人找我，我得天天帮人家，啥事也不能干啦。别人有一点委屈，我
31、都想帮人家解决了。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做我企业的事吧。四、结语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类型：蒙昧型政治文化，即民众与政治或政府之间的相互联络都特别微弱；服从型政治文化，即民众单向地尊重并执行政府所做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政治介入和向政府表达愿望、表达利益的意识；介入型政治文化，即民众与政府之间是双向的互相影响关系。现实中的政治文化则是上述类型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理想的政治文化，是公民文化具有“积极理性特征，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获得能力、政治行动能力来进行政治介入；积极性即公民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事务，在动机上以为具有政治责任，或以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攸关。本研究表明，不断发展壮大的民商阶层其政治文化素质也在持续塑造和提高，并萌生出当代公民文化迹象11；同时，民商的服从型政治文化仍具有深厚沉淀，介入型政治文化还不够显著，有意识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蒙昧型政治文化近些年不寻常地滋生出来并有所扩展。就政治文化而言，民商阶层发育远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