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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治理中的途径依赖及其破解 刘汉民（暨南大学治理学院，广州 510632）摘要途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导致途径依赖的缘故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受参与者的认知才能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存在着途径依赖。只有改变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关键词途径依赖；国企改革；公司治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公司治理在我国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经济学家、治理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的讨论中，而且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着书立说，畅谈己见。但不同的学科对公司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试图从历史比拟制度分析（HCIA
2、）的角度讨论公司治理中的途径依赖咨询题。第一节概要回忆和总结途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开展；第二节讨论途径依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第三节以我国为例分析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途径依赖；第四节提出破解途径依赖的相关对策。一、途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开展在经济学上，途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 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初次提出了途径依赖思想，不过当时并未引起注重。10年后，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将途径依赖思想系统化，非常快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开展最快、应用价
3、值最高的学说之一。David 的途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1936年，美国制造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制造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制造者、美国人Sholes 1870年设计的、如今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听说，当初 Sholes 在研制打字机时，为理处理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咨询题，成心打乱了字母陈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陈列。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渐渐地销声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David(1985
4、)认为，QWERTY键盘之因而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由于它最好，而是由于它最早。这种情况被称为途径依赖。他用三种机制解释了途径依赖：技术的相关性(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quasi-irreversibility）1。Arthur（1989）几乎与David同时构成了途径依赖的思想，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用经济中的递增酬劳解释途径依赖2。199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判了David关于途径依赖的观点，认为DSK键盘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的断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疑心的证据支持的，而且
5、，工效学的研究证明，Dvorak的制造并没有太大的、科学上能够信任的优点。QWERTY键盘只因而存续下来，不过是打字机消费者之间剧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途径依赖3。从20世纪90年代开场，North（1990；1994；1997）、Stark（1991）、David（1994）等人逐步把途径依赖研究由技术变迁转向制度变迁，提出了制度上的途径依赖理论。Camp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Federowicz（1997） 、Vincensini（2001） 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制度性途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做出了奉献。青木昌彦（2001）等人则试图用进化博
6、弈论解释制度变迁中的途径依赖。Bebchuk 和 Roe（1999）以及Schmidt和Spindler（2000）把途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络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途径依赖理论。回忆途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开展过程，总结上述有关经典文献，我们能够得出以下两个结论4：第一，途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在David和Arthur那儿，途径依赖是指技术选择的不可预见、被锁住和缺乏效率的情况；在North那儿，途径依赖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并约束可能被锁住的制度途径的情况；而在进化博弈论中，途径依赖是指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才能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接着认同旧的根本制度构造，导致旧制度
7、在新政权中以新的方式连续的情况。第二，导致途径依赖的缘故是多种多样的：初始状态、递增酬劳、历史小事件、转换本钱、有限理性、认知才能、多重平衡、制度遗产、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都是理解和分析途径依赖的重要“途径”。二、途径依赖与公司治理从比拟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公司治理体制能够分为许多类型。Moerland(1995)最早把公司治理分为市场导向的和网络导向的两种5。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外部人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分散的所有权、股东主权主义、强调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信息公开披露。从财务方面看，通常负债率比拟低，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并和企业保持间隔，外部操纵权市场比拟兴旺。属于这种方式的国家主要有英国、
8、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网络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内部人方式，其主要特征是所有权和操纵权由和公司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内部人掌握，证券市场管制的功能是禁止投机而非信息披露，金融中介机构不兴旺，银行起支配作用（包括监控。其财务方面的特征是高负债率、股市不活泼（有时穿插持股）、操纵权市场难以发挥作用。属于这品种型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荷兰等。Weimer和Pape（1999）从流行的企业观、董事会制度、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决策层的妨碍程度、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外部操纵权市场、所有权构造、经理酬劳与业绩的相关度、经济关系存续的时间等8个方面把公司治理进一步细分为四种方式，即：盎格鲁-萨克逊体制（包括英国、美
9、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德国体制（包括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和北欧四国）、拉丁体制（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日本体制（主要是日本）。前两者是市场导向的，后两者是网络导向的6。尽管不同体制下的公司治理各不一样，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公司治理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它们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同时并存，并获得了几乎一样的经济绩效。如以人均GDP来看，1995年，美国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是25512美元，德国是25133美元，法国是22944美元，日本是36732美元。近年来，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迸发、欧美国家系列公司丑闻的披露、互联网的飞速开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公司治
10、理出现了趋同的迹象。日本借鉴了美国方式的优点，重新修订了日本商法，引进了外部董事制度，并在运营者鼓励上向美国靠拢；美国则越来越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再以股东的权益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标准，许多大公司还主动制订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参加社会责任认证，如耐克、沃尔玛、迪斯尼等；德国的运营者收买（MBO）市场空前活泼，2000年市场买卖额到达150亿欧元，2001年降为74亿欧元，2002年为79亿欧元，2003年反弹到100亿欧元，成为欧洲大陆MBO市场最兴旺的国家之一7。不过，这种趋同并没有完全改变公司治理的体制差异。由于初始的所有权构造及其与这种构造有关的法律规则不同，从而导致了公司治理进化
11、过程中的途径依赖（Bebchuk Roe,1999）8。Bebchuk 和 Roe认为，所有权构造的选择在两种如今具有一样公司规则而开场时具有不同所有权构造的经济中，可能是不一样的。先前的构造妨碍后来的构造的缘故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寻租。由于习惯性沉淀本钱（sunk adaptive costs）、网络外部性、互补性、多重最优，供选择的所有权构造的相对效率部分地依赖于这家公司或同一环境中的其它公司刚开场时的构造。即便现有的公司所有权构造不再有效率，由于内部的寻租，也会具有充分的存续才能，由于那些享有操纵权的当事人会阻止那些可能减少其操纵的私人收益的变迁，即便这些变迁是有效率的。从法律规则
12、方面看，导致途径依赖的成因也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即便假定法律规则只为效率的缘故此选择，初始的所有权型式也会妨碍可供选择的公司规则的相对效率，也确实是说，有效率的规则集依赖于一个国家现有的公司构造和制度的型式；另外，一个国家初始的公司构造型式会妨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公司规则的过程中的权力，企业内部的地位优势（positional advantages）转化为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优势，从而强化初始的所有权构造。Schmidt和Spindler（2000）引进了互补性概念说明途径依赖的成因，认为由互补成分组成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性使得向最优公司治理体制的快速趋同不可能发生9。实际
13、上，途径依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调整本钱(adjustment costs)或转换本钱（transition costs）作用的途径依赖；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念，指作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 myopia）结果的途径依赖。前者是说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更有效率的途径，但由于转轨的直截了当本钱和间接本钱太高，超出了目前社会的承受才能，人们只能因循守旧，沿着原有的途径走下去。后者是说，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才能的局限，人们只看到了眼前的途径，而没有发觉更有效率的途径。这两种概念对公司治理快速趋同咨询题有不同的含意。三、公司治理的途径依赖：中国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
14、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出现了途径依赖。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途径依赖产生的缘故可归结为6个方面：（1）初始条件；（2）历史小事件；（3）认知才能；（4）制度构造、制度惯性及其互补性；（5）既得利益集团；（6）转轨本钱。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往常，我国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全国是一个大工厂，企业不过是一个加工车间。企业所用的消费要素由国家统一调配，消费出来的产品国家统购包销，企业没有本人的权力，也没有本人的利益，所以也就没有压力和动力。1978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历史小事件（small historical matters）”，将国有企业改革锁定在产权改革的轨道上。尽管如今看来，下放治理权限并不是最优
15、的选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遭到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人们的认知才能的局限和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当事人（改革者）只能做出如此的选择。在扩权让利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治理体制尚未改革，政府职能尚未转变，中央下放给企业的权利被既得利益集团（invested interest group）层层瓜分了。为防止地点政府和行业组织对企业的干涉，中央决定把承包运营引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制尽管临时解放了企业消费力，但由于产权不清，治理构造不完善，导致了时机主义和短期行为。当时，许多企业实行掠夺式运营，竭泽而渔，不考虑企业开展后劲和内部运营机制的转换。当产品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时，企业竞争乏力的弊
16、端立即显露无遗。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认知才能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三年的经济萧条证明改革之路是不可逆的，当事人不得不借鉴国外的经历，实行股份制，将企业操纵权交给董事会，借以明晰产权关系，使企业自主运营、自负盈亏、自我开展、自我约束。由于原有制度构造的惯性作用和利益集团的内部冲突，国有企业改制大多采取了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方式，原来的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成员根本重合，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身二任（少数公司除外），“一把手”的权威有增无减，监视机构形同虚设，企业领导人腐败咨询题频频出现。而且由于一、二把手（甚至三、四把手）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企业运营者为了保住官位，不得不四处活动，产生
17、了大量的“寻租”。为了从根本上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联络，减少政府直截了当治理的本钱，国家开场施行股权调整，一方面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股权构造多元化，并从一些行业中战略性退出，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由运营者和治理层持股，试图让剩余操纵权和剩余索取权一致，以符合所谓“匹配”的逻辑，同时转嫁一部分剩余风险。股权稀释后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有效地处理代理咨询题。由于目的不一致，且信息不对称，外部股东和国家的利益时常遭到损害，资产流失、作假成风。因而，公司治理提上了官方的议事日程。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初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构成各负
18、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构造”。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结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构造准则，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根本原则，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实现方式，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治理人员所应当遵照的根本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等内容。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接着实行标准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构造”的要求。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治理采取了鼓励与监视并举的方式。在运营者的鼓励上，采取了年薪制、股份或股票期权奖励、荣誉和政治地位等多种鼓励手段，它们是西方经历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在监视方面，采取了多元监视体制，外部有强迫性信
19、息披露（上市公司）和政府职能机构（如国资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监管，内部有董事会、监事会、工会、党委会制衡。这也是世界多种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以董事会制度安排为例，中国既接受了德国的双重董事会制度：在执行运营职能的董事会之外设立监事会；又遭到日本商法的妨碍：监事会规模不大且处于附属地位；同时借鉴美国经历，引进独立董事；而在实际操作上保存了党组织对董事会的操纵。四、公司治理途径依赖的破解上述制度安排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一方面多元监视增加了监视本钱，由于这些监视手段之间有些是替代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如鼓励和监视之间，独立董事的监视和监事会的监视之间；另一方面，政治性遗产、制度性遗产和
20、构造性遗产共同造成了途径定型和途径依赖，公司治理沿着原有的轨道进化，而没有向着预期的更有效率的方向变迁。要改变公司治理中的途径依赖绝非易事。首先，要发觉最优的公司治理是什幺。由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和人的认知才能的有限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比拟低的水平上，有的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无视了制度的专用性；有的就事论事，没有看到公司治理背后复杂的制度环境；有的尽管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思路，但由于缺乏前瞻性，只能作权益之计。要找到合适于我国国情的长期有效的公司治理体制，需要发动包括经济学、治理学、会计学、审计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
21、企业职工、政府官员等共同进展研究，针对不同企业的详细情况实行分类治理，有条件的可进展计算机模仿和仿真实验，尤其要研究施行这一制度所需的前提条件是什幺，预期的本钱和收益如何？其次，要着力于改善阻碍公司治理优化的外部环境。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毫无疑咨询要遭到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妨碍。有了一种设计优良的治理制度，并不意味着帕累托最优就能够实现了，还要制造条件让制度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既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制度性遗产中无疑有落后的、与新的治理制度不兼容的成分，假如不去着力改变制度环境，新制度就可能被同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公司治理说到底是一个公司民主的咨询题，包括分权和分权根底上的制衡。假
22、如一个社会缺乏民主认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实现不了，公司民主确实是一句空话，即便有了所谓的治理构造，也是徒有其表。再次，要普及公司治理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社会群众特别是企业运营者、政府经济部门治理人员、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和高校经济治理类学生的认知才能，尽早就公司治理咨询题构成社会共识。由于公司治理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正式出现于中央文件尚不到10年时间，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也才不到20年时间，因而，许多运营者、公务员，甚至高校治理类师生不知公司治理为何物，或者只明白其然，不知其因而然。今后，公司治理应作为从业人员的必备知识，让公司治理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部分，并从学者的书斋走向群众殿堂。最后，公司治
23、理的优化需要有健全的法制造保障。公司治理的根本法律依照是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由于我国实行公司制和市场经济时间比拟短，经历缺乏，认识不全，1992年公布的公司法线条比拟粗，存在许多破绽和缺口，因而依照情势开展需要进展修补是理所所以的。咨询题的关键是公司法应与其它法律制度协调共进，构成一个密织的法律的网，具有可操作性。另外，对国有企业来讲，如何隔断党政部门依托大股东地位对企业的干涉和骚扰、如何实现企业内部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是当前必须研究的咨询题。股东的权利和企业运营者的权利应在法律上别离，股东对企业运营者的日常监视只能通过委任董事或监事的方式进展，而董事、监事和运营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董事会、
24、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和投票程序应由企业的根本大法公司章程加以明确界定。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界定的由股东大会决定。那种以所有者自居，随意干涉企业运营和治理，甚至随意撤换运营者的政府行为只会导致企业的短视和寻租的产生。总之，从制度进化的角度看，由于历史的途径依赖和企业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了公司治理的复杂多样。这种多样性尽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却是部分最优的。只有参与者的认知才能提高，制度环境改善，进化途径才会改变，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实现帕累托改良。因而，破解途径依赖的关键是提高参与者的认知才能，在构成社会共识的根底上进展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依法治企，从而为优化公司治理制造一个本钱低廉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