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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部私学经典的诞生 作为先秦第一部私学著作，论语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常被中外学界视作孔子的哲学著作。黑格尔由此訾议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其实，反映孔子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是易传，论语虽然不乏哲学内涵，但从其编纂动因、整体内容和用途来看，应当说只侧重于记述了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言论，主要反映其教育思想。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的是，孔子生前并没有自己作或者是指导弟子作论语，此书乃部分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孔子逝世以后陆续编纂而成的。但是，究竟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编纂或日领纂的呢先汉文献没有记载，汉代以来论者凭借论语内证，
2、结合此书的古朴特征及其他相关记载加以推测，计有二十余种说法之多，其中主要有汉刘向“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说，郑玄“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说，唐柳宗元“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说，宋程颐、朱熹“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说，清代崔述、现代张心激“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后儒辑之以成书”说，现代赵贞信“文、景之间博士”说，林存光、郭沂“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说，贾庆超“曾子领纂”说，杨朝明、唐明贵“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说，等等。这其中的多数说法，在不同编纂阶段和层面上，各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是已经明确认识到论语编纂是一个复杂过程、有意综合吸取前人成说的现代论者，也因为对此第
3、一部私学著作诞生之艰难程度未予深思，对于编纂动因、原则等缺乏探讨，对于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重视不够等原因，又各有其不足和片面性。这种在相当程度上或者说在诸多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现状，导致学界在对论语认识的起点上，在对其基本属性的看法以及具体内容的研究和使用上，出现诸多偏差和错位，以至于有学者把论语视作孔子思想的全面反映，甚至是唯一真实地反映“论语以外，免谈孔子”的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学界的主导性观念。本文拟针对曾经流行、至今仍然颇有影响的认识误区，探讨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综合以往论者的合理性观点，以图揭示出论语诞生的大致历程。一、论语诞生平孔门弟子授徒的
4、需要 由于相关史料的严重缺乏，古今关于论语编纂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却一直难以形成定论，于是，便有论者主张退回 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这一说法，只谈到编纂前期的粗略事实，既没有提及领纂者或日主编者名字，又毫未涉及编纂动因、原则、目标等重要问 题，实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关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有论者认为已是论语编纂之始；甚至说“论语本来就是孔子弟子的笔记本”，其“原始形态是许多种笔记本子”。然而笔者以为，在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多为
5、心记而很少笔记。以当时的书写条件，尚不具备学生记课堂笔记之便利，何况孔门教学是师傅带徒制，其课堂多为“天地大课堂”，既不是近代引进的班级授课制，连古代书院中班级授课制的萌芽也不具备，因而还根本不可能形成普遍记课堂笔记的习惯。像论语卫灵公记“子张书诸绅”之类笔记，在论语中仅为特例。有论者据此推论“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尚欠深思。假如“一言一动”真的无不记录，则孔子设教授徒近半个世纪，为何论语连同重复章节计算，也还不足一万三千字 二是在论语之前，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王官文献，绝无民间私家著述。当时弟子所记只是为了身体力行，还没有编写孔子言论集或者言行录的意识。在为
6、孔子治丧期间，弟子参照丧父之礼皆服“心丧”三年，也无从想起那于礼无征、亘古未有之事；论语编纂必待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作为动因，才可能有人想到和提起。但是，自战国以降，著书立说由渐成风气而司空见惯。在后儒心目中，集录圣人“微言”是如此天经地义之举，因而一直没 有想到和追问编纂动因；近代乃至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学界囿于千古积习，仍然没有提出和研究这一问题。论语的编纂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应当就是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只有当散处各国的孔门弟子各自站稳了脚跟，在以后的生活特别是办学实践中，感到越来越强烈的需要时
7、，他们才可能把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依情论理，孔门弟子设教授徒伊始，自然会用孔子的嘉言懿行教育弟子，初起还不可能感到、至少不会强烈感受到凭各自所记有何不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产生“教然后知困”的深切体会。当有人深感不足时，他们便会就近向同学搜集寻访。搜集寻访者渐多，各有一定的积累，集体汇编的想法和行为才会产生并付诸实践。经过一定范围内的合作汇编，有一个初步的集子甚至构成了论语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合作，约请已经散处各国的孔门弟子，特别是那些学成行尊、声望卓著的大师级弟子及其门人参与编纂。孔门后学终于继孔子传授的六部教材即后儒所谓六经之后，编写出一部以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为主要内容的、
8、颇具权威性的教学辅导书论语。关于论语编纂的起始时间，汉代只有“夫子既卒”这一笼统概念，直到南朝梁皇侃、初唐的陆德明和北宋的邢爵，才隐 约提及：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门人痛大(太)山长毁，哀粱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 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探时贤与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也。现代论者依据上述诸说，明确提出了始于七十子为孔子治丧期间的推论：以常情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
9、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这里，论者所谓“常情”，实乃私人著书司空见惯以后之常情，而并非春秋末年的常情。假如治丧期间确已开始编纂，那么多数弟子健在，对乃师言行记忆犹新，还有一些文字记录，何至于众弟子守丧三年竟未完成一部不足一万三千字的定稿又怎么会掺人后期弟子晚年的言论(如 论语泰伯 记曾子病危所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等内容。)然而，又有论者加以发挥说：治丧期间“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 形”，或者是“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最后由子思主持，选取其中“正实而切事”者成为论语。自唐柳宗元以来，
10、学界并不否认子思是成书者之一。但若说他是第一、甚至唯一主持人，显然缺乏证据。论者似乎忘了：孔门唯以学行相尚，索有“君子之远其子”的传统。孔鲤身为嫡子，在七十子中影响平平；子思对于再传弟子，又能有多少特殊号召力呢 如前所述，论语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必须有现实需要的强力推动，才能够提上日程。必待孔子逝世二十多年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过程中感到需要这需要足以冲破传统习惯的束缚之后，才会发起编纂论语。二十多年后发起，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近晚年，自然会比众弟子守丧期间难办得多。编纂过程与结果，也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诸多制约，诚如傅斯年先生所论：“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
11、最早者，是论语。论语是记言的。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那样子的书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因此，今日看似简单的论语篇章，包括那些有所重复、含糊的章句，当 初皆得来不易。以历史的眼光看论语编纂，其难度远非今日的大型出版工程可以比拟。其成书过程无疑是一个筚路蓝缕、困难重重、复杂漫长、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的摸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来领纂的弟子相继去世，
12、补充内容、调整编排、誊清定稿等工作，就只好由包括子思在内的一些再传弟子来最后完成了。二、郑玄“仲弓、子游、子夏”说值得重视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先汉文献未见记述，汉代以来的说法如前所述有至少二十多种。其中不少说法看似各不相同，甚至对立，但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又各有其合理性。努力避免其片面性，吸收其合理性，方可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细审汉代诸说，可知其大体一致。刘向父子、王充、赵岐、郑玄等人之说，都可以概括为“群弟子”说。既为群弟子编纂，总要有几个领纂者，刘向等没说不等于没有；郑玄提到了“仲弓、子游、子夏”，论语崇爵谶只提子夏一人，也不等于只此三人或者一人。现在看来，汉儒的说法确实不够全
13、面，但首先肯定孔门弟子的作用无疑是对的。再传弟子对孔子了解毕竟是间接的，若没有一些孔门弟子领纂，论语就不可能有如此权威性。最早提及领纂弟子名字的两种说法，特别是郑玄之说应予重视。郑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又说“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与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说可以一致。郑玄两处行文都有一个“等”字，说明他清楚“撰定”者不止所列举的二三人。作为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是不会言而无据的，虽然今 日已不知其所据为何，但其说不可轻易否定。郑玄提到的仲弓、子游、子夏，皆为“从游陈蔡”、曾与孔子共患难、名列孔门“四科十哲”的著名弟子。仲弓姓冉名雍，就是孔子称赞“雍也可使南面”的冉雍，鲁国人，少孔子 29
14、 岁，属于“德行”科，所长与论语记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主题契合。从郑玄两次列举“撰定”者都是首列仲弓来看，可能就是他率先发起编纂论语。子游、子夏分别少孔子45 岁、44 岁，随孔子自卫返鲁以后，分别出任“武城宰”和“莒父宰”，属于孔门“文学”高徒。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于经典编纂可谓本色当行。此二人在孔子没后终生从事教育，皆成一代宗师。据礼记檀弓和礼运篇，子游对于礼学造诣极深，传授孔子“大同、小康”学说影响深远；子夏传授 六经，“发明章句”，“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被汉儒奉为经学鼻祖。这三位著名弟子，作为孔门“十哲”之健在者，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感到对孔子言行录的
15、强烈需要，发起或者参与领纂论语，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举。又据 论语 通篇称“有子”、“曾子”，从子张篇所辑各位弟子的语录，以及以往论者的研究来看，领纂者还应当有有若、曾参、子张等人。但后者受到特别推崇较晚，从孔子生前，直到两汉，声望不及“十哲”，这大约就是没有被郑玄提及的原因。这从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开篇即引述 论语先进第二章，并按“十哲”的顺序记述名列前茅的弟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到了唐代，朝廷所追封孔门弟子，对于曾子已高度重视：唐高宗总章元年“皇太子李弘幸国学，释奠，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玄宗开元八年，孔庙“特为(曾子)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开元二十七年“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
16、，十哲等东西列侍”，曾子居十哲之次已成为定制。在此背景下，柳宗元提出了“曾子弟子卒成其书”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刘氏赞同并且发挥郑玄论语序之说，既肯定孔门弟子的记录、传述和广泛参与之功，又对郑玄“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作出恰当的解释。所谓“撰，治择之名”，申明是编纂过程中“凡有
17、所作述，必具众义，择善从之”的主持之功。也就是说，仲弓、子游、子夏等弟子作为论语领纂者，要“首为商定”诸事，在对广泛搜集的各简做出选择、整理、审定时，要听取众义，择善而从，酌定各篇章。三、论语编纂的前两个阶段与基本原则 郑玄提到的仲弓、子游、子夏，在论语中没有称“子”；郑玄没提到的有若、曾参不仅称“子”，并且“有子日”、“曾子曰”还出现在论语首篇前四章之内的显要位置。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要弄清个中缘由，就要深入探讨论语的编纂过程。论语编纂过程，可分为孔门弟子分别搜集、合作编纂、成书定稿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些孔门弟子在办学实践中，感到凭自己所记孔子的嘉言懿行教育弟子，已经越来越不够用，开始就近
18、向同学搜集，逐步产生出汇编孔子言论集或者言行录的想法，于是付诸实施。既然郑玄两次说及领撰者，都是首列仲弓，可能就是仲弓在孔门弟子比较集中的鲁国率先发起此事，然后得到有若、曾参、子游等人积极合作，辑录了若干篇章，甚至可能有了论语前十篇的雏形。这个雏形是什么样子其他各国的孔门弟子如子夏、子张等是否也有所辑录，辑录多少现已无可推测了。但是从郑玄两次都提到子夏，论语崇爵谶首列子夏一人来看，子夏无疑是领纂者之一。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当为曾参西河劝子夏之行。据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
19、与女事夫子于沫泅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 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而明，尔罪三也。而曰尔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老年丧子丧明，直到曾参从鲁国赶来“吊丧”仍然呼天哭地，可见普通劝说已无效。曾参便采取了顺其心理责其“三罪”的劝慰方法。“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疑，此读作拟，比也，意谓西河之民比子夏为孔子。这与其说是从尊师的角度责备子夏，毋宁说是在充分肯定其办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该为宣传孔夫子做点什么，以便世人知道孔子是何等伟大，免得“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现象继续发生。这样，当曾参责子夏
20、第一“罪”时，就为联络其编纂 论语 作了很好的铺垫。至于后两“罪”，不过是说从“礼”和“孝”的角度看，丧子不应该比丧亲更悲痛。当年同在孔门求学，子夏出任卫国行人，在挫败了赵简子威胁甚至劫持卫君的图谋之后，因丧亲返回晋国温邑，由于担心招来赵简子报复，丧事尽量悄然行事，“使民未有闻焉”；如今丧子悲伤过度以致失明，远近皆知，岂能日“无罪”曾参之语貌似责备子夏，实乃促其幡然猛醒并爱惜身体。子夏既曰“吾过矣，吾过矣”，并把过错归因于离开孔门之“群”太久了，意谓若早得贤师弟劝慰，我何至于失明啊!言下之意是十分感激曾参规劝。那么，其“悔罪”的表现，自然是尽快从沉痛中解脱出来，加强与同学的联系并合作编纂论语，
21、使世人知道孔子无与伦比。此后，论语编纂进入广泛合作阶段。这时子夏、曾参等已是老年，年长子夏 15 岁的仲弓当已寿终正寝。在本阶段前期，领纂者当为子游、子夏、有若、曾参、子张等人，并有各自门人协助。经过广泛努力，论语二十篇的多数材料(不包括记录后期弟子语录各章)，至少是“上论”十篇和“下论”前五篇的材料当已基本汇集。这期间所成书稿的状况和水平，与后来定稿的论语 篇章还有多大差距从各方面搜集的材料是否经过了各位领纂人审核，提出了怎样的入编意见等等，今已不得而知。到本阶段后期，有若、子张、子游相继去世，子夏、曾参成为论语领纂者硕果仅存的两位。此二人对于推进 论语 编纂接近完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一
22、点将在后面专门论述。在第二阶段，编纂目标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辑录孔子嘉言懿行，展示其教弟子怎样做人的可亲可敬的伟人风范。随着内容增加，篇章设置由简到繁、质量标准由低到高亦不言而喻。为使大家有所遵循，领纂者还会就编纂的基本原则提出并达成以下共识：一是真实性原则。几十年后，来搜集、编纂，有的材料是当时弟子记录，有的是事后补记，更多的是弟子晚年追述、再传弟子所记，还有再传弟子对往昔闻于本师的孔子言论的追记。因为各人水平不一，对孔子的认识也有差异，没有主持者来鉴别真伪、决定去取、校正偏差、审核把关显然是不行的。审核把关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务必真实反映孔子的为人，真实记述其对于弟子为 人处世的要求和指导。二
23、是典型性原则。圣人也是人，也有与常人一样平庸的一面，都作记录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即便是有意义的言行，也有意义大小、深浅的不同，不能想起就记、记下来的就编入论语。入选材料应当是典型的，有比较丰富、深刻的内涵。三是精练性原则。由于文书之物质尚难得，记述文字务必精练，以精短的语句反映孔子丰富的思想。这就要求所记孔子言行能够以小见大，由平易见奇伟，足以展现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等平凡而伟大的人格修养。四是采用“雅言”的原则。“雅言”即当时的普通话。据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执礼和讲诗、书皆用当时的普通话，日常生活则用鲁国方言。编纂论语记录
24、孔子言行，当然也要用“雅言”，但不能“雅”到像尚书“周诰、殷盘”那样“佶屈聱牙”，古奥难懂，必须是当时流行的普通话。不然的话，就难以表现孔子既卓绝千古、又平易可亲的风采。据语言史学家考证，春秋战国时代的“雅言”，就是以王城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语言。在这方面，生于王畿内温邑的子夏，应有一定的优势和审定语言音义标准的能力。五是不与“六艺”重复的原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西周时代就已经规范化了的贵族教育科目，也是孔门的基础课。孔门弟子设教授徒，至少在其前期也要开设这些基础课。这些以操作性技艺为主的文武兼备的教学内容，既非孔子的创造，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依旧耳熟能详，大可不必重复记述。所以，论
25、语中几乎看不到传统“六艺”教育的内容。因此而否认孔门有六艺教育，否认有射、御、书、数教 育项目，显然是不对的。六是不与六经重复的原则。孔子搜集整理诗、书、礼、乐、易等王官文献，在鲁国史记基础上作春秋，即后儒所谓六经，已经用作教材传授弟子，再来重复编纂也没有必要。以往论者因为从论语中看不到易、春秋等文献内容，就否认孔子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传授，显然是不妥的。作为基本原则，主要是上述六条。遵循着这些原则，领纂弟子指导各自门下再传弟子，有效地推进了论语编纂。因此，论语虽号称“实录”，却是有选择、有侧重的真实记录；尽管这些选择颇有代表性，但毕竟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真实。以往学界研究孔子，一切皆凭论
26、语，“论语之外，免谈孔子”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片面认识，如孔子不重视科学、技术、军事等，今天看来确有必要反思和改进。四、第三阶段的“未定稿”特征与时代痕迹 第三阶段为论语成书期，大致在曾子殁后、子思卒前，即公元前 436前 402 年间。这时孔门弟子大都已经去世，子夏虽然特长寿，但于耄耋之年传授六经，“发明章句”，已无 力顾及论语编纂。其补充调整、誊清定稿工作，就由鲁国的第三代儒学大师，为了自己授徒的需要而最后完成了。从 论语中孔门弟子称“子”的情况看，应当是以有子、曾子门人为主，在阂子、冉子门人参与下完成的。子游、子夏、子张等人门人，只是提供了各自老师的一些精粹言论，没有参与最后定稿工作。
27、这才形成了论语中有若、曾参全部称“子”，闵子骞、冉有个别章节称“子”的局面。今已不知其名的有若门人，与乐正子春、子思、曾申等曾子门徒，当为第三阶段的成书定稿者。今从 论语“语多重见”等迹象，可以看出它其实具有“未定稿”的特征。形成“未定稿”结局，原因有二：一是从战国初期直到汉代，普遍更为重视孔子整理传授的六经文献；论语尚未称“经”，是解“经”之“传”，即为教学辅导书或日参考书。二是孔门再传弟子对于前辈大师的“未定稿”，也怀有一种敬畏心理他们与孔子毕竟是隔了一代，远不如其师熟悉，故放置越久越不敢轻易改动。倘若没有这份敬畏心理，不至于明显的重复也不予删除，而一仍其旧传了下来。在第三阶段，再传弟子主
28、要作了以下两项工作：一是为了论语各篇内容更充实和以后教学的方便，也为了兼顾有若、曾参、子夏、子游、子张等人门人各尊其师的愿望，统一增补了一批孔门第二代大师的语录。对这些语录选择标准会更高、更严一些。所以，论语中有子、曾子、子夏等人语录 多格言警句，不仅是对孔子思想观点的阐发和补充，还流露出某种概括、深化的意图。在增补这些语录时，有子、曾子门人对首篇各章插入位置作了精心安排。“子曰：学而时习之”首章之后，插入“有子日”，接着又是“子日”，之后插入“曾子曰”，然后两章“子日”，第七章是“子夏日”。诸如此类显然属于精心安排的章节，说明论语篇章编排绝非随意摆放、毫无章法。各篇都应有当时知识背景下相对集
29、中的主题，篇、章顺序也有其内在理路。皇侃论语义疏曾经对各篇主题加以概括，是否准确、能否吻合先秦的思想体系可以研究探讨。但是，以现代的知识背景和学科体系的眼光，看不明各篇主题与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断言其篇章是随意摆放，显然是不对的。二是根据当时儒、墨争鸣形势的需要，特别选录了一些有利于排斥墨家的内容，如孔子批评宰我及子游、曾子称赞子张而有所保留的章节。以往论者把韩非所谓“儒分为八”的时间大幅度提前，夸大了孔门弟子的矛盾和思想分歧。其实，孔门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君子群体。从孔子逝世，直到再传弟子活跃于社会舞台，孔门的亲密合作远大于分歧，学派争端仅具端倪而已。而墨子已经从儒家叛逆，公然另立学派。据
30、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与孔门再传弟子是同代人。据墨子公孟、耕柱篇，墨子创立学派之初，曾与曾参弟子、子夏之徒、巫马期等儒者，就服丧期限、非斗、兼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与子张某些观点相近)展开争论。可见在论语成书阶段，儒、墨之争已颇为激烈。墨子究竟师从哪位孔门弟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今已不可确知；但从其反对“三年之丧”的理论与宰我如出一辙，公孟子反驳墨子与孔子批评宰我如出一辙的情况看，墨子可能出于宰我之门。论语公冶长之“宰予昼寝”章，直呼“宰予”姓名，记孔子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
31、可 g 也”，尤为不美之词，很可能与再传弟子有意借此排斥墨家有关。宰我是孔门“四科”名列子贡之前的“言语”科之首，是曾与孔子共患难的杰出弟子。他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卓具知圣人之明，但在论语中却给人印象不佳。这一反常现象，不断引起后世疑问。钱穆先生深为宰我鸣不平曰：余每疑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而宰我居先，孟子称其智足以知圣人，其在孔门明为高第弟子矣。而论语载子我多不美之辞，如昼寝及三年之丧两章尤甚。诸弟子中，独写宰我最无情采。论语本成于齐鲁诸儒，其书出于战国时。田氏已得志，而鲁亦为田齐弱。岂田氏之于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变黑白而宰我之于孔门，乃亦负此重冤。钱先生的怀疑颇有道理，
32、但他所猜测论语编纂受到田齐政权影响，虽然不能说完全没这种可能，可能性极小却是可以判定的。一则论语编纂成书在鲁不在齐，当这部私家著述最初产生之际，连鲁国统治者都不可能注意到，怎么会引起田齐政权 的注意，乃至施加影响呢二则即使田齐政权施加影响，其不足以撼动孔门后学“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宰我记录不佳，应有孔门再传弟子借此批墨、揭其祖师之短的韵味在。归于儒墨之争间接留给论语的时代痕迹，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一些。五、曾参和子夏对论语编纂的特殊作用 曾参与子夏的亲密合作，对于论语编纂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孔门弟子人编论语的语录，唯此二人多达十章以上，首次出现都在学而篇前十章之内的显要
33、位置。这些应是他们对 论语 编纂所做贡献的一种反映。但作为“思孟学派”和“西河学派”的鼻祖，此二人关系已被后儒扭曲。汉代王充对礼记檀弓上曾参责子夏“三罪”就已有误解；郑玄注、孔颖达疏只从字面含义索解，以致误解日深。宋儒推崇曾子，不顾子夏年长先进孔门成名较早的事实，片面强调子夏等人多么敬重曾参，为维护曾参而贬抑子夏曰：“子夏不尊于师而尊于己，不隆于亲而隆于子，犹以为无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现代论者更因为“儒分为八”的先入之见，夸大孔门的矛盾分歧，进而把曾子对子夏的特殊劝慰，视作孔门“内圣与外王两大派别”的纷争。其实，二人颇为亲密。从韩诗外传记曾子对子夏论君子“三乐”与“三费”，引出子夏“与人以
34、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夫实之与实，如胶如漆。虚之与虚，如薄冰之见昼日”的论断，可看出他们十 分融洽的同学关系。窃谓在孔门后期弟子中，有若小孔子 43 岁，子夏小 44 岁，子游小 45 岁，曾参小 46 岁，子张小 48 岁，这 5人学行接近，而子夏、子游从游较早，故能及早成名列入“四科十哲”。但是，作为“四科十哲”依据的论语先进第二章，传述者很可能是有子或曾子。作为同门好友，他们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既互相敬重关心，又互有批评指正，不会苟同，更不会文过饰非。子夏闻知“三罪”，连说“吾过矣，吾过矣”，曾参也有类似的表现，如礼记檀弓上所记：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
35、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x 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曾参入孔门较晚，在孔门也不算颖悟力极强的弟子，但他与同学相处坦诚认真，富于改过迁善精神。他以为子游错了就直言提出，发现自己错了勇敢承认。又据礼记檀弓上，他误解了孔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对有若的纠正开始还不信，听了子游解释得知“有子之言似夫子”，就坦诚转告有若，虚心请教其何以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提高了认识。这也是他不断进步成为孔门后起之秀，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种种迹象表明，曾参不仅在鲁国参与论语编纂，还不顾年迈联络别国孔门弟子后学。他不辞长途颠簸
36、之苦赶往西河，劝说子夏摆脱丧子之痛参与主编论语；他在服母丧期间远赴陈 国哭子张致哀，应与联络子张弟子不无关系。仲弓、有若、子张、子游相继去世以后，他在晚年和子夏继续主持论语编纂，为其门下弟子接手成书定稿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尽管郑玄列举“撰定”者名字时，囿于汉代的认识，只提到名列“十哲”的仲弓等三人，而没有提到曾参，但曾参无疑是前两个阶段全程参与者，实际上的重要组织者。有若去世较早，论语首篇“有子曰”仍然排在“曾子曰”前面，应当出于曾子及其门人对于有若的敬重。论语中“曾子曰”有 13 章之多，编排比较靠前，实有深因。子夏对于论语编纂的特殊贡献，亦不可等闲视之。可以设想，要把广泛汇集来的简册推
37、敲审定，统一编排，不仅需要对孔子的思想体系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事实上还需要对其有所深化和发展，这势必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子夏在孔子生前即已名列“文学”高徒，以文献见长，并有任卫国行人、鲁国莒父宰的经历，以后又取得“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的丰富教育经验和名震诸侯的业绩。他和曾参继续主持编纂，对于真实、全面、深刻地记述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思想，成就论语这一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不朽经典，无疑是一个有力保证。此论也有论语内证或日统计数据支持。据杨伯峻论语词典，子夏被论语提到“23 次”，仅次于前期大弟子子路的 47 次与子贡的 44 次，在后期弟子中为最多。杨氏统计 2
38、3 次，是仅就其字而言，不包括称其名的4 次。据笔 者统计，论语提到子夏共有 20 章 27 次，在后期弟子提及率中稳居第一；稳居第二的是曾参，共有 15 章 19 次，其中称其名2 次，称“曾子”17 次。在论语中，除了子夏与孔子问答之词，单独和主要记述子夏语录也有 13 章，与“曾子曰”章数持平。这说明此二人对于论语编纂确有特殊贡献，以往学界流行“曾子领纂论语”说、子夏“主持结集论语的原始本子”说，并非空穴来风。结语 综上所述，论语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主要是一部教育经典，故多道德教训。孔子及其部分弟子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兴办私学，对夏、商、周三代的官学教育传统既颇多继承，又颇多发展。对
39、这些继承和发展，论语是最早、最具权威性的记述。论语编纂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开始，到末叶成书定稿，持续约半个世纪。在此过程中，仲弓、子游、子夏、有若、曾参、子张等人发挥了领纂作用。仲弓、有若、子张、子游去世以后，子夏、曾参继续主持编纂，在论语接近定型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参去世后，补充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至于西汉的鲁论、齐论、古论，则是流传过程中的不同版本。张禹、郑玄等对它们的整合，属于版本校订，不应与最初编纂成书混为一谈。研究论语编纂，可以校正对其认识的起点，使我们比较 准确地把握其基本属性，把握其行文特征。除了傅斯年所说论语记言大都只“写下个纲目”之简约特
40、征，前文所述记孔子言行有所选择的特征，以及“未定稿”特征，还有以下两条尤当引起注意：一是“多为事后追述”，经过了几十年历史风雨的淘洗和检验。如论语先进记述各位高徒“侍侧”神态：“闵子侍侧，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显然是在子路暴死于卫以后，追述孔子为子路忧虑之语，以印证孔子的预见性。若理解为孔子视子路“行行如也”，随即预言其“不得其死然”，就近于诅咒而不近人情了。既然是众弟子各凭记忆事后追述，那么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淘洗，依然珍藏在心中的，自然属于不可磨灭的记忆。故看似平常的言论，读来竟是如此耐人咀嚼，如此隽永、警策，言有尽而意无穷。二是融入了传述弟子
41、的个性、智慧、生命体验和理想信念。论语所记孔子的言论，经过传述弟子几十年的心灵含化，已经融入了各位传述弟子的理解、体验和人生信念。如 论语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此章为原宪自记，联系庄子、韩诗外传、史记等记述原宪清贫不仕的经历，可知这一章是其后半生清操自守的准则，是他个性和信念的写照。其他各章也当与传述者个性、才情有关，寄托着各自的人格理想，是其坚定执著的人生信条。所以，后人所看 到的孔子思想，不仅仅是孔子一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孔门集体智慧的结晶。根据论语的编纂过程与结果，以及六经的传承，可以说今日所谓孔子思想，其实是孔门集体智慧的结晶，包含着孔门一、再传
42、弟子的思想创造和贡献。当然，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内涵和主体框架，无疑是孔子开创的，是孔子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言行，成就了事实上存在的思想体系。但是，直到弟子为孔子治丧期间，除了孔子搜集整理并传授于弟子的六经文本，其他都还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完善和深化。七十子时代的儒学孔子学说，还带着浓郁的民间草根气息，还缺乏准确的、固定的内容与规范的形态，既非“独尊”之学，也无正宗可争。当时鄙夷、指责孔门者不乏其人，却无人怀疑、指责哪位孔门弟子“非孔、假孔”，因而也就无须“自谓真孔”。韩非子显学以颇为不屑的口气提到的“儒分为八”，并非对儒学史的郑重描述，更非七十子时代的儒家实况。七十子传学者，还在为孔子学
43、说的形成与完善、系统化和文本化，进行着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真正孔子之道的正宗传人，既是孔子学说忠实的传承者，又是力求准确、深刻、全面反映孔子思想和为人的探索者。要把日常生活中孔子口头传授的、具体行为所表现的、零星散乱记述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思想学说，转化为成体系的确定文本，需要多少系统梳理、反复琢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补苴罅漏、张皇幽 眇的创造性劳动啊!因而可以说，如果没有仲弓、子夏、曾参、子游、有若、子张等孔门高徒付出的极大努力，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想体系，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子等先秦思想家的一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准确和系统地传述、整理、完善，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给后人的便会是一些零星的或者面目全非的记述。论语 的编纂者功莫大焉!这是我们今日研究 论语编纂应该看到和不能不得出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