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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政民本思想溯源文 /曾子镛在中国，“仁政”和“民本”起于何时何人？怎么演进和发展？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文明发展史和中国人的进化成长史。一、关于“仁”。说文上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又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所谓“相人偶”，即互相人偶之，亦即互相亲爱的意思。因此而认定，仁是人与人相互的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行为。最先阐释“仁”的是儒家开派始祖孔子。他对“仁”有不少宏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之“仁”内容极其宽泛，多为个人品德（品性）修养问题。论语开篇学而即有“君子务
2、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似乎“仁”之根本在于“孝悌”，此说即便有不当之处，但孔子对“仁”的论述不少是由此而阐发开的。同章又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眼中是一个如何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的问题，与大学一再言及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有相契合之处。孔子的这一思想尤其凸显在回答“仁”为何物的问题上，其弟子就“仁”曾多次提问，但孔子的答案从不相同。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3、颜渊随而问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显而易见，这里的“仁”是个人品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强调的是个人行为准则，即修身问题。樊迟曾三次问“仁”，孔子在颜渊中曰“爱人”；雍也中云“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可见“仁”之意义因时而异，虽然三次回答各不相一，但其主旨却还是告诉樊迟做人的道理，即如何达“仁”。孔子曾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恭，宽，信，敏，惠”，这里仁与道、德、艺、恭、宽、信、敏、惠是
4、同等的，而这些在孔子的言论中都是个人修身目标。谁能做到“仁”的要求，便可称为“仁者”，所以孔子对“仁”的解释还有“仁人”的意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二、关于“仁政”。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他认为“政”就是正直、刚正、正确、正派、正宗、正道等等。你如果首先自己做得正确、行得端正，别人还敢不跟你学走正道？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你自己身体力行做得好，走得正，不说人家也会听；如果你自己做得不好，
5、不走正道，就是强行下令，人家也不听不服从。他还有一句类似的话：“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不正何以去正人呢？这里，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道德教化，即使君民俱“正”。统治者正己则能正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还要求当权者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原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德政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信赖，也正是对人的主体价值作了肯定之后，才会以人的内在德性去融洽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以外在于人
6、的人为的法则来维系人际关系。“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而“仁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它的创始和奠基人就是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体。“仁政”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性善论”。经济基础就是“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
7、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王道，即仁政。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并不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分三个方面：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统治）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
8、德教。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毫无疑问，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
9、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三、关于“民本”思想的渊源。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
10、，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种田）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
11、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
12、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
13、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
14、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四、关于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思路。民本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与三个基本思路。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由这三个基本思路可以推导出民本思想的全部内容。首先，“以民为本”、“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都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思想命题。其次，“以民为本”这个命题比侧重界定政治关系的“民为国本”更具有概括性。第三，在民本思想体系中，“立君为民”这个命题处于极
15、其重要的理论地位。从历史过程看，“立君为民”观念的产生早于“民为国本”观念；从思维逻辑看，“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是“立君为民”的推论、引申和落实；从理论价值看，“立君为民”是“以民为本”的终极依据；从影响范围看，“立君为民”比民本思想的其他命题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古代，“立君为民”属于“设君之道”，它还有“立君为公”、“立君为天下”等不同的表述形式。它从政治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即国家、社稷、君主皆为民而设。一般说来，只要认同“立君为民”，势必认同“以民为本”。第四，“民为国本”通常表述为“民惟邦本”，语出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它经常被人们引用，是民本思想的标志性命题
16、。“民为国本”属于政治关系论。这类思想又有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官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等不同层次的表述形式。“民为国本”比侧重界定君民关系的“民贵君轻”、“君舟民水”、“民为主君为客”之类的思想命题更具有一般性。实际上，孟子的“民贵君轻”就是沿着人民重于社稷、社稷重于君主的思路推导出来的。“民为国本”可以概括各种与政治关系论相关的思想命题。第五，“政在养民”属于“为君之道”。从诸子百家的思路，特别是孔孟大儒的思想和相关的历代政论看，民本思想指导下的治民政策原则，既包括了养民、富民、惠民等重民政策，也包括使民、制民、愚民等御民之术。因此，“政在养民”可以概括各种治民政策的基本宗旨。五、是谁最早
17、提出民本思想？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出“重民”、“保民”、“敬民”的是夏、商、西周的帝王。在尚书、诗经中，可以明确地找到民本思想的三个基本思路。其中“天作君作师”说、上帝选择“民主”说、天子“代天牧民”说、“元后作民父母”说以及“民惟邦本”说等，都见诸统治者的诏诰、政论、颂歌。春秋以降，民本理念在统治思想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些民本思想的著名命题就出自各国统治者之口。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多有记载。第二类历史现象：“以民为本”是百家共识。早在先秦，思想家们便普遍主张“以民为本”。老子?三十九章将其抽象为“贵以贱为本”。属于法家文献的管子?霸言有“以人为本”。吕氏春秋?务本有“宗庙之本在于民”。
18、在道教、玄学等其他学派的著作中也可以明确无误地找到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儒家的民本论最为系统，而自汉武帝“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一直被奉为官方学说代表作。以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守仁为代表的历代大儒都是统治思想代言人，他们所尊奉、所注释的五经与四书则是历代王朝统治思想的主要载体。民本并非儒家“专利”，其实法家也没否认民本？法家多有“弱民”、“胜民”、“制民”之说。例如，慎子?民杂的“多下之谓太上”和管子?君臣下的“民体以为国”与管子?霸言的“以人为本”异曲同工。慎子?威德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商君书?修权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天下，即天下众生。立君为天下
19、是立君为民的一种表达方式。商君书、韩非子都有立法行罚是“爱民”、“利民”的说法。这是政在养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由此可见，法家诸子普遍认识到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第三类历史现象：大多数皇帝认同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除秦二世等极其愚蠢的皇帝公然打着“极欲”的旗号施政外，大多数皇帝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其中包括一些声名狼藉的暴君。依据史记的有关记载分析，秦始皇很可能认同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据隋书?炀帝纪记载，隋炀帝曾宣称：“民惟国本，本固邦宁。”许多皇帝还撰写过阐发民本思想的文章，唐太宗的民可畏论堪为典型。明太祖不喜欢孟子的“民贵君轻”，却又在诏旨中反复阐明“民为国本”。认为君主应当将“民
20、惟邦本”奉为座右铭，而君主“劫夺”庶民则违背“天立君之意”。明神宗等几位昏聩平庸之君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许多皇帝标榜仁政爱民政治原则，清朝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堪为典型。如果仔细翻捡历代帝王诏旨和名臣奏议，就不难发现“立君为民”的思想有多么广泛的影响。上述事实提示我们：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历朝历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主体框架之一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因此，深化民本思想必须进一步拓展视野，扫除盲点，研究更广泛的历史材料，以取得更全面的认识和更准确的评价。在理论上最先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是孟子，而其思想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期的天立
21、君为民观念和社稷重于君主观念。孟子?尽心下有一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基本推导思路是：君为社稷而设，社稷为民而设，因此“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而社稷不能庇护民众，“则变置社稷”。君主是社稷的主祭，社稷是国家的象征，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为君的条件是得民心，保社稷。既然民众重于社稷，社稷重于君主，那么民为贵而君为轻。这个命题显然是“君“天立君为民”是孟子的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终极依据。孟子赞同泰誓的天为民而作君师说。在他看来，为君的重要条件是“天与之，人与之”，即“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由此可见，孟子的“民贵君轻”是从立
22、君为民、天赋君权中引申出来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也是民本思想的著名命题。在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等著作中，黄宗羲推演、发挥孔孟政论，明确提出了这个命题。它备受论者的好评，也引发不少争论。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君时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无君则天下混乱无序，纷争不已。这无疑属于乱世。第二个阶段是王者大公无私的时代。有人站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从此有了君主。在当时，“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故造就了人类的盛世。第三个阶段是君主一心谋私的时代。秦汉以来的君主违背了立君为天下的设
23、君之道，遂成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设官分职，“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主制度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官僚则是君主服务天下万民的辅助者，因此，君主与官僚理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天下万民是主，而君主、官僚是客。君臣之间也不应当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他还发挥天立君以养民的思想，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孟子师说卷四)。显而易见，在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立君为民为天下”居于至关重要的理论地位。中国古代没有“民本”这个范畴。孔子、孟子、荀子等许多
24、著名思想家、政论家也没有使用“以民为本”、“民为国本”等命题来表达民本思想。然而他们都主张“立君为民”，并据此推演、论证各种与民本思想相关的思路、命题和政策。这个历史现象表明，是否认同“立君为民”才是判断是否属于民本论者的最重要的尺度。凡是主张“立君为民”的思想家、政论家都可以视为民本思想的赞同者。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基本上不具备“人民的统治”、“自治的人民”的理念。不看到这一点，会导致对“民本”的本质属性的错误解读，乃至将其误认为“民主思想”。然而主张“立君为民为天下”的民本思想也或多或少包含着“统治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而实行统治”和“统治是经人民选择的”的意蕴。在“对人民的统治”和“为了人
25、民而实行统治”的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民本与西方现代的民主有相通之处，这是由二者的共同本质和表述方式所决定的。不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影响到对“民本”与“民主”的全面比较、深度分析和客观评价，进而导致对中华先民的政治智慧、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的低估。六、关于古代人本思想与现在以人为本的区别。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和国家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区别。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反映出古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疾苦的体察和对民众力量的一种认知。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之苦。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民本思想必然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26、第一，在古代民本思想被视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是一种“驭民”、“治民”之术，是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第二，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在重民、亲民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做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君王驱使的“牛羊”，与民主精神完全相背。即使是所谓“重民”、“亲民”，也是把它看成是对老百姓的恩赐。因此，这种民本思想是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这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发展史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当然，中国的“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也有重大差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
27、，人本主义亦称“人本学”泛指如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以区别于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在哲学上，通常指那种抽去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做一种生物的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的费尔巴哈。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看做纯生物界的人，不懂得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以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称为“人本主义”。针对这两个人的观点，列宁曾鲜明地指出，他们主张的人本主义“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应该说人本主义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它强调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强调保障个人权利、反对封建特权等这些都是值得肯
28、定的。但是，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工具这就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完全对立了，也同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完全是两码事了。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果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实质上来理解，应当说。“以人为本”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与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唯物史观是完全一致的，而同西方人本主义则存在本质区别。以民为本”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