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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琳以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为标志，农村基层民主质量将大大提升“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等，一并列入农村六大制度建设，是对十七大关于基层民主建设新要求的贯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农村的具体化。”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近日兴奋地说，此时，他手里拿着新华社10月19日受权发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实施仅仅10年时间，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只进行了3届，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养成，基层干部的民主素质和对基层民主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成长。在
2、新的发展形势下，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如何保障农民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主权利；面对乡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增多，如何改进农村民主管理方式，合理提高老人和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中的比例，进而增强基层民主参与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随着农村社会利益和阶层分化，如何使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等新兴的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村内事务的协商、决策和管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回到实践中加以解决。那些认为基层民主问题太多，主张放弃民主的激进观点，以及对现实问题采取放任、回避态度的懒汉做万方数据法，都是不负责任和不可取的”，詹成付说，。这就是为什么决定不惜文字成本，在民主选举、民
3、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词后面全部加上实践二字的原因。其目的就是在于强调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事实上，各地的基层民主实践也正在不断推进。比如今年，山西省纪委、组织部、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肃选举纪律、保障村委会换届选举秩序，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提出了。六个做到、六个不准”的要求，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等行为“有报必查”、“露头就打”。此前，浙江省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红头文件，并严肃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以警后人。村民自治更加开放决定关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内容，对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政策
4、的指向十分明确，希望以此推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比如“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这一方面指明了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村委会主任的做法作出了正面规制。另一方面，也对民主选举作出了“公正”和“有序”的基本要求。“村委会选举是中国唯一采取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提名、选举和罢免的直接选举，因此绝不能是无序的。有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选举程序；二是要符合社会秩序。那些在选举前滥发小广告、抹黑竞争对手、殴伤其他候选人等方式，就不符合社会秩序”，詹成付表示。在民主决策实践方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民
5、主决策的传统形式，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民主决策形式不断涌现。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将村民“民主恳谈”作为村级民主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村民的平等对话、研究讨论、民主协商，广泛汲取村民意见建议，由此实现村民对村内重要事务决策的广泛参与。“村民议事是一个新的概念。这表明了高层对农民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协商会等临时性的、较为松散的民主决策形式的尊重和认可，将这些形式吸纳入制度范围，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决策的执行力”，詹成付说。从“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的要求看，与政府管理相区别，农
6、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以自我管理为特点。在传统意义上，村民的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定村规民约方面。但是，随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诸如“蔬菜协会”、“手工艺协会”、“旅游协会”、“老年协会”、“禁赌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对村民各方面行为产生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则点出了村民民主监督的重点和难点。2008年，我国仅中央支农资金就超过了5000亿元，随着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力度的不断增强，农村基层财务监督的重要性较之以往进一步提升。以新农合、大病救助、义务教育、救灾、低保、各类农业补贴为代表的各类转移支付
7、项目的“进村入户“，小水电、沼气改造等清洁能源建设的账目，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经营状况等，都呼唤着“财务监督”力度的加强。“这对于搞好干群关系、提高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作用”，詹成付指出，“将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列为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在现实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协商民主扩展至乡镇一级事务参与?健全议事协商”是决定关于农村协商民主的一个新的提法，其中包含着广阔的制度空间。权威人士认为，通过。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在基层民主中的政治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民主协商层级有望提升至乡镇一级，这将大大提高农村议事协商的含金量。
8、根据此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农民对乡镇一级事务的协商、参与范围将被大大扩展。“比如乡镇政府的办公会议、乡镇人大会议让普通农民旁听、评论；乡镇的预算对农民公开、听取农民意见：农民评议乡镇公务员的政绩；甚至原来由乡镇政府就能拍板的某些政策，也要在全乡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形式都可以探索”，詹成付说，“这就在乡镇人大制度之外，又开辟出一条基层农民的诉求表达渠道”。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制度精神在现实中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将使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产生两大变化。一是，乡镇政府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基层的“协商压力”和“监督压力”，促动乡镇政府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将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表达、各方利益更加均衡地体现在政府决策之中，使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农村的议事协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不乏思考和争论。但是这一提法正式写入党的文献，这还是第一次，体现了扩大协商民主、落实农民民主权利的改革方向”，詹成付说，“当然，这一新机制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形式，仍然要靠各地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一7一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