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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干脆的平安威逼，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相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索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动身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特地探讨国际社会的看法。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很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逼到原有的统治实力。比如，有关环境爱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
2、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爱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剧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特地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冲突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爱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共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沟通与合作时，它们情愿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平安、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
3、便会增加，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隐私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改变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根据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假如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看上去好像越来越不一样：假如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
4、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非常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睬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晰，在90年头的今日，谁也不敢拿安理睬的决议当耳旁风;在许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当然是很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对于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假如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精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简单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
5、很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原来不应当接受(至少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限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限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动身，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救济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安排，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
6、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爱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洁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靠、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爱护(可
7、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开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嬉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平安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根据其独创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靠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主动
8、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靠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事实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逼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索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很多状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快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
9、这种透视时所实行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变更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动身，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视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袤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高校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
10、问题的探究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逼的有限实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气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实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限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爱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支配显示的力气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爱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靠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探讨带来的深远变更，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1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动身的。根据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担当各种各样的详细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常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
12、它们的反应的改变，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供应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全部人必需负责任地共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爱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需在全部民族(国家)之间爱护和共享、在不同代际之间爱护和共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限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
13、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运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爱护，促进资源、财宝和活动余地的公允安排，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爱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留意一些过去不曾留意或留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爱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快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独创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改变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
14、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肃穆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宝的安排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觉很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变更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建新的思维空间”。注17从国际制度层面视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行能再把国
15、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渐渐增加自己的力气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救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爱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起先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改变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
16、和规范，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减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支配。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改变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改变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担当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
17、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2.国际国内的界限渐渐模糊国际关系中的很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相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相识受到越来越剧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剧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行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改变在
18、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探讨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需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假如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亡，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肯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上升、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根据既往的说明，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
19、型的“资源斗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说明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平安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减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峻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担心。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难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峻危及到黑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视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斗争冲突、难民潮流、救济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逼。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平安的观念，已经无法简洁根据旧的国内冲突与
20、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逼与其它形态的担心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推断国家实力大小确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手足无措或遭遇严峻的打击假如这种威逼来自臭氧层的遭遇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上升、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抗的侵害的话。明显，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行能完全依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依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推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
21、家利益的塑造必需听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常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经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样。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需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持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非常清晰，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非常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
22、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困难、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行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行能真正相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须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足。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
23、彻生态平衡和环境爱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实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记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很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丢失，或者其它缘由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信任，在探究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探讨范式和范畴。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
24、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非常熟识的方式和内容。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正式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肯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见，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状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
25、，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调深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大张旗鼓，常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正式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
26、，在主会场旁边，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终通过的文件都剧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好玩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与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经常托付某些闻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爱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实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爱护领域视察，各种国际NGO起着非常主动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
27、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主动参加全球环境爱护的各项详细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反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同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将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缘由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激励。不少专家指出，UN事实上是NGO的自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加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亲密的接
28、触。另一点缘由，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将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加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加、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裂，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状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快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将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
29、内部缘由。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犯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赐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实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好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指责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视察，比较有弹性有包涵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4.重新思索国际探讨的内涵从以上探讨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
30、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气，主见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见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见给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见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
31、球主义者中又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看法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改变，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信任，“假如相互依靠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靠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给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平安含义，确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主动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确定的理由说，相互依靠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
32、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靠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建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靠，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很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的确启发了人们的思索、扩大了探讨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探讨者发展出
33、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美国探讨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闻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爱护问题上体现得特殊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究竟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须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美丽”，或“很好玩”，或“很希奇”，有“医用价值”或“养分价值”或“欣赏价值”，人类可能会实行这样那样的行动，去爱护、挽救或培育它(们
34、)。人类养身的目的、消遣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诞生态爱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干脆对人的生存“产生威逼”，人类就可能坚决果断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供应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旧不
35、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爱护，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开人类受到自然的损害，哪怕这种自然损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改变上人类实行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绽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变更，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便利，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实行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运用各种激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
36、大水库、欣赏性运输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方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扬的“生态爱护主义”的背后，事实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高傲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可以想象，当然不是全部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方，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诞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长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索多样性。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看法，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仔细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平安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冲突及新挑战，不能不找寻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变更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四周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冲突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视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主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