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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从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内容提要:中国的社会一文化转型发生于二十世纪初，至今仍未竟其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从“大同”趋向“自由”。这种政治致思主题的改变关涉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格局与方向。本文从思想史一社会史角度对大同模式和自由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从大同到自由是政治致思摸式和政治行动方案的双重转换，从而带动整体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这个百年从1901年到2000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迁的百年。这种变迁，就中国历史的时间持续上讲，被称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来讲，被名为“社会文化转型”。因此，这种变迁，既有一种时间绵延上的中断感，也有一种空间
2、秩序的重组感。简言之，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方式，均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单就深刻影响这个世纪的中国人社会生活状态的政治问题来讲，百年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中国政治致思的大同主题已经转换为现代政治的自由思索。而且，由于这种转换，涉及到中国“现代”变局或转型的新格局与新方向，因此，它成为一个值得仔细考察的思想史社会史问题。从前者讲，它是一个主题学的问题。就后者言，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两者结合，构成考察如题问题的有效角度。两种模式在题旨的范围内，“大同”与“自由”是作为两种思想行动模式来对待的，这两种思想模式，其一，就各自存在的背景条件而言是不同的。前者被规定为中国传
3、统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后者被规定为西方现代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其二，就它们发生发展的诸思想要素结构方式来讲，也是不同的。前者作为通约中国传统诸思想流派的一种精神建构，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类型归属的推断标准。后者作为西方现代诸思想流派的一种轴心理念，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基本标记。其三，就二者发生的社会历史影响探讨，同样具有根本差异。前者在前现代社会的持续作用，曾经带给中国社会令人艳羡的历史成就。后者则在“现代”进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其四，就两者在“现代”条件下相遇后的运思与影响社会的态势来看，也具有类型上的区分。前者处于一种思想自辩与社会价值再证的状况。后者则处于一种颠覆
4、前者讲在前者曾经发挥作用的社会土壤中主导社会进程的作用。可以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较为详细地加以探讨。首先，从二者存在的社会诸条件L来看。大同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轴心，乃是中国古典社会诸条件综合塑造的结果。此处所谓的“诸条件”，其基本要素包括：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伸张肯定同等的均平安排观念。从古典集权到古典专制的基本政治结构，诗性幻想确定的政治致思方式。以道德志向主义主导的社会思维，以“减已成人”为目的塑就的人际关系模式。以塑造德性化的人格为目的的古典教化体制，以科举考试为诠述方式的人才选拔方式。重视传统价值轻视创新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憧憬“天下为公”、“傅施济众”的社会境界的大众政治期盼。
5、而自由之作为现代西方的政治轴心理念，则是“现代”社会诸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大致是指：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诉诸公正的社会安排机制。以自由为基调的民主政治或宪政制度支配，贴近现实进行建设性思索的政治致思方式。以科学主义、现实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思维，以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划界为标记的生活格局。以“现代公民”为人格塑造范型的教化体制，以文官制度引导的政治资源共享方式，以创新作为号召和行为取向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致力建立健全社会而非志向社会的大众政治期盼。由上可见，大同与自由之作为两种政治致思方式和两种政治致思结果，的确与其据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诸条件完全关联在一起。二者肯定不是纯粹观念思索的产物。其
6、次，从二者的诸思想要素结构方式上来看，大同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模式，乃是两重思想运动的结果：一重思想运动是干脆阐释大同理念的儒家思想要素组合的过程，另一重思想运动是与儒家颉抗的其他诸家流派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修缮性或攻击性补充。从前者看，儒家思想在政治志向理念的构筑上自始至终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这可以从早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到孔子期望的“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孟子构想的“讲田制”，到宋明儒家表达的纯粹德政设计，再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条儒家政治思想持续的线索上，获得充分证明。就这一线索来看，伦理与政治两种思想要素的纠结，成为其结构起思想体系的支点。从后者来讲，以中国古典传统思想诸流派而言，大同思
7、想的通约性，是非常明显的。先秦道家的“小国寡民”（老）。“至德之世”（庄），墨家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农家的“君民并耕”、“国中无忧，表现出轴心时代思想家对于志向政治全部的共同兴奋点。而农夫起义在思想中凸现或潜含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成分，则体现出社会大众对于大同政治理念的认同。这两者使得儒家同化伦理与政治的政治致思，得到强化的动力。自由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模式，与此不同。它也可以说是两重思想运动的产物：一重思想运动是以政治自由为诠释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自由理念的三层次分疏，使得自由获得了它的社会历史有效性。一个层次是自由的哲学定位与自由的政治定位的分解，另一个层次则是自由的
8、政治经济制度支配问题的说明，再一个层次是观念形态的自由与行为形态的自由的关联性疏解。这种疏解由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持续而得到了较为自洽的结果。而自由主义之结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由现代政治与现代经济两种思想要素胶合而成的。现代政治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权力资源占有和权利有效爱护的问题域，供应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权利哲学和宪政民主的论域。现代经济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利益资源配置与公允享有资源份额的问题域，供应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市场经济与公允安排的论域。另一重思想运动则是同佯在政治经济问题视角看“现代”的批判家们，通过对于自由的自由主义阐释的质疑，来表达的哲学化自由理念，这包括一切激进主义以昂扬的
9、革命热忱释放出来的彻底自由观念，尤其以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从必定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为典型。也包括极端保守主义以眷念传统为基点表达的（过去的、历史的）阅历即自由的观念。但是，不论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理念，自由理念在他们那里收到的拒斥与在自由主义那里受到的阐释构成了他们三家思想流派的思想圆心。这就使得现代西方思想诸家均围绕政治经济诸问题来绽开论说，强化了从实际社会问题层面论说自由的思维定势。由此，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政治致思的轴心，则是不必怀疑的。由此可见，各自文化语境中诸思想要素的结构方式，确定了中西政治思想致思的不同特质。再次，从二者发挥的历史影响上来看，大同作为一种期
10、望最终自由的古典政治理念，自由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阐释的着意于现实自由可能性的现代政治理念，各自由自己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大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借助于道德志向主义的思想作用机制，提升着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境界，理顺了古代中国人的人心秩序；借助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制度支配机制，保障着古典中国政治运作体制的顺畅运转，保证着古典中国的社会秩序。它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惊羡不已。但是，在大同引导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秩序至上的社会，而不行能是一个丰裕社会（theaffluentsociety）。现代自由理念支配下的社会则不同。以敬重个人及其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理念，使得维系社
11、会人心秩序的基础，显得更为牢靠。因为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集体概念，是不行能作为维系人心的动身点的。同时，以宪政民主制度支配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方式，乃是一种最易于维持社会秩序的支配。因此，在现代自由理念引导的社会，既可能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可能同时是一个丰裕社会。最终，从二者在“现代”情形下相遇后的境况上来看，大同志向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均成疲软之态。假如把感染力视为思想层面上的认同力度，把号召力看成制度推行的动力问题，则大同理念在现代情景下均弱于自由理念。在现代背景条件下，大同对于社会的作用，是从乌托邦人手，从诗性幻想的满意收效的。以空对实是它的特质。而现代自由理念则从健全政治人手，从社会公
12、允的差异性成就收效的。以实对实是它的特质。假如我们承认生活的实在性与政治的实际性从来就是胶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以实对实的自由之对以空对空的大同取现代的作用，就在情理之中。的确，在满意人们对于诗性生活的幻想须要方面，自由主义所主见的宪政民主社会是比不上大同思想所高扬的志向社会境界的。前者只是从底线上考虑人心社会秩序的维持问题。后者则居高临下地考虑一个大众普遍相识了纯粹德性生活重要性的社会状态。由于资源短缺的必定性、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困难性、更由于权力本身的自我膨胀性，从下限考虑社会政治问题比之于从上限考虑同样问题，就来得信实得多。大同幻想。大同之作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主流观念，对于古典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行而言，是基本处于挂空状态的。这种挂空，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一是从政治认知的状态上看，它从不就是用来表达思想家、政治家的志向政治信念的。二是从思想的内在结构上讲，它从来就没有接通自身理论逻辑所要求的从价值申诉到制度保障的管道，要么在理论家那里被虚幻化为“井田制”，要么在政治家那里被改造成约束臣民的统治工具。三是从政治运行的结果上分析，它从来就未曾系统地在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