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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夫子 孟夫子的双重标准在我一向的印象里,孟老夫子是个思想肃穆、语言雄辩、行动方正的人,责人和律己都很苛刻,远不如孔子的随和与平易。但这次为了要找一段原话,把孟子书又粗粗翻了一遍,却有另一种印象产生出来,觉得孟夫子他老人家其实并不缺乏现实感和敏捷性,例如,与君王谈话,跟与学问分子谈话,两种场合下,他就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双重标准。孟子听说齐王爱好音乐,就去见齐王,想从这一点开导他行仁政。齐王倒有自知之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却说:“这个没关系,即使你所好的不是经典音乐,不是高雅音乐,而是流行歌曲甚至是靡靡之音,只要你能够与民同乐,让黎民百姓都能享受音乐,就是行仁政了。”齐
2、宣王深知自己不是做仁王的料子,屡屡逊谢:“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一概宽恕:“没关系,没关系,这些都没关系。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你有英勇精神,老百姓就平安了;你爱财,就让老百姓也都有发财的机会;你好色,就让老百姓也都能男欢女爱,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不就是施仁政了吗?”孟子将王自己都承认的毛病统统当作优点确定下来,唯一要求他的是推己及人,“与百姓同之”。孟子进一步教育齐王:肥甘足于口、轻暖足于体、采色足于目之类均是“小欲”,为王的就该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小欲、大欲虽都是世俗的情欲,在王者则都与仁政无妨,“大欲”尤其是
3、将仁政扩大出去的起点和动力。但是对学问分子,孟老夫子就没有这么宽容了。他严格区分“天爵”与“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假如说,“人爵”是小欲,“天爵”是“大欲”,那么这“大欲”已不再是世俗情欲,而是道德志向。孟子要求士君子们主观上只能追求天爵,不能追求人爵。他表扬古时候的学问分子:“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指责同时代的学问分子:“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对君王的“行仁政”要求,相应到士君子方面,该是“行仁义”吧;假如“要人爵”的学问分子自己承认:“鄙人有疾,鄙人好官”,“鄙人有疾,鄙人好禄”,根据劝喻齐宣王的理路,孟子他应当说:“没关系,没关系,只
4、要你得了高官厚禄,能够常常惦记着更多没官做的挚友,想方设法多搞出一些官位来,让大家都过把瘾,就是行仁义了。”但他并不这样说。孟子对君王,只要求行仁政就可以了,对学问分子的要求则苛严得多:“行仁义”远远不够,必需提升到“由仁义行”。在孟子看来,“古之人”的“修其天爵,人爵从之”,是“由仁义行”;而“今之人”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只不过是“行仁义”;“行仁义”很虚伪,结果将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一方面是态度温和,多方劝喻,只希望做君王的能行仁政,另一方面却疾言厉色,肃穆指责,不满足学问分子的只行仁义。这不明摆着是双重标准吗?依据“由仁义行”的高标准,孟子对连
5、孔子都赞叹不已的管仲也不屑一顾。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是在孟子看来,“以齐王,由反手也”,以齐国为依据地,王天下都易如反掌,管夷吾才不过称霸而已。公孙丑好意地将孟子与管仲比论,老人家却像受了羞辱一样,气不打一处来。孟子要求学问分子不能名过其实,不能开大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名誉超过了实际,是君子人,就应当感到羞愧。但他向“行仁政”的君王提建议,恰恰用的是齐人的俗语:“虽有才智,不如乘势”,“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久困于虐政的人民,往往简单把期望当作现实,把任何新主都当作仁德之君来欢迎,孟子审时度势,大声疾呼抓住机遇:“事半
6、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他没有想到,历史的事实则一再证明,这样子的“解民于倒悬”,其实是更大更典型的“声闻过情”。然而,却不能将孟子对为王的要求低,对学问分子的要求高,搞了双重标准,视为自相冲突,更不能视之为机会主义。孟子确有现实感,但其现实感是志向主义的,不是机会主义的。孟子的双重标准,乃是他独特的内圣外王志向架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的内圣外王志向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种志向的君臣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不能随意呼来喝去想见就召而见之的臣,那便是“内圣”了;而为君的假如“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只喜爱让学生(“所教”)做臣子,不喜爱让老师(“所受教”
7、)做臣子,他就不行能有“不召之臣”,也就不行能大有作为地成其“外王”。孔子君君臣臣的概念,在孟子那里得了一种详细化:君要像君,就得拜不召之臣为师,做他的学生;臣要像臣,就得有不受召的傲气和敢做君师的志气。权力的关系上,君处优位;教学的关系上,臣处优位,臣为君师。师生关系未尝不是另类的权力关系,此之谓“矩之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他老人家则好为君师。以师生关系颉抗君臣关系,未尝不是一种权力制衡。古希腊柏拉图的志向国是圣者做王,又要成圣,又要做王,一身而二任,负担忒重。孟夫子则是我内圣,你外王,只要你肯受教于我。虽然一样是难以实现的志向,孟夫子的还是比柏拉图的现实一些。孟子那时代,为王的都
8、不过是些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阀而已,梁惠王、齐宣王之流,对这个“不召之臣”虽未必情愿受教,终于还有耐性倾听他的高言谠论,也不忤逆他的宗旨大意。但是到了后来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我内圣、你外王、你受教、我施教的志向就真的连一点现实性都没有了。听说明太祖朱元璋就恶狠狠地说过:“孟轲这老头要是活在今日,我非杀了他的头不行!”头未杀成,书则遭了阉割。朱元璋命人将孟子书中那些做君师一类的狂言删除尽净,搞了一个“洁本”流行天下。朱元璋的看法本质上可以代表全部的专制皇帝。从军阀到皇帝,权力升了一级,令人惊讶又起敬的是,儒道中人的傲气和志气也跟着升了一级。孟子虽自居君师,但还情愿称臣,后来的宋儒,竟发展到既要做君师,又不愿做臣子,说什么“君不臣师”。再升一级,陆象山干脆唱起:“伸手摘南斗,翻身倚北辰,抬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那已经不是内圣外王,而是内圣外宇宙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是一个肯定,视尧舜事业如天上浮云、以布衣而傲卿相、万物皆备于我的内圣大人,是又一个肯定。两个肯定,合不到一块,全无“矩之道”之可言;但后一个肯定,明显是对前一个肯定所作的反应:因为魔高一尺,所以不得不道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