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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论孔子与春秋 陈强韦先生：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唯恐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探讨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恒久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唯恐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究竟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孔子与春秋”是一篇经学习作严格意义上的经学有类西洋学术传统中的神学，不应带有历史意味。经学的孔子乃一历
2、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定等同于历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万世立法”一说（一如神学的耶稣不同于宏大的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预言家）。彼时即此时，此地亦即彼地；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春秋经世，真正的谜局不在经内而在经外只要人性的弱点存在，何时而非春秋之际？经内的谜局只是经外谜局的影身而已。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逆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与春秋”正是借着中国历史的“空套”探讨当代西方文化逆境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近几百年西洋文明扩张的结果已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而这段连续的历史发展是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其起点
3、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腊罗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较一下基督教系统和儒家系统我们就会发觉旧约的说书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稣总以“神子”自居，而诗、书则从“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过宗教神奇阅历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验总结的阅历的“上帝”（类似客观必定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早在安瑟尔谟以“本体论证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时，近代西洋文化逆境的症结即已萌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干脆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干脆与经典沟通。基督教文化系统内部的这一冲突随着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
4、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发达的技术没有萌生现代科学。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文化，全部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真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唯独基督教文化系统发展出现代科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假如“理性”意识其实力有限（此乃事实），这一系统必定发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过“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才能满意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起先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供应了满意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
5、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意实际须要而存在，这也是全部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统的“理性”在这种病态文化心理的驱使下走上了不懈地折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达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当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发达的“理性”帮助之下从自然界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类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动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释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则的机括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人”因此不断发生“异化”，沦为其所释放的自然力的奴隶。自笛卡尔革命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渐渐习惯于通过“
6、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海德格早就留意到这一症结）。“上帝”的领地在不断萎缩，最终最终出现马克思主义这样应有尽有的宏大的形上学体系。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慈爱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君临天下的“理性”最终将偌大一个世界说明得完美无缺。而事实上越是完美无缺，也就越是远离真实“理性”尚未意识其实力范围，强不知以为知。此乃近世西哲之通病。在主宰面前，宏大的思想家和众人相比不过是大一些的孩子。何时“理性”意识到自己并非全能的“上帝”，学会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哲学现
7、在遭受的逆境也就迎刃而解。近代西洋哲学始终通过弥缝无趣的基督教系统的方式缓解日益成长的“理性”造成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危机；而因其缺乏对“性与天道”的了悟，全部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探讨对象。即使是作为近代西洋文明之反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例外地感染其母体之痼疾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际，马克思留意到的“异化”现象已经从工业制度领域扩散到了文明生活的全部领域。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较早发生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结构，这正是前汉以下哲学采纳注疏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根本缘由。近代西洋哲学始终担负着找寻理性时代之“上帝”的重任，而
8、不论是“实践理性”、“生命意志”还是“肯定精神”、“历史规律”都扮演不了此一角色。新的“上帝”在哪里呢？德日进和熊先生都留意到在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神奇的驱力，而人心为其自我意识。从古代世界的原始群落以至近日巨大的文明系统，它所体现的必定趋势正推动着人类由分而合、共趋大同。这力不象“肯定精神”那样没有人身、自由自为，全部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认其存在。联系“天下归仁”与公羊三世义来看，孔子的“仁”大约即是这神奇的驱力。“仁”乃“欲”之反对，标记着动物界自然进化达于反动阶段。在自然状态下“仁”须隐藏自身，而在人文状态下“欲”须隐藏自身，“仁”则显现为人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
9、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这历史文化精神幻化为各民族之“上帝”，提撕人性使之向上超拔。“仁”、“欲”相反相成，一文一质，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德国古典哲学恒言“恶”为历史发展之动力）。而当文明的历史达于“仁的自觉”之时，人类因其心中之历史文化精神起先发生自我意识渐渐摆脱“欲”之束缚（所谓“人文化成”），从而日益削减必定状态下的文明进化所需索取的巨大的代价。将来的生物学家与人文学者应当通力合作，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描出“仁”的尊容，从而寻到一位有可能为全部的文明系统所接受的理性时代之“上帝”。孔子的“天”用得极有弹性，有时大约指“仁”或“元”，有时似指“客观必定性”，由此衍生孟、荀两家之“天论”（实同
10、名而异 实）。倘如能熔论语、易传、中庸以及孟、荀、董、马、何之学说于一炉，再参考熊先生晚年的翕辟论，大致即可复原孔学之原貌。孔学乃一部中国思想史之源头活水，将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仍可抄袭宋儒返本开新之故智，由原始儒学的重新诠释而获得新生。历史上全部宏大的民族皆只有一度之兴盛，而唯有华族长盛不衰达数千年之久。盖因其由“仁教”而得道，从而超脱了自然法则之机括“德”与“福”之间存在着某种必定的联系，而唯有国族这样永恒的生命体方能印证其存在这一关系在信仰时代可由“上帝”保障，而在理性时代则需以哲学论证的方式劝服“理性”。我在“孔子与春秋”中指责了基督教教义，不是站在儒家或中国人的立场上讲的一旦沾染文化自尊
11、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失去了指责一个文明系统的资格。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的。文中所说的“孔子”乃一种关怀人类之得救超过了自身之得救之新人的代表，所说的“中国”乃一种将人类之福祉视为最高利益的新型的国家。自觉地听从“仁”的指令的新人和新的国家代表了人类自作主宰的名贵的生命意志，也正是将来世界希望之所在。将“人”的命运拱手交给上帝支配的想法非常可怕，因为真实的“上帝”（客观必定性）并不象圣经所说的那样对人类脉脉含情假如不能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人类会在永生的向往之中坐失彻底解决今生今世所面临的逆境的机会。 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庄子的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的确不够肃穆；但在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还是做过一
12、些探讨工作。例如，我将“笔则笔、削则削”断为“剪辑”就参考了公羊传“常事不书”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的说法，传习录的看法以及阮芝生先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一书的探讨成果。又如“据乱世”之春秋学演化为“升平世”之春秋学代表了战国晚期至前汉中国学术思想发之大势“一说就综合了自己做的春秋类著述之比较探讨、康梁师弟关于大同、小康派之判分、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对儒家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汪中以来有关荀子与经学关系的探讨、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关于荀学与法家性相判分之探讨以及汉人123下一页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第7页 共7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