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马学广.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马学广.pdf（11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第36卷第12期2017年12月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Vbl36N012Dec2017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马学广1，李鲁奇2(1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200241)摘要：空间合作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形式，同时又是一个涉及领域、网络和尺度等多维度的社会空间过程。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从领域、网络和尺度3个社会空间维度分析城市间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研究表明，在这种合作形式中，再领域化涉及资本和管制权力2个方面，联系网络具有政治动员、信息共享等功能，而尺度重组的关键则是对高尺度
2、行动者的动员。此外，共同利益是城市空间合作中最核心的要素，高尺度行动者在合作过程中也可能将自身利益嵌入合作空间。最后，这些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这4种组合关系对更细致地分析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关键词：城市合作；尺度；领域；网络；空间生产；深汕特别合作区1引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空间经历了形式多样、错综复杂的尺度重组(Li et al，2012；晁恒等，2015)，区域整合开始成为国家空间重构的新趋势，城市间旅游、交通等合作开始兴起。而伴随着城市合作的日益深化，空间本身也成为其重要载体。这些城市合作大多以特定领域空间的建
3、构或重构为手段，以扩展发展空间、承接资本转移、缩小区域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等为目标，以共同建设、共同管理为特征，表现为一系列合作区、合作试验区、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如深汕特别合作区、江阴一靖江工业园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等。这一合作形式在全球、国家、区域、城市等尺度上存在多种动因，如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和全球地方化趋势的显现，国家空间政策的调整所引发的区域间竞争的加剧，区域内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和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除这些结构性因素外，省政府、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也根据各自利益、运用不同政治策略在城市间合作空间的建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在特定社会空间结构的基础
4、上进一步塑造这一新的空间。总之，基于空间的城市合作是多维的，其中领域、网络和尺度等社会空间维度(Sociospatial Dimensions)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并共同解释了这一过程中资本和权力的运作机制。本文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下文简称“合作区”)为例，分析城市合作中多维度的空间生产与重构。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是在广东省区域发展不均衡、深圳市土地资源不足、汕尾市发展水平较低等背景下开展的，它不仅涉及领域的重构，还涉及省级、地级等尺度间关系的调整和多主体间联系网络的建构，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部(图1)，行政范围包含鹅埠、小漠、收稿日期：201703；修订日期：2
5、0171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63007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41440005)Foundation：Planning Foundation Project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No1 7YJA63007 1；Emergency Management Project of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China，No41440005。作者简介：马学广(1979一)，男，山东临沂人，
6、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区域空间治理、海洋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住房政策与土地开发管理研究，Email：hugeomaxg163com。引用格式：马学广，李鲁奇201 7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J地理科学进展36(1 2)：1510-1520 fMa X G，Li L Q2017The produc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interurban cooperative spa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ynetwork and scaleJProgress in Geograph
7、y,36(】2)：J510一J520DOI：1018306dlkxjz2017，1200615101520页万方数据第12期 马学广等：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 15ll图1深圳市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理位置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Shenzhen and th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鳊门、赤石四镇，作为深圳市和汕尾市之间的合作项目于2008年1月提出，并于2011年5月正式成立运行。合作区所在的四镇原有经济基础薄弱，2010年工业总产值仅26亿元，占全市369，合作区成立后该地区获得较快发展，20
8、15年工业产值达84亿元。下文将首先对当前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合作区建设中的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网络建构和尺度重组(Rescaling)等空间过程及其相互间关系进行分析。2社会空间过程的多重维度社会空间过程是多维的，当前研究多关注领域、地方、尺度、边界、网络等维度(Brenner,2001：Agnew et al，2003；Jessop et al，2008；Wei，2015)，并强调各维度间的层次性(Jones et al，2010；王丰龙等，2015)。其中，边界可构成一定的“有界空间”(Painter,2010)，它成为领域的实体要素。而地方
9、则强调地区间差异和对特定空间的根植I生(Staeheli，2003；Jessop et al，2008)，同时也关注对空间的控制和占有(Leimer et al，2008)，它和领域可相互转化，二者分别对应于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工具(刘云刚等，2015)。因此，结合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案例，本文将重点关注尺度、领域和网络3个维度，而将边界和地方融人再领域化的分析。21单一维度的空间重构同“空间”概念类似，尺度、领域等维度都不再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固定、封闭的容器，而是由社会所建构并反作用于社会过程，同时，网络概念也伴随着关系转向(李小建等，2007；Wei，201 5)而受到进一步关注，由此基于特定维度的
10、空间重构研究在国内外逐渐兴起。“尺度”概念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中心(Marston，2000)，在其他学科也受到广泛关注(Marston，2004)。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地理学家主要将尺度看作一个制图学概念(即“比例尺”)(McMaster etal，2004)和“分析层次”(Leitner,2004)，这个意义上的尺度是预先给定的、固定的、嵌套的。80年代中期，西方人文地理学界经历了“尺度转向”，开始关注尺度的社会建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Marston et al，2005；马学广，2016)分析全球化、国家重构、城市治理等一系列尺度重组过程。随后，尺度逐渐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
11、认识论(Jones，1998；马学广等，2016)，因而行动者的话语策略等开始受到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尺度政治(Politicsof Scale)研究逐渐兴起，学者们从社会运动(Smith，1984)、环境问题(Harrison，2006)、国家管制(Houdret et al，2014)、种族问题(Clamo，2013)等多种政治空间过程对其进行应用和发展。自尺度政治引人国内(刘云刚等，201la)以来，学者们也将其应用于社会冲突事件(刘云刚等，201lb)、地缘政治过程(胡志丁等，2014；贺小婧等，2015)、区域发展策略(刘云刚等，2013)、地方意义的建构和争夺(陈丹阳，2016)等
12、问题的研究。同尺度类似，“领域”在地理学甚至政治学、社会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它通常指被特定边界所包围的空间单元，其内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人文地理学中，领域更为本质的内涵在于个人、群体或机构对有界空间的占有(殷洁等，2013)，而这种占有通常是排他的。这一意义可进一步用“领域性”(Territoriality)来描述，它强调领域的社会属性，指使用有界单元作为取得特定结果的一种行为模式(Taylor,2003)，其目标在于对人和物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再领域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工具，它以“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
13、ion)为前提，前者指“将某些现象或实体同有意义的有界空间连接起来”的过程(Delaney,2005)，后者则强调这一社会关系同有界空间的割裂。当前对再领域化的理解大致有资本循环(Brenner,2004；殷洁等，2013)、国家管制(罗小龙等，2010)和社会斗争(刘云刚等，2015)3个视角。网络在人文地理学界的兴起主要有2个来源(Sheppard，2002)：一是流动空间(The Space ofFlows)理论，二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同其他维度相比，网络概念本身就摆脱了万方数据地理科学进展 第36卷固定性，并不被特定的空间形式所包含(Cox，19
14、98)或存在特定坐标；相反，它跨越空间而非覆盖空间，突破了将政治实体所分割开来的边界(Marston etal，2005)，赋予行动者更强的流动性，使其可以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同时网络中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性也塑造了行动者为获得各种资源而采取的不同政治策略。此外，网络也将资本、信息等要素以及不同的空间单元连接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流动空间(Castells，1999)。22多重社会空间维度的整合尽管尺度、领域和网络都为政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从单一维度探讨整体的、多元的政治空间过程仍是有问题的。从方法论上看，单一维度只是为分析更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切入点，常导致概念混乱、对概念的
15、过度扩展、缺乏概念创新等问题(Jessop et al，2008)。其中，对尺度的过度运用尤其受到学者的批评(Howitt，2002；Marston et al，2005)。如有学者指出，尺度概念经常被不假思索地同地方、领域和空间等概念混杂在一起(Brenner,2001)。总之，对单一维度的分析将面临概念泛化与视角狭窄2个问题，因此对多维度的综合分析在社会空间过程研究中显得十分必要。对单一维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对多重维度的探讨而展开。国内外学者对尺度和网络的关系(Bulkeley,2005)、尺度和领域的关系(Perkmania，2007；殷洁等，2013)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其中，尺
16、度与网络的相互建构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一方面强调网络的尺度分化和层级特征(Brenner,2001：Bank et al，2007)，另一方面也关注网络在连接不同尺度并推动“尺度跳跃”(Jumping Scales)中的作用(Cox，1 998)。尽管多维度的空间政治分析受到广泛关注，但这些讨论大多较为零散，缺乏将各维度整合起来的分析工具。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提出“TPSN”框架，包含领域、地方、尺度、网络4个维度，其中每个维度都可作为结构化原则(Structuring Principle)对其他维度产生影响，并作为结构化场所(StructuredField)而受其他维度影响。例如，领域在地方
17、的影响下表现为核心一边缘结构(Jessop et al，2008)。此外，每个维度都存在特定的结构矛盾(StructuralTensions)，因而不同维度的组合也就进一步体现了领域的有界和跨界、尺度的单一和多重、网络的围合和开放等矛盾及相应的政治策略和结构(Jones etal，2010)。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该框架用于对中国城市群的分析中，并进一步)mA“功能”维度(苗长虹等，2015)。基于以上分析，下文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为例，从多个维度对这一社会空间过程进行阐释。3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领域、网络与尺度31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再领域化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中主要有3种再领域化趋
18、势：深圳市产业向合作区的转移，深圳市管制权力向合作区延伸，以及汕尾市对四镇领域的管制重塑。其中，汕尾市在领域上对四镇的管制重构与其面向四镇的尺度问权限调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后文将简要分析合作区建设中资本和管制权力的再领域化(图2)。311深圳市产业的再领域化合作区的首要功能是作为资本再领域化的场所承接深圳市的产业转移，从而缓解深圳市所面临的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即通过将资本同新的领域相结合保证资本循环的持续进行。深圳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较严重的土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广东省于2008年5月启动“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从而为
19、珠三角发展高端产业腾出空间，并带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图3)。剃堕 雠墨图2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资本和管制权力的再领域化Fig2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regulatory power inthe construction ofth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Cooperation Zone万方数据第12期 马学广等：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a固定资产投资总额jR盟j罾舀k矧幺莹k酶图3粤东西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02016)Fig-3 Trends of inve
20、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secondary industry in eastern，western，and northernGuangdong(Data source：Guang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02016)作为再领域化的重要载体，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广东省获得巨大发展，其中包括作为合作区起步项目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因此，合作区的建设首先是由资本的再领域化推动的，其目标在于破解原领域上资本循环的障碍。312深圳市管制权力的跨界延伸由于制度的领域根植性，企业在外移过程中
21、将失去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市所提供的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通过将管制权力延伸至合作区，使企业得以继续享有优惠政策，进而破除了这一资本再领域化的阻碍。为引导企业的转移，深圳市通过管制权力的延伸在这2个分离的领域上建构起了相对连续的制度空间，进而使这些政策安排随企业一起固着于新的领域之上。具体表现为：人园企业在多个方面可享受和深圳同样的待遇，如可使用深圳电话区号、可为符合条件的人员购买深圳社保等。此外，合作区的其他经济事务也由深圳市主导。这一管制权力的再领域化不仅推动了资本的再领域化，还促使合作区的权力结构发生重组，由此合作区不再只是汕尾市承接产业外移的平台，而成为深圳在
22、东部地区的一座“新城”。313小结领域的基本矛盾是有界与跨界之间的矛盾(Jones et al，2010)，这在案例中集中体现为原有行政边界对深圳市资本和权力的约束同其穿越这一领域边界之间的冲突。之所以通过再领域化能得到解决，主要取决于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资本与管制权力在再领域化过程中相互支持、互为条件，资本相比于管制权力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因此资本的再领域化成为管制权力再领域化的先导。而管制权力的再领域化又为资本的再领域化提供了制度保证，进一步破除了资本再领域化的阻碍；其次，尺度在再领域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为广东省推行的省级双转移政策，强调珠三角地区城市与粤东西北地区城市之间的结对帮扶，
23、直接为跨领域的资本和权力延伸提供了政策依据；最后，深汕之间的联系网络为两市协调跨界权力提供了平台，在这一网络中，汕尾市通过让渡部分管制权力换取投资，从而使两市潜在的互补性得以实现。32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网络建构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中，各主体间都存在复杂的交互网络(图4)，其中最关键的两类网络是存在于深汕两市与广东省政府之间的以政治动员为目标的网络，以及主要存在于两市之间的以信息共享为目标的网络。321基于政治动员的网络建构以政治动员为目标的网络主要将广东省分别图4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主要网络Fig4 Major networ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
24、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姒。姗咖湖咖姗咖姗。3322ll旧攀、藁躅酸豁址斌艘匿万方数据地理科学进展 第36卷同深汕两市连接起来。一方面深圳市通过关键行动者的纽带作用动员了省政府，另一方面汕尾市也与省政府在网络中相互动员，由此这一跨尺度网络成为合作区建设倡议进行尺度跳跃的重要手段。在深圳市与广东省的网络建构中，连接两方的关键行动者起了重要作用。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其领导干部常由省领导兼任，这一纽带作用拉近了省市间关系，使合作区建设倡议更容易通过深圳市领导网络节点上升为省级尺度的问题；而在汕尾市与广东省的联系网络中，一方面
25、汕尾市通过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建设构想、进展等参与了对广东省的动员，另一方面广东省主要领导通过对合作区的多次考察和指导，也进一步动员了汕尾市或合作区的不同行动者。总之，在这一网络中，广东省在成为被动员对象的同时，又成为政治动员的推动者。322基于信息共享的网络建构为协调城市合作过程中各方尤其是深汕两市的利益和策略，基于信息共享的联系网络也以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等形式建立起来。深汕特别合作区原为汕尾市下辖的4个镇，由于层级分化的官僚体制，因此深圳市难以同四镇直接开展合作，而需经由其上级行政机关一汕尾市政府进行；同时，省政府的协调也难以直接触及合作区建设的具体问题。因此，深汕两市成为合作区建设的主要
26、力量，二者间的信息共享、沟通协调也就至关重要，主要通过松散的或正式的联系网络进行。在2008年提出合作构想后，两市就开始对合作区定位、目标等进行频繁沟通，并于2011年联合上报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合作区正式成立并运作后，两市交流便进入更为明显的制度化阶段，如2014年4月举行深圳一汕尾对口帮扶工作联席会议，共同成立两市高层决策领导小组等。323小结网络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社会空间关系，因此合作区建设中的网络建构同尺度和领域的重构相交织。就网络建构本身来看，其成功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网络建构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的过程，不同主体间的共同利益是其首要条件，如深汕两市基于共同利益，在提出
27、合作构想后迅速开展对接；其次，网络有非制度化和制度化之分，而先从非制度化网络人手，通过学习、试验或重复博弈，逐步过渡到制度化的网络，有利于提高网络建构的成功率。就跨尺度的网络建构来看，已有制度安排(尤其是尺度上的安排)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联系网络的形态和尺度跳跃方式，如深圳市的行政级别和人事安排对其尺度跳跃方式的影响。因此在网络建构中，应充分利用现有制度中的有利条件，破除或绕过不利条件。3。3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尺度重组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过程中，最强烈的空间权力重构体现为尺度间关系的调整(图5)，尤其是行政权限的尺度间转移，具体表现为广东省赋予合作区地级权限和汕尾市向合作区下放一系列具体审
28、批权限。广东省不仅仅是联系网络中被动员的对象，同时它也试图通过合作区的建设探索后发地区与先进地区合作发展的路径，以破解全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为此，广东省通过尺度的调整，提高开展管制试验的自主性。2015年7月，广东省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定中，明确给予合作区地级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合作区管理事务可直接报省政府及其部门批准。由此，省政府为合作区的制度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进而推动了省级尺度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为培育地方增长极、带动全市发展，并落实省政府要求，汕尾市也在尺度间关系的调整中扮演关键角色，主要表现为对合作区的具体行政权限下放。汕尾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意愿非常强烈
29、，而合作区作为增长极，为吸引投资、带动汕尾经省级尺度地级尺度次县级尺度向7 厂东省卜_ 向上 下的 的尺 尺度 度跳 跳跃 跃赋 、陌怖l 蟊 I汕尾市J：合作区：级权I一I限尺 下度 放上 具移 体权隔 聂_卜卜限图5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尺度间关系调整Fig5 Rescal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ShanweiSpecial Cooperation Zone万方数据第12期 马学广等：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济整体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一背景下，汕尾市政府在2014年10月发布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经济管理权限事项目录(第一批
30、)的公告，将企业注册登记等3 1项经济管理事项委托合作区管委会实施，以提高其在招商、建设、运营等方面的自主性。通过广东省、汕尾市等权力中心的行政权限赋予，合作区获得了超出原尺度的管制权力，实现权力结构中尺度的上移，为合作区探索发展路径、吸引外部投资等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由于管制权力通常是纵向分化的，因此尺度重组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对高尺度行动者的动员。尽管以往研究通常都强调尺度上推、尺度下推等“过程”，但对于高尺度行动者为何能被动员并进行尺度下推，仍缺乏较为直接的探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案例表明，高尺度行动者是因自身利益而被动员起来的，即试图通过尺度下推实现特定利益，如广东省的区域均衡发展。从这个
31、意义上看，高尺度的“第三方”(刘云刚等，201la)在一定程度上并非“被动员”，而是尺度政治中积极主动的参与者。34多维社会空间过程下的制度形态在以上多维社会空间过程中，深汕特别合作区这一城市合作空间内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组，集中体现在渗透了多方权力和利益的组织架构上。从图6可以看出，合作区内已形成相对独立的领域权力主体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这表明合作区同原汕尾市之间已形成一定的领域边界。然而，这一权力主体对该领域并不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实际上它是不同维度的社会空间过程中各主体的权力和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从尺度上看，管委会本质上是不同层级行政主体间的管制权力在合作区这一尺度的协调和融合，其中广东
32、省为保证合作区管制试验的顺利开展，不仅赋予合作区地级权力以提高其自主性，同时也将管委会作为自身的派f：_H机构；同时，为利用两市已有的地方知识和地方关系，管委会也被委托给两市管理。从领域上看，合作区仍位于汕尾市的行政领域内，但同时又渗透了深圳市跨边界的管制权力，因此两市存在主管经济事务(基于跨边界的管制权力)和主管社会事务(基于原有的领域内管制权力)的区分。而在人事的安排上，合作区管委会主任一职也选取了同时具有深圳市和汕尾市政府工作背景的领导干部，党工委书记则直接任用汕尾市海丰县的领导干部，这些职务也由两市共同任免并报省政府批准，同样体现了两市间管制权力在这一领域内的协调和平衡。从网络上看，两
33、市间信息共享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市高层决策领导小组对管委会直接负有指导、协调的责任，而广东省政府也设立协调领导小组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总之，合作区的组织架构本质上是多个维度社会空间过程的集中体现，是多个行动者之间权力和利益关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是，主体间相互妥协而形成的制度安排远非最优的制度安排，合作区前期的组织架构主要存在2个方面问题。首先，两市的权力分配追求对等、平衡的原则，在人事安排上，汕尾市的权力甚至略大于深圳市的权力；而深圳市在合作区建设中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两市合作也存在一定的帮扶性质，这种与资源投入不匹配的制度安排可能影响深圳市的积极性。其次，合作区管委会由三方主体共同领导或管理，
34、极易出现管理混乱、推诿扯皮等问题，影响行政效率。受这些因素影响，加之合作经验不足、利益关系复杂等，合作区建设初期出现了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招工困难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作为广东省区域合作的试验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制度安排也处于动态探索和改进中。2017年9月，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正式通过，合作区正式改为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由此赋予了深圳市更大的自主权，有利于破除两市间的横向协调问题，进一步增强合作区的区域竞争力。图6深汕特别合作区初期的组织架构Fig6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henzhen-ShanweiSpecial Co
35、operation Zone万方数据地理科学进展 第36卷4多重维度问的相互作用及组合关系在以上过程中，领域、网络与尺度等维度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图7)，表1进一步梳理了3个维度间的两两关系。不过，在现实中，这些维度并非总是一个作为影响因素而另一个作为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运作平台，相反，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可能更为多样。l 尺度跳跃耐l： l猫|i J判百套 沟通厕萌磊套氐一、 沟通迫 眇 拶馁 视视 察、 ，一，、察会谈r r r深圳市 合作区垂磊猫汕尾市加-7的路晃翻；柚一 尺?t再下放一徽 引鬟一网络 舂；l花尺度 l。咖艏t。l一一j1士鲕瑚!杪图7作为多维社会空间过程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建
36、设Fig7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Cooperation Zone as a multidimensional sociospatial process具体来看，各维度间主要存在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而不限于一个维度对另一个维度施加影响。表2从“是否同属一个社会空间过程”和“是否在单一维度能被完整解释”两方面区分了这4种关系。其中“是否同属一个社会空间过程”指2个维度所对应的空间过程是否能被拆分为相互独立、完整的2个过程，如汕尾市对合作区的权限赋予尽管同时体现了尺度和领域的重构，但它在现实中是同一个过程；“是否在单
37、一维度能被完整解释”指某一维度所对应的社会空间过程在现实中能否基于该单一维度而独立实现，例如汕尾市对合作区的权限赋予尽管不能被拆分为2个过程，但它可视为一个完整的尺度重组或领域重构过程，而深圳市向广东省的尺度跳跃若离开网络的建构则难以解释该尺度跳跃如何实现的问题。下面将分别对这4种组合关系进行简要阐述。(1)同一关系。即2个维度所表示的是同一个社会空间过程，换言之，一个社会空间过程同时体现了2个维度的重构。如汕尾市对合作区所进行的行政权限赋予不仅意味着合作区因获得地级审批权限而实现了尺度跳跃，同时也意味着合作区这一行政领域本身也发生重构，导致合作区与汕尾其他领域之间形成一条权力边界。在这种关系
38、中，一个社会空间过程只能基于不同的维度进行不同的解读，而难以被区分为2个相对独立的基于不同维度表1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领域、网络与尺度间的相互作用Tab1 Interactions among territory,network，and sca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Cooperation Zone结构化原则结构化场所领域 网络 尺度领域 权力或制度的领域(深圳、汕尾)根植性 领域边界(深圳一汕尾)对网络形态的塑造通过领域(四镇)的重构推动尺度跳跃网络 领域间(深圳一汕尾)的跨边界信息流动 权力、信息、资本等要素
39、的流动 通过网络连接不同尺度并推动向上或向下的尺度跳跃尺度 通过行政权限的下放推动领域(四镇) 网络的纵向延伸(省政府一两市) 行政结构的层级分化；权力在尺度间的重塑 分配的不均衡性表2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各维度间的组合关系Tab2 Types of combination of dimens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万方数据第12期 马学广等：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的社会空间过程。(2)并行关系。即2个维度尽管代表不同的社会空间过程，但这2个社会空间过程是并行的，它们可能由
40、同一行动者发起、作用于同一客体甚至具有共同的目标。如广东省政府为促进合作区建设，一方面通过对尺度的调整赋予合作区管委会地级行政权限，另一方面也通过多次到合作区视察的方式运用这一联系网络对合作区建设中的问题进行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权限下放和视察指导是2个不同维度的空间过程，但它们在主体、客体和目标等方面都是相对一致的。(3)替代关系。即当基于某一维度的政治空间策略受到一定阻碍时，行动者通过对基于其他维度政治策略的运用实现原有目标。例如深圳市与汕尾四镇之间的行政领域边界在现有行政体制下很难突破，故通过建构联系网络同汕尾市政府进行沟通和协商，以推动产业的转移和承接。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不同维度的空
41、间政治过程具有共同的目标和主体，但其中一个维度所对应的过程因受到阻碍(这一阻碍可能正缘于该维度本身的性质)而难以顺利进行。(41实现关系。即一个维度所对应的社会空间过程成为另一个维度所对应过程的实现方式。如深圳通过联系网络的建构动员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而省政府领导对合作区建设这一倡议的关注又使后者实现了尺度跳跃，成为广东省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不能分别从网络和尺度视角被单独解释，因为从尺度视角进行解释时将面临“尺度跳跃如何实现”的问题，因此它不同于同一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更不能被拆分为2个独立的社会空间过程，因而也不同于并行关系；此外，网络的建构也并非因尺度跳跃受到阻碍而采取的替代
42、性方案，相反，尺度跳跃通过网络建构得以实现，因此二者也并非替代关系。5结论与讨论51结论基于对社会空间过程多维性的认识，本文从领域、网络和尺度3个维度人手，分析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再领域化、网络建构和尺度重组过程，并对这3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探讨。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空间的合作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形式，它具有很强的复杂性、综合性和系统性，不仅涉及投资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空间过程，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权力格局的重构等政治空间过程，因此需要两城市更高强度的投入和更深入的协调。从此角度看，基于空间的合作是城市合作的一种高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空间成为城市间经济和权力关系调整的舞台
43、、工具和结果，空间的生产伴随着城市间合作关系的生产。(2)在基于空间的城市合作中，领域、网络与尺度等空间维度都参与进这一复杂的社会空间关系重构。其中，再领域化涉及资本的再领域化和管制权力的再领域化，前者因资本较强的流动|生而成为管制权力再领域化的先导，而后者则为资本的再领域化提供制度支撑；网络建构涉及政治动员和信息共享两方面，当基于政治动员的网络被尺度所分化时，它可能成为向上或向下尺度跳跃的重要手段；尺度重组主要涉及跨尺度政治动员和权限调整，其中高尺度行动者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它也试图将自身利益嵌入跨尺度的行动策略。各个空间维度所对应的社会空间过程最终将共同塑造城市合作空间特殊的制度形态，
44、而这一制度形态也同时是多个行动者之间权力和利益关系相互妥协的结果。(3)在以上社会空间过程中，各个维度之问也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每个维度都对其他维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表现为多样的社会空间过程。具体来看，在合作区建设中，以“是否同属一个社会空间过程”和“是否在各维度都能被完整解释”两方面为标准，各维度间主要存在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相比于以往单一维度的空间生产研究，本文不仅同时从尺度、领域、网络3个空间维度着手探讨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同时也关注各个空问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总结了各维度间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这对下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
45、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2讨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案例表明，共同利益是城市合作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城市合作空间的生产能够在不同方面同时满足多个主体的利益时，这些主体就倾向于通过不同维度空间关系的调整参与到这万方数据地理科学进展 第36卷一空间的生产中，如广东省政府作为高尺度的“第三方”，在合作区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而非被消极动员，其根本动因正是广东省欲借助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区域均衡发展的管制试验。不过，“共同利益”并非意味着各方利益完全一致，在实践中它更多地意味着利益的重叠，而对于其中相冲突的利益，各方更多地通过谈判和妥协进行协调。例如，汕尾市为吸引外部资本、打造地方增长极，在
46、行政权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如将合作区的经济事务管理权让予深圳市，同时下放一批经济管理权限等。而当潜在的重叠利益不足以支撑合作中的成本投入，或这些相冲突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协调时，合作就易于陷入僵局，如深圳、东莞、惠州交界处的“坪新清”合作区倡议的搁置。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政治动员和制度建设扩大城市问共同利益、协调冲突利益的过程。而对利益、制度、权力等概念的强调则进一步表明城市合作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空间过程，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应更多地借鉴政治学的相关方法、理论或范式。此外，就多重空间维度间的关系来看，除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所体现的4种组合关系外，不同维度间也可能存在其他组合模式，如
47、对抗关系，典型表现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阻止人员上访，即通过将行动者限制在一定的领域边界内部阻止其跨边界、跨尺度联系网络的建构。总之，在复杂的社会空间实践中，各个维度的关系更可能是相互纠缠、难以区分的，而本文所总结的4种组合关系也仅仅是对少数较为典型的维度间关系的形式化描述，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更为系统地对空间政治过程中的多维度互动模式进行总结，并提高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形成探讨多维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参考文献(References)晁恒，马学广，李贵才2015尺度重构视角下国家战略区域的空间生产策略：基于国家级新区的探讨J】经济地理，35(5)：18【Chao H，M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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