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公众参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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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公众参与” 刘哲 贾清 摘 要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公众参加”正日益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本文从传播学、教育学、博物馆学的视角提出了博物馆提倡“公众参加”的理论依据,同时提出博物馆教育中“公众参加”的根本概念,并根据“公众参加”程度将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划分为沟通型参加模式、奉献型参加模式、合作型参加模式和制造型参加模式四种类型,最终提出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加”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思索。 关键词 公众参加 博物馆 教育活动 0 引言 荷兰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曾经将博物馆的进展变化形容为“三次革命”,其中自2023年至今正在发生的“第三

2、次革命”中的关键词就是“参加”。英国博物馆协会也在2023年明确将“参加”列入博物馆转变生活(Museum Change Lives)将来展望的十大行动之一。1在中国,随着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公众有时机走进博物馆,或者通过新媒体等手段登录到博物馆的网站、微信平台上,与博物馆产生严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假如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就是更多地发挥其教育、展现、保藏、讨论四大社会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它不仅是博物馆对社会的首要责任,也是博物馆经营的主要内容。2在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公众参加”的概念?“公众参加”的方式是否应当融入博物馆教育当中?如何界定不

3、同教育活动中“公众参加”的类型?如何进一步发挥“公众参加”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将要争论的问题,也盼望能够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促进博物馆教育功能更好地发挥。 1 “公众参加”概念的提出 1.1 传播学视角 美国女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撰写的参加式博物馆一书书名便源于美国当代闻名传播学家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加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他的观点就是主见公众利用网络或其他媒介手段参加到文化的制造、共享和传播中,而不是单纯地做一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美国有“参加式文化”的拥趸者,他們常常会用传播学中的一个例子来批判传统的传播模式,即看电视。从

4、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看电视是一个很明显的单向传播过程:观众只能被动承受、消费电视台所供应的内容,既无法与其他观众进展沟通,更无法对电视内容根据自己的意愿进展加工改造。3而“参加式文化”则正好相反,受众能够与传播主体进展准时的沟通,甚至可以成为传播内容的制造者。 在传播学中还有一个视角,即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Web2.0模式。相比于Web1.0模式中的静态网页,在Web2.0模式中,公众可以主动地公布、共享、评论、协作,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4这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学产生的一次变革,而对应在博物馆的进展史上也是一次革命。博物馆中的信息传达由于互联网平台的进展,公众可以自己制作、传播内容。

5、也因此,“公众参加”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民主化这一浪潮的产物。 1.2 博物馆学视角 从博物馆学的视角来看,博物馆的“公共性”是探讨“公众参加”的起点。博物馆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根本上保存着“私人保藏”的传统,这时博物馆并没有“社会教育”的职能一说,因此不存在公共性的问题。到了19世纪,博物馆渐渐增多,开头重视其公共性,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月,博物馆界甚至产生了“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的争辩,这也说明,博物馆公共性正在日益凸显。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博物馆的“公众参加”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1.3 教育学视角 “建构主义”奠基人皮亚杰认为,“熟悉既不发端于客体,也不发端于主体,而是发端于联系

6、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动作(活动)过程之中”,概括来讲,就是说学问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建构起来的。6在建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博物馆教育活动需要采纳丰富的形式,让观众在与教育人员及其他参观者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意义”。这种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公众主动参加活动的过程,公众需要在参加中了解、在参加中产生、在参加中反应、在参加中获得。因此,教育学视角下,“公众参加”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学习过程。 基于以上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等多个视角对“公众参加”概念的产生、特征进展梳理,可以看出,“公众参加”是对科学传播新进展趋势的表达,是凸显博物馆“公共性”的一种方式,也是“建构主义”理论

7、下开展学习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此,博物馆筹划开发的“公众参加”特征的教育活动,可以归纳为:由公众以传播(教育)主体的角色担当内容的制造、共享和传播任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根本的推断,当前在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过程中,凸显“公众参加”特征的教育活动会受到博物馆及公众的追捧。 2 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加”的类型 传统的博物馆观众讨论中,通常的讨论维度是观众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效劳满足度等,很少从观众参加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程度来讨论,这与群众传播学中将观众作为一般受众的角度类似。在2023年出版的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Groundswell:Winning i

8、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Social Technologies)一书中,根据互联网用户的活泼程度,分为六大类,即:制造者、评论者、搜集者、参加者、观看者、不活泼分子。 (1)制造者,只发表一篇博客、公布个人网站页面、上传原创视频、上传原创音频/音乐的人; (2)评论者,发表对产品或效劳的评价/评论、在其他人的博客上留言、在论坛上发帖、在维基上新建/编辑条目的人; (3)搜集者,使用RSS订阅,给网页或照片贴标签、给网站投票的人; (4)参加者,在社交网站上保持个人档案、访问社会化交友网站的人; (5)观看者,阅读博客、收看他人公布视频、收听播客节目、阅读论坛帖子的人;

9、 (6)不活泼分子,不参加以上这些活动的人。6 互联网中的用户与博物馆的受众群体有一些相像之处,比方互联网和博物馆都可以作为一个开展传播的媒介,互联网的用户与博物馆的受众都是作为传播的受体,且二者都经受了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参加的变化过程。互联网传播方式发生的变化对应的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博物馆的传播方式发生变化综合了信息技术更迭、博物馆功能的变化、受众需求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在本文中,将依据博物馆的受众群体参加博物馆中开展的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的不同程度进展分类,以期为将来各博物馆筹划开展“公众参加”特征的教育活动供应一些思路及方式的参考。 2.1 沟通型参加模式 沟通型参加模式主要是指公众参观

10、博物馆的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或新的想法,将疑问或想法通过博物馆供应的(实地/在线)平台提出,并有时机与相关专业人员进展沟通的模式。 比方,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的“与科学家面对面”活动,就是让科学家从试验室来到博物馆展厅中,与公众面对面沟通,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展现给公众,让更多的公众有时机近距离了解科学家的工作,沟通科学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展,沟通型参加模式不仅仅发生在线下,许多时候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发生在网络平台上。在国外,几乎全部的大型博物馆都在twitter、facebook上开通了账号,但凡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有问题的观众,都可以通过发帖子、留言、点赞等方式与博物馆进展沟通。在国内,这种

11、沟通方式也伴随着新媒体的进展而渐渐流行起来,微博、微信、网站都成为公众与博物馆沟通的重要平台。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开通了“顺手拍”和“专家来了”的板块,其中“顺手拍”栏目就是盼望观众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将觉得有意思的内容拍照并上传,还可以附上自己的问题或者一些评论,其他观众也可以在该平台上看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收集、分析这些评论。“专家来了”板块则是一般公众与专业人员进展沟通的平台。假如观众在参观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将疑问发送到这个平台上,每隔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会对平台上的问题进展收集并做相应解答。在这里,观众可以获得与专家沟通的时机。 2.2 奉献型参加模式 奉献型参加模式主

12、要是指在馆方的引导下,观众供应肯定的实物或想法,完成的内容最终在馆方的平台上进展展现,整个过程由馆方掌控。奉献型参加强调的是:把公众作为内容生产的一局部主体。 2023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纺织艺术家苏-洛蒂(Sue Lawty)合作启动了世界海滩规划(World Beach Project),工程的内容就是发动公众到任何一个海滩上用石头做成艺术品,最终编制出一幅世界地图。整个工程将观众作为主体,其创作的内容最终成为展览的组成局部。同样使用这种方式的还有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Californi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它发動公众参加转录

13、数据,使得信息能够为博物馆的讨论者们供应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公众还可以因此获得嘉奖勋章。史密森尼博物馆推出一款叫做LeafSnap的软件,鼓舞用户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拍摄树叶的照片,然后通过浩大的数据库来鉴定树木的种类,再把这些数据上传到中心单元,并且自动标记上GPS坐标。这些数据让讨论者们对整个地区物种的分布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同时让人们用一种轻松开心的方式提高鉴别物种的力量。2023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了一款声音识别的软件“听有虫”,它鼓舞公众走到自然环境中录制鸣虫的声音,并上传到平台上,该平台可以自动识别出该虫子所属的鸣虫类型。最终,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4 000多位公众参加到活动中,上传的鸣

14、声供应给科学讨论人员进展新物种鉴定,同时,全部的声音元素也组成了“鸣虫天下”展览的根底元素。奉献型参加模式对公众生产内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根据馆方要求的步骤进展简洁操作,便可以产生相应的内容。 2.3 合作型参加模式 合作型参加模式是指在馆方的主导下,由工作人员详细负责与社区成员共同开发新工程、新展览和新成果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奉献型参加模式相比,合作型参加者们会与工作人员一起设计、实施工程,其设计的成果也会成为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同时,在合作型参加模式中,馆方人员通常会赐予观众更多的指导,与之相对应,经过肯定指导的参加者们会对自己生产的内容进展充分的理解、消化,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将其做成一个作品

15、在博物馆供应的平台上进展展现。推断合作型工程胜利与否的标准,并不是有多少公众参加其中,而是参加者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与博物馆之间产生亲密的联系,甚至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曾经发起一项调查我们生活的城市(Investigating Where We Live)工程,邀请当地30名青少年学生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利用与华盛顿各个邻居相关的图片和文章制作临时展览。该工程由馆内的教育人员协调组织,他们选择适宜的社区,供应摄影和写作指导并支持工程直至完工。学生通过递交申请表入伙,而且全程参加全部12次集会活动。在这个工程中,学生们通过自主创作的方式生产内容,馆方负责的就是搭建活动框架

16、,整个展览的内容、设计和施工都交给学生们。72023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的“实习讨论员”工程也是典型的合作型教育活动,它主要依托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科研和藏品资源,面对市、区两级科学讨论院招募小讨论员,在自然科学的讨论人员、展览教育方面的业务骨干等导师的指导下进展微课题讨论,最终的课题讨论成果在场馆里定期进展展现。在实习讨论员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活动内容的筹划、场地供应、与导师的沟通,而详细课题的讨论成果都是在小讨论员们的主动参加中产生的。 2.4 制造型参加模式 制造型参加模式是馆方邀请外界参加者一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的一项惠及双方的工程。制造型参加模式中,需求主要是由观众

17、打算的,通常馆方要与当地居民有一个前期沟通,在了解和确定需求之后,共同筹划完成活动。格拉斯哥的“开放博物馆”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制造型参加模式例子,在1898年时,这座博物馆就提出了“扩大我市藏品的全部权”这个使命。“开放博物馆”工程把藏品实物借给观众,让他们展现或者保藏,而且还供应有关藏品展现的意见和建议,帮忙观众组织自己的展览。在工程启动的头十年里,开放博物馆帮忙社区群体举办了800多个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参观。在美国的西雅图市有一个陆荣昌亚裔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一个传统就是与社区成员共同开进展览,他们与社区合作的过程就是让他们叙述对自己有意义的故事,并邀请他们参加展览开发的每个阶段。

18、曾经担当该馆馆长的Ron Chew提到“我们并不在意保藏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了什么工程,我们在意的是与社区的联系与故事。故事比物件更重要。博物館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平台而不是陈述事实的地方”。8 由于语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博物馆在制造型参加模式上的尝试还比拟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教育活动、展览研发的过程中都是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将来,我们也可以尝试更多观众深度参加的教育活动类型。 3 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加”存在的问题及思索 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公众参加”的方式为博物馆带来流量9。最简洁的,公众在参观场馆的过程中将认为好玩的内容拍照并发在社交媒体上,这些信息对于其他观众选择消遣休闲方式的影响力甚

19、至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媒体类型。因此,许多博物馆都利用这种用户共享游历阅历的方式进展推广。他们让满足的观众叙述自己的故事,让他们的好评成为一种营销口碑。这是一个新的传播方式,不但能让博物馆接触到新的观众,还能增加其曝光率。这还只是最简洁的互动方式,假如观众能够作为一个奉献者、合、制造者深度参加到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或者工程中,将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而这种积极的营销也将会产生更加长久的影响力。 不过,在以上四种“公众参加”模式当中,他们相互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的教育活动或工程可能会消失两种甚至多种参加模式重叠的状况。比方,上海自然博物馆于2023年举办的“听有虫我的自然百宝箱”活动,在活动初期

20、,博物馆推出“听有虫”的小程序平台,一般观众只是作为奉献型的参加者,将录制的鸣虫声音上传到该平台,馆方针对全部的一般观众进展筛选,产生“自然联络员”的团体,在赐予特地培训后,“自然联络员”们获得一些科学讨论技能,根据馆方规定时间规定任务上传的声音成为整个活动展现阶段的重要组成局部,在“鸣虫天下”展览中加工后进展展现。因此,对于这些“自然联络员”来说,他们又渐渐从奉献型参加者变成为合作型参加者。 虽然“公众参加”能够给博物馆带来肯定好处,但博物馆在筹划开展“公众参加”的教育活动时,也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一是有些专家会认为参加到工程活动中的公众水平不够,对于与公众合作完成一些工程课题有肯定排斥心理

21、。比方,博物馆中的讨论者们在指导学生群体开展科研课题讨论的过程中,时常会认为学生群体的力量比拟弱,这一方面与讨论课题的设计有关,同时也与博物馆讨论者自身的状况相关。尤其在中国,博物馆中的讨论人员大多从事纯科学讨论工作,对于公众的状况并不了解,在与公众的沟通沟通方面也不是很擅长,这就简单在“公众参加”的过程中产生问题。 二是馆方的权威性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社交媒体的消失,大大提高了“公众参加”的可能性,但是假如参加的程度没有把握好,很可能会消失损害博物馆权威的状况。例如,展览设计的大门假如对公众翻开,可能会涌入许多优秀的创意,但同时也不行避开地会消失许多不合时宜的内容。作为一个“慎重”的博物馆,

22、是否应当扼杀这种参加性,以保证科学学问的严厉性,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三是“公众参加”的教育活动要比其他活动的执行消耗更多的精力。“公众参加”的活动从筹划之初就盼望能够有多样化的受众、思想、行为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也正由于要面对如此多的不同,活动进程中很简单消失一些不行控状况,比方公众生产的内容没有方法支撑起一个高质量的展现,或者有很多内容都有趋同性等。这些可能与活动初期的筹划有关,也可能与活动的传播力度有关,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公众参加”的教育活动对活动的筹划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结语 阿姆里塔格尼(Amrita Gurney)是一名博物馆爱好者,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用户共享所见所闻能有强大的影响力,能说服一个人走进博物馆的大门,并让他感到叶落归根。这些内容潜力极大,是联系博物馆与民众的重要渠道”。10伴随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展,“公众参加”日益成为全球博物馆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趋势,博物馆需要熟悉到这种趋势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利益,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本文对于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公众参加”类型所做的分析,盼望能够给博物馆行业的人士带来一些启发,对于将来筹划和执行“公众参加”的教育活动供应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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