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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焦循著述的文献价值焦循字理堂，晚年以“行百里半九十”之意，自号里堂。他 终生未入仕途，潜心学术研究，撰有数十种著述。仅从文献角度 看，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焦循的著述，清代曾两次结集刊刻。第一次为道光六年 (1826)家刻本焦氏丛书，在尽力刻峻易学三书四十卷 与孟子正义三十卷之外，包括此前所刻七种：乾隆五十八年 (1793)刻群经宫室图，嘉庆四年(1799)刻里堂学算记 十六卷，嘉庆十三年(1808)亥I北湖小志六卷，道光六年(1826) 刻易话易广记和六经补疏共二十五卷，道光八年(1828) 刻禹贡郑注释二卷，合计总收二十一部刻本；第二次为光绪 二年(1876)衡阳魏纶先补刻焦氏遗书本，多李翁
2、医记 而收书二十二部。止匕外，随着焦循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其书陆 续被刻者还有十五部，如道光四年(1824)阮元刻文选楼丛书 本雕菰集，光绪间吴丙湘传砚斋丛书刻本祁记，还 有李盛铎校刻木犀轩丛书本论语通释，以及1917年武 进董康诵芬室读曲丛刊刻本剧说等。2012年起，江苏 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焦循著作集。2018年，广陵书社出 版焦循全集，收录焦循所著三十七部刻本。焦循著述遍涉经、史、子、集，在经学、史学、文学、数学、 医学诸方面取得非凡学术成就，也因此被称为“通儒”。其文献 价值同样不可小觑。譬如，北湖小志由“理葺旧闻”之“文” 和“搜访遗籍”之“献”编著而成，剧说凝集着汉、唐以来 百余部
3、典籍的戏曲史料，李翁医记存有名医李炳的医案资料。 从孟子正义更能清楚看到这点：一是注释，沿用唐代注经宗 一家之注的路径，在清代首次就赵岐孟子注疏予以疏证，梁 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有“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正确本” 之赞誉；二是考证，突破“疏不破注”之成法，假设赵注“有所疑, 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孟子正义篇叙），表达实事求是的 学术旨趣；三是编纂，精心选出清初以来释解孟子及赵注的 六十四家代表性研究成果，先编成长编十四帙，后据之而著 成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制订详细计划，虽然足病日剧，甚至彻 夜疼痛难眠，仍“逐日稽省”（先府君事略），严格依规划 写作，临逝前终成此书。假设以孟子正义属耗尽焦循心血
4、之作, 当非虚言。更重要的是，焦循文献编纂的成功经验产生深远影响,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宝楠论语正义和孙诒让 周礼正义均仿效其法而著成。焦循的不少著述，一直未能刊刻，仍属稿本或抄本。两百余 年来，因多种原因，亡逸的稿抄本竟然有数十部，既有三礼物 名释论语地里考等经学著述，又有扬州笃行录北湖 焦氏家乘等史学书籍，还有诗录雕菰楼词等文学作品， 亦有里堂说医种痘书等医学论著。幸运的是，完整存留 至今者仍有二十二部之多，也一并收录在焦循全集之中。如 经部的毛诗地理释三礼便蒙论语通释，史部的理 堂日记注易日记和撰孟子正义日课记，子部的里堂 家训开方通释和乘方释例，集部的雕菰续集理 堂诗集和易余集
5、等。这些稿抄本，很多被典藏地视作善本，除本身具有很高的文 献价值以外，对研究焦循学术大有裨益。通过毛诗地理释能 洞察焦循“诗与春秋表里”的治诗学说，从注易 日记表达修改、刊刻易学三书及卷末细列其著那么能更好了 解焦循的学术历程等。何况，探究诸多稿抄本的内容，可全面认 识焦循的文献学成就。就其要者而言，作为焦循学术生涯的首部 著作，据尔雅以释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集中 表达着焦循校勘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释地又释人的毛诗地理 释为其考证力作；吴氏本草辑录药物一百七十二种，是焦 循关于医学特别是辑佚学的重要著述。需要说明的是，稿抄本中存在托伪之书。有的作伪痕迹明显, 记述焦循故后之事即属显著证据。
6、譬如，国家图书馆藏题为焦循 著、焦廷琥手录的里堂书品，记有焦循物故多年后阮元谥号 “文达”之事；上海图书馆藏里堂札录多述道光年间事，而 焦循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京图书馆藏砖塔铭题跋，言及道光十九年(1839)在南万柳堂与汪中等人共赏塔铭等。这 些稿抄文献，实与焦循无关，应予辨伪而剔除。抄书是古人治学的重要路径之一，焦循同样如此。除雕菰 集所载抄录王岩异香集、陈霆发何有轩文集和张符骥 依归草等书以外，更多为摘录，既为焦循的阅读习惯，经年 累月而集腋成裘，又成为焦循著述的重要组成局部。如阅读汉魏 以降两千余年间说易“有独得者那么笔之于策”的易广记， 成为焦循易学体系的有机组成局部；摘录
7、入清以来万斯同、胡渭、 王鸣盛等四十一家五十七种关涉尚书二十八篇精见的书义 丛抄，惜已残缺，仍可从中窥焦循治书之特点；从两千余 篇关涉扬州之文中精抄毛奇龄、王土祯、钱大昕等名作三百篇的 扬州足征录，刘师培左盒外集卷十一编辑乡土志序例文 学志称之为“以文传事”的范例。况且，焦循所抄之文，文献价值也不可小视。从数经删并仍 达四十卷的里堂道听录一书可见一斑。第一，所录三百八十 九篇之首，几乎篇有题识，多具目录提要之效。或溯源由，如卷 五天地真音的“诸公因属袭参发其凡，袭参依题作辨”等； 或记内容，如卷七刘贞女的“内有与刘台拱书”等；或 明版本，如卷九记述惠土奇大学说“嘉庆三年上海彭纯甫刻” 版等；或
8、述刊刻，如卷三十六经义述闻录嘉庆十一年(1806) 秋该书“增刻一倍”等；或辨类目，如卷十四艾言的“儒家 者流也”等；或明宗旨，如卷二十八古无去声总结段玉裁六 书音韵表“最新者谓古无去声”等。第二，保存大量文献资料。 一方面保存档案资料，如卷二十九王鸣珂所陈剿灭蔡牵之策、 卷三十一禄赖对安南海盗“范光喜口供”的记述等，是研究 清中叶击破安南海盗的第一手可靠资料，道光二H一年(1841) 刊刻的雷塘庵主弟子记已然详加称引；另一方面，保存已佚 之文。如卷十杨王孙釜霰所录汪莱汉釜髅歌，汪莱年 谱只字未提；卷三十六镜铭记述江藩“买一旧镜”之铭文, 在江藩著述中难寻踪影；卷三十九王懋扬撰刘以任传，亦不 载于白田草堂集之中。凡此稀见甚至已佚的史料，都是研究 清代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刘建臻，系扬州大学教授)（202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