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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源流 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诚信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提出了对今天社会诚信发展的若干启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源流 常州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顾问、教授 徐永林 一 诚信观念的萌芽及确立 1诚信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的诚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这里的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在同一本尚书中，也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云：信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春秋以前，信和诚一样，多用于对鬼神的虔信。后经儒家提倡，诚与信才逐步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诚与
2、信单独使用较多、较早，连起来使用则较少、较晚。春秋时期着名政治家、先秦法家创始人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他明确讲：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战国末期，荀子也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思是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妄诞则会产生社会惑乱。在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
3、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种社会功能。在儒家那里，信也逐步摆脱了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信被人们更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
4、治理国家时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信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可见，作为中国儒学的原创，孔、孟、荀都把信作为做人与为政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古代，诚与信单用较多、较早，连用较少、较晚。春秋时期着名政治家、先秦法家创始人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他明确讲：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
5、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战国末期，荀子也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即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妄诞则产生社会惑乱。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仍然是以诚释信，以信释诚。由于诚、信意义相近，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常常被互换互用，但如果仔细体察，诚与信的规范意义仍然是存在着细微差别并各自有所侧重的：诚更多地是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更多地是对道德个体的自身要求，信更多地是针对社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诚更多地是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信则更多地是指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实践。当然，这种区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二者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诚
6、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张载集正蒙天道），诚与信共同保证我们的道德规范得以实践。正因为如此，下文在介绍我国古代的诚信道德观念时，将不再严格将二者区分，而是统称为诚信。2诚信观念的萌芽 人类社会的道德是在长期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我国是世界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从已发现的最早的元谋人推算，至少在 170 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大地上。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公有，没有阶级和国家。那时的社会诚信是什么样的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作如下分析。在原始社会，狩猎是一种基本的生产劳动，是种族得已
7、生存延续的基本手段。尸子中记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而狩猎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参加者协调一致，共同行动。这就要求每个参加狩猎者都能遵守事先安排的约定，狩猎活动才能正常进行。如果有少数人不守约，狩猎成果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大都数人不守约，狩猎就无法进行。由此可见，共同的劳动必然会产生守约、守信的概念和要求。原始社会中诚信概念的产生还可从我国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讲信守信的记载中看出。例如，黔记中记载古时苗族审理本族案件时，其程序是：要约文书，刊寸木判以信。腾越州志中记载更为有趣：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
8、无爽。这说明社会生活中已产生了诚信行为。再如，解放前贡山独龙族仍处于物物交换阶段，猪是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其比率是：一头小猪与一口 8 寸锅或 50筒包谷相当；一头中猪与一口 1 尺 6 寸锅或 100 筒包谷相当；一头大猪与一口 1 尺 8 寸锅或 150 筒包谷相当；一头大肥猪与一口 2 尺锅或 250 筒包谷相当。这种约定俗成的结果，人们在交换中都能自觉遵守。由此可见，原始社会末期的内部商品交换，已表现出了行动守信的本质。关于我国上古原始人的道德风貌，可从礼记礼运篇中的记载看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9、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不仅反映出原始社会的公有观念、平等互助观念，而其中的讲信修睦实际上就是讲诚信、修和睦之意。尽管原始社会中也有战争，但凭着讲信修睦，人类终于走出了野蛮，走向了文明。3诚信观念的确立 经过漫长的血与火锤炼，人类终于步入了阶级社会。夏部落的首领禹打破了禅让制度，建立了世袭的夏王朝，标志着奴隶制社会在我国正式诞生。商朝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国家，由于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还有其他出土文物和古书的记载，使我们对这一朝代有了较多的了解。商代的特征是：社会由
10、氏族血缘关系联结，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相结合，伦理思想和宗教意识相混合等。正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说：我们翻遍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这里的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实际上就是说还没有明显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卜辞中虽然已出现了孝、德、礼等字，但这些字的内涵并无伦理道德的含义。据考证，卜辞中的孝字与老字、教字相通，礼则是指盛有双玉的祭器，因而，这些字并不能作为道德规范使用。约在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这时，殷商卜辞中出现的孝、德、礼等字开始有了伦理道德意义。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总结夏、商兴
11、亡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以德受命、以德配天的思想。周公姬旦的许多谈话、命令中都贯穿了伦理思想，他认为德是由天所命的，商朝灭亡是因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因此，他总结了一套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认为这是由上帝赐予民众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西周的伦理道德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从晚商至春秋，诚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始出现在金文上。如中山王鼎上就铸有余知其忠（言身）也。这里的（言身）字，就是现在的信字。言身二字组合成信，就是说说的话要兑现，要身体力行。这形象地体现了诚信的思想内涵。同时，我国最早的文献上也开始有了关于诚信的记载。如易传系辞上有言出乎身，还说人之
12、所助者，信也。易传乾文言中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既讲了信，也讲了诚。而下列的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更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遵守信约而从事商品交易的情况。我国古文献六经之一的诗经中，也有关于诚信的不少记载，如卫氓中的信誓旦旦。郑风中的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王风中的谓予不信，有如敫日。大雅中的王道尚信，则天下以为法。等等。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也有关于诚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中有 信用昭昭明于天下，周书中有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由上可知，我国古代的诚信概念此时已经完全确立。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
13、由经验型逐渐走向了理论型，诚信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这标志着我们的先人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走在了人类文明史的前列。二、先秦时期的诚信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一阶段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人士，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良好环境；而制度变革时期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又造就了不同阶层的人的代言人，于是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 百家争鸣局面。
14、这时所产生的儒、墨、道、名、法等各家学派，产生的地域不同，接受的文化传统不同，代表的阶级和阶层不同，探讨问题的重点不同，但奇怪的是，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诚信方面的观点确是基本趋向一致的，出现了驳难下的趋同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战争频繁，相互间常常签订协定和盟约。这些盟约的遵守和实施，主要靠道德力量的约束。凡能遵约守信的，就有了道义的力量，就赢得了民心，因而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取得事业的成功。丰富的社会诚信实践要求思想家给以理论上的总结提高，这就产生了各个学派对伦理道德的论说。下面对各主要学派关于诚信的言论作一概要介绍。儒家之诚信 儒家的诚信观念是与其仁的理论紧密结合在
15、一起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其提出的仁的学说中，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准则，认为人应该重利轻义，具备孝、悌、忠、信等品德，信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从孔子的回答中可见儒家在政治上对诚信的重视程度。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里孔子将诚信当作了士的个人品德要求之一。从此，孔子的
16、言必信，行必果就成了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千古名言。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换句话说，人如果缺乏诚信，就不能立身处世，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正因为此，孔子的学生曾子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一项内容。由于对诚信的重视，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还将其列为儒家四教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孔子是从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忠心耿耿、坚守诚信这四方面教育学生的。孔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诚信，而且实践中身体力行。孔子家语在厄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及其学生在陈蔡遭到围困，七天没有吃东西。子贡偷偷突围出去用自己的物品换了米回来烧饭，但在破屋中烧饭时不小心落入了灰尘，颜回就将脏
17、饭吃了。子贡看到了以为颜回是偷吃，就去告诉孔子，认为颜回不仁。但孔子说他很了解和信任颜回，此事或有其他原因。就叫颜回来问。颜回告诉孔子，饭弄脏了弃之可惜，所以就先吃了。由此事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诚信是身体力行的。孟子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同孔子一样，十分重视伦理道德。但他更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养成浩然之气，就可反身而诚，达到至诚的道德境界。在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话：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18、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在这里论述了一个诚信的链条：要使上级信任，必要取得朋友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必须得到父母的信任；要取得父母的信任，必须诚心自省；而要诚心自省，就要懂得什么是善。所以他认为：诚是自然的法则，追求诚是做人的法则。极端真诚而不能感动别人是没有的事，不真诚也就无法感动别人。孟子可贵之处是在这里既指明了个人内心的诚与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的关系，也说明了通过个人的修养达到社会诚信的途径。这样，社会诚信也就建立在更可实行的基础之上。由于儒家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家关于诚信的论述一直指导了我国社会诚信的发展。道家之诚信 道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为基础的一
19、个学术流派，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中心，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在伦理思想上，强调自然、无为，反对儒家的仁、义、礼等主张，希望返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所以他否定社会的善恶标准，主张绝仁弃义。但他在信伦理道德方面，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在道德经中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就是认为可信的话不一定好听，好听的话不一定可信。他还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说明他是主张社会要有信的。原因在于，信伦理道德在原始社会已经萌发，并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的必要观念。老子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知的同时，仍然肯定了信道德的重要。庄子是老子
20、之后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伦理道德观，与老子基本相同，但在信道德观上比老子谈得更具体。在庄子天地篇中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在这里描述了原始社会的美好图景：德行最好的时代，不崇高贤明，不使用才能，在上的国君象高高有树梢无所作为，在下的百姓如旷野的糜鹿自由自在。行为端正却不认为是义，相亲相爱却不认为是仁，敦厚诚实却不认为是忠，有求必应却不认为是信，不知不觉地相互使唤却不认为是恩惠。说明信是古以有之的。他在庄子盗跖中还讲了尾生守约殉情的故事：鲁国人尾生和女友约好在桥下会面，但等了很
21、久，女友未来而大水来了，尾生就抱着桥梁柱而死。尾生守信的故事由此成为诚实守信的范例，在我国长期流传。墨家之诚信 墨家是由墨翟始创的一个学派，其伦理思想是倡导以兼爱为原则的带有功利倾向的道德学说。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学说宗旨。他认为，国有七患，其中第六患是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墨子七患）并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为了达到天下之治，社会成员应当不分地位、贫富、贵贱，彼此都应该用信用来约束自己。因此，他把信作为举贤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又说：欲为仁义，求为士。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
22、）这里的忠信之士、仁义之士，都是指那些能忠实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人，也就是墨家所谓的兼士。这样的贤能之士，掌握了政治权力，既保证了兼爱相利的政治理想实现，又符合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这就将他的政治主张与伦理思想结合了起来。由此可见，墨家也是十分重视和推行诚信的。法家之诚信 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法家的伦理思想是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肯定人的利欲，把法与道德对立起来，否定道德的作用。但在信伦理道德方面，法家有其自身的特点。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把法与德绝对对立了起来，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他们认为，随着社会进化，治世之道也要发生变化，道德只适用于上古，而在争
23、于气力的当今是没有用的。因此，君主治国，必须倚仗暴力，唯法为治。但即使在这种主张下，他们一方面弃德，而另一方面仍不排斥诚信。商鞅在把法治作为强国利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仍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他在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这里，他将信放置于法之后作为治国之道，并正确指出，信需要君臣共立。由此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建立社会的诚信，曾经立木树信。史记商君列传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记载：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24、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民不欺。卒下令。这一政府推动社会诚信的故事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先秦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继承和发扬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等思想，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他受商鞅的影响，崇尚信，宣扬信。在 韩非子难一中通过实例对信与不信从哲理角度作了分析：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乃何 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乃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
25、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韩非子举此例是为了说明，利用诈伪取得战争胜利，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对文公先赏雍季后赏舅犯的行动，说明了法家对诚信道德观的肯定。韩非子还用晋文公用诚信降卫国的故事来赞美信的重要。在韩非子外储说上中有如下记载：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26、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韩非子在这儿用晋文公以诚降卫之事颂扬了信的重要。当然，法家关于信的观念和儒家是有区别的。法家是把信置于变法改革措施之中，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而儒家则把信仅作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余各家之诚信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各的主张。但文献表明，不论是那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的杂家，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颜师古注）。其思想反映在吕氏春秋一书之中。该书的显着特点是：超脱各派门户之见，对各派的学术思想能采取博采众长的态度。在信道德观念上，
27、吕氏春秋兼收儒法两家之说，特别是法家的 赏罚必信的思想。书中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已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开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见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谷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
28、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吕氏春秋对信所作的阐述，是全方位的，其对信的肯定和颂扬，跃然纸上。这说明，在当时，诚信这一道德规范是受到各个学派所共同倡导的。三、封建社会时期诚信观念的演变 秦汉隋唐时期的诚信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开始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秦在世时间不长，国亡以后，继承秦的汉朝分为西汉
29、、东汉二个阶段。从诚信道德的发展来看，西汉的董仲舒具有突出的地位。汉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身份上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天所生，天是万物之主、百神之君，并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神学化的道德观。他提出了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的观点，认为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由此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道德观。同时，他又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化改造，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里的五常，是指他在孟子的
30、仁、义、礼、知基础上增加了信而组成的对个人的系统道德要求。董仲舒的信道德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单独论信时，显得朴实而实用，较符合信在社会中的本义。如他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礼而死于水，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和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这里他将信和礼一起论述。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这里他又将信和义一起论述。另一方面，当他将信放到五常中一起论述时，则是将信作为一种治国的手段。他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说：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
31、群生也。五常既是治国的手段，当然对于三纲来说是处于从属的地位的了。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了信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信作为五常之一，既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如臣对君诚，君对臣不疑；又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如朋友之间守信等。在这方面，董仲舒对当时社会诚信道德的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到东汉时期，谶讳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经典结合，使五常之一的信也罩上了神秘的光环，这反映在当时的着作白虎通义之中。白虎通义关于信作了以下的解释：五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这种用人体构造来说明伦理思想的做法显
32、然是荒谬的。在诚信进人官方统治思想体系并被神学化的同时，民间的经学家、思想家也对信提出了与官方的信解释不同的看法。例如：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一书中沿袭了先秦儒家思想，把诚信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规范来进行宣传。西汉末年的思想家杨雄，不满意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出于天的解释，杂取先秦各家之说，将诚信作为封建道德修养的标准进行论述。他在法言先知中说：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他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说明，君子掌握了五常，言行就符合标准，而信，正是人在社会上的符号，道出了诚信的道德实质。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和巩固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正式成为统治思想。
33、由于儒家思想最适宜维护封建统治，所以自此以后它就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特别是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和推崇，作为五常之一的信，也由此而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自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东汉灵帝死到公元 589 年隋灭陈这 400 年间，是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时期。这一时期中，汉代以神学为理论依据的名教纲常，已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力。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一面维持名教，把名教纲常作为道德武器；另一方面又宣扬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玄学，主张贵无，天地以自然为运，视六经为粪土。玄学家们崇尚清谈，标榜蔑视礼法，常常
34、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以此反对传统观念和礼俗。例如，世说新语任诞中曾记载了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说话不算数的故事：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视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于神前，请伶祝辞。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命），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竹林名士的放达行为，其实是以此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以掩饰其内心的痛苦。他们的不讲信，实质是对社会上虚伪的道德的反叛。但作为社论道德的主流，信仍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方面。例如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
35、其着作诸葛武候集知人性中就提出知人之道的七条标准，其中第七条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说明诸葛亮是十分重视诚信的。在诸葛亮集文集卷二谕参佐停更记曰：谕参佐停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张）澍案：郭冲五事云，司马宣王督张邵诸军三十余万，规向剑阁。诸葛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谕云云，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邵，却宣王，一战大
36、克，此信之由也。说明诸葛亮治理军政，言行一致，从而战无不胜。这就是张澍感动之处。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等在其着作之中，也一再宣扬诚信。例如，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他在其着作新论中用了大量笔墨，从哲学、史学角度论述了信道德问题。他说：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总之，魏晋时期的信伦理道德观念，一方面是玄学家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反叛，另一方面仍有很多思想家在补充和发展。公元 581 年，北周的杨坚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有力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南北合流。隋朝经历 38 年，后被农民起义推翻，太原留守李渊在
37、公元 618 年建立了唐朝。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汉胡融通，创造了处于当时世界前列的隋唐文化。而信伦理观念，在明主的倡导下，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发，为国家兴盛，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其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的诚信观念表现在资治通鉴卷 192 中的记载中：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深泽，不能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
38、宗以大信行于天下的故事。明主讲诚信，臣僚亦尽忠。忠心耿耿的魏征也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信，言而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吴竞贞观政要卷五诚信）魏征认为，诚信是事关国家生存安全的关键，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向唐太宗论述诚信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为唐太宗所接受，对唐太宗的治国起了重要作用。
39、唐太宗的诚信观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他理论上讲得少，实际中做得多。他利用自己的人主地位，在治理国家中实实在在地推行诚信道德规范，从而为唐朝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成功业绩，至今仍光照后世。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是一位讲诚信的君主。在武则天臣轨下卷诚信章中她说：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孔子曰：为上易事，为下易知。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故上下通诚者，则暗相信而不疑。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又说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夫可以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在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中
40、，武则天能有此见识，实是不易。而且她也是言行一致的，如为政过程中就十分信任狄仁杰。隋唐时期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与其社会、特别是君主倡行诚信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社会诚信风气占主导地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宋元明清时期的诚信 宋元明时期，由儒学发展而来的理学占了主导地位，史称宋明理学。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基础，兼收了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二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永恒存在而又无所不包，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二程
41、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使之成为更系统、更精密、更富哲理的儒家新学派。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居主导地位。陆九渊的心学，认为 心即是理。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就是真理，可以采用简易工夫。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单，而陆九渊反对朱熹那套格物致知的繁琐做法，论其是支离。这就是他们二人在淳熙二年（1175 年）于信州（现江西上饶）进行的鹅湖之会辩论的主要内容。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思想领域又一活跃时期，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二次百家争鸣。除了上述陈朱理学与陆氏心学之外，还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等。但有趣的是，尽管各派的思想家学术观点各异，但在诚信伦理这一道德规范上
42、的认识却是基本一致的。但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诚信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和阐述。在程颢、程颐的着作汇集二程集和其他着作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如圣人言忠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已；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这里，二程将诚与信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有时还与忠、德联系起来。程颐还进一步论述了信的论理道德：诚则信矣，信则诚矣。（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强调诚与信是完全一致的。并在遗书卷 25 中对诚展开论述：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美，不诚无以为君子，
43、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以不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由此可见，程颐是就诚信作为一项极高的道德规范来加以颂扬的。他认为：人之道在忠信，信就是诚。人与人相处当以忠信为根本。朱熹继承了二程等先人的理论，兼采释、道各派的思想，对信伦理道德规范作了更系统、深入的论述。朱子全书中关于信这样说：（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信是诚实此四者，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44、。朱熹将信与诚联系在一起论述，是继承了程颢、程颐的思想。他还说：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今当反看自身能尽己之心，能不违于物乎若未尽己之心，而有违于物，则是不忠信，凡百处事接物皆是不诚实，且谩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忠信只是实其心而发，然后知上来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实实便忠信，吾心以为实然，从此做去即是进德处。忠信即是实，若无实，如何会进入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在泥中方会日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即是空道理须是实见得，若徒将耳听过将口说过济甚事，忠信所以为实者。且如孝须实是，孝方始那孝之
45、德一日进一日；如弟须实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进一日，若不实，却自无根了。如何会进，今日觉见恁地去，明日便渐能熟，明日方见一二分，后日便见有三四分，意思自然便觉得不同。这是朱子将忠信联系在一起论说，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朱熹的伦理思想是以仁为中心，把天人关系、心与性、情关系、理欲关系统一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对儒家学说作了新的总结与发展。其中信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朱熹的信伦理道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原因是：他继承发展了二程将诚信一起论说的观念，将忠信一起进行讨论，因而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南宋时的陆九渊的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有很大不同，但在信伦理思想上，二者的基本思想上是十分相似的。他说：是
46、故为人子而不主于忠信，则无以事其亲；为人臣而不主于忠信，则无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于忠信则伤；夫妇而不主于忠信则乖；朋友而不主于忠信则离。视听言动，非忠信而不能以中理；出处语默，非忠信则不能以合宜。凡文辞之学，与夫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此皆古之圣贤所以居敬养和，周事致用，备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乎忠信，则虽或能之，亦适所以崇奸而长伪，况其余乎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名虽不同，总其实而言之，不过良心之存，诚实无伪，欺可谓之忠信矣。（陆九渊集拾遗）这里，陆九渊继承了孔子主忠信的思想，认为信是一种诚实无伪的品德，是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的普遍存在。这
47、种品德是协调君臣、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普遍行为准则。尽管朱熹与陆九渊在理的解释上二人有很大分歧，但在信伦理道德方面却是相当一致的。仅仅陆九渊更着重于内省直觉，对信更强调良心之存，体现了其心学的特色。两宋时期对信伦理道德的观念，都持肯定和宣扬的态度，它比魏晋时代在更高层次上作了论述和宣扬，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元明清时代的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朝是由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太祖成吉斯汗是蒙古部人。由于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逐渐使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吸收了汉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诚信也是其中之一。元朝名臣事略中有如下记载：上（元始祖忽必烈）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
48、闻唐文皇（即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进论讲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赵壁、今礼部尚书许国桢、首聘公（王鄂）于保州，从人望也。公自以亡国累臣，义不可再仕，辞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见喜甚，赐之坐，呼状元而不名，朝夕接见，问答非一，凡圣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不呈于前。上为耸动，尝谕公曰：我今虽不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这里，忽必烈礼待亡国之臣，对其表现了充份信任，目的是为了在治理国家中推行汉化政策。由此可见，汉文化中的治国之道及其伦理思想，已被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元末的农民战争，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明朝后期，东北地区女贞势
49、力崛起，又建立了清朝。明朝至 1840 年前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古代传统文化也已进入极熟阶段。一方面，传统文化集其大成，呈现恢弘气象；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部份，也发展到了极致。这一期间，理学仍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两朝都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但在正统以后，农民起义四起，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寻找新的理论以挽救社会危机。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王学即为其代表。王守仁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又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认为心是万物本原，理是在心内的。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就能去人欲，存天理。又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50、成。在名与实的关系上，强调实重于名，这是含有诚信在内的。他在传习录中将信与其他道德规范一起论述。他说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性，恐亦不可不察。而这些道德的归属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实践伦理道德的依据应当从自己的内心良知中去寻找。王守仁的这些观点，应该说是有其合理的内核的。明清之际另一位思想家唐甄是一位猛烈坪击封建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他曾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还提出忠孝仁义诸封建道德可以致人于死，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但他对信伦理道德规范却仍持肯定态度。他在其着作潜书中说：大信必谨于小。急难相要，苟非忍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为信。必釜鬲之约，三年不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