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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理论探源与经验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容摘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普遍出现了以经济衰落、人口流失和建筑空置为特点的城市收缩现象。这些工业城市的收缩既伴随着“去工业化”带来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又涉及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流动与工业生产格局的全球重构，是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托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于“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通过对传统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更为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根源与本质，力图丰富并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力，并为我国传统工业地区当前所面
2、临的收缩困境，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关键词：工业城市；城市收缩；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正 文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将扩张和增长认定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方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收缩和衰退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城市进程显示出一种扩张与收缩并存的发展特征。尽管增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以经济衰落、人口流失和建筑空置为典型特征的城市收缩也成为普遍现象，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y）的概念最早源于德国，主要用以描述“去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减少与经济衰退的现象。尽管学术界尚未给出收缩城市统一的量化标准，但普遍
3、将人口流失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收缩城市的形成具有多重性，既有源于全球生产系统重构与“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转型和人口流失，又涉及郊区化带来的内城“空心化”；既有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造成的人口收缩，也包括社会变革造成的移民流出。然而，学者研究发现：现有的收缩城市70%以上集中在工业化国家，“收缩几乎总是与去工业化和社会的老龄化联系在一起，并在依靠单一产业的工业区域表现尤为明显。”由此，对工业城市收缩的研究分析显得十分必要。收缩城市作为新兴的研究议题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胡恒、徐博等较早引入了收缩城市的国际案例，龙瀛等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发现2000-2010年我国有180个城市处于收缩状态，并以东北地区
4、收缩最为典型；杨东峰等提出国内收缩城市存在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收缩悖论”；杜志威等则利用夜间灯光数据重点分析了珠三角地区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的收缩现象。综观已有成果，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了收缩城市的技术识别、发生机制、驱动因素、应对策略等诸多方面，但往往偏向某一特定区域城市收缩的技术性分析，鲜有针对特定类型城市收缩根源的理论研究，特别缺少以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工业城市收缩一般性规律的理性认识。马克思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资本积累等问题的研究曾为早期工业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中后期，随着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增强以及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出现，以亨利列斐伏
5、尔、大卫哈维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批判与反思，并将城市问题和空间理论纳入马克思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为分析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阈。一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现实困境纵观城市发展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开启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这些早期的工业城市亦普遍经历了勃兴与衰落的发展过程。其中，少数传统工业城市通过转型，实现了华丽蜕变，如伦敦、纽约，但大部分尚未成功转型的工业城市却依旧面临城市收缩的困境挑战。如前所述，收缩城市往往源自多重变迁的综合作用：美国底特律的城市收缩掺杂着种族矛盾带来的郊区化和“白人群飞”；英国曼彻斯特
6、的城市收缩主要由于棉纺织业的衰落以及“集装箱革命”导致的港口优势消失；德国哈勒莱比锡地区的城市收缩则受到苏联解体、德国统一等政治因素引发的人口大量西迁。虽然工业城市收缩的原因复杂且多样，但学者们大多将其归结于“去工业化”，并表现为一定的共性特征：其一，城市收缩表现为人口规模的持续性缩减，特别是年轻、高技能人才的流失，因此人口变化成为城市收缩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其二，城市收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落、资本撤离与就业机会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城市发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其三，资本撤离、人口流失，导致厂房、住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大量闲置或废弃，城市空间显现萧条衰败的景象。以底特律为例，这座城市由于临近
7、伊利湖，最早作为水运和铁路网络节点发展而成，后来因云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知名汽车品牌的生产制造而成为美国汽车之城。汽车生产机器化流水线的普及使企业在规模经济中获益，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南部地区大量黑人移居于此。底特律在 20世纪50年代人口达到顶峰，而后随着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西欧、日本为代表全球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城市种族矛盾的升级，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白人阶级逐渐离开内城，开始郊区化，企业也选择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开设工厂，底特律由此日渐衰落。企业撤资，工厂废弃，税收缩减，住宅空置，城市景观呈现衰败的景象，并一度陷入破产境地。近年来，底特律虽然不断尝试探索城市复兴，但目前尚未彻底摆脱人口
8、流失、经济萧条的局面。据统计，1950-2019 年间，底特律人口下降已超过 117 万。2019年，底特律人均GDP为54 431美元，远低于美国同期平均水平，而8.93%的失业率则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5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锈带”地区其他工业城市（如密尔沃基、布法罗、克利夫兰，匹兹堡等）、英国那些深受“去工业化”重创的传统工业城市（如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德国哈勒莱比锡地区，以及日本北海道（夕张）、俄罗斯伊万诺沃（尤扎）等地。“制造业的萧条给城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失业加速了城市人口的外流，曾经使城市化、工业化、就业和消费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现在变成了累积衰退
9、的恶性循环。”目前，城市的持续收缩几乎成为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二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工业城市兴起的助力固定资本投入与生产集聚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出现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即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过程的劳动控制、通过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对于工业资本主义而言，创造并实现剩余价值（利润）就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动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利润的来源。因此，时间构成了最为核心的量化标准和分析维度，并表现为资产阶级对生产效率、周
10、转速度的追求。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C+V+S）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组成，并将“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称为不变资本”，而将“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称为可变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而不变资本按照资本价值周转方式的差异，又可分为一次性投入商品生产的流动资本，以及机器设备、工厂仓库等分批逐次投入商品生产的固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
11、增长的必要。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激励着他们不断变化获取剩余价值（利润）的手段以增加资本积累。从延长工人绝对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生产技术和组织革新，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固定资产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却可以帮助资本家生产并实现剩余价值。从生产角度而言，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不仅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而且机器的运用使得资本家可以通过工厂制度实现劳动力的空间集中和协作分工，生产工艺的技术革新也解放了工业生产对原料和能源的空间依赖，允许工业生产更为灵活的空间布局；从流通角度而言，
12、“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冲破交换的每一个空间障碍为更大的市场扩张而努力，为了更大地经由时间来消灭空间”。并且，“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因此，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协作、细致的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全都倾向于促进生产活动在空间中的不断积聚。”这种人口、资本的集中使得生产活动聚合在大型的城市中心，特别是那些处于交通运输节点的地方（如英格兰东南部、法国东北部和德国鲁尔地区），兴起了一批早期的资本主
13、义工业城市。 （二）工业城市发展的障碍“价值革命”与利益联盟形成“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其中，技术革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便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帮助资产阶级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持续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革新也在不断改变着商品“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由于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价值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经常处于变动的、不稳定状态，并迫使已有商品的价值时刻面临着“无形贬值”的风险。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并且随着
14、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使得劳动力也很容易受到“价值革命”的影响劳动力价值的贬值、劳动去技能化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此外，这种“价值革命”也常常对传统工业城市发展造成冲击。比如，作为“英国工业摇篮”的曼彻斯特，蒸汽机的发明为棉花产业带来了机械化，连海运河（ship canal）的修建开通，使曼彻斯特由内陆城市转为国际级港口城市，然而随着人造纤维对传统棉布材料的替代，以及1970年代的集装箱革命，直接加速了曼彻斯特棉纺织业的衰落。同样，美国东北部工业城市大多分布在五大湖沿岸，便利的航运一度降低了产品运输的时间和成本，但随着五大湖地区空
15、中交通的开通，这一技术直接改变了航运节点的枢纽作用，加速了这些传统工业重镇的衰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为了抑制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缓和“价值革命”的损失，资产阶级往往通过资本积聚带来的垄断力量保护已有的权力，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同样，劳动阶级在漫长的劳资斗争实践中，也学会利用组织力量（工会或行业协会）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实现岗位保护。这促使基于不同诉求的利益联盟得以形成，包括迫于竞争与发展的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治治理手段，捍卫并强化地区利益的城市统治联盟。诚然，垄断利益联盟短期内相当程度上保护了各自不同的利益，但垄断利益联盟带来的停滞或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不符合资本主义体制变化的特
16、点和资本积累的要求。随着20世纪初期福特生产体制被引入工业生产领域，规模经济带来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也促成了少数的工业巨头；标准化、流水线的工业生产流程被拆解为小而简单的任务，带来了劳动力的低技能化、产品的一成不变，以及技术革新的缓慢而滞后。与此同时，生产领域的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加快了劳动力保护的社会组织形成。美国1933年通过的“瓦格纳法令”和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极大提高了工会的地位，赋予了工会在工业企业生产和市场交易领域很大的控制权力，包括提高工资和福利，缩短工作时间，不能随意解雇罢工工人等等。
17、同样，战后英国工会的势力比美国还要强大，工业无产阶级是工会和劳动党的社会基础。这些劳工组织的存在“使工人习惯于常规化的、非技巧性的和退化了的劳动体系”，随着工会组织日渐官僚主义化，这些劳工组织变成了仅仅服务于自身成员的狭隘利益集团，并可以凭借组织力量向资方施压，从而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强大障碍。由此，那些垄断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也往往因为内部的停滞和外部竞争力的丧失而逐渐走向衰退，这一切导致了“资本主义势不可挡地努力实现的普遍性遭遇了自身的障碍”。 （三）工业城市的“去中心化”与“去工业化”过度积累与“空间修复”资本主义外在的竞争压力和对利润的内在追求驱使个别资本家不断“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
18、产”，使得资本主义易于陷入“过度积累的周期性阶段”，并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商品供应过剩、各种存货过剩、剩余货币资本以及高失业率”。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73年以来发生的“滞胀”便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过度积累问题，因此资本主义需要寻找吸收过度积累的有效方法，防止资本和劳动力的贬值和破坏。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一度通过销毁商品的方式，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造成了较大的资源浪费。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化一致性”。生产过剩从另外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消费不足，而有效需求直接关系到价值实现与资本循环。这导致在一国内部，过剩资本可以采用“空
19、间生产”（即长期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 的方式加以消化；在一国之外，则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海外投资，或跨国公司开展新的国际分工等“空间修复”方式得以吸收。这两种方式将“空间”维度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视阈之中，并为“空间”赋予了新的意义。首先，就“空间生产”而言，这一概念最早由列斐伏尔提出。大卫哈维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将城市“空间生产”分为两大方面，一部分涉及生产的人造环境（厂房仓库、港口码头等）和消费的人造环境（房屋住宅、交通运输等） 的物质投资，另一部分涉及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类社会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城市空间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基础，其数量与质量不仅关系到城市
20、的生产生活秩序、资本积累和利润创造，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创新能力发展等关涉劳动力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城市竞争实力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这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损耗、维护与更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大卫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国家吸收过剩资本、克服经济萧条的有效措施。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随着退伍军人从战场重返家乡，家庭数量和出生率（婴儿潮） 急剧增加。在房屋业主贷款公司（HOLC）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住房金融政策的推动下，极大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和相关大众消费的有效需求。同时，战后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也促使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对城市空间不断地追加投资，直接导致
21、了“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的催化作用下，大都市区不断扩张，并出现了内城的“去中心化”和“郊区化”。其次，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资本主义总是希望能够利用新的劳动力、制造新的产品、开发新的需求、寻找新的能源、开拓新的市场，探索新的赢利空间。特别是当国家内部积蓄了大量过剩资本的时候，“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然而，当资本过度积累通过对外贸易、海外投资等“空间修复”方式吸收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得以在新的地理环境和空间中建立，这实际上带来
22、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空间扩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大卫哈维也指出“剩余价值在某一地方被创造需要剩余价值在另一个地方被创造”，这种生产和贸易的互补性会带动其他相关区域的发展。于是，在那些具有相对区位优势且不受垄断控制的地方，往往形成新的、独立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地理中心，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经常处于一种“旧的生产中心衰落新的生产中心兴起”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格局之中。同样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实施对西欧、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援助，加快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使得国内剩余的生产能力在境外地区得以吸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战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繁
23、荣。1973年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经济“滞胀”，加之阿以战争石油禁运带来油价飞涨，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诸多因素使其需要在世界范围寻找更为廉价的原料、劳动力资源。与此同时，生产交易技术（如电子控制生产装配线、实时库存控制系统等）灵活了生产过程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实现了工业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如集装箱、大型喷气式飞机等）缩短了货物流通的时间和成本，卫星通讯科技的革新（如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保证了生产设计、组织协调信息远距离的实时传达，金融创新加快了货币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在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加快了“去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一批新
24、型工业化国家（地区）先后崛起（如亚洲“四小龙”）。据统计，1980年以来新兴工业国家制成品出口比例由 25% 提高至 80%，极大冲击了西欧、北美的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以美国为例，从1970年到 1990年的 20年间，美国传统工业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合计减少近 25%，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巅峰时期的30%降至2000年的15%以下。 （四）工业城市的收缩产业资本的流动特性与空间表征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依托的空间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而是通过不断积累的社会过程与结果。同样，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以
25、来，城市空间“整体的变革，贯穿当代社会，并且引起一种转变，即从一个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占主导的时期向另一个城市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时期转变”。城市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的不均衡带来了优质空间资源的稀缺，而优质的空间资源代表着区位优势，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赋予资本家获取级差地租和超额利润的能力。因此，某种程度上“占有空间”就意味着“占有资源”，这直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竞争。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需要克服的“空间障碍”在当下反而凸显出重要性。那些拥有良好的“商业氛围”，掌握先进技术并处于优势区位的城市，往往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便捷，也易于吸引优质资本和劳动力。相反那些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城市，却在逐渐走向没落。在
26、资本循环流通的过程中，不同的产业资本形态具有不同的空间流动特性。其中，货币资本（特别是信用货币）的流动性最强，可以自由流向收益更高或成本更低的任何区域、行业和部门；可变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性次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且，“对工人进行空间分散和地理隔绝”也是资产阶级控制劳动力的主要策略之一。在资本的所有存在形式中，唯有固定资本的流动性最差。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建设维修、保养更新，需要大量资金，“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不易移动性，使其不
27、仅面临使用过程的“有形损耗”，还常常遭受“价值革命”或是资本迁移的冲击。一旦新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固定资本被生产出来，或是货币资本、劳动力迁移，原有的固定资本闲置，既得不到充分利用又无法移动，那么就将面临“无形贬值”或价值丧失。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一方面，制造业由发达国家不断向东亚等新兴工业国家的迁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经济重心也在发生着地理转移，如美国大量工作岗位由东北“锈带地区”向“阳光地带”转移，英国、德国经济重心也实现了南移。那些拥有良好“商业氛围”、完善城市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优惠税收政策，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城市，满足了资本家节约成本的需求，得以快速
28、成长。而传统工业城市则陷入一种“负面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工厂倒闭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加剧人们收入的降低和贫困度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外迁带来住宅和基础设施的闲置与废弃。由此，“废弃的或空置的商业区、弃置的或无人使用的住房、废弃的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周边的物质衰退”成为工业城市收缩的重要空间表征。三结论与启示任何一个城市“如果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保存并且成功地再生产其自身存在的条件都需要适应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基本逻辑”。发达国家工业城市收缩实际上从空间层面反映了资本趋利的本质，即资本、劳动力通过流向相对优势区位，占有（利用）空间资源获取更高收益（更低成本），而其依托的技术革新目的不再是为了克服空间障
29、碍，而是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不平衡可用性”，实现“剥削差异”。马克思将资本认定为“一种运动中的价值”，这意味着资本只有不断的运动，才能实现增殖。显然，城市发展过程中曾经投入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最终反与资本、劳动的迁移形成了矛盾，因而大卫哈维敏锐地指出“固定资本一直是永远对立的资本劳动关系之外的一个常见的危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区域发展不平衡日渐明显。当前，传统工业地区也正面临着经济衰落、人口流失的收缩压力，如何破解由于经济（产业）衰落、资本撤离引发的人口、空间问题？如何避免资本、劳动力流失，克服固定资本投资的贬值，恢复老工业区的经济活力？我们既要正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0、存在着政治体制的本质区别与发展情境的阶段差异，同时也要客观对待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深入剖析发达国家工业城市收缩的现状与根源，探索工业城市收缩的一般规律，不仅有利于我国传统工业城市及早制定应对收缩的策略，而且直接关系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首先，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正视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现象。工业城市的生命周期决定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增长与收缩都是可能出现的状态。工
31、业城市收缩绝非发达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工业城市发展进程特定阶段出现的普遍现象。长期以来，以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理念，导致人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收缩状态。对于我国而言，在政绩考核和土地财政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有城市扩张的主观冲动，这也造成了部分城市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并存的“收缩悖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要求地方政府客观研判城市（区域）经济（产业）、人口现状及变动趋势，科学制定城市（区域）发展规划，避免盲目设置城市扩张的指标任务而造成的国土及相关资源浪费。其次，树立城市科学发展理念，构建以人为本城市发展路径。固定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基础，在吸收过剩资本、加
32、速资本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经济“起飞”提供了有效助力。然而，固定资本的非流动性，使其极易遭受“价值革命”以及资本、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价值贬值。近年来，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放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增强，人口流动趋势和流动规模大幅提升。人口流动带来了迁离城市住宅和市政设施的闲置，“鬼城”“空城”频频出现。如前所述，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因此，在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当着力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氛围”，通过涵养人才焕发城市活力。最后，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助推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与国际疫情逐渐暴露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过度发展服务业的弊端，工业制造业的重要性再次显现。这也为处于收缩危机下的传统工业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技术创新不仅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工业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城市竞争的核心要素，“高品质技术能够弥补劣势地理位置的不足”。因此，对于我国传统工业城市而言，在避免过早“去工业化”的同时，应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不断探索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实力，以深度工业化战略促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并实现传统工业城市的全面复兴。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