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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评冯道 冯道传 摘 要五代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人物的评价不宜单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定其奸佞，若跳出“忠臣不事二主”的樊篱，冯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劣迹”，反而对当时社会发展有所作为。冯道为人宽厚，一生勤俭，身居高位，爱惜百姓，提携后进，保存文化。对于冯道，不宜因为他没有在王朝交替中“杀身成仁”而过于非议，其努力适应当时历史条件勇于救补于一时的行为应当得到确定,应当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关键词五代；冯道；评价 唐朝灭亡以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五代历时54年（907960年），经验八姓十四帝。这是一个极端混乱的年头，政权频繁更迭，每
2、次改朝换代都始于杀夺背叛，又都最终杀夺背叛。上层社会极剧动荡，一般百姓更加无所适从。社会动荡伴随沉重的兵役、徭役、赋税，人们生活更加困苦。“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就是五代时期普遍的愁苦心境。 冯道的仕途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先后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帝，曾“三为司空，两在中书”，这也是他招惹后人非议之处。冯道，瀛洲景城人，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但就历史实际而言，冯道为人宽厚，一生勤俭，做官爱惜百姓，提携后进，保存文化。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单单因为他没有在王朝交替时“杀身成仁”就横加非议，这样的看法有失公允，而且于历史事实也必定有所乖离。 对于冯道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
3、心系苍生、拯世济民。范质盛赞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行转也”。1(P9511)“荆公（王安石）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2(P99)李贽认为冯道“历事五季之耻”在于“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3(P232)但是也有很多人指责他历仕四朝十君，毫无气节。薛居正于旧五代史冯道传诘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一再者哉！”4(P1666)司马光亦曰：“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1(P9512)王夫
4、之言辞更为激烈：“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矣”。5(P1060) 笔者认为，一个人身负这样迥然不同的看法，应当也正是这个人独特的表现。所以笔者认为，单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定义定性奸佞的作法并不合历史时宜，冯道的功过是非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探讨的空间。 一、冯道是“忠于国”，而不是狭隘的“忠于君” 对于冯道的变节问题，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冯道所处的社会现实，就当时形势而言，“忠于君”并不完全等同于“忠于国”。五代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接着，从朱温废唐独立，名义上的“共主”就没有了。如前所述，五代各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都诉诸于杀夺叛卖,石敬瑭就是典型的代表，为了帝位可以置中原的安危于不顾，置民族气节于不顾。缺
5、憾的是这样的统治者在五代车载斗量，所以传统道德在五代是一个遭遇冷遇的环境。在这种情境下再苛求于臣道好像难有公允。 面对恶性循环的社会现实，冯道无法也无可能凭一己之力左右整个局势，只能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主观努力力图有所振作。他为官期间，提携后进，劝止杀戮。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学问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4(P1656)新五代史冯道传亦载：“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道尝戒明宗曰：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问曰：
6、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耶律德光尝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6(P613、614) 冯道没有陷害忠良，也没有不择手段地搜刮财宝，而这样事在那个勾心斗角的时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反之，冯道还在努力地为国家发掘优秀人才，劝告统治者关切民生，谋求平民百姓生活的安定，从这角度看若将冯道定性为“奸佞”好像难以成立。对于乱世专制统治者来说，想要有所规劝，的确须要讲究技巧。冯道往往在无形中实现自己劝谏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实力。当说教
7、的环境不存在时，敏捷适应现实的举措反而不失为主动，从而才能实现现实政治上的有所作为。单单指责他的油滑世故，对冯道来说有失偏颇。 在文化方面，冯道首先倡议刻印九经，在艰难的环境下将这一工程付诸实施并顺当竣工，这对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有功不行没。资治通鉴记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1(P9495)这样前瞻性的眼光与践履精神又岂是一介奸佞所能具备？ 对于忠臣的内涵，司马光提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1(P9
8、512)但这是宋代社会承平已久下内圣外王的志向化人格，在几千年封建道统中只可作为一种志向，的确能践履者实在凤毛麟角，何况在五代乱世，几乎痴人说梦。在五代黑暗的现实政治中，若依照司马光的标准，包括冯道在内的全部士大夫只有“死”或“隐”两条路可走了。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造成社会精英的虚无，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黑暗。反之，从现实动身，努力适应社会有所作为反而不失为选项，无论“立纲陈纪”还是“济世救民”都不能以士大夫的缺席实现。 总之，冯道尽到了士大夫的道义，甚至可以说现实功绩远远超出同等环境下的碌碌之辈，不失为铁中铮铮者。笔者个人认为，士大夫的践履道统有现实环境更有敏捷方式或表现形式，不能僵化地看待
9、或一味寻求整齐化一而苛求不已。如孔夫子所言“知其不行而为之”更是一种主动有为的入世，冯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并无多少亏缺之处。 二、冯道是超脱于乱世的聪慧人 五代乱世，朝政黑暗大同小异。冯道对此有着醒悟的相识。他将这个频繁改朝换代的乱世看成一个整体，从而超脱于时代，没有在王朝更替中选择“杀身成仁”，而是选择“屈身以安人”。冯道强调忠于“国”而不是单纯的忠于某一姓政权，在职则尽责。他也希望能辅佐一位明君来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给天下人带来安定。这在长乐老自叙中可以体现：“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
10、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4(P1663、1664) 但是，后世人们往往单从政治道德角度来评价其言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对冯道极力抨击：“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7(P399)还列举了某些事例来作佐证，但这些事例却只字未提冯道的历史贡献，只是将冯道的某些行为渲染为政治投机。范文澜曾这样评价长乐老自叙所谓的“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冯道心中，根本不存在中国外国的区分。”7(P401)我认为这样的预设违反了冯道的本意，也没有抓住这句话的重点，有断章取
11、义之嫌。冯道很缺憾自己没方法实现国家统一，但安定天下是冯道的追求。冯道的这句话不是在强调“大君”与“辽主”间的关系，而是在表达他自己的夙愿和壮志未酬的无奈。范文澜的解读明显有失偏颇。 冯道有诗云：“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8(P16)他认为只要自身秉持正道，环境再险恶也能安家立命。冯道首先强调的是自身的修养，对残酷的现实并没有一味地喟叹而无为或徒然悲观而避世，将冯道所为斥为混世度日、明哲保身尤其不符合实情。有人讽刺冯道“丝毫不以避事为耻。”9诚然“避事”行为冯道应当会有，终归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险恶，对某些难以强为的事，出于无奈选择“避事”的处理方式应当可以理解。但若就此诘责冯道为官混世
12、明哲保身明显于事实难以契合。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与其说冯道是佞臣，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冯道大隐于朝，勇于任事，明于持身，历仕四朝十帝而不颠覆，应当是超脱于那个时代的智者。 三、冯道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黄仁宇说：“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仕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10(P148)但是后世大多数人都集中对冯道历仕四朝十帝而不倒的结果恣意嘲讽，却忽视冯道超群的个人才华与魅力。司马光曾怨天尤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
13、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1(P9512-9513)但冯道历仕四朝十帝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白一个不容忽视事实：冯道在当时声望之高是长久而广泛的认同。据新五代史中记载：“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6(P615)可见，当时人们对冯道的评价普遍高乎寻常，尽然达到与圣人孔子同日而语的层次，足以说明人心不虚。 与其说冯道精于世故人情，处世圆滑老练，倒不如说是冯道的个人魅力所在，没有人能依靠一时的阴险狡诈而长
14、久地蒙蔽世人。笔者私下认为，若不考虑冯道政治作为，只论其个人魅力集中表现为：仁厚，廉洁，豁达。旧五代史载：“丁父忧，持服于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4(P1656)“道在常山，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橐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4(P1660)新五代史亦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休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6(P612)旧五代史又载：“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
15、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只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4(P1657)“道尝问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说？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终不易。”4(P1659)冯道不仅在荒年出俸禄赈济乡民，对被俘的中原士女更施以援手，甚至救赎后还要为其寻访家园，其宅心仁厚可谓善始善终。冯道居军中卧于茅刍，自奉形同最底层的军卒，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共享，其廉洁自律不仅在当时无出其右，就是在后世也罕有匹者。最难能珍贵的是，冯道面对讽刺与非议的豁达圆融更胜却生前身后的悠悠众口。 有
16、人说：“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入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度众的主见令冯道身心健康、才智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看法，以高潮的应世技巧，与时改变，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冯道才能在乱世长为将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纯净，又能以各种方式救济民众，保存文化。”11总之，我们若是能跳出“忠臣不事二主”的窠臼，不难发觉冯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劣迹”，反而在历史中显得卓卓不群。五代乱世下，他抱执“救时济物”的理念，理性地选择了一条表面上风光无限却备尝艰辛的道路。冯道的建言立德不
17、仅惠于当时，更泽被后世。后世若无视全部事实而偏听偏信，对已做古的冯道一味苛求无度，未免令人缺憾。所以笔者认为冯道不仅是一位与时进取的杰出政治家，更是一位韬光养晦游刃有余于乱世的智者。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魏泰.东轩笔录C.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李贽全集.焚书注其次册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王夫之.读通鉴论C.中华书局.1975. 6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C.人民出版社，1965. 8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王凤翔.论五代士风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10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C.三联书店.1997. 11傅金才.冯道的人生之道J.石家庄专科学校学报.2004(1). 作者简介：杨宁（1989），女，汉，黑龙江鹤岗市人，哈尔滨师范高校社会与历史学院学生，探讨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