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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第一节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雍正、乾隆时实行“改土归流”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土司、通事挟其诈力，剝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军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以种种残酷手段榨取
2、财物，掠夺土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头地角，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甚至“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以致“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1854年 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先后向都匀、荔波、独山等地进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被迫退往广西。当年 5月，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同年9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凤（隆喜）和参加过
3、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创建“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杨凤被推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皇帝。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复明灭清，吊民伐罪”，“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的战斗口号。不久，起义军攻占仁怀，人数发展至二万以上，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为中心，包括桐梓、仁怀和遵义城郊的根据地。后又分兵进攻绥阳、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贵阳。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镇压，因作战失利，惊吓而死，起义军声势大振。1855年 1月，兼署贵州提督的四川提督万福率川军入黔，向起义军根据地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动作战，转战
4、于都匀、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广大地区；因遭川、滇、黔三省清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力量损失很大。4月 22日，起义军在石阡葛彰司战败，杨凤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余部由舒裁缝率领，进入铜仁府、松桃厅，又由思南府回到遵义府境。6月 2日，舒裁缝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杨元保和杨凤、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他们在贵州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因此，“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在黔东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张秀眉、包大度等领导下首先发难。接着，潘新简领导水族农民起义于荔波县 2 九阡，姜映芳领导侗族农民起义于天柱县执营乡，潘名杰领导苗民起义于麻哈州（今麻
5、江）坝芒，罗光明领导汉族农民军活动于都匀、八寨（今丹寨）一带。在黔北，白莲教领导的汉族农民相继起义。同时，又先后爆发了黔西南回民起义和黔西北苗民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二、起义的胜利发展 咸丰初年，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军，在贵州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贵州绿营兵额设三万六千余名，因调赴湖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存无几，而且战斗力极弱。杨元保等起义之后，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后派兵入黔，但为数不多，且多在边境一带活动。这种情况，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苗军控制黔东南地区 1855年 4月 30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
6、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台拱、黄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军的大部分汛堡。7月 16日，张秀眉指挥苗民起义军智取岩门司，毙署古州厅（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龙里县知县陈毓书等多人。接着，起义军又相继攻占了施洞（镇远南）、重安驿（今重安江）等地。“岩门失而黄平危，施洞失而镇远危，重安失而驿道塞”。这些军事要点的占领，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其占踞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军因补给线被切断，粮饷短缺，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孑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
7、无力，逃亦无路”。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城市的清军，10月 23日克丹江厅城，12月 6日克下江厅城（今从江西）。1856年，苗军更加壮大，先后攻克了永从（今黎平南）、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并经受了战斗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军事素质。咸丰帝对贵州的局势大为恼火，以“剿办不力”，“调度无方”等罪名将云贵总督恒春、贵州巡抚蒋霨远“革职留任”，命贵州提督孝顺“督办全省军务”。1857年初，苗军又主动出击，以扩大胜利。在黔南方面，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等领导的苗 3 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
8、哈、独山一带，不断向清军进攻，迫使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隅，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合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其后，新任贵州提督佟攀梅以数千之众，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 2月，清廷以“拥兵株守”的罪名，将佟革职，“仍留军营差遣委用”。3月 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二千余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员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 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匀，毙署知府高廷英等数百人。总兵巴扬阿连夜向贵定逃窜，起义军跟踪追击，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阳震动。贵州苗民起义军用过的铁杈 在东线，早在1856年底，苗军即挺进到湘黔边境的锦屏
9、一带。1857年春，苗军进图镇远府，在镇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 2月，蒋玉龙补授贵州提督，离镇远赴思南镇压号军。苗军乘机进攻镇远府卫二城。镇远府城东、西、北三面依山，南临镇阳江（今阳河），卫城与府城仅一水之隔。1858年 9月，苗军包大度部北攻卫城。署知府吴登甲率川军和练丁抗拒。10月 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镇远卫城，并连夜渡江直扑府城。清军兵练惊恐四散，署知府吴登甲、署知县杨淮等均被击毙。苗军随即占领了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城，控制了镇阳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线，使黔东南苗军和其它民族起义军同黔东北号军的占领区联成一片，各部起义军得以互相支
10、援，配合作战。经过三年多的起义战争，至 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二）号军建立根据地和围困贵阳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等名称。贵州东部白莲教组织比较普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令各地举办团练，白莲教徒即利用办团练的合法地位，公开发展武装，准备起义。1855年 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吴灿奎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不久，起义失败，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坚持斗争。1858年 1月，年近八旬的白莲教教主刘
11、义顺和油匠何冠 4 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众起义，称为白号。3月，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号军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虽奉命率川军由镇远前往思南等地镇压，但见号军势盛，驻军于偏刀水（今凤冈南琊川）大营，坚壁自守。1859年 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川军大营，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蒋玉龙退至遵义城东要隘三渡关。11月 17日，白号军攻克湄潭县城，接着乘胜进捣三渡关，大败清军，兵锋直逼遵义近郊。1861年 4月，城头盖（今思南西）号军经由文家店渡过乌江，占据荆竹园（今思南西南）等地。
12、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便以此为根据地。不久清军由思南来攻，号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敌人顾此失彼。号军荆竹园根据地在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黄号军的重要根据地。刘义顺虽为白莲教老教主和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的各部号军。这种状况，成为号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刘义顺等推举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并继续采用杨隆喜的“江汉”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提出了“灭此胡党，宏我汉京”的政治口号。刘义顺自封为大丞相，
13、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分别拥有武装。此后，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还与苗军等友军联合行动。1863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阳），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阳实行长期围困。清军将领哀叹：“我军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潘）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何）得胜据其前，（罗）光明、（蓝）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潘）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数年来贼踪不常，我军无可如何”。12月，潘、何联军在贵阳以北黑石头大败赵德昌部清军，进逼贵阳。“附郭一
14、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但贵阳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一时难以攻下，潘名杰、何得胜部遂时分时合，活动于城周各地。其后虽数次攻城，终未能下。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阳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年和1865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个黔北地区都成为号军的势力范围。（三）黔西南回民军和黔西北苗民军的节节胜利 5 1858年 12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后队伍迅速壮大，并粉碎了兴义府（治今安龙）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进攻。兴义府的回、汉、布依、苗等族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5、1859年秋，张凌翔联络张福田（回族）、涂令恒（汉族）、陆王松（布依族）、杨树森（苗族）等部起义军围攻新城（今兴仁），并设伏全歼前往救援的团练。困守新城的清军闻援兵溃败，加之粮饷匮乏，水道又被起义军截断，军心离散。11月 28日夜，清军兵练开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义军乘机攻入城中，占据新城。新城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黔西南的军事要地。张凌翔、马河图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另设都督、将军、都统、参军、中郎将、营长、先锋、队长等职。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准备长期坚守。1860年，
16、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黔西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回民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61年，回民军由新城向周围清军发动进攻。4月，攻占贞丰州城。7月 1日，攻入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旋即退出。1862年 1月，在苗族群众的配合下，回民军攻占册亨城。4月，张凌翔率军攻克兴义府城。9月，回民军再次攻克普安县城，10月 1日攻占普安厅城，11月 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 20日攻占兴义县城。至此，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均为回民军占领。当各族起义军在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在黔西北也爆发了农民起义。1860年 5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一万四千余苗、彝、布依族群众在韭菜坪
17、（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 2月，清军参将李有恒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犯。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
18、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6月 19日，太平军从毕节撤围，拟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基哉先生（彝族）为军师，陶三春、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挨）、罗幺大（布依族）6 等人为将军，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
19、苗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陶新春部苗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贵州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1864年，黔北号军向贵州西部发展，先占仁怀县城，11月 13日又占黔西州城。贵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刘正朝率军从大定赶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领导的苗、彝、布依族联军与黔北号军乘大定空虚，于12月 14日袭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猪拱箐来到大定府城，与岩大五及号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分区作战，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军与黔北号军、岩大五部苗军等密切配合，主动向敌人进攻，清军往往不战而溃。至此，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贵州
20、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三、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清军的谋黔方略与湘军三路“进剿”的破产 1864年 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 展。1865年 3月，清廷以“江浙肃清，东南底定”，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滇、黔两省“妥为区划”，“不以地属边陲，稍存漠视”。4月，曾国藩奏称：“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
21、方，则不能兼顾他省。”曾国藩提出的川、湘两省各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认可，但由于这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等地活动，湖南当局尚需预防太平军由福建经江西入湘，暂时还无力大举援黔。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均遭失败，清王朝便调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早在1865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派刘岳昭率湘军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后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绥阳县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刘岳昭率湘军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国藩的老部下，李鸿章的胞兄，与湘军的渊源甚深。湘军攻陷金陵后，大批被裁撤的湘
22、军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从中选练兵将二万余人，分三路向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负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五千人，编为“龙武军”十营，进驻贵州镇远，督同贵州黔军与湘军 7 分途“进剿”，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军统领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候选知县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阳（今麻阳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原率二十营湘军计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直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成犄角之势，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
23、和打击敌人。虽然起义军处于防御地位，但黔东南苗军采取“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了号军等起义军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阴谋。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铜仁向号军根据地分进：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坝场、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荆竹园。号军在思南南八十里的高家田进行防御。由于大小屯号军首领投敌，形势突然逆转，高家田号军被迫撤退，荆竹园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为了救援号军，包大度等率领一支苗军由镇远进至铜仁，于12月 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军回援。当敌军迫近时，苗军迅速撤离铜仁，转向湘西。1867年 1月，苗军由湘西回到铜仁，在
24、离府城二十里的马脚岩击溃湘军罗建章部，毙参将周洪福，迫使李元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军的支援和配合，号军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守住了荆竹园根据地。在北路湘军向号军进攻的同时，兆琛率中路湘军由玉屏、青溪沿镇阳江西进，总兵周洪印率南路湘军由天柱西进，向黔东南苗军发起进攻。苗军依托险要地势节节抗击，并派兵袭击湘军后方粮路和驻地。湘军进展缓慢，迟至1866年 11月，周洪印部才进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横坡地区，企图与兆琛部联络一气，共同向台拱地区进攻。12月，苗军以四五千人猛攻龙西坡湘军军营，并由高寨绕出敌后，径扑邛水城垣。另一部苗军六七千人深入湘军后方玉屏县，攻击洋坪湘军营地，然后进入湖南，逼近湘西
25、晃州厅（今新晃东北）城，后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区的湘军李金榜部回师湘西。1867年 2月，清江、台拱地区苗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攻克了锦屏县城，威胁南路湘军的后方，周洪印急忙回军湘西。兆琛、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军三路入黔作战，不仅未能消灭号军、苗军，反而招来了苗军经常东进湘西，袭扰湘军后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为不满。1867年 11月，清政府给予兆琛“先行开缺，交部议处”、周洪印“降为参将”、李元度“降为二品顶戴”的处分，宣告了湘军三路“进剿”计划的破产。（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8 1866年 4月，清王朝令贵州当局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
26、猪拱箐。猪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八十里，地势险峻，七星河环绕其下，是苗民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与猪拱箐互为犄角。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在根据地内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其它起义军，如号军何大五部，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1867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他派一部兵力牵制海马姑的苗军，截断猪拱箐的外援，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
27、滇军攻占吴家屯，然后两面夹击，夺占了二龙关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回山顶坚守。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向山顶苗军发动总攻。云南巡抚刘岳昭一面指挥所率湘军进攻平远州（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往滇军阵地，并将滇军后队三千余人调到猪拱箐前线。岑毓英部在猪拱箐苗军阵地周围挖掘壕沟，构筑木城，修筑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岑毓英为彻底孤立猪拱箐苗军，派总兵王丕烈会同贵州地主武装向红岩尖山进犯。王丕烈驱使土目伪装苗军援军，混入起义军阵地，与清军里应外合，于6月 21日占领了红岩尖山。从此，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被敌切断。苗军与清军对
28、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7月 20日晨，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许多人壮烈牺牲，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人力尽被俘遇害，猪
29、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 16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苗军首领张项七牺牲，陶三春在突围中被俘。由于猪拱箐保卫战的失败，苗军队伍大部丧失，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9 湘军三路援黔失败后，清王朝对贵州的用兵方略发生了某些变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赞清以“贵州全省糜烂，万难自强”，乃上书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须川楚合力”的主张。对云南、贵州两省，他认为应“先黔后滇”，“黔省肃清，然后移得胜之师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情形，认为苗军“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号军“飘忽游移，击之似难而实易”，故建议集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
30、兵力，先攻号军，再攻苗军。虽然石赞清的建议为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为不少人所接受。因为贵州各民族起义军经常进入四川，危及四川当局的利益，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缓图，而黔寇亟应剿办”的意见，并派遣湘军将领刘岳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骆秉章又奏请以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援黔。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令其先与湘军并力进攻荆竹园，再攻玉华山、尚大坪，认为“号匪既平，苗贼亦必敛而归巢”。1867年 11月，清政府令席宝田代替被免职的兆琛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席宝田首先向荆竹园的号军进攻）。这样，清政府事实上承认并实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1868年
31、 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 17日，席宝田与李元度两部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仅八里），随即察看地形，研究进攻计划。荆竹园西临大河，东、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势稍平，但黄号军防守严密。席宝田决定以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湘军从北面交替前进。湘军营垒距号军营卡最近的仅数百步。号军多次出卡反击，在湘军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伤亡很大。27日夜，湘军凭借火力优势，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第二天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尽。2
32、月，席宝田部攻陷轿顶山，黄号兴明王石廷士、大元帅马文祖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威胁湘军后方，席宝田被迫回军湘西，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搞招降活动。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领导人发生动摇，接受招抚，这就加速了白号军的失败，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 24日，湘军先向距偏刀水仅四里的觉林寺进攻，遭到号军英勇反击，遂用劈山炮猛轰。这时，早已投敌的孙洪顺从里面接应配合，湘军乘势夺卡，攻入号军营垒。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后被俘。4月初，四川候补知府唐炯和总兵刘鹤龄率川军相继到达偏刀水，占据西、
33、南两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军队截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清军将偏刀水周围的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围挖壕堑、树木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号军奋力坚守，打退川军、湘军的多次进攻。清军以新式后膛开花炮向偏刀水轰击，号军伤亡渐多。唐炯又派叛徒庞向忠潜往偏刀水号军内部诱降。5月 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偏刀水终于失陷。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阳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老教主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战士七八千人被剃发遣散。偏刀水失陷，10 标志着白
34、号起义军基本失败，并使黄号军陷于孤立。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进攻。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 10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并放弃了与潘名杰苗军的联合。之后，谭超凡（光前）在瓮安自称皇帝，与黎氏发生矛盾，导致武装冲突，自相残杀，使黄号军受到极大削弱。贵州巡抚曾璧光令贵州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便唐炯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唐炯采取“剿抚兼施”的方针，将部分投降的号军编入总兵刘鹤龄军中，令其引导川军前进；策动谭超凡暗约五十九寨黄号军向川军投降，作为内应；根据降众提供的有关黄号占领区的地形和叛徒的献计，制定攻击玉华山、轿顶山和孤立尚大坪的
35、作战方案。7月 27日，三路川军同时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8月 7日占领瓮安县城。8日，川军向大轿顶山进攻，号军降众从中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阵亡，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在号军叛徒配合下，于8月 7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8月 6日夜袭占长安营，逼玉华山而垒。在叛众的煽惑下，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献清军，致使玉华山陷入敌手。至此，余庆、开州、瓮安等州县全
36、部为川军控制。川军攻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便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继续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8月 14日，唐大有部川军和降众抵达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这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已渡过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了尚大坪的后路。于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之中。15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发动政治攻势。8月 16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清军。刘义顺和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的最后失败。（四）湘、川、黔军三路进
37、攻黔东南苗军 1867年猪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1868年荆竹园失陷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贵州各民族起义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战争转入了低潮，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面临着更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任务。1868年 5月，席宝田由湘西沅州还军贵州邛水，于5月 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该处地当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临深涧，坚垒重壕，层层环互”，形势极为险要。苗军守将 11 甘保玉亲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不幸牺牲，寨头终于失守。其后
38、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由于席宝田请假返回湖南，湘军便以酷暑为理由，暂停向苗区进攻。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8月 25日，川军与黔军参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 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军叛徒陈绍虞等，由平越以东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总兵刘鹤龄部，于11月 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 7日占新州城。贵州巡抚曾璧光则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阳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在杨开国领导下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 27日撤离都匀。同年11月初，席宝田又由湖南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
39、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险要山势节节抵抗，一面派兵绕袭敌后。一部苗军进攻邛水东北的青溪、玉屏，并进入湖南，另一部攻击被湘军占领的荆竹园和上河等地，牵制湘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苗区。金干干也率五千苗军，轻装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 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 9日攻占
40、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 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五）黄飘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 5月 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二十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
41、乘胜追之”。5月 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尽管由于湘、川、黔军节节进逼，苗军遭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 12 志。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入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
42、全部被歼。黄飘一战，苗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部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取得了重创黔军的巨大胜利。1869年 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进犯之敌，并由金干干率军数千人，绕至平口、吴秀等地，从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黔军腹背受敌，到达八寨以西四十里的鸡贾河一带时，已无法前进。由于从贵定、独山等地转运的粮食，多在途中被苗军截获，军中无粮，先则杀马为食，继则以草根树皮充饥，士无斗志，纷纷溃逃。7月中旬，张文德迫于形势，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
43、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勇死伤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徒步经独山逃回省城贵阳。苗军乘胜于7月 19日收复都匀府城。当时的形势对苗军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乘胜向敌人进攻，是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有限的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恢复的时间。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黄飘大败之后，湖南巡抚刘昆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万人，又增设援黔营务处，负责转运粮饷）。1870年 4月上旬，席宝
44、田率新募湘军回到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的塘头，连同原有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随即部署向施洞口进攻。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镇远入台拱的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来助守。湘军占据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几次抢渡清水江，都被苗军击退。4月 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饭”节，苗军放松了戒备。席宝田指挥湘 13 军乘机从上下游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举袭占了苗军的重要据点施洞口，取得了继续向清水江南岸苗区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席宝田决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与川军会师。5月，湘军相继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等苗军据点。6月上旬，又占领了施秉城
45、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飘、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寨，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鸟硐。该硐“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硐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6月10日，川、黔军各一部联合发起进攻。苗军从洞内开枪开炮，大量毙伤敌人。后清军伐树木数万捆，加上硫磺，堆积洞口，乘风纵火。苗军为烟火熏灼，无法作战。27日，清军进入洞内，将五千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镇远至黄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清制，客省军队的军饷应由主省供给，因贵州贫瘠，仍由客省供给。号军失败，苗军退至清水江以
46、南，已不能直接对四川、湖南造成威胁，两省的统治者便不愿出钱为他省代劳。湖南巡抚刘昆强调“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须防维补救，自固根本”，提出湘军拟暂缓南图；在此以前，席宝田以天暑疫作为由，返回湘西沅州，将军事付与唐本有等。四川总督吴棠提出，全撤川师，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接着，唐炯以疫重粮竭为由，率川军撤至平越、瓮安一线。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议，规定客省军队仍由客省供给军饷，但为了解决粮饷困难，允许裁汰老弱。川军因此军心不稳，提督陈希祥部先溃，其它各部继之。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此弹劾唐炯。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原川军将领）率领本部马步勇丁五千九百余人由川入黔，
47、驰赴本任，唐炯各营分别裁撤，于是贵州与湖南、四川的矛盾暂时解决。1870年 10月，席宝田又指挥湘军，采取先攻台拱周围苗军堡寨，后攻台拱，数路分进，昼夜力攻的办法，大举向台拱地区进攻。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但湘军用洋枪、洋炮向苗军坚守的山寨轰击，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山丙、凯塘、革夷等据点相继失守，金大五冲出重围，杨兄洋被俘牺牲。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主动退出台拱城。11月 17日，台拱为湘军占领。1871年春，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贵州提督周达武一面指挥黔军向苗军进攻，一面对苗
48、军首领进行诱降。2月，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为高官厚禄所诱，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煊降清，“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亦先后为黔军攻占。4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接着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苗军在张秀眉领导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用兵，战争暂处间歇状态。14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年秋，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11月，湘军攻占黄茅岭各寨，尽得苗军存粮。张秀眉、杨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军将领率苗军和群众二十万人，齐集乌鸦坡。
49、乌鸦坡位于丹江、凯里边境，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苗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二十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以张秀眉为首的广大苗军将士，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李文彩（原为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则认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接受。1872年春，湘军和黔军分数路向苗军进逼：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前进，与
50、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则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数十寨。4月 19日，清军发动进攻。苗军用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激战十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4月 30日，苗军各寨先后被敌攻破，各部乘雨夜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和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清军冲散。负责断后的九大白英勇牺牲。张秀眉、杨大六率余部走雷公山。从5月 7日开始，清军开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张秀眉、杨大六退至乌东山时，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杨大六仍率苗军战士持短刀死战。后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干干、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