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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德曼文萃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20021 弗里德曼文萃（美）密尔顿弗里德曼 着 高榕 范恒山 译 前言 译者的话 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论文 1.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2 自由言论经济学 3 市场机制与中央经济计划 4 商业的社会责任 5 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对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挑战 6 负所得税问题 7 一支完全志愿者的军队 8 对外经济援助：手段和目标 9 学校的问题在哪里 10经济方面的报刊文章 有害的法令 利伯维尔场与将军 贿赂的用途 好财富，坏财富 禁酒与毒品 福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吗 绝对上升限度或最高限制 经济奇迹 在高空之中 公平与
2、自由 终于是正确的，一位专家的梦想 第二部分：经济学的方法论 11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第三部分：经济理论 12消费与永久性收入 13预期效用假说与效用的可测性 14选择、机会与收入的个人分配 15资本与利率理论 第四部分：货币分析 16.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 17货币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18美国货币史：总论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20.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第五部分：货币政策 21货币政策的作用 2220 世纪 80 年代的货币政策 23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吗 24真假金本位 25可变汇率论 26.政府在货币中有作用吗 前言 这一文集汇编业已编纂成册、出版发行，以此来纪念我们这个世纪中
3、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密尔顿弗里德曼的 75 岁生日。密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拥有独特的天赋，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他都对无数民众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着作，使他在同行经济学家中赢得了最高的荣誉；而他在市场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又使他为普天大众所瞩目。他那清晰地表达经济原则的能力，使人望尘莫及。他对经济科学的伟大贡献，为他在 1976 年赢得了诺贝尔奖金。作为他辉煌生涯的另一个方面，他为新闻周刊所撰写的专栏，是他成功地影响社会观念、影响社会舆论的许多论坛之一，而且这项活动持续了近 20 年之久。1969 年他的形象在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出现，再明白不过地
4、说明了他所具有的普遍的、巨大的吸引力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象密尔顿弗里德曼那样名扬四海。弗里德曼文萃一书，是密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着作及通俗读物之精选我非常感激库尔特R利尤伯先生，感谢他为此书的出版新作的编纂工作对于密尔顿的老朋友、合作者安娜J施瓦茨女士，我们的谢意是非同寻常的她为这本文萃汇编所写的介绍是非常宝贵的。最后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我要向密尔顿的妻子、合作者罗斯D弗里德曼致意，感谢她在密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成就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密尔顿弗里德曼 1977 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之后，成了胡佛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从那以后，他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在经济学及公共政策的世界里，他的创造力与影响力一如
5、既往，而且，他对本研究所的国内研究计划的发展与业务进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那深邃的思想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许多岁月中的经久协作。这里，我谨代表我的同事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生日祝贺，并祝愿他与他的妻子永远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胡佛研究所所长 W格伦坎贝尔 译者的话 密尔顿弗里德曼于 1912 年 7 月 31 日生于纽约州的布鲁克林，他的家庭是来自喀尔巴对山脉罗马尼亚的移民。家庭收入微薄，也不固定；而且，在其上高中最后一年级时，那时他 15 岁，他的父亲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姐的身上。弗里德曼在一位高中数学老师的鼓励下，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 年，靠着
6、打零工和一笔奖学金。他进入了拉特格斯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数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拉特格斯，弗里德曼遇到了两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亚瑟.F彭斯及霍默琼斯他们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琼斯的推荐下弗里德曼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学费奖学金；他同时还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笔奖学金。经过审慎考虑后，他接受了前者。从那时起他就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芝加哥大学催人奋发的学术气氛许多着名的学者，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布.文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等都在那里任教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纳的理论课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世界。1933 年，他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弗里德曼于 1934 年在哥伦比亚大
7、学学习了一年。在那里，哈罗德霍泰林、韦斯利C米切尔以及约翰M克拉克将他引入了数学经济学领域，使他领略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非常注重理论的芝加哥大学传统的制度与实证方法。弗里德曼的学术着作就综合反映了来自于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两种影响。1935 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 年秋天。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这本书中包括了弗里德曼对人力资本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的杰出贡
8、献；他第一次地提出了“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之间的重要区分。这是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在后来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1957 年）一书中充分发展了这些理论。1941 年至 1943 年，弗里徳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主要研究战时税收政策。1943 年至 1945 年，他作为数学统计学家在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下设的一个附属机构。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两种不同的职业，对他的科学着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在学术研究的本质与目的等问题上的杰出观点的形成。他的一种职业给了他在高层政府经济政策的
9、制定方面的直接经验；他的另一种职业加深了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945 年至 1946 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46 年，他又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从那以后，芝加哥大学成了他的学术阵地。1962 年，他被命名为保罗斯诺登罗素功勋经济学教授。应亚瑟.F彭斯之邀，弗里德曼在国家经济研究所担任了对货币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3 年，他与安娜J施瓦茨合着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这本书广泛地考察了美国在 90 多年中的货币实践，证明了货币供给的重要性以及货币供给与价格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
10、它们与收入、价格及利率之间的关系，1867-1975一书出版于 1982 年，它是对货币史一书中的叙述性说明所作的计量经济表述。1953 年，弗里德曼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62 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自 60 年代以来，弗里德曼开始逐渐进入政府领域。1968 年，他担任理查德德尼克松的总统竞选经济顾问。1980 年，他又担任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经济顾问。后来，他又多次在总统委员会中任职。现在他仍然是总统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自 1966 年以来，弗里德曼一直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直至 1984 年初为止。1967 年，弗里德曼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说货币政策的作
11、用，成为他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着作之一。1976 年 10 月 14 日，为了表彰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领域、货币历史及货币理论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稳定性政策的复杂性的证明”，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 1977 年正式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80 年，弗里德曼与他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共同出版了自由选择。弗里德曼笔翰如流，着作等身。正是通过这些浩瀚的文字，他创造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特别是他的永久性收入理论、消费函数理论、货币理论（其中又特别是他对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及自然失业率假说，使他成为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成为颇具影响的
12、当代经济学家。对于弗里德曼的学术着作，已经有来自各式各样的文献的那么多品评论述，戎们无需赘述什么弗里德曼文萃作为庆贺弗里德曼教授 75 周岁生日的礼物，概括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要旨，也再现了他治学生涯的轨迹。因此，我们把它译成中文，意在为那些试图全面了解弗里德曼的读者提供一份新的研究资料。作为译者，我们还想说，弗里德曼的理论尽管产生了并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经济现象有一定的共同点，因而其理论观点中亦有适用了某些一般经济活动的精诣之识，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作用。本书充分体现了两位译者团结合作精神。高榕较多地承担了初译工作，范恒山则侧重于校订事项。我们本着认
13、真负责的态度翻译此书，力求给读者以准确的原意。除非特别必要，我们也不对原文进行删节。但限于水平。译文肯定有不少谬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值弗里德曼文萃中文本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着者本人弗里德曼教授，他亲赠本书英文本，并给予翻译工作某些具体指导；我们还要感谢贾湛等同志，是他们的大力协助，才使本书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译者，1991 年 6 月 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论文 第 1 篇 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
14、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
15、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 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
16、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着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着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
17、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
18、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
19、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
20、。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 1964 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
21、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 JM克拉克在其着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
22、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
23、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 A 先生有 X 物品，而 B 先生有 Y 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 X 物品优于 Y 物品，那么用 X 物品来换 Y 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 A 先生认为 Y 物品的价值高于 X 物品的价值，而 B 先生认为 X 物品的价值高于 Y 物品的价值时，用 X 物品换
24、Y 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 与 B 两人都从用 X 换 Y 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 X 来交换所有 Y 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 X 与 Y 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 先生与 B 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 X 或 Y 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
25、。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 A 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 Y，而 B 先生拥有大部分的 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
26、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
27、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
28、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
29、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
30、呢 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利伯维尔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 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
31、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第 2 篇 自由言论经济学 没有对其经济含义的检验，则无法确定适合于保持一自由社会的法律结构。它们是肌肤相
32、关的。我将力图就某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自由言论的保持来证明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社会的所有自由中最为根本的一种。在极端的情况下，在经济安排（作为一个方面）与自由言论（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直接的相互关系。我们很少认识到：要想使“信仰狂热者”有发表意见的可能，丰裕的金融支持与经济支持是多么的重要。你可知道，今天的信仰怪人可能是明天的主义倡导者，自由言论的本质，在于保持使信仰怪人转变成主义倡导者所要求的那种机会。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远在你们接触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就早已是非常密切的了。我将通过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情况来说明这一关系是多么的紧密。这些国家都是我
33、们所认为的、最突出的自由社会。例如，考虑一下特别是过去 40 至 50 年间，美国对我们社会中的各种人所施以的限制。在美国，一类被实际地（而不是原则上）剥夺了自由言论权利的人是商人。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家石油与气体组织执行副主席的信。我不想提及这个人的姓名及这个组织的名称，我只是读一下他所讲的那些话：正如你所知道的，真实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每千立方尺的价格问题（这是相对于能源立法而言的），而是宪法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障的继续问题。在日益增多的限制下，正如大哥哥越来越密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肩膀一样，我们日渐胆怯于针对谬误与坏事而喊出真理之声，而道出我们的信念对 IRS（国内收入署）审计的恐惧，官僚主义
34、的扼杀，或政府的骚扰等，都是对抗言论自由的强有力的武器。在 10 月 31 日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中，华盛顿悄悄话专栏指出：“石油工业的官员们宣称，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下述最后通牒：要么支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的税收，要么面临更为强硬的限制，及可能出现的解散石油公司的趋势”让我再举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加之于商人身上的、对自由言论的限制。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从你们的银行收到过美国财政部印刷的小纸片。上面敦促你购买美国的储蓄债券。如果那个小纸片是由有关的私人商业机构印刷的，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很可能将其作为使人误入歧途的、不正确的广告宣传而予以斥责。我常说：美国储蓄债券运
35、动，是历史上最大的利用顾客资金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号活动之一。政府告诉人们：“你们购买这些债券，而它将保障你们的将来。这是进行储蓄，并为你孩子的教育及你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收入的一种方法。”后来。政府改变了初衷，并造成了通货膨胀，从而使那些债券的价值不断地下降。这样一来，在过去 15 年或 2O 年间购买了债券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付出的数量相比，他们所拿回的，是一个具有较小的购买力的量，即一个只能买到较少产品与劳务的量。而且，漏船又遭顶头风，他们还不得不为所谓的利息付税，而这些利息甚至不足以补偿由向他们出售这些债券，并作出这些承诺的联邦政府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你可能不赞
36、同我的意见。你可能认为这些债券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然而我引入这一例证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你料想向你们发送这种小纸片的银行家们相信它吗按照我的办法做。我向银行家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你认为对于你的顾客来说，储蓄债券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吗”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不，这是一项很糟糕的投资。”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到处将这种小纸片散发给你们的顾客呢为什么你们要参与这种我认为是根本性的、利用顾客资金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呢”他们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财政部会非常不高兴。来自于财政部的压力是非常强大的。”不久以前，我在盐湖城与某家欠企业的一位中级管理人士进行了交谈。他向我讲述了在他看来这项储备
37、债券运动是多么的糟糕。接下来，他又告诉我，由于来自上司的压力，他不得不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同事当中促进这件事，而他的上司依次地又反映了来自美国财政部地压力。那些银行家，或者那些管理人员，有实际上的自由言论吗 当然，有时的确存在着无畏的银行家，无畏的商人，尽管需要付出代价，但他们还是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但商业领导者的公开讲话，几乎永远都是温和的。他们以笼统的措辞来谈及政府限制的罪恶，来谈及自由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一旦进入实例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力争不要太具体。同样，也有一些可敬的例外情况。你可能会说，“这并不要紧，那些人不过是商人；商人毕竟有着足够的赚钱之道，他们不必为自由言论而担忧。”那么
38、让我们转到我自己的领域学术领域上来，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学术言论自由方面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考虑一下我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同事的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其研究工作中都得到了国家健康学会拨款的支持。在进行一番反对国家健康保险的慷慨演说之前，他们中有谁会不深思再三呢我不是在责备他们，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我只是在试图讨论我们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方面），与自由言论（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应该为自由言论而付出代价，然而，代价应该是合理的，而不应该是不相称的。用着名的最高法院判决中的话来说，不应该存在着对言论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影响”。然而，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在
39、学术领域中，人们受政府资助的程度，已经对他们的言论自由产生了令人寒心的影响。对于医学界人士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那些经济系的、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的、我自己的同事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我仍然想到：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应该存在，它是政府的一个不适当的职能。我的同事中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公开赞成这一观点，而且毫无疑问，为数不多的这些人决不会是那些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的人。事实上，我经常这样说：在现今时代拥有言论自由的唯一的一个大学教师，大约是一位接近于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某一私立大学的在职教授。那就是我。让我们从学术界及对言论自由的那些令人寒心的影响引发开去，再来看着经济安排与出版自由在一种更为直
40、接、且更为密切的形式上的相互关系。一段时间以前曾流传着关于英国的一家伟大的报纸伦敦时报的故事。正如人们过去经常称呼的那样，它是“伟大的朱庇特”。然而有一天，一家工会（我认为是排印工人工会）禁止了它的发行尽管还可能是另一个机械技术工会。他们为什么要关闭这家报纸呢因为时报计划发表一篇关于该工会企图影响报纸所登载的内容的文章正如你所想到的，这是对出版自由的一种明显的、直接了当的侵犯。你可能会说：“然而，这件事并没有牵涉到政府。”当然牵涉到了！因为若没有政府的援助与支持，没有哪个工会能够拥有这样的统治地位。另一个来自英国的例子是同样恰当的，现在在英国存在着一个国家新闻工作者工会，它极力在那些在英国报刊
41、上撰写文章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形成一种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而且在英国议会中还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议案，其目的在于促成这一结果。这一工会威胁要联合抵制那些雇用不愿意加入并接受他们所宣布的原则的、非国家新闻工作者工会成员的报纸。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英国，我们的自由之乡，产生大宪章（Magana Charta）的地方。为了更直接地求助于法院，象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当处于不同的自由言论方面之间时，法官们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分裂症。法院力图在他们所认为的政治言论或文化言论（作为一个方面），与他们所认为的商业言论（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感谢伯纳德西甘教授对我的指教，我认识到：最高法院最
42、近采取了二些谨慎的措施，以期将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扩展到商业言论方面。他们这样做是与下述法律相联系的：禁止药剂师大肆宣传的弗吉尼亚法律；禁止律师大肆宣传的亚利桑那法律；禁止人们在他们的财产上放置“出售”标记的新泽西法律。最高法院已经宣布：所有这些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但在每一决议当中，他们又都是非常谨慎，并继续坚持认为：在这两种言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线；第一修正案仅对政治言论给予绝对的保护，而不是对商业言论给予绝对的保护。我欢迎近来的这些变革，但对待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例如，俄亥俄的一家法院，威胁要关闭一份色情杂志，非法谋生者，并判处所有者与出版者入狱。很多有名望的知
43、识分子在请愿书上签名，强烈抗议他们所说的对自由言论的侵犯及一项审查法案。就个人而言，我看不出作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的非法谋生者事件，与对广播及电视中的香烟广告的法律禁止之间有多大区别。然而，没有哪个杰出的或者就这件事而言，没有哪个不甚杰出的知识分子，会为了作香烟广告的企业的自由而在请愿书上签字尽管某人（也就是说我自己）确实曾就这种效果而在新闻周刊上写过文章在对弗吉尼亚广告事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明确地说明：它的判决并不会使政府的下述要求失效：即要求广告宣传要带有警告性的标志，例如香烟上的警告性标志：“美国卫生局已确定吸烟有害健康。”国会现在又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它将要求所有的糖精上都带有同样的标志
44、我也看不出哪些知识分子会反对这样一种对自由言论的侵犯。然而假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非法谋生者杂志带有这样一个警告：“阅读本杂志对于儿童、其他尚不成熟的人、甚至一些成熟的人的道德健康，可能是危险的。”这样一种法律将带来骚乱，而且它将被审理此案的初审法庭所推翻，对此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你不可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这种反应差异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非法谋生者的内容，要比抽香烟或使用糖精更为高尚，或者更能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这种差异所反映的只是在某些种类的言论之间的、根本性的武断划分。知识分子（一般地）与法院（特别地）的精神分裂症，远远超出了下述范围：即将商业言论看作是在某种意义上截然不同于政治言论的东西。
45、它涉及到了政治自由（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自由（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所谓的区别的全部问题所在；涉及到了法院在解释自由言论条款与正当诉讼条款时，所使用的方法上的差异。没有极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极大程度的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仅就目前而言，这两者达间并不存在着真正明确的分界线。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类别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要想将它们区分开来通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国允许其公民移居国外，并允许自由言论，但是，它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人将其财产随身带出。那么，这是对经济自由的侵犯，还是对政治自由的侵犯呢 最近，我碰巧收到了另一封能够说明这一关系的来信。这封信来自巴基斯坦。来自巴基斯坦
46、大学的一位讲师。他曾在伦敦经济学学会从事过研究工作，现已回到巴基斯坦。他写道：“我一直在研究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而且我已经阅读了在我们的国书馆里所能找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书籍你那广为流传的着作，资本主义与自由，在这一国家的图书馆里居然找不到，这是我极大的不幸这一国家的外汇控制条例不允许我从美国的出版商那里购买它。”这是对他的经济自由的限制，还是对他的政治自由的限制，还是对他的学术自由的限制呢 再举一些与家庭关系更密切的事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居住在哪里的自由，毫无疑问地要比自由言论（按照通常的定义）重要得多。然而法院却一直例行公事地支持那些严重地干预了自由的分区制及
47、土地使用立法。不用说我刚才讲过的那种移居国外的要求，洛杉机时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证明了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分界线的困难性。这个故事是关于衣阿华的一个高中生的。他来自尼加拉瓜，持有在美国上高中的学生签证。不幸的是，他想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他得到了一个送报纸的工作，每周工资 9 美元。移民局发现了这件事，于是告诉他：除非他辞去工作，否则的话他将不得不离开美国。他们是在干涉他的经济自由吗或者，他们是在干涉他的人权自由、政治自由及个人自由吗 当一座城市通过了分区制立法，禁止这一城市中的人与该城市以外的人进行自愿的交易活动，买卖将给一方、或另一方、或二者带来极大损失的财产时，他们是在干涉经济
48、自由、或人权自由、或政治自由吗 这一界线是很难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况，特别是住家与分区制情况，引起了第三方影响，即人们有时所称呼的邻里效应。在两个人之间关于购买一块土地或建造一所房屋的协议，会影响到注视着这一事件的邻人。我想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那些影响，即使在所有的自由言论情况中，也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例如，考虑一下近期的一个情况一些美国的纳粹分子想要在芝加哥的一个几乎都是犹太人的郊区进行一次示威游行。这明显地属于自由言论情况，然而毫无疑问，在可能的暴乱中，它涉及到了严重的第三方影响：对并没有直接介入的居民及旁观者造成了损失，更不用说强制维持秩序的警察的费用了。再来看一下允许
49、在某一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可能因顾客的减少而给这条街上的商人带来惨重的损失。再来考虑一个不同的第三方影响。一位政治方面的候选人为竞选职位而坐在大卡车上到处周游，卡车上面带着高音喇叭，沿途向各家住户吼叫。如果一种商业性的卡车广告宣传（比如说宣传肥皂、香水或清洗剂），在同一街道上，以同等的音量在传播有关信息，那么，毫无疑问，这将被看作是对别人的自由的严重侵犯。但是，这一方正在传播的信息，难道真的比那一方传播的信息更重要、更确实、更值得信赖吗 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真正的最初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信仰自由这一意义上），所以，我既赞成自由言论，又赞成经济自由。为了二者兼得，在第
50、三方影响问题上我将远远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并不是我现在要谈的主要问题。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在知识分子（一般地）及法院系统（特别地）对待这二方面的自由的态度上，存在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不一致之处。我能够理解某些人如何将愿意为了保护第三方限制自由言论及经济自由。这是一个一贯的立场。显而易见，我也能够理解某些人如何愿意持有与我相同的立场保持一自由社会的社会目的是如此之重要，所以，在为避免第三方影响而对任何一方的自由予以限制之前，必需要有极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我所未能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带有精神分裂症的主张：即为了保护一种自由（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几乎一切代价都可以强加到第三方头上，但是，几乎所有的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