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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七章 电子课件第七章汉代融会儒道的文论第一节第一节淮南子与文论淮南子与文论以道为贵的文艺观以自然之道为美融合儒道的礼乐自然论倡言“无声之乐”两汉时代,先秦道家崇尚个体与自然人格的学说也延续了下来,并影响到文学理论的发展。西汉统治者的发祥地从地域上来说,从属于老庄所在的楚文化范围,汉初历经秦汉相争,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景时期倚重黄老思想,流风所被,影响到文人创作。虽然儒学大盛,但是统治者也并没有真的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黄老思想在两汉仍然广有影响,许多思想家与文士融会儒道,创作出了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其主要代表人物与著作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纂的淮南子(又称淮
2、南鸿烈)和司马迁与东汉王充的作品及思想。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写的一部子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类”。所谓“杂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东汉高诱在注这部书时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在论及文艺问题时,淮南子基本以道家与儒家作为调和的对象,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以自然为本,而又缘以教化。魏晋时代盛行的“自然”与“名教”一体论,在淮南子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道为贵的文艺观以道为贵的文艺观在先秦时代,关于文艺中表现的内容应是什么,儒道两家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儒家认为文艺是用来言圣人之志的,文艺应成为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工具,而道家对儒家的礼法是嗤之以鼻的。
3、老庄认为自然的和谐相生,在于有一个统率万事万物的“道”在主宰。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渔父中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淮南子齐俗训的作者师承此说,提出: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淮南子认为情感的真诚无伪是教化他人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即使有良好的动机也无法教育别人,实现教化的目的。淮南子还认为,不仅从创作者来说要求内有诚心
4、,就是对于欣赏者来说,如果没有心诚于内,也无法接受外界的音乐感染,反而会使主体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淮南子认为,音乐的欣赏是内外交流的产物,并不是如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中所说,是百姓被动地接受圣人教化的过程。后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强调主体的作用而反对儒家先入为主的教化论。淮南子的作者从道家自然观出发,对文学中的个体性问题作了较好的阐述,影响到魏晋时代的文论。礼乐自然论礼乐自然论淮南子的作者融合儒道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力图用道家的自然论来补充与修正儒家的教化论。淮南子的首篇原道训中说:“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在看待礼乐教化问题时,淮南子也贯彻了这种标准。在儒者看来,礼乐教化是圣人顺
5、应承平之世,移风易俗而作的,是歌功颂德的产物。而淮南子的作者却认为礼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道德崩溃之后的产物,是不得已的东西,正像老子所说“失德而后仁”。淮南子的作者从礼乐生于自然的角度,论证了礼乐源于百姓的需要,是先王为了导养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欲望而制,这样就使礼乐建立在符合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使儒家文艺教化论建筑在合乎自然人性的基石之上,魏晋时代的名教与自然一体论也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的。为了使儒家所推崇的雅乐置于本体论的基石之上,淮南子还将道家的无声之乐与儒家的雅颂之乐相融合,提出:“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
6、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泰族训)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无声之乐”的思想: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泰族训)淮南子的作者在这里强调无形的精神之美是有形的声色与嗜欲的本体,进而又主张先王与雅颂之乐须以无形的精神作为指导,实际上是以道家的自然之道来为儒家的礼乐文明立法,使其获得更充足的合法性理由。这一观点成为魏晋时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前导。第二节第二节司马迁的文论司马迁的文论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接受道家情性自然观念信仰孔子的精神人格“发愤著书”与写作实践“发愤著书”思想的后世承传司马迁的人文意识和实录精神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评价
7、屈原和离骚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与文学家。青年时代曾游历各地,广泛地接触与考察了历史文物与风土人情。这对他写作史记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其父司马谈死后,曾继承父亲遗志,一心写作史记,但在他岁那年,遭受了李陵之祸,被处以宫刑,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学巨著。司马迁的文论集中表现在他的“发愤著书”和对于屈原离骚的评价上面。他的文学理论,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主要是从人生经历上体悟出来的,它集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生命意识与人格精神的互动。人生遭际与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发愤著书”司马迁对人格的追求
8、,明显地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是汉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曾论六家之要旨,推崇道家思想。道家关于情性自然的观念也影响到了司马迁的思想,但他抛弃了道家的绝圣去欲的思想。司马迁在人性论上较多地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对于人性中自然存在的物欲坦然地加以承认。司马迁与两汉时那些拿经书作为当官入仕敲门砖的鄙俗儒生不同,他真诚地信仰孔子的人格精神,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人格精神依据。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司马迁早在继承父业,开始撰写史记时,就以忘我的精神来从事修史,以实现他的人生追求。他自叙写作史记时:“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
9、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叙写作史记的动机: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首先,它强调了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发愤著书的产物。司马迁所说的例子不见得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他说的吕不韦与韩非的事迹就与目前史籍所载不相一致。但司马
10、迁是想通过对这些例子的发挥,突出“发愤著书”的意思。其次,司马迁强调了发愤著书的动机大都是缘于个人的不幸遭际,突出了个体的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儒家文论讲“诗可以怨”,大都说的是诗人代民立言的群体意义。从文学情感的深挚与其中的思想蕴涵来说,悲愤痛苦的情感往往使作者能够体会到生活与宇宙中最深刻的意蕴,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文艺作品对于理性的反映,不同于哲学家凭借理性的思辨对天道人事进行体认,文艺家的认识与其说是依恃理性,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依靠情感,情感也能思考。这种建立在体验之上的思索,往往构成了作品情理交融的魅力,也是艺术美特有的魅力。因为当人痛苦的时候,他往往不得不去思考更深的问题,而在欢乐的
11、时候,思想往往是肤浅的。孟子说得好:“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再次,司马迁提出了文章意义何在的问题。儒家在左传中即已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问题。东汉时代的毛诗序更是强调诗歌的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观点,认为诗文的意义是服务于政教道德。而司马迁通过阐释古代圣人写作的动机,指出古来的圣贤之所以发愤著书,是因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认为包括他自己的创作在内,历史上许多文人的创作都是想“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就将文章写作的动力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不仅是为了承担
12、社会责任,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使个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续。对离骚的赞扬对离骚的赞扬司马迁在论述屈原的事迹与创作时,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进行评价。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在叙说了屈原的遭际之后,发表议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将屈原创作离骚与人的天性相联系,认为人之疾痛惨怛必然呼天喊地,形诸诗咏。这是天然不可移易的。他认为屈原离骚中的怨愤是符合人性的,无可厚非的: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13、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这里对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引用了淮南王刘安赞美屈原的话,认为屈原正道直行而受到小人的谗毁发而为离骚,具有最美的价值,是产生深挚感人艺术魅力的前提。后来班固对司马迁的指责,反过来说明了司马迁对屈原离骚加以肯定的正确性。第三节第三节王充的文学批评王充的文学批评
14、从“元气说”到“文气说”倡真诚,讲实美疾虚妄,斥夸饰反对复古,提倡独创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今浙江上虞)人,东汉著名的思想家。他出身于寒门,少年时受业于太学,曾师事班彪,做过一些郡吏之类的小官,后罢职回家,从事著述。著有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书与论衡,现在唯一流传下来的是论衡。在文学批评上,王充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真与美的联系,将真实论作为文艺的重要批评标准;其次,他反对两汉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复古论倾向,而推崇文学艺术的独创性,这一点也对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产生了重大的启迪意义。从从“元气说元气说”到到“文气说文气说”王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元气说开启了汉魏之际文学批评
15、领域的“文气说”。“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基本范畴。管子中的心术、内业诸篇,提出“精气”说,认为天上的星辰、地下的五谷,以至鬼神、圣人都是精气变化而成。迄至两汉,用元气解释宇宙生成的元气说极为盛行。王充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元气自然论。但他所说的“元气”并不纯粹是物质性的,除天地自然之气外,还包括“五常之气”,“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按照汉代人的观点是与“五行”相对应的。所以“元气”涵盖了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气,古人并不注重物质和精神、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区分。所以王充认为人所禀受的元气的精粗厚薄决定了人的强弱、寿夭、智愚、善恶、富贫、贵贱,因而他一方面反对天人感应论,另一方
16、面又相信自然命定论。王充以气为最高范畴,是建构起气一元论(气本论)哲学体系的第一人。王充首先将气看做天地万物与人类产生的本原。他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他认为天地通过元气来生万物,“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人类与天地一样,也是由元气化生而成的。他说:“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论衡辨祟)王充用老庄的自然论,来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强调万物与人类的形成是由元气自然而然产生的。王充强调,人性的善恶贤愚与形容动作等也都是与秉气相关的。他指出:“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论衡率性)刘劭在王充
17、的元气论基础之上,进一步用元气来说明人物的气质与才性。魏晋时代的才性之辨,对于魏晋文学批评中的作家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王充的元气说,对于汉魏之际的文学的文学本原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文艺领域,最早引入气本论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写了典论论文,其中心观点就是“文以气为主”。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分清浊,这是元气论的观点。王充论气,不仅强调气一元论,强调元气乃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本体,而且从主观角度提倡养气。他在论衡自纪中提出:“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
18、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这一思想与孟子既有相关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孟子是从主观精神修养上去谈养浩然之气的,主要限制在道德修养范畴上,而王充则引申到养生的角度上,可谓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刘勰的时代,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批评经验,其中曹丕与陆机等人都曾涉及文学创作心理过程中的虚静原理,即“伫中区以玄览”等命题,刘勰深契于文学创作心理之奥秘,为此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门写有养气篇,提出:“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论文艺的真与美论
19、文艺的真与美王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首次将真实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尺度。老子斥责文明社会中的人善于虚伪做作,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批评当时将美与信(真实)相脱离的世风。在论衡对作篇中,王充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当然,王充还不能辨别神话与现实的区别,因而对于一些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如共工氏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等传说都
20、采取了否定的结论,这又是失之于胶柱鼓瑟了。因为文学的真实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的原型。不过,王充矛头所指的主要是当时故意神化圣人、好为虚诞夸张之辞的风尚,这从总体来说,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王充同时还意识到,喜欢夸饰调弄的文人,一般说来内心总是不实诚的,内心不实诚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也是不可能感动别人的,内心的真实与反映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在论衡超奇篇中,王充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王充感叹那些真正的文章是作者生命意识
21、的凝结,而不是如游说之士矜夸的那样,是调弄口舌的产物。真诚无欺的文章才能产生夺人心魄的力量。他反对矫情之作,指出:“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超奇)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倡导的情感真诚说,明显地受到了王充这一思想的影响。反对复古,提倡独创反对复古,提倡独创王充对于文学批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便是反对复古,提倡独创。东汉时代,随着统治者的日趋保守,在思想文化界中弥漫着一股僵化保守的风气,文人们对敢于自创新说的行为一概加以抹杀。王充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后代的文化艺术高于古代,比如他说“高汉于周,拟汉过周”,“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论衡恢国)王充的文学批评还从对
22、创作主体价值的评定上,反对复古,提倡创新。王充虽然师事班彪这样的硕儒,但又不拘章句,喜欢自创新说。王充为此提出了新的学术价值观: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诸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论衡超奇)两汉思想界,特别是东汉的思想界,由于经学的泛滥,人们大多习惯于对前人著作进行模仿,将前人的文本神圣化,积渐日久,主体性日益消失而保守性日增。在这种思想氛围中自然也就难有独立的思想见识产生。而王充以一介文士的身份进
23、行创新,大胆写作了论衡,“论衡者,论之平也”,也就是对于种种现象进行社会批评。王充提出“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实际上给了文人独立建言、自主诠释的权利。王充强调文学与艺术贵在独创的观点,实际上也涉及对文学艺术个性原则的尊重与倡导上。这种理论,对汉末魏初的曹丕等人的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充的文学批评也是魏晋时代文论自觉的先导。【思考题】【思考题】1评析淮南子中提出的以道为贵的文艺观念,并指出其来源。2如何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人生遭际的关系?3如何全面评判王充的“疾虚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参考书目】【参考书目】(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汉)王充撰,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