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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自觉的小说史续写从中国小说开展史看小说史的史学品格19世纪20年代至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研究已有百年之 久。百年来，各类小说史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重写 小说史”的口号被不断提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次次“重写 小说史”的呼号之后，各家小说史表达的基本史实并没有大的变 化。那么，这样一种“重写小说史”的意义又何在？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所谓的“重写小说史”，与其说是一 种“重写不如说是一种“续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自省 不如说是一种学术“自觉” o推动“小说史重写”的因素有很多, 但离不开两个主要原因：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各类理论视角的 学习与实践。就文献研究与小说史的关系来看，鲁迅
2、早在撰写小 说史之前，便以古小说“钩沉”为先声，这样一种看似无意的举 动，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初步文献基础，其后随着胡适、郑 振铎等学者的努力，各类小说文献被不断发现，有关小说史的问 题也随之推进。但就整体史实脉络来看，各家小说史基本并未实 现所谓“重写”，而是基于前人的“续写”。但是，小说史的“续 写”并不意味着重复，而是一种学术“自觉”。这样一种学术“自 觉既是学术史的“自省”，也是小说史作为“史”的“自觉”。 一部小说史的编撰，不仅在于描述小说史实脉络，也要对相应的 史实作出解释，因而各类理论视角也就受到撰写者的青睐。百年 来，形式主义、阶级斗争、叙事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的理 论方
3、法，纷纷运用到小说史撰写中，这些理论方法既具有相应的 时代意义，也产生一些问题，因而所谓“新理论”的运用往往伴 随着一定的学术“自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自省”不 仅是对于既往学术史的检讨，更是小说史作为“史”的“自觉 这种“自觉”在中华文化语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史”， 自司马迁撰述史记之始便奠定了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基调。而当这样一种“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延续到小说史中那么 表现更为突出，这种“自觉”不仅是对于相应理论方法的选择、 检讨，也是对于基本史实的自觉探讨，更是著者学术断识、学术 个性的表达。随着近年来小说本体研究的回归，小说史作为“史” 的学术“自觉”显得更为
4、可贵。值得注意的是，石昌渝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小说开展史，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自觉”的小说史“续写”。全书以导论 开篇，围绕小说界说、娱乐与教化、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 雅与俗四个专题总括小说历史。在此基础上，本书以十编的篇幅 对中国小说开展史加以梳理，以唐前志怪、志人、杂史杂传等为 小说的孕育形态，以唐代传奇小说为小说的最初形态，继而分述 白话小说的兴起、传奇小说的演变、明代章回小说的成熟和开展、 明代话本小说的开展、清初小说的繁荣、清代前期小说的变迁和 艺术高峰、清代后期小说的衰落、清末小说的转型。可以发现，在这样一种小说史书写中，小说史作为“史”的 学术“自觉”也更为凸显。这种“自觉
5、”首先是对小说史实的自 觉回归，著者不仅注意到小说文体内部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具 体演进路径，也注意到小说开展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进一步看， 这种“自觉”也表达在著者以个人之力单独撰写小说通史。如前 所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语境中“史” 的重要特性，但要实现这种“史”之“自觉”，不仅需要著者的 学术个性，更需要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和独到的学术断识。也正是 因此，一直以来的小说史撰写或为集体编纂通史，或为个人编纂 专题小说史，以一人之力撰写小说通史者并不多见。而此书那么不 仅对小说史加以梳理，更对古代小说开展的动力及制导机制加以 概括，正如著者所言，这在此前的小说史著作中是没有
6、的。中国小说开展史之所以能产生形成这种“史”的学术“自 觉”，与著者的文学史观有密切的联系。著者曾专门撰文指出“文 学史的本质是史”，并进一步分析道：“文学史与其他史比拟， 有其特殊性，但却又具有史的一般性，文学史的编写应当在这一 般和特殊的结合中探索自己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学史 作为史的科学品格。”也正是这样一种作为“史”的科学品格， 直接影响了著者的小说史编撰。著者明确指出，“我以为这个认 识对于我撰写中国小说开展史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发现，中国小说开展史的撰写不仅是对“文学史的本质是史”之文学史观的生动实践，也是对小说史编撰之史学品 格的进一步彰显，是对“小说史的本质是史”这一小
7、说史理念的 进一步具体化，这一具体化主要表达在三个方面。首先，坚持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本位，注重对小说史实 的本体回归。这种“文学本位”既表达在“小说”界定中，也体 现在对小说源流的具体梳理中。就“小说”界定而言，著者始终 坚持“小说”属于文学范畴，主张与历代史志著录的“小说”概 念相区别，并将以传奇文为主体的文言叙事作品作为小说的最初 形态。就小说流变而言，著者既注意到以文体演进切入小说史， 分别梳理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源流路径，又注意区分小说与“ 口 头文学” “史传文体,，的差异，突出小说作为“书面文学”“文 学文体”的文学特性。其次，注意小说史文学本位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关联， 注
8、重对小说史演进动力机制的深入开掘。正如本书自序中所 论，“小说是文学的一局部，文学是文化的一局部，文化是社会 生活的一局部。”因而在具体的小说史撰写中，著者不仅注意到 对小说源流、社会历史的纵向考察，也注意反思以往研究中小说 史与社会历史“两张皮”的弊病，转而通过分析“娱乐与教化” “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雅与俗”等横向因素在小说史演进中 的动力作用，深入考察小说史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再次，注意求实理念与工作实践的结合。“小说史的本质是 史”的小说史理念，不仅表达在宏观层面的小说史观念、书写策 略中，也表达在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路径的深入探索、疑 难问题的深入考察等具体实践中。回顾小说史研究的百
9、年历程可 以发现，任何小说史研究的展开都是以文献作为基础的，鲁 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前辈学者莫不如是，他们在小说辑 佚、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开创之功有目共睹，而中国小 说开展史的撰写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系列文献工作。20世纪80 年代以来，石昌渝先生不仅与刘世德、陈庆浩等先生合作， 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说版本，编成古本小说丛刊，也积极组织 编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将海内外可见的文言、白话小说汇 总编目。此外，石昌渝先生也以文体为切入点，撰写完成中国 小说源流论，推动小说史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深入。也正是在这 一过程中，石昌渝先生撰写“小说”界说明代公案小说： 类型与源流等专题论文，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索。总的来看，石昌渝先生历时20年完成的这部中国小说发 展史，不仅是一种“自觉”的小说史“续写”实践，也是对“小 说史的本质是史”这一小说史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当然，正如 本书自序中所说，“史著对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可能与当时发 生的事实吻合，但我们却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描述接近历史的真 相。”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会有疏漏甚至争议，但这也正 是小说史之“自觉”与“续写”的意义所在，也正是小说史作为 “史”的科学品格所在。（ 赵鹏程，系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202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