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贵州文化 (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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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 摘要王阳明谪居贵州三年,与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宣传心学思想,培育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由此,提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给贵州民族地区的文化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在贵州的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结合,凸显了阳明心学在广义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关键词王阳明贵州少数民族心学谪居龙冈书院文明书院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0)06-0068-08明正德元年(1506 年),王阳明任兵部主

2、事时,因上疏营救南京科道员戴铣等,被宦官刘瑾陷害,廷杖四十下狱,同年十二月谪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王阳明到达贵州,正德五年(1510 年)初复升任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前后谪居贵州仅三个年头不到两年时间,但他却在贵州悟道于龙场,建立了其心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又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宣传其心学思想,培育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开创了一代学风。由此,提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增强了贵州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与贵州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给贵州民族地区的文化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贵州民族

3、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一、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王阳明谪所龙场驿在今贵阳市西北 40 公里的修文县城内,开建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 年),为彝族土司奢香夫人所设。值王阳明来时,其地仍处于万山丛中,蛇虺遍地,瘴疠流行,环境异常险恶,属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安贵荣宣慰使的辖区。王阳明到达龙场之作者简介:王路平(1956 )男,湖南湘潭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攻中国哲学和佛学。贵阳550002后,驿内无法居住,就在不远的草棘丛中搭了一间极为简陋的草庵栖身。王阳明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对此曾描述:“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

4、”(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居夷诗。以下简称全集)。不久,王阳明又在驿站东北3 里许的龙冈山腰上,发现一个原名“东洞”的古洞。洞较宽敞明亮,遂迁居其间,改洞名为“阳明小洞天”。王阳明居洞中,艰苦备尝,终于大悟心学之道。正德三年春,安贵荣闻王阳明远道从中原而至,在龙场生活非常艰苦,遂主动“使廪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以尽地主之谊。王阳明以“夙闻使君之高谊”,“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答之,以礼谢辞。这使安贵荣对王阳明更加敬慕,故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柴、米、炭、鸡、鹅等物,“礼益隆,情益至”(见全集卷二十一外集三),使王阳明深为感动。看到盛情难却,他接受了两石米和柴、炭、鸡、鹅等物

5、,而将金帛、鞍马等悉数退回,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感谢。由此开始了王阳明与安贵荣的深厚交谊。从此以后,安贵荣视王阳明为师长挚友,凡遇大事都主动求教于王阳明。正德三年,安贵荣曾从征香炉山(在今贵州凯里市西 30 里),平定了苗民叛乱,被朝廷加封为昭勇将军,复升为贵州布政司右参政,但他嫌官小而怏怏不乐,欲上书朝廷请赏升职,但又犹豫不决。加之先前明朝廷在水西设军驿,安贵荣恶其居水西腹地,欲撤除之,但对此事亦无把握。闻王阳明在京任过兵部主事,遂于正德三年遣人至龙场以这两件事请教王阳明。王阳明为此写了与安宣慰第二书。信中强调:“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则谓之变乱,况诸侯

6、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使君必且无益。纵幸免于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他指出,设军驿是朝廷制度,并非专门针对安氏而来,并以严肃的态度分析了减驿的利害得失:“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其谁以为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同时又指明了安贵荣希望奏功升职的愿望也是错误的,如再升迁,变成流官,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所云奏功升职事,意亦如此。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

7、一职,或闽或蜀,其敢弗行乎?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同上)王阳明的信分析中肯,利害分明,遂使安贵荣放弃了减驿之议和奏功之举。同年,贵州宣慰同知宋然所辖水东的苗民酋长阿贾、阿札、阿麻在乖西(今开阳县)聚众两万,署名立号,围困红边(今贵阳市郊乌当区),袭击宋然所居之大羊场,宋然仅以身免。贵州督府命安贵荣出兵平乱,安贵荣却拥兵观望,督府三檄催促,安贵荣才勉强出兵,解红边之围后又撤兵私归,致使叛兵又重新集结,使乱事三月不息。王阳明知道此事后,遂写了与安宣慰第三书。在信中先晓以大义:“使君与宋氏同守土,而使

8、君为之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独委之宋氏乎?”又斥其私归的错误,示之利害祸福:“使君69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称疾归卧,诸军以次潜回,其间分屯寨堡者,不闻擒斩以宣国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朝廷下片纸于杨爱诸人使各自为战,共分安氏之所有,盖朝令而夕无安氏矣。”最后力劝安贵荣迅速出兵平乱:“使君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见全集卷二十一外集三)结果安贵荣从其言,再次出兵平息了这场叛乱,保护了贵阳及周边地区的安宁,此事史称“尺牍止乱”。王阳明三致安贵荣书,反映了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友好关系,说明了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

9、安贵荣对王阳明的尊重和敬佩。王阳明通过书信,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安贵荣的真诚友情,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同时也维护了明王朝的统一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与少数民族不论是其首领,还是一般群众,其相处关系都是友好的、和谐的,交往都极为密切,友情也十分深厚。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当时龙场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苗、彝、布依、仡佬等民族。王阳明到达龙场时,正值山中春意盎然,当地少数民族好客而又热情,见王阳明远道而来,都扶老携幼前来探视,王阳明亦以礼待之。尽管双方服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是当地少数民族纯朴真诚的民风,粗犷豪爽的性格,却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居夷诗中对

10、此作了很多描述:“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寥落荒村灯事赊,蛮奴试巧剪春纱。”“田翁开野教新犊,溪女分流浴种蚕。”(全集卷十九)在从者生病时,王阳明亲自采蕨、砍柴、汲水、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其居夷诗写道:“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下田既宜,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薪水良独劳,不愧食吾力。”(同上)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王阳明亲自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平凡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王阳明与当地“夷民”日益接近,同时亦因

11、王阳明为人谦虚,性情诚挚,态度和蔼,当地“夷民”争相与之亲近,在生活、劳动各方面给予王阳明很多帮助,双方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王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差人向王质告状,王质大怒,要王阳明认错谢罪,王阳明不畏强权,根本不予理睬。后赖王阳明的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从中调解方罢。此事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言之颇详:“质遣人至龙场驿凌侮守仁,为夷人所困,使人反诉之质,质怒,守仁弗谢。科与守仁同乡,乃贻书劝之,守仁答之,科卒为守仁调护,质虽衔之,终不深怨,质旋去。”王阳明年

12、谱亦载其事:“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70孔子研究2000年第 6 期参见侯哲安等:明代贵州少数民族分布。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五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编印。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喻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王阳明在答毛宪副书中大义凛然,剀切陈辞:“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太府苟欲加害,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全集卷二十一外集三)王阳明决心

13、置生死于度外,拒不向权贵屈服,表现了他刚直不阿,坚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而王质慑于公论民心,未敢加害王阳明。在这场冲突中,龙场苗彝诸乡民见义勇为,很好地保护了王阳明的人身安全。通过这件事,王阳明更深深地感到当地少数民族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而当地少数民族也更加敬佩王阳明的刚正骨气和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双方愈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彼此诚心相与,肝胆相交。数月之后,当地苗彝诸乡民看到王阳明仍居住在阴暗潮湿的龙冈山石洞中,遂砍树伐木,不到一月,即为王阳明构筑了几幢木屋,王阳明喜出望外,分别把木屋命名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和“龙冈书院”。王阳明年谱载:“(阳明先生于

14、洞中)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冈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由此可见,当地少数民族的确在食、住、行等方面给予了王阳明以巨大的帮助,使王阳明深为感动,心情逐步坦然愉快,他与当地苗彝诸乡民,时而一起郊游,时而一起聚谈,时而一起饮酒:“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起来步间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全集卷十九居夷诗)足见王阳明与当地少数民族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从他的“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蛮乡虽瘴毒,逐客犹安居。”“山泉足游憩,鹿麋能友予。”“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地无医药凭书

15、卷,身处蛮夷亦故山。”(同上)等诗句,足见王阳明对当地“夷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产生了眷恋之情,以至他于正德五年初离开龙场时,心中还恋恋不舍,“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同上)他离黔所写的这首舟中除夕诗就真切地流露了对龙场山居的怀恋之情。龙场驿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从未有过学舍。为报达当地“夷民”的厚爱,王阳明在龙场创建龙冈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深得当地“夷民”及其诸生的敬服。“先生谪居吾黔龙场三年,学始进,夷獠日益亲敬,服其教。”(唐炯:重修王阳明先生祠堂记)王阳明离开龙场后,当地苗彝诸乡民对他非常怀念,把龙冈山奉为圣地,相约不在山上放牧采樵。故今

16、龙冈山树木茂盛青翠,似象征着王阳明与龙场少数民族的友情万古长青。此外,王阳明在龙场还应安贵荣之请,欣然为水西苗彝人民崇奉的象祠(位置在今黔西县东 30 余公里的麟角山上)写了著名的象祠记,表明了他对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这篇名作既表达了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真挚感情,也是他与当地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明隆庆年间,水西彝族安氏第七十八世,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彝名“宝锡斐糯”),代表当地71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各族人民的愿望,在王阳明居住过的龙冈山阳明洞的石壁上镌刻了字径盈尺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并于洞内石壁刻下诗文:“驻马空林下,耽幽此地偏。有星天下夜,无雨昼飞泉。云鹤青天杏,溪

17、鸥白日眠。苍苔封古字,踪迹羡前贤。”深深表达了他对王阳明的仰慕之意和怀念之情,同时也证明了王阳明在龙场撒下了民族友爱的种子。二、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教化”总的来说,王阳明虽然受到少数民族淳朴心态和耿直性格的感染,但是他毕竟更多的是接受传统汉文化影响。这样,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侧面。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仍有明显的所谓华夷之分,在其诗文中对少数民族仍沿用传统汉文化的称谓,如“蛮貊”、“群獠”、“蛮夷”等;在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边疆少数民族起义造反之类,更多的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视之为祸端加以斥责,诸如在龙场时写信给安贵荣,叫他平定了水东苗民的造反。但若对其仔

18、细分析,亦可看出,这其中既有华夷之辨的传统意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主张安贵荣出兵平息水东苗民的造反,主要还是从维护贵州的安定,防止民族分裂的愿望出发的。另一方面,在当时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是,王阳明在龙场从其儒家心学“性善论”出发,提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全集卷二十三外集五)的观点。他认为“心即理”,人之本心即是至善,此心此理人人皆有,故圣贤与凡夫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区别仅在于修炼程度和本心复明程度的不同,只要“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做”(全集卷三语录三)。因此他在何陋轩记中,深刻剖析了龙场少数民族的内在本质,批驳了那种“居夷鄙陋”和“蛮夷不可化”的谬论,认为对苗

19、彝诸少数民族只要通过教化,诱导他们认识本心,都可以成圣成贤。所以他并不因为龙场苗彝诸土民“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而有所嫌弃,而认为他们“犹淳庞质素之遗焉”,“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正因为他们有此“淳庞质素”,所以如果对他们施以教作,“其化之也盖易”(全集卷二十三外集五)。基于以上观点,王阳明对少数民族抱以亲善友好、诱导教化的态度,并不因来自“上国”(京城)而自以为是,也不因身为朝廷命官而傲视龙场乡民,更不因是大汉民族而轻视黔中少数民族,相反,他与贵州苗、彝诸少数民

20、族朝夕相处而不以为陋。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贵州少民族群众解放思想,使之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确是起到了巨大的鼓动和催化作用。为了便于“教化”,王阳明在贵州利用书院讲学授徒,以进行其心学启蒙教育。王阳明到达龙场不久,即在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帮助下创建了龙冈书院,“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明嘉靖贵州通志遂使落后闭塞的龙场书声朗朗,礼仪顿开,风气为之一变。正德四年(1509 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又请王阳明主讲72孔子研究2000年第 6 期贵阳文明书院,席书:“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席书所率的“诸生”,是他从全省

21、各地挑选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王阳明“既就书院,(席)书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清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王阳明在龙冈、文明二书院讲学,弘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吸收了很多苗、彝、布依、仡佬等少数民族子弟进入书院攻读,对他们一视同仁,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使他们得以接受心学思想的教化,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王阳明在教育方法上亦有独到之处,他不像一般教习沉溺于经书讲解、词章记诵,而是着重道德修养,使生员先立必为圣人之志。他在龙冈书院所写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治学方法,把“

22、立志”置于为学之先,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这种先树立人生奋斗目标,从德育入手,进而加强智育的方法,对于以往少受教育、文化落后的贵州诸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同时王阳明的教学形式也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即使在课余与诸生闲坐、聚饮或郊游时,也不忘对他们施以心学教育。这在他的居夷诗中多有反映:“门生颇群集,樽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淡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夜弄溪上月,晚陟林间丘。

23、”“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磋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全集卷十九)王阳明讲授心学不拘形式,唯求道真、道合,与诸生共谋圣贤之道,便有“真乐”、“真趣”、“散帙”、“披卷”、“讲习”、“记问”、“谈笑”是如此,“浮樽”、“投壶”、“漫游”、“鸣琴”、“歌咏”亦皆然。王阳明这种先立本心之大者及其生动活泼的心学教育方法,恰恰适应了贵州苗彝地区人士朴质少文的文化水平,这是王阳明心学在黔中广泛传播和影响的重要原因。王阳明的弟子蒋信在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中亦明确揭示:“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

24、正路然。自夫所学弗讲,士惟旁溪曲径之趋;甚者蹈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权存焉,可无望于此乎?”王阳明在贵州不仅利用书院对诸生进行心学启蒙教育,还很重视对当地少数民族士民的“化导”和“训诲”。在王阳明去世后第六年,其私淑弟子、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在新建阳明书院记一文中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阳明)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嘉靖甲午(1534 年),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都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

25、场奉祀者。”可见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不乏“训诲”、“化导”,使之了解做人的道理,知道如何改变不良风尚和陈规陋习。此外,王阳明还重视对少数民族士73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民的“乐教”和“礼教”,以乐教作为陶冶情操的手段,以礼教移风易俗,认为“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全集卷二语录二)。王阳明乐教的方法是以歌诗教少数民族反复吟唱,以此形式既克服了双方语言不通的障碍,又易懂、易记、易诵。由于王阳明是浙江人,他教唱的歌诗带有乡音,故王杏来到贵州听到士民唱的歌诗是“蔼蔼如越音”。至于王阳明在黔中以礼教化俗之功,明隆庆间,贵州巡抚阮文中在阳明书院碑记中言之甚明:“始贵人

26、士未知学,先生与群弟子日诵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迩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今不衰。”由此可见,王阳明在贵州传道化俗,教化士民的献身精神,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三、王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贵州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自汉代舍人、盛览、尹珍之后,千余年中,文化学校以及教育事业可述者甚少。自王阳明来到贵州,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大力传播心学,宣传儒家文化,才再开一代学风,大大推动了贵州的文化学术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阳明书院中,对王阳明讲学黔中的盛况及影响,作了非常生动的记述:“(阳明先生)当日坐拥皋地,讲习不辍,

27、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观其课诸生四条,并问答语录,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弦诵流传,以讫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岁时伏腊,威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于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广,而其泽何其深且远欤!”这表明在王阳明讲学贵州、传播心学之后,贵州少数民族中文化学术风气始为之变。故清道光年间贵州提学使翁同书在贵阳府志序中有“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文成 揭良知之理,用是风厉学者而黔俗丕变”之语,绝非过誉之词。王阳明离黔后,众多王门弟子在贵州继续弘扬师说,讲学之风盛极一时,遂使阳明心学遍播黔中,贵州人文蔚成大观。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

28、院后,其弟子中也有多人在贵州民族地区建书院、讲心学。如嘉靖十三年(1534 年),王阳明私淑王杏出任贵州按察使,在贵阳建“阳明书院”。嘉靖二十年(1541 年)楚中王门蒋信为贵州提学副使,在贵阳修复“文明书院”,创建“正学书院”,大讲阳明心学。贵阳名士马廷锡和思南名士李渭从其问学,皆深得心学精髓。其后,马廷锡在贵阳东南的南明河岸之渔矶湾上构筑“栖云亭”,日夜在亭中讲习阳明心学,南方学者闻讯,争相负籍求学于渔矶、栖云之间。李渭则在贵州土家族聚居地思南建“为仁堂”(后改成“为仁书院”)阐扬王学,黔东北学子亦一时云集思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阳明弟子徐樾接任贵州提学副使,更是热心在贵州少数

29、民族地区办教育,“讲明心学,陶熔士类,不屑屑于课程。尝取苗民子弟衣冠之,假以色笑,而加训诲,故苗民率化。”(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郡人孙应鳌问学门下,遂成为饮誉海内的名臣大儒。隆庆年间,孙应鳌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建“学孔书院”、“山甫书院”,集一74孔子研究2000年第 6 期生学问,全力弘扬阳明心学。万历五年(1577 年)江右王门大师邹元标谪戍贵州,于黔南布依族地区建“讲学草堂”,主讲都匀鹤楼书院,黔南士民深得其教。从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首开讲学风气到万历年间,王门学者在贵州民族地区讲学不辍,培育和造就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在王阳明及其王门学者的影响下,终明之世,贵州各地建有

30、书院 20余所,书院讲学之风盛于中原,俊杰之士,比于中州。王阳明殁后,在贵州各地建祠奉祀者甚众,其香火之盛,尤以贵阳、修文、黔西的阳明祠为最。对于贵州各族人民这样真诚感怀王阳明先生的原因,清嘉庆年间贵州提学使张在阳明祠记中已有精辟的分析“(阳明先生)谪官龙场,潜心大道,顿悟良知,三百年来,黔人知圣贤之学者,实自先生倡之,高山景行,馨香俎豆宜也。乃下至乡曲里巷,咸思瞻礼像设震耀无穷,是岂强而致者哉?盖先生之德,入人甚深,感人甚广,故黔人之尊崇先生者,心悦诚服,不介而孚也。”王阳明谪居贵州三年,心坚行苦,创建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孜孜,弘传儒家心学,热心民族教育,培育黔中英才,教泽流布黔中,绵延后世。贵州人文由是丕变,蔚成大观,追本溯源,功在阳明。贵州各族民众感其德行而奉祀之,实是顺理成章之事,故张之论,切合实际,甚为精当。综上所述,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在贵州创建书院,讲学传道,撰写诗文,教化“夷民”,充分体现了儒家心学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结合,是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往的一个典范,作为谪边贵州的王阳明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因而对于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关系的深入研究,则更能凸显阳明心学在广义文化学意义上的这种价值。75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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