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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杭嘉湖水患与防洪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元受到天目山流水的影响。山洪进入大海和太湖，地形不同。平原地 带居江滨湖,大部分农田，地势低洼,常遭水患，部分地势较高,又苦干旱,所谓“吴中之田， 畏涝者十之七,畏旱者十之三。”至于丘陵山地,更患溪流干涸，又怕山洪暴发，明清两代封 建政府与劳动人民,根据平原和山地的不同地势与水利资源,采取多种多样方式,进行农田 水利建设,调节水量,力防旱涝,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一）明清后期国家诸家之水患杭嘉湖据太湖上流,其水流注太湖而经三江,分流入海。疏通入江入海之下流，使太湖之水 不致泛涨,是解决杭嘉湖水患的关键。明李惺化湾陡门闸议说：“治钱蚌水患，不自钱 群
2、治之也。天目诸水经余杭、汇具区，趋吴淞以入海。余杭南湖常浚，则有以留其势，而水 不致奔溃;吴淞、刘河常通,则有以速其归，而水不至停蓄”。所以疏通吴淞、刘河，“三吴 赖之，钱旷亦蒙福焉”明清封建政府治理江南水患,历来重视疏通太湖下游江河大川。永乐初户部尚书夏原吉就 主张先治吴淞江，并及刘家河和白弗河。他说：“吴淞江延袤二百五十余里，广一百五十余 丈，西接太湖，东通大海。前代屡疏导之。然当潮汐之冲，沙泥淤积，屡浚屡塞，不能经久。 自江之长桥至夏驾浦,约一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 浦口，一百三十余里,潮汐雍障,菱芦丛生，已成平陆。”于是,他主张“浚吴淞江南北两岸 安亭
3、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的二港,使直注入海”（二）陡门、闸、港、河太湖沿岸，支流旁出，港、浦、漆、渎等名称不一。开浚支流，增大蓄水量，既有利于分杀杭 嘉湖溪流水势，又有利于农田灌溉。湖州府以苕、雪两溪为总贯。每遇阴雨连绵，万山之水 倾注于湖州府属各县，泛滥横流，“全凭北面三十九淡港依归太湖，以为蓄泄”沿河沿江都修建陡门、闸、宽，以利灌溉。如杭州运河蚌，因岁久河底沙壅渐高，而隔犷诸 宽，低入河底，每为走泄河水。天稍无雨，水即涸竭。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知府胡浚同 仁和知县周博，计量近河一带民田多寡，起夫开浚，“宽门太低者，重令砌高”，“检水闸圮 者重修之”，“由是干旱获利,舟行通便”
4、。又于官蚌一带，重修陡门、闸五,于小林重建大 闸，“溉田数千”在清代，凡开浚漆、港、浦、河等较大水利工程，多由国家派员办理，所需费用，也由国家开 支。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三月，福浙总督梁鼐奏浚乌程县之三十三漆,长兴县之三 十漆,奏建闸六十四座,共需银四万八千零七十六两余。户部准予浚建,所需工料银两,移咨户部拨给。与此同时杭州府等处支河江荡淤浅者,亦劝民间开浚,所需费用，亦着动正项钱 粮疏浚（三）第三，临安县的经济确置，在某市里,设堰高，或置石公杭嘉湖平原、高田少、低田多。固然，防治旱涝以保丰收，是高低田发展农业生产必备条件。 但高低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却各有不同。就高田来说，重点在
5、于“疏浚港渎以资灌溉”农民很重视修筑坪岸。坪田有岸、有嵯、有坝，有车阙。岸捍坪外，以障河水侵入;滕界田 间,使高低有分;坝通田心，水道遇暴涨则慎防而将水疏泄;车阙附岸，以便车灌。惟有土于岸 坚固，高低界分，当田水满时，则车出注入支河;遇上干旱时，则开阙车入河水。“虽有旱干 水溢，无不救之田矣。”为了掌握水田内涝情况，各地都立有水则石碑。据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宋徽宗宣和二年 （公元1120年），始立浙西诸水则石碑，凡各陂湖泾浜河渠近处，“立者甚多”，“以验水灾”横道水则石碑，“碑长七尺余，横为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高低 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泊过;三则稍低田海过；四则下中田
6、添过;五则中中田海，六则稍高 田泊过;七则极高田泊过。如某年水到某则为灾，即于本则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乡 报到灾伤，官司虽未及远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灾已预知于日报水则之中矣”直道水则石碑，“碑长七尺有奇,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六直,每直当一月，其上横六直刻正月 至六月，下横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月三旬，故每月下又为三直,直当一旬，四季三十六旬， 凡三十六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涨落到某则,报于官。其有过则为灾者刻之”山区水利又不同于平原。山区重在修筑疔堰陂池。如：昌化县在万山中，名溪三十，多旱少泽。其所恃为水利者唯犷与堰而已。若堰利溥,而功百 倍焉。如溪之西北诸堰，灌田三万余亩。东南诸堰，灌田亦
7、以万计。堰在山涧者不过十数丈， 在大川深溪者，延袤百余丈。大凡近溪之田，“旱则上流可壅，潦则下流可泄,颇为民利”。 如不成溪流的，则旱潦无可恃，只得“因泽为旷”。所以昌化西北近溪多堰,东南远水多疔于潜县山多田少。溪水行于两山之间。凡濒溪低平的地方，都有田，俗称大源田。止匕外，倚 山历级而上,溪流不及，惟靠浅涧断溜以资灌溉,其地势东北高峻,至南低下。冈峦夹峙,滩 流迅急，春涨夏涸。“故堰捺之设，较之他县为独周”。至于“山峡穷处，溪流不逮,亦疏凿 以为:T。一般说，“平畴之寄命在捺堰,而高阜之寄命在陂始。”万历时，捺七十余，堰几 四百，蚌且数十。临安县临安虽山县，而溪流达于四境。志载：“临安吠亩,
8、不仰涓漓于四邻”。然其地高，周 县境内并无巨陂深潭潴蓄溪水。山水骤至，俨如巨浸，乃朝望汪洋，夕仍沟洽。一经久旱，溪 间细流，仅存涓滴。所以田之肥烧，惟视水之停注,而欲水之停注，务必“填沙叠石,设堰以 资蓄泄”。故临安一县,溪河节节有堰安吉县东南地高，溪水盛时，容易泛滥，稍旱又往往干涸。所以“多筑坝通渠，以代水库”。 西北地处平原,溪下而田高,溪水不能挹注，多“凿池以防晒，设 孝丰县地势高阜,每逢山水涨发,到处溢谷盈川，居然成为泽国。但旬日不雨，虽涓细之流俱 断。历来“多设广坝长沟，旱则蓄水以灌田，潦则泄水以避浸。”志载，孝丰有四十九坝，七 十余沟。其坝与沟名虽异，但“潴蓄以利田无异”武康县坡堰
9、为武康水利之急务。凡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称承天田，亦称佛座。谓其灌溉 不及，“潴蓄全凭陂堰”。其中以万宝堰最大。该堰阴为石城山，阳为银山、紫山、乌回山。 山之南东，是大片沃土。该堰横广八尺，长十五丈。水自合溪而下二十五里，至于堰,弥然大 泽。堰旁筑沟，沟通皈田，有三沟:北沟、中沟、南沟。万宝堰溉民田二万余亩，纵横十里。“他堰之溉田者半之”（四）财政危机之花的田荡一废止势豪霸占湖田和江河滩涂,严禁棚民 挖掘山林,维护生态平衡。西湖武林诸山之水，汇为西湖。明初，官无历禁，“豪右缙绅之家，各私湖利为传家之产”宣德后，历朝封建官吏屡兴开浚之说。宣德、正统时则有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但都未 及毅然实
10、行。成化、弘治时，则有知府胡溶、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曾 下令：“凡旧隶湖而被侵占者，不分远近,尽行芟针对上述情况,正德时,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废田为湖。他向御史车梁,佥 事高江严正指出：西湖之民产，“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家，固已干纪，官取于民以复旧，岂 为厉民。又惟上耕万顷之田，夙仰西湖千亩之水。水尽埋塞，田渐荒芜。利归于数十家，贻 害于千万井”。他提出令民“有以占产自首者” “免罪”，并奏请除粮。于是，在杨孟瑛主 持下，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六月兴工，费银二万三千六百余两,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 一亩,除豁额粮九百三十余石。“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明末
11、清初，沙土多淤,西湖又先后被“豪民”占为田荡。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被丈入鱼 鳞图册的有四百二十余亩,未经入册的有二百一十八亩。此项田荡不论近湖或去湖较远者， 尽皆妨碍水道，阻遏水源。“其为官民利益甚微，而所损于田者实不止巨万”。雍正二年 （公元1724年），盐驿道王钧照旧址开通水源。其时,湖址只存二十二里余,通计里外湖面一 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余,淤浅、硬沙、封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凡沙滩者汰去之;泉之 壅者疏决之;行之固结而薯延者芟割而剔除之”，“以复故址而畅河流”。并于赤山埠、毛 家埠、丁家山、金沙滩四处，建筑石闸，以时启闭。此项工程至雍正四年冬告成。实用银三 万七余六百余两南湖余杭
12、县城南有上下两湖。系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余杭令陈浑开筑。同苕溪并行的称上南 湖,周三十二里,久被居民占据，明时仅存遗址。倚山者为南下湖,周三十四里,计一万三千 七百余亩。天目诸山之水，汇赴苕溪,值暴涨，溪不能容纳，又不能速泄，”所凭引巨流，而 囊蓄之者，则南湖也。蓄而后泄，势杀而缓，下流始免冲激”清时，继续浚治南湖。康熙元年，知县宋士吉于南湖滚坝上更襄筑辅坝，广袤高下与滚坝等。 滚坝既修，辅坝增筑，两坝相依，得以巩固。从而“使水来有所潴,潴不至于溢;去有所流，流 不至于涌”滨江滨河地带势豪除占湖为田外,还肆意侵占滨江滨河地带。明正德时,嘉善县丞倪矶在 水利议略中说：“濒江濒河去处，风浪险恶，因种护
13、堤菱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迎来 豪右假以护堤为名，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菱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或勾结商人，惟贮竹木 牌笺;或希图渔利，张、打、拦、扛、网、筋，停积泥沙，阻坏水利。甚者，霸占滩涂,筑成睦 围，因而垦为良田。止将十分之一、二，报官起科，每亩亦止三升、五升。征之官者不多，而 水道日隘，水势日缓,为下流之害。其又甚者,将傍田河港私筑堰坝，阻截行舟，只知利己自 便，致使邻土于之田，蓄泄无所，莫敢谁何。比之水患其害尤深”。于是下令“严加禁治，清查 改正”山棚棚民开掘山林，同势豪占湖为田一样，都是损坏杭嘉湖农田水利的有害因素。湖州府南 西北三面皆山，接连数郡。每逢雨季，山洪无岁不发，往往酿成水灾。清时尤为严重。究其 原因就在于棚民开挖山地，破坏生态平衡。费南辉语余说:湖郡山洪常发,其故有二:一 由天，一由人。“由人者，山棚是也。俗名番薯厂。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 番薯、包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草根既尽，沙土松浮，每遇大雨，山水 挟土而下”，“溪河逐渐增高，年田低洼出故，以致水患益大”。因此,务须禁遏山棚，以减 山洪挟土之害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农田水利设施,为保障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