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docx（42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摆在现代自由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任何特殊的价值能否应该与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生活相关联。一般以为，契约论的各种自由主义所持的答案能否定的，同时这种答案也体现了对两种不同观念的信奉。简而言之，第一种观念就是在指定调整社会基本构造的那些原则中，居于核心优先地位的是每个人应该享有广泛的消极自由。第二种观念是以为在消极自由和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之间没有特殊的联络：假设自由被理解为对个体行为之外在限制的阙如，那么把自由等同于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生活是没有道理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显著窘境这里的自由主义是指能够在一些著作中找到
2、的那种自由主义，如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著作中我简单地称之为契约论自由主义contractarianliberalism，或者有时就称之为自由主义1业已由于它处理公民身份、共同体和公共服务诸善的方式，遭到了来自很多不同角度的批判。有一种反对声音就是从政治思想中抽取共和主义或公民人文主义传统来论证自由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对消极自由理想的狭隘信守。2尽管共和主义者并不必然仇视消极自由，但他们还是经常被看作是在推崇其他一些重要的价值，比方公民友谊、分享的理解、自治和同别人一道介入共同体的政治事务。3从这一点来看，为恢复共同体和公共服务的固有价值，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去看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善是重要的。对这一自由主
3、义批评的一个标准反驳就是以为它忽视了人的目的和价值的多样性。共和主义者以为某种单一的善比方公民友谊或者自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善，因而，他们似乎对差异缺乏敏感。固然有很多人以为这是对共和主义传统与现代政治之相关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反驳，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仍然有一些人试图通过证实这种持续的相关性在本质上多少有些不同来复兴共和主义传统。与其讲共和主义传统是在挑战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的偏爱，还不如讲在这种解释中，共和主义传统对这样一个问题提出质疑，即消极自由能否与对公共服务和公民身份的承诺分离。这些修正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以为，积极的公民身份之所以应该得到重视，并不必然就是由于其本身就是善的缘故，而是由于
4、它有助于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把这种修正主义的共和主义叫作工具性共和主义instrumentalrepublicanism，4这既是为了同受共和主义传统影响的其它观点区别开来，也是为了强调其本身的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把公民身份和公共服务看作善是由于它们有助于消极自由的实现。5接下来，我想考察和评价由两位有影响的现代作者昆廷斯金纳6和查尔斯泰勒7所阐述与保卫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工具性共和主义能否就代表了对诸如马基雅维里这些古典共和主义者之观点的一种历史性准确阐释，这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将在本文中忽略历史阐释问题。8相反，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工具性共和主义能否意味着对自由主义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
5、的态度上的一种改善？不可否认，在语言和侧重点上，工具性共和主义与契约论自由主义是尖锐对立的。但是，这两种学讲之间能否存在一种哲学上的关键分歧一种能够唤起自由主义者注意的关键分歧呢？斯金纳和泰勒两人都以为存在着这样的分歧，固然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在下面，我将讲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分歧。我以为工具性共和主义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根据它的构建方式，要么在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间不存在关键的分歧；要么即便存在这样的分歧，其中也没有一种分歧值得自由主义者关注。91斯金纳叙述的工具性共和主义斯金纳和泰勒所阐述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存在足够大的差异，这使得分别考察他们的思想是合理的。因而，让我们先从斯金纳的叙
6、述开场。按照斯金纳的观点，共和主义首先是对一个自由国家freestate理想的信奉。好像一个自由的个体，自由国家是一个没有遭到限制，但能够遵照本人的意志，也就是遵照这个共同体之所有成员的公共意志去行动的国家。10在斯金纳看来，共和主义者看重自由国家的价值是由于两类显著的理由：第一，自由国家比非自由国家更容易积聚财富和国家实力；第二，根据斯金纳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自由国家要比非自由国家更好地保证其公民的个人自由。11共和主义者在此虑及的自由乃是为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一些常见的消极自由：譬如，它们包括个人安全和政治自由。根据斯金纳的讲法，拥有这些自由，仅仅是指不受限制地追求我们随意为本人确定的目的。
7、12共和主义者以为，由于其公民的疏忽和冷漠，自由国家很容易败坏为非自由国家。当这一切发生时，为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所珍爱的消极自由就处于丧失的危险之中。这就确立了共和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去识别一个社会中避免腐败的危险并维持其自由制度的条件。13共和主义者通过探索有助于保存自由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安排和政策通常包括法治和某种形式的民主自治来处理这个问题。14共和主义者提出的独特主张他们以为这个主张使他们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政治介入和公民美德的作用。他们以为，公民积极地介入政治并受一种高层次之公民美德的驱动，是维护自由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15除非公民积极地介入政治生活，否则他们会使其制度陷于停滞和腐
8、化并最终丧失它们。并且，只要当公民是出于对一种共同善的信仰和为高层次的公民美德所鼓励，而不是受一种自己利益的驱动时，这种介入才是可能的。纯粹自利的公民更愿意关注本人的私人事务，并在公共事务中搭便车。让我们把那些积极介入政治并为高层次的公民美德所驱动的公民称为好公民goodcitizen。斯金纳的下一个问题就转向关注个人成为并维持好公民所依靠的条件。16在此，共和主义者强调社会制度在把人塑造成公民之经过中的重要性：人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培育了他们特定的态度与性情，共和主义者把这看作是个人成为并维持好公民的一个必要条件。17好公民的品格绝非个人与生俱来的，它们必须经过教育、日常风俗和文化实践的培
9、养与熏陶；甚至在必要时，对个人的行为施加严格的管制。因而，归纳这些主张，我们发现，至此为止，斯金纳的共和主义在于对消极自由理想的信奉以及对实现这一理想之条件的经历分析。共和主义者以为消极自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但不是轻易就能够实现的理想。他们以为消极自由只要当个人都是好公民的时候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人必须积极地介入他们共同体中的政治生活，并为高层次的公民美德所鼓励。这种积极的政治介入和美德只要在那些用恰当的态度和性情去劝导个人的社会制度中才能被发现。在对维持自由国家之条件的分析中，斯金纳总结出几个重要的规范性结论。他以为，最重要的是个人要有积极介入政治的责任。18然而，支持这一结论确实切理由
10、从来没有得到清楚的讲明，但似乎与下面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我们都有理由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并且任何人都期望着这一目的并采取实现该目的的必要措施；那么，假如共和主义者上述概要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大家就都有理由积极地介入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生活于自由社会的目的优先于我们其它的目的，我们介入政治生活的理由也表现出类似的优先权，我们把它称之为责任。19事实上，介入责任的这种推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它忽略了一个常见的问题，即没有哪个特定个人的介入对维护自来历讲是必不可少的。我看不出它怎样能摆脱这一窘境，除非诉诸正义，或者将其植入更为严格的康德主义道德框架，求助于一种原初状态或其它类似的设计。20共
11、和主义者从他们对自由条件的分析中得出的第二个规范性结论是建议塑造和变革社会与政治制度，以鼓励个人获得保证他们认真履行其政治介入责任的公民美德。21固然共和主义者对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国家持悲观态度，但他们否认这些完全超出了人的控制范围。人类能够塑造和变革他们本人的社会制度，反过来，这些社会制度又能够向个人灌输保持自由所必需的那些美德性的态度与性情。由于自由取决于公民身份和公共服务，所以为了培养和鼓励这些价值而如此构建社会制度是绝对必要的。2斯金纳的批评与自由主义的反驳在大致考察了斯金纳的工具性共和主义之后，我如今想讨论一下斯金纳以为暗含于其文章中的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批评。我将指出他对自由主义的五
12、种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些是斯金纳在对共和主义传统的考虑中得出的。由于对共和主义的分析部分地存在于关于维持自由国家的一组经历性假设之中，所以人们可能会以为斯金纳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是经历性的。22然而，可能除了第一个反对意见外，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斯金纳批评意见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哲学上的主张，即契约论自由主义对一些特殊学讲或思想的信奉使他们无法认真地对待维护自由的共和主义分析。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以为其批评都是失败的：就批评i、iii和v而言，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信奉相关的学讲或思想；固然在批评ii和iv中，他们确实如此，但这不阻碍他们认真对待斯金纳的共和主义分析。i自由主义对看不见的手学讲的信奉斯金纳
13、谴责契约论自由主义者这里他十分提到了罗尔斯在个人自由何以能够维持的问题上最终取决于一种自鸣得意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讲。根据这一学讲，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开通的自利其结果实际上将是整个共同体的最大利益。23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学讲的问题所在，它忽视了自由制度的脆弱性，尤其没有认识到当这种脆弱性出现时对公民美德的需要。它忽视了工具性共和主义的根本洞见，即假如他们的制度要避免腐化和堕落，那么个人必须具备某些责任、美德、态度和性情。自由主义对看不见的手的学讲的信奉有助于解释它对公民身份和公共服务之善的仇视。然而，这一批评却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释的两条不同原则发生了冲突。第一
14、条是他的正义感原则：他以为正义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公民拥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尤其是一个最高的秩序需要获得正义原则的支持。24假如没有这种尊重别人的动机，基本自由就得不到维持。罗尔斯以为，其理论的气力之一就在于它能够解释公民怎样才能逐步获得这种正义感。共和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种解释，但它完全不同于对罗尔斯信奉看不见的手的学讲的指责。第二条是正义的自然义务原则。罗尔斯以为，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理性地选择受支持和促进正义制度之义务的约束。25例如，这项义务能够约束他们对法律的遵守，可以以约束他们介入政治的决定和他们的投票行为。这两点都与斯金纳对看不见的手的解读相抵触。正义感对罗尔斯如此重要的原因恰恰就
15、在于一个公正的社会体系不同于那种每个行为者都能够在其中追求他或她本人利益的自己调节的市场。26并且，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接受支持和促进正义制度之义务的约束恰恰是由于他们成认自由和正义制度的脆弱性准确地讲，是由于他们成认看不见的手的学讲的虚幻性。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讲工具性共和主义增进了自由主义对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理解，那不是由于自由主义信奉看不见的手这一学讲。ii自由主义对权利优于义务的信奉斯金纳的进一步批评是以为现代自由主义者这里他十分提到了德沃金错误地以为权利优先于义务。根据斯金纳的讲法，契约主义者以为我们必须首先寻求在我们本人周围设立一条权利线，把它们看作是王牌，并坚持以为它
16、们优先于社会义务的任何要求。27相反，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坚持把权利看作是王牌纯粹是宣告我们作为公民的堕落。它也包含一种非理性的自己毁坏行为。我们宁愿认真地对待义务，也不愿意试图躲避其高于社会生活最低要求的任何事物，我们必须设法尽可能地一心一意履行我们的公共义务。28契约主义者对权利首要性的坚持导致他们忽略了工具性共和主义的观点：对自由的信仰要求我们拥有道德地追求公共服务和政治介入的终极目的。契约主义者忘却了如下一点：一种权利伦理，假如离开了一种相应的社会责任伦理，就无法构成自由制度与实践之自足体系的基础。这一批评的问题在于斯金纳把权利先于义务的两种不同含义混为一谈。在第一种含义中，当且仅当权利
17、在道德判定中占据正义的首要位置时，权利才能讲具有优先性。言下之意就是，对某一安排或行动的一个良好论证是一个最终诉诸保卫或促进权利的论证。当德沃金讲我们的政治道德应该建立在权利而不是目的或义务的基础上时，他就是持这种见解的。29考虑到权利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络，很难讲斯金纳会不同意这一点。根据德沃金的分类，由斯金纳重构的共和主义，不是以义务为基础的理论，而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或者讲仍然是以自由为基础的理论。权利优先于义务的第二种含义是，假如通常的情况总是，我们拥有的权利是优先于义务的；那么，我们从未或者讲几乎从未具有任何社会义务。这无疑就是斯金纳力图加以批评的观点，但它并不包含在德沃金的论证之
18、中。德沃金成认我们拥有社会义务，只要它们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即其最终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目的或义务，而是来自于对权利的维护与保卫。30正如德沃金指出的，这就使得这些义务纯粹变成工具性的，但是关于义务的这种工具性观点正是斯金纳重构的古典共和主义所倡导的。因而，在斯金纳和德沃金的立场之间，我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差异，所以我以为这种批评是失败的。契约主义对权利优先性的坚持并没有阻碍它认真地对待由工具性共和主义者关注的观点。iii自由主义在法律观念上的缺陷斯金纳从他本人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中得出的另一批评就是，契约论者持有一种有缺陷的法律观念。契约论者赞同共和主义者的观点，以为法律的强迫对于维护个人的自由是必
19、要的，但他们却错误地以为法律本质上是通过强迫别人来维持我们的自由。31相反，在共和主义者看来，法律不仅仅通过强迫别人来维持自由，而且也通过直接强迫我们每个人根据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来维持自由。32斯金纳暗示，契约论者的法律观念阻碍他们赞同共和主义者的结论，即法律的正当功能或许就是强迫和诱导我们做维持我们本人的自由所必需的事情。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功能的范例，斯金纳提到了宪法中的权利平衡这一共和主义学讲和通过法律来鼓励公民为其共同体英勇斗争的政策。这一批评是直接针对现代契约论者的，然而它也失败了，由于像罗尔斯这样的著者是赞成类似政策的，并且基于同样的理由。罗尔斯以为，一种多数裁决的程序能够合法地遭到包
20、括权利分离在内的宪政机制mechanismofconstitutionalism的约束，只要这样的安排才能实现整个自由体系的最佳结果。33同样，他也以为，假如需要保护一个正义的共同体以反对可能会毁灭其自由的敌对气力，那么征兵就是正当的。34简而言之，罗尔斯并没有使用斯金纳将其与契约主义联络在一起的那种有缺陷的法律观念；对罗尔斯而言，法律的正当功能或许就是强迫我们做维持我们本人的自由所必需的事情。iv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的仇视斯金纳提出的第四个批评是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的仇视阻碍了它认真地对待共和主义的洞见，即对共同善的信奉是实现自由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35比方，斯金纳指出，罗尔斯肯定了个人自由对于
21、一切功利主义考虑的优先性包括诉诸斯金纳称之为整体福利generalwelfare的优先性。由此，斯金纳得出结论，罗尔斯不会同意共和主义观点以共同善的名义提出的对个人自由的众多限制，由于它们在本质上是诉诸整体福利的。罗尔斯不能允许个人被要求介入政治生活，由于这将违犯他本人反对以整体福利的名义限制自由的主张。斯金纳论证讲，既然罗尔斯的正义要求追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化，那么，国家的基本职责就必须把本人对其公民的要求保持在一个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内。36斯金纳正确地指出，罗尔斯拒绝认可仅仅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对个人自由施加的限制。在罗尔斯看来，原初状态中的某一方仅仅为了别人更大的利益而选择牺牲本人的自由是非
22、理性的。然而，斯金纳却错误地以为这一论证阻碍了罗尔斯接受公民身份的诸种义务和对共同善的信奉，而这些都是共和主义者所珍惜的。在考虑能否强迫他们接受这些义务时，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所考虑的不只是对别人有利，而且也包括对本人有利，由于这些义务将有助于保障安全。后一种形式之利益的重要性是被斯金纳本人所含蓄认可的：他以为，不能接受我们的公民义务纯粹就是理性的失败，不能认识到我们本人的自由取决于投身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和公共服务。37我的结论是，与自由主义对待权利、法律、看不见的手的态度一样，它的反功利主义并没有阻碍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对待工具性共和主义者关注的那些问题。38v对消极自由的误解斯金纳多篇论文的一个中心
23、主旨就是分析消极自由与历史上两种重要的自由观之间的关系。第一种自由观以为自由只要通过个人追求某些确定的目的和活动才能实现；第二种自由观以为在某些条件下，通过讲服强迫某人实现自由是合理的。39斯金纳以为考虑消极自由的传统之一便是他所讲的契约主义，它把这两种自由观都看作是前后不一致的而拒绝加以。在契约主义看来，消极自由存在于对个人行为之外部限制的阙如，因而它看上去似乎完全反对如下的主张，即个人只要在追求某些确定的目的和活动中才能享有自由；更不用讲个人能够被强迫或强迫而享有自由这样的主张了。然而，斯金纳却以为共和主义的观点表明，在消极自由与公共服务甚或强迫之间存在着比契约论者愿意成认的愈加严密的联络
24、。正如我们看到的，共和主义者从其对自由条件的分析中得出了规范性的结论，即个人有积极介入政治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对消极自由的信奉赋予个人合理地追求某些确定的目的和活动以特权。考虑到我们自由制度的衰退倾向，同时考虑到德性和介入防止这种衰退倾向的作用，重要的是我们得成认我们介入的义务。忽视这一点将导致腐败。而且，共和主义者还告诫讲人类经常是缺乏理性的。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鉴于这一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讲：为了保护自由，社会制度所施行的强迫或许是必要的。在此意义上，坚持消极自由观念和允许必要时能够强迫某人自由是前后一致的。因而，斯金纳声称，契约论者误解了他们本人的核心概念消极自由的本质和意蕴。这种误解阻
25、碍了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对待共和主义者关于维护自由的告诫。对这一论证，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在关于自由的这两种主张的阐述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含混。其含混之处在于它们对自由提出的到底是构成性要求constitutiveclaims还是工具性要求？共和主义者是想讲，只要当行为主体充分履行其公民义务，他们才被以为是自由的吗？他们是想声称，即便行为主体遭到强迫或强迫，他们也仍然被以为是自由的吗？它们都是关于自由的构成性要求。或者这两个主张仅仅是指某些确定的充分条件，知足这些条件即能够使行为主体处于某种与通常所理解的不同意义上的自由之中。从他的讨论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斯金纳并没有提出自由的构成性要求。40由于
26、，这将导致他放弃对消极自由的信奉，而这正是他的共和主义观点的出发点。相反，我以为斯金纳的观点是，契约论自由主义者被这种含混搞糊涂了，结果由拒绝自由的两种构成性要求进而拒绝自由的两种工具性要求。因而，能够这样来概括斯金纳的批评：他断言自由主义者错误地放弃了自由的两种工具性要求，而这两种要求从共和主义的观点来看则是合理的。我希望我对斯金纳其它批评的讨论足以表明这一断言无法得到保卫。自由主义者能够而且确实以为，自由的维护取决于共和主义者所强调的诸种条件。尤其是，他们以为除非个人拥有正义感并认可支持正义制度的义务，否则自由将不能得到维系。同共和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以为，为了保证个人做维持他们本人的自
27、由所必需的事情，偶然有必要借助法律的强迫气力。这不是要否认，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在采取何种详细的必要的政策以维护自由方面可能存在分歧；它只是想表明，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在斯金纳的批评所指向的哲学抽象层面并不存在差异。41我的结论是，斯金纳建构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并不代表对自由主义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之态度的一种改善，由于它没有在两种立场之间找到任何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自由主义对待看不见的手、权利、法律、共同善或自由本身的态度中，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它赞成工具性共和主义对公共事务和公民身份之重要性的理解。相反，像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假定同共和主义者一道我们必须具有一种正义感，我们有责任支持正
28、义的政治制度和有助于保障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本人自由的法律安排。3泰勒的重构如今，我就转向工具性共和主义所面临的第二个窘境。迄今为止，我已经指出，至少就这种观点的一种颇有影响的建构昆廷斯金纳的建构而言，在共和主义者与现代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哲学分歧。如今，我想考察工具性共和主义的另一种建构，我以为它确实与自由主义是冲突的，但我将证实自由主义者拒绝它是正确的。我以为这一重构来自于查尔斯泰勒的重要论文答非所问：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争论。该文的主题之一就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介入者们混淆了本体论问题、方法论问题与辩护性问题或讲明性问题。在此，我想把这一主题放在一边不予考虑，转而考察泰勒提出
29、的第二个主题作为第一个主题的一种例证，即自由主义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共和主义论题therepublicanthesis的含义，所谓共和主义论题就是泰勒所讲的爱国-是维持自由社会的一个条件。42泰勒阐述的共和主义论题与斯金纳的工具性共和主义版本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两位作者都设想了一个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由社会，并将它与保护消极自由的制度联络在一起；43二者都以为自由社会是一个脆弱的构造，只要当个人为某种态度与性情所激发时，它才能得以维持；44最后，他们都赋予法律和制度在鼓励和培养必要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认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45然而，泰勒却否认其共和主义仅仅是工具性的，因此与斯金纳阐述的立场直接构成了比照。
30、46泰勒的要旨似乎是：自由的维护要求个人不能仅仅将公民身份视为工具性的，而要将其本身视为一种善，这种善为是与别人分享的，是他们的认同与自己理解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泰勒的阐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保留了工具性的特征，因而，我以为他夸张了本人与斯金纳的分歧。在泰勒看来，重要的是：个人将公民身份视为一种非工具性的善，不仅仅是由于它是一种善，而且是由于它有助于自由社会的维持。47这一被泰勒称作自由制度之生机theviabilityoffreeinstitutions48的主题正是一个工具性的观点：同斯金纳的论证一样，它是对公共服务和公民美德的一种辩护，但它又不同于更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即公民身
31、份是良善生活的一项本质性要素。因而，在泰勒和斯金纳的共和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我这里想讨论的正是这些差异。最显著的一个差异就是，与斯金纳不同，泰勒指出，自由主义者能够并且确实在拥有共同善和公民忠实的观念。泰勒以为，自由主义可能会这样来回应他的共和主义批评：他的方案确实排除了一个社会所信奉的共同善，但根本没有否认存在一种对正当right的共同理解；它实际上需要这种理解。误解产生于善的两种意义。广义的好心味着我们追求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狭义的善是指那些遭到如此珍视的生活计划或生活方式。程序自由主义不能拥有狭义的共同善，由于社会必须在良善生活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在更广泛的
32、意义上，在正当的规则也能算作善的情况下，这里存在着一种格外重要的分享的善。49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它与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但是由泰勒提出的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斯金纳所没有涉及的也许会终结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划分。第一个问题涉及泰勒对爱国-而不是对正义感或正义义务的强调；第二个问题来自泰勒的如下观点，即自由主义者一旦接受共和主义对保持自由的分析，就可能不得不放弃其关于中立性问题的信条。在接下来的两部分里，我将依次考察这些问题。斯金纳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批评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但仍然有可能的是，对工具性共和主义的重构能够对自由主义者提出更为有效的批评。实际上，我将把泰
33、勒的论文解读为这样一种重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我以为泰勒重构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并不能改良自由主义对公民美德和积极公民身份的态度。我将具体加以讨论的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带来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真正分歧，但我将证实，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中，自由主义者拒绝共和主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4公民美德与爱国-在我对斯金纳的讨论中，我论证了自由主义者能够并确实接受了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工具性共和主义的主张，即公民美德是维护自由的一个条件。例如，罗尔斯就把公民拥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与认可一种支持和促进正义制度的义务看作是维护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罗尔斯对这些学讲的肯定足以表明，他并不赞同任何关于保持自由之自以为是的看不见的手
34、的学讲。然而，共和主义者或许会反驳讲，他们所指的公民美德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正义感或正义的义务。罗尔斯着力强调公民对诸如自由与正义这些抽象原则的热爱与信仰，而共和主义者却以为公民的忠实和身份认同必须直接指向某些详细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对工具性共和主义的精致化在泰勒的讨论中明晰可辨。在泰勒看来，公民美德本质上就是爱国-，因而，它是以在一项特殊的共同事业中对别人的认同为基础的。根据泰勒的看法，爱国-是指我没有致力于保卫随意哪一个人的自由，而是感遭到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对我的同胞的血肉相连的情感。50带着这样一种爱国-观念，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批评能够做如下的修正。既然以为有足够多的人会被所有人的正义
35、与自由这一普遍的承诺所鼓励是幼稚的，那么为了保持自由，人们至少应该为愈加切实可行的关乎别人的爱国-承诺所鼓励。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地假定人们将拥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进而完全忽视了爱国-的不可或缺。简而言之，自由主义者忽视了爱国-对维持自由社会的必要性。我不能断定泰勒试图对契约论自由主义者做出这样的批评他把爱国-与对普遍原则的非政治的忠实这一当代权利伦理的核心51相比照，而不是明确地与罗尔斯的正义感思想相比拟但不管怎么讲它是值得讨论的，由于它似乎是对我在前文第二部分中为契约论者所做之辩护的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然反响。以为契约论自由主义忽视了爱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效的反驳吗？这一反驳
36、的问题在于，假如对自由与正义这些抽象原则的信奉被等同于罗尔斯的正义感，那么它与爱国-之间的比照也许就被夸张了。这部分是由于像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假定我们的正义感直接指向的是随意哪一个人就像泰勒所讲的，而毋宁仅仅指向与我们一道从事罗尔斯所谓的为了共同利益而安危与共之事业的那些人。52固然指向其它国家之公民的正义感并没有被这种表达所排除在我看来，这是恰当的，但是罗尔斯对他称之为基本构造的强调却暗示我们首先关注的可能还是我们的同胞公民。更重要的是，这种比照之所以被夸张了，是由于爱国-本身能否与对抽象原则的信仰完全分离仍然是大可商榷的。正如泰勒所强调的，爱国-的情感离不开这样的感觉，即介入并投
37、身于一项通常为特定的价值、理想和目的所限定的共同的事业。53比方，就美国而言：存在着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的认同，即对共同身份和历史的分享感，它是由对某些特定理想的信奉来定义的，这些理想在（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以及类似的文件中得到了著名的表达，而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又来自于它们与这种共同历史上的某些关键性转折联络在一起。54根据这种观点，一个美国的爱国-者将由于与其公民同胞一起参加了一项共同的事业提出并保卫自由、平等这类美国人的理想而感遭到团结的纽带。根据对爱国-的这种理解，很难看出在共和主义者和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任何严重的分歧：大家在主要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即假如一个自由社会要维
38、持的话，必须投身于特定的理想，如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对此，一个固执的共和主义批评者或许只能做出如下的回应：对一种自由主义的或宪政的爱国-的设想无法独立解决前面提出的可行性问题。正如以为有足够多的人会被所有人的正义和自由这一普遍承诺所激发是幼稚的一样，以为一种自由主义的爱国-将博得足够多的支持以维护自由，同样是不现实的。相反，可行的是一种与特殊的历史制度、传统、文化、语言和或种族相联络的爱国-，而这显然不会轻易地被罗尔斯的正义感所同化。因而，更深层的共和主义反驳以为，自由主义者忽视了这种形式的爱国-我称之为非自由主义的爱国-对维持自由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自由主义者坚守他们的立场而不
39、是试图采纳共和主义的观点是明智的。其部分原因在于我怀疑自由主义的爱国-能否真的如反对意见所以为的那样毫无可行性。在此，人们只要考虑一下泰勒提到的美国的例子，或者加拿大人对他们新的（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ofRightsandFreedoms的强烈信念，或者如乔尔范伯格JoelFeinberg所指出的，人们在浏览一些伟大的自由主义文本如密尔的（论自由）时所遭到的鼓舞。55既然这些例子表明自由主义的爱国-是可行的，那么，以为非自由主义的爱国-是维护一个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而且，人们也许会质疑非自由主义的爱国-能否真的有助于维护一个自由社会。我们能够考虑如下两个例子。在第一例子
40、中，激发公民爱国热忱的共同事业是反对共-义。这样一种爱国-不仅不能防止对很多公民自由的压制，或者对其它国家公民之生活和自由的侵犯；相反，假如反对共-义的胜利是迫在眉睫的，这种爱国-还会积极地鼓励它们。就此而言，它几乎无法维护自由。在第二个例子中，假如爱国-劝阻人们不要把他们的忠实和支持转向那些比本人的政治制度更能有效抵制对他们自由之威胁的制度，那么非自由主义的爱国-将给维护自由造成进一步的危害。例如，假如英国人不是那么依恋于他们的政治传统和制度，那么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同欧洲的制度、国际工会、联合国或者国际特赦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团体。能够想像对这些制度的认同将提高它们的效率，使它们比当前的设计
41、愈加成功地保障英国人的自由。援引这些孤立的事例来反驳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似乎是不公平的，由于提出一些例子来反驳自由主义的爱国-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总的观点是这些例子都打算说明的：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是根据自来历定义的，所以自由主义的爱国-者对压制自由的反响是义愤，对进一步保卫自由之时机的反响是热忱。只要各种集体行动的问题能够得到克制，那么这些反响就会引导他们根据有助于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方式例如，投票、游行示威等去采取行动。相反，对非自由主义的爱国-而言，把公民的动机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联络起来的因果机制仍然是不明晰的，由于公民忠实的对象与共和主义者宣称的爱国-要实现的目的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是
42、不同的。压制自由和增进自由的时机本身不会鼓励非自由主义的爱国-者，因而，这些情形不会唤起他们与自由主义的爱国-者同样的义愤和热忱。5爱国-、中立性与正义如今我想讨论一下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批评的最后一种重构。对于我对非自由主义的爱国-的处理，工具性共和主义者可能会有如下的反响。不可否认，非自由主义式的爱国-对维持自来历讲不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这方面起到相反的作用。但实情仍然是，在一些社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中，相当比例的公民事实上强烈地认同这样一些目的，例如维护文化和语言、保卫传统和习惯等等。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尽其所能地保护和促进这些可疑的文化和传统是非常关键的，假使它
43、不这样做，并且存在着对文化和传统的侵蚀，那么就很可能导致针对国家的对抗性反响，而这将危及它所支持的自由制度。对共和主义反驳的这种陈述把我引向第二个问题，在泰勒关于共和主义的讨论中它可能导致共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即中立性问题。在接近文章的结尾，泰勒论证讲认真对待共和主义对自由社会之生机的条件分析，在某些社会的背景中，将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国家在关于良善生活的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的学讲。56假设共和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国家不可能在爱国者和非爱国者或重视政治介入的人群和不重视政治介入的人群之间保持中立。同时，国家也不可能在维持和促进作为公民爱国忠实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详细历史制度、文化和
44、传统中保持中立。根据泰勒的看法，在这些方面坚持中立性的自由主义制度是自毁长城。通过分析存在于魁北克语言和文化中的持续冲突，泰勒解释了中立性与自由社会的生机之间的明显冲突：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法语文化和语言，即便这样做会对个人的自由做出某种限制。它不能使文化-语言的定位成为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视这种要求的政府不是没有对大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反响，就是表明一个社会已经如此伤风败俗，以致于爱国-忠实的有效性趋于瓦解。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57尽管这一段文章不无含糊之处，但他似乎在发出这样的警告，假如不采取这种文化-语言政策，自由民主将可能崩溃。
45、他继续指出，对于在一个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里维持自由所做的反思将引导我们对自由主义的契约论形式提出严厉的质疑。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失败，是由于它既想保持中立性的信条，又想保证本人的生存。在一个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里，这些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保证自由主义制度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中立性。58自由主义者应该怎样回应工具性共和主义的这种批评呢？我以为对泰勒的观点能够做如下两点回应。首先，那些肯定中立性信条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并没有普遍地根据泰勒的批评所揭示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信条。其次，即便把这种被误解的中立性概念放在一边，泰勒的例子最多只能表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案例中放弃中立性的主张；它并没有证实中立性不是正义的
46、一个要求这在本质上就是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让我对这些观点试着做进一步的阐释。第一点很容易说明。泰勒论证的问题出在他采用了一种为自由主义者所拒绝的中立性概念。它采用的是一种绩效或后果论的中立观asuccessorconsequentialistviewofneutrality，而事实上，自由主义者通常赞成一种根据行为进行推导reasons-for-action或基于正当性justification-based的中立观。他们关注的是，证实其政策正当性的理由不应该诉诸任何以特殊的善的观念具有的真理或更高的价值。59泰勒提出的推进特殊文化与语言的共和主义政策没有诉诸更高的价值，而是诉诸它们
47、有助于维护自由这一优点；因而，它没有违犯得到恰当理解的中立性概念。不过，我以为泰勒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者应当关注他为相关政策提供的共和主义辩护。问题不在于中立性，而在于对那些为少数文化之成员提供的自由和时机的限制和否认。假如自由主义者能够确信对一种文化-语言框架的保护是一个正义问题，那么他们可能愿意赞同这一政策而置其内涵于不顾。但是我以为他们会拒绝泰勒为这一政策提出的共和主义论证。这就把我带到了我想对泰勒的论证做出的第二个回应。泰勒的设想是，除非政府采纳一群人支持的政策，否则他们可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崩溃。不管这种崩溃是由广泛的冷漠引发的，还是由反民主的组织或政-得到的支持引发的，它显然牵扯到
48、个人不愿支持自由民主制度，进而不能履行其公民义务。我以为，鉴于这一原因，像罗尔斯这些人就会把泰勒的设想归之于他所讲的部分服从理论partialcompliancetheory：它仅仅是由共同体某些成员的正义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引起的。相反，中立性的信条属于完全服从理论。60因而，在罗尔斯这些人看来，泰勒的反驳是失败的，由于它把完全服从理论的反例错误地置于部分服从的情境之中。至少，泰勒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拒绝罗尔斯对正义的完全服从理论和部分服从理论的区分。由于我们以为无论怎样保护语言和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目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关于正义的问题，所以泰勒的论证在直觉上具有某种感召力。61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要看到共和主义的论证并没有为这些建议的正义性增加任何东西，完全能够设想一个种族主义者占多数情况下的类似论证。或许这个多数派会以为近期的一些移民群体夺走了他们的饭碗，假如政治系统不能对他们特殊待遇的要求做出反响的话，他们将不再眷恋自由政治。能够设想，从保护自由的角度来看，应该慎重考虑对他们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是对有意安排之正义性的一个良好论证。这会把正义与妥协相混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