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黄凯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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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稿日期:2017-10-05 修回日期:2017-12-06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冲突与规避研究”(编号:CUG2016G08)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黄凯丽(ORCID:0000-0001-8024-2963),女,1990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研究;赵 频(ORCID:0000-0001-6072-3065),女,1972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评估、就业与社会保障。通信作者:赵 频“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黄凯丽 赵 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摘 要 目的/意义目

2、前对于“一带一路”已有多角度的解读,但缺乏国家层面整体政策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领域、发展方向和解决当前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过程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在整体方面对政策文本形式、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涉及领域和政策年度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在具体方面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角度对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进行特征分析与研究。 结果/结论研究得出目前处于政策规模化发展阶段;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化但缺乏针对性;政策工具的使用符合一般规律但差异化特征明显。建议加强宏观指导,注重国家层面政策的宏观性与长远性;政策由数量的规模化到内容的专业化、针对性发展

3、;选择性地加强政策工具的使用及实施力度。关键词 “一带一路” 政策文本 政策工具 量化研究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8)01-0053-06引用格式 黄凯丽,赵 频.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情报杂志,2018,37(1):53-57,46.DOI 10.3969/ j. issn.1002-1965.201710033Policy Textual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

4、nstrumentsHuang Kaili Zhao Pin(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Now many researchers are study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but little focus on the view ofpolicy. Research on B&R policy of national level is of great s

5、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key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lso im-portant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used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ology. On the whole, the researchwas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text format, subject of policy-mak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i

6、me and policy areas. And in specific terms,the policy tool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 policy. Result/Conclusion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the B&R policy now is in a large-scale development stage; secondly the policy-making subject is diversified

7、 but lacking spe-cificity, thirdly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rule but the differentiation is apparent. Based on the abovefindings,we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the macro guidance enhancement, policy content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elective andeffective

8、 the policy tool implementation, for purpose to provide policy makers with a systematic referenc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policy texts policy tools quantitative research0 引 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之路”的倡议,即“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简称B&R)。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先后纳入多

9、个国家级重要规划。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一系列涉及经济、文化、基础建第37卷 第1期2018年1月 情 报 杂 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Vol.37 No.1Jan. 2018万方数据设等各方面的政策不断出台,政策数量和政策类型呈现几何式增加。根据公共政策词典的定义,政策是“政治或行政系统的产出,通常以条例、规章、法律、法令、法庭裁决、行政决议以及其他形式出现”。本文所研究的“一带一路”政策是指由政府出台的、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规性文件总称。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梳理与研究,目的是深入了解“一带一路

10、”发展历程、重点领域和国家重视程度,以期对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制定和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良好的开端,总体布局已经初见,但发展时间较短,对于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各政策制定主体中间的协调程度如何,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以及需要在哪方面加强改进,值得进一步地系统研究。1 研究综述目前,“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内涵解读1-2、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对策3-4、实现基础5和国内各省战略规划6-7等方面。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8-9,大多从大国崛起角度解读其内涵10,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中国的承担能力11与深层政治动机的质疑

11、12-13。然而,直接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一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设计探讨。杜巨昌14引入“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设计目标、差序性、效果进行梳理分析,提出政策设计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及加强内外协调的政策设计建议。为了减少政策沟通障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路艳丽15建立政策沟通分析框架,针对政策沟通障碍的表现提出增强沟通意识、制定核心政策目标及增强政策支持的建议。张可云16认为“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撑体系包含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区域政策,从整体和个体角度针提出建议,从而提高三大政策的战略保障效果

12、。二是针对“一带一路”某一具体政策的专项研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王辉17、杨志勇18等学者分别对“一带一路”环境社会政策、语言政策和财税支持政策进行梳理与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在定性分析方法上,刘婷婷19通过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对“一带一路”财税政策进行梳理,对如何发挥财税杠杆作用、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财税政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朱源、施国庆等20使用政策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专家讨论方法,研究制定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提出政策框架要素及主要参与方。在政策分析方法上,近十年定量分析方法兴起,成为政策分析的主流方法,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成为政策文本定量分析方法关

13、注的重点。在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中,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的研究非常多,例如曾婧婧21、黄萃22、黄菁(2014)23分别利用政策工具方法分析了泛珠三角合作政策、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然而,目前鲜有学者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政策文本进行综合研究。本研究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层面相关具体政策入手,使用政策工具方法并结合对政策内容的定性分析,将会是一个创新的尝试。2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2.1 样本选择 本文所选取的政策文本来源于政府公开文件,从中央政府相关部委门户网站及中国一带一路官网进入相关专栏内进行筛选,选择与“一带一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涉及主题的

14、政策文本数量较多,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准确性及代表性,对文本的选取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政策制定主体的选择上,必须是国家级行政机关及国家各部门,不包含地方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二是政策内容上,涉及“一带一路”必须有相关具体措施,只作简单的提及不能算作有效文本;三是政策文本类型上,具体包括规划、意见、通知等正式的形式;四是时间节点上,选取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即2013年底至2017年5月发布政策。按照以上原则,共选取相关政策文本共300多份,最终梳理有效文本211份。2.2 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选取并梳理国家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从整体上对政策文本形式、政策主体、涉及领

15、域和政策年度系统分析,掌握“一带一路”政策的整体发展现状;在具体内容方面,使用政策工具方法将政策内容进行分类和编码,并将符合框架的政策编号进行频数统计,通过对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角度对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进行特点描述与研究。最后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的研究中发现“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主要特点及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系统的参考信息。3 政策文本综合分析3.1 政策文本形式 在涉及“一带一路”的211份政策文本中,涵盖了规划、意见、方案、纲要、通知、计划、要点、报告、指南、声明、决定、公报、办法、通报及其他共15种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表1显示,从45 情 报 杂

16、志 第37卷万方数据数量上看以规划、意见、方案、纲要、通知五种形式出现的文本依次最多,占政策文本总量的80%以上。从内容上看,规划、纲要、通知、计划主要是对政策进行规划和指导,是带有引导的政策文本,一般包含具体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发展规划、具体措施等。这类政策占到政策文本总量70%以上,在各个领域的重要规划计划中都有体现,表明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很多自上而下的引导政策,反应了国家对其建设的支持和重视程度。但法律法规性质的政策文本偏少,在规范方面较为缺乏。相比之下,以方案、指南、办法等形式出现的问题解决类政策的文本较少,仅占总数的15%,远远少于引导型政策的数量。表1 “一带一路”建设

17、相关政策文本形式统计规划意见方案纲要计划要点报告72 53 26 13 11 7 6指南声明决定公报办法通报其他5 4 4 2 2 1 43.2 政策制定主体 “一带一路”政策制定权威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第二类为国务院;第三类为国务院各部委,包含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环保部、教育部)及国务院直属机构(如国家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等)。由表2可见“一带一路”政策主体呈现出三个特点:政策主体多元化。三类政策制定主体单独发文数量占总数的77. 25%,各政策制定主体联合发文为48份,表明“一带一路”政策制定

18、主体多元化和政策内容多领域。 不同部门对“一带一路”关注程度不一。在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的模式下,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交通部对“一带一路”政策关注度较高,制定的政策文本数量大,表明五通代表的基本领域是政策关注的重点。 各部门联合决策表2 政策制定主体发文数量统计部门名称单独发文部门名称单独发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科技部3中共中央1财政部1国务院48司法部1国务院办公厅19环保部2国家发展改革委30国家税务总局4交通运输部8最高人民检察院1商务部6最高人民法院1农业部5全国普法办公室1外交部12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1教育部5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1国土资源部1

19、国家民委办公厅1工业和信息化部4国家能源局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中国保监会1文化部2国家认监委1程度高。由多部门共同制定的政策占总量的22. 75%,各部门合作较多配合较为良好。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参与联合发文次数最多,国家层面政策注重整体规划。图1 政策制定主体联合发文比例图3. 3 政策涉及领域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加强五个方面的合作,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代表了“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和发展方向,本文以此为

20、基础,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一带一路”政策划分为综合、交通运输、农业、经济、物流等16个领域(见表3)。统计结果显示综合类最多,其次是包含贸易、金融、工业和制造业的经济领域,再次是行政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时间特点上,涉及领域逐渐向广泛、全面化发展。由最初集中设施联通方面,逐步向更加全面的“五通”发展。表3 “一带一路”政策文本涉及领域统计政策领域数量政策领域数量综合55法务4交通运输12医疗卫生3农业8文化教育16经济49科技7物流6信息化5基础设施8环境保护5行政17能源10税务4民政23.4 政策年度 从2013年底提出以来,我国“一带一路”政策数量与内涵不断丰富,地位不断提升,

21、已上升成为国家整体战略规划。由图2可得:政策文本数量逐年增加。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相关政策成几何式增长,政策涵盖各个行业和领域,各部门将其作为规划目标和任务。 重大时间节点后政策数量明显增多。根据具体时间特点显示,2015年3月政策数量上升,在此之后整体较多并于2016年底达到一个峰值,内容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 愿景和行动发布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明确了其宗旨和目标,“一带一路”政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和增长的稳定性,同时也说明国家的重55 第1期 黄凯丽,等:“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万方数据视程度逐渐加深。图2 政策频次时间分布图4 政策工具分析

22、4.1政策工具整体分析 政策工具是指达到具体政策目标的手段、方法和措施,其类型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国内陈振明24教授将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三大类。在参考国内普遍认同的分类方法基础上,本文选择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豪利特和拉米什25的分类方法,按照政府介入程度的由高到低,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具体特点,将政策工具划分为3类12种。第一类为结构式强制工具,是指基于权威所产生的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权力自上而下产生,在形式上为法律法规、目标规划、工作制度,基础建设;第二类契约式经济工具,是指基于合同的

23、政府部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强制性政策工具相比更具有效率和灵活性,在形式上为税收优惠、财政投入、财政补贴及示范建设等;第三类互动式影响工具,是指基于影响力的政府部门公共事务的管理,在形式上表现为完善市场、学习交流、信息支持、人才培养。根据政策工具的划分办法,通过对211份政策文件的梳理共整理出547条具体政策文本,并对政策文本的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形成了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并将统计结果汇总如表4所示。表4 “一带一路”政策工具使用频数统计表政策工具工具名称政策条文编号计数百分比结构式强制工具法律法规(1) 26-1,143-1,162-1,166-1,21

24、0-1 5 0.9%目标规划(2) 2-2, 211-2 111 20.3%制度建设(3) 14-3,15-3,16-3,19-3,20-3 206-3,208-3,209-3,210-3,211-3 66 12.1%基础建设(4) 1-4,9-4,11-4,15-4,18-4 204-4,208-4,209-4,210-4,211-4 56 10.2%小计238 43.5%契约式经济工具税收优惠(5) 20-5,38-5,111-5,118-5 199-5,208-5,209-5,211-5 11 2.0%财政投入(6) 18-6,20-6,33-6,38-6 204-6,208-6,209

25、-6,210-6,211-6 30 5.5%财政补贴(7) 50-7,96-7,111-7,114-7,120-7 208-7,209-7,210-7,211-7 15 2.7%示范建设(8) 24-8,49-8,68-8,78-8,83-8 208-8,209-8,210-8,211-8 29 5.3%小计85 15.5%互动式影响工具交流合作(9) 7-9,14-9,20-9,25-9 208-9,209-9,210-9,211-9 68 12.5%信息支持(10) 7-10,20-10,25-10,49-10 204-10,208-10,209-10,211-10 41 7.5%人才培养

26、(11) 20-11,36-11,49-11,50-11 208-11,209-11,210-11,211-11 28 5.1%完善市场(12) 8-12,12-12,17-12,20-12 208-12,209-12,210-12,211-12 87 15.9%小计224 41.0%合计547 100%根据政策条文编码统计,在“一带一路”政策中,结构式强制工具使用最多,占比43. 5%,是互动式影响工具次之,为41%,契约式经济工具为15. 5%,使用频率最低。根据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可见:在结构式强制工具的使用方面,重目标规划轻法律法规。目标规划类使用最多,也是所有政策工具中使用次数最多的,为

27、111次,占所有政策工具比重的20.3%,说明“一带一路”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建设,这种推动建设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也是由内向外的。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占有一定比例,契合了“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的建设规划。法律法规仅使用了5次,说明法律法规保障有待加强。强制型工具较为直接,更易于明确管理责任和实施管理,比其他工具更有效率,在政策初期起到重要作用。契约式经济工具使用方面,重财政投入轻税收优惠和补贴。契约式经济工具使用整体少频度低,在频率统计中仅占15. 5%。其中财政投入使用30次,国家更倾向于用投入资金的方式进行供给,“一带一路”发展初期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建设,但仅依靠国家的投入并

28、不能充分调动市场活力。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是政策工具的具体方式,同时也是调节市场的经济手段,使用频次分别为11次和15次。这65 情 报 杂 志 第37卷万方数据两种工具的积极作用在于可以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供给需求结构的调整,应适当增加使用频率。契约式经济工具的优势在于具有效率和灵活性,对产业发展和调动市场活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目前能够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的政策工具使用明显不足,市场参与不够充分,社会参与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因此需要适当增加其使用数量。在互动式影响工具的使用中,重完善市场轻信息支持和人才培养。互动式影响工具的使用仅次于结构强制型,二者比

29、重相差较小。其中完善市场措施使用较多,占政策工具总数的15. 9%,表明在政策制定时较为注重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相关领域建设,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然而,从契约式经济工具的使用状况可知,缺乏实际的政策支持。交流合作的内容为86条,占比重的12.5%,“一带一路”建设是综合性的,政府间交流合作必不可少,并且这种沟通与交流不仅局限于国内政府与部门之间,也是与国际的。信息支持类仅有41条,占7. 5%,国家对有利于“一带一路”各领域的科技信息扶持政策投入存在不足。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和保障,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人文交流,智力支持必不可少。但当前人才培养工具使用频率较低,仅占5. 1%,政策在对

30、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相互学习方面缺乏支持力度。4.2 政策工具的时间序列分析 目前随着时间的推进,政策数量呈规模化发展,由图3可知,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都呈上升状态且增加幅度大,但使用并不均衡,这一状态在2015年以后尤为明显。 2016年以前,强制型工具使用次数最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政策数量的增加,互动式影响工具的使用迅速增加并在2016年超过强制性工具,但总体上仍然是强制型占主导。契约式经济工具整体使用较少,但呈直线上升状态。这是由于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倡导者与设计者,在初期强制性政策工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是常用方式。从政策工具演进的一般规律来

31、看,目前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阶段,三种政策工具的使用仍然会随着政策数量的增加而增多,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达到平衡状态。 (注:2017年数据截止到2017年5月)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还正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非制度性、行政化的手段,法律性、市场化的手段则运用较少。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性规划中,即便是对某一个领域的规划,三种政策工具类型都有使用,说明是一种全方位的调动。 愿景与行动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宗旨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32、”。政策工具的运用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与宗旨。图3 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使用按时间序列统计5 结 论目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处于上升状态,其政策体系框架已经建立。从政策文本类型来看,“一带一路”政策体系基本已经涵盖所有政策类型,包括规划、方案、通知、办法等在内的15种类型;从政策制定主体来看,基本涵盖了所有国家层面的所有部门;在涉及领域来看,政策涵盖“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宗旨所覆盖的所有行业领域;从政策年度来看,政策数量逐年递增且连续性较强;从政策工具角度来看,基本涵盖了所有政策工具类型,且趋势符合一般规律。所以综合得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国

33、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宏观层面看,目前仍处于政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规划,也只是确定一个基本的框架。根据政策阶段的划分,对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政策的宏观分析,可以将其总结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起步阶段(2013年底至2015年3月)。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刚刚提出,以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重要标志,国家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互”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设施联通方面,政策类型以规划、方案为主,是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规划。第二阶段是政策规模化阶段(2015年3月至今)。以2015

34、年3月愿景和行动的发布为主要标志,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共建原则、合作框架和总体思路。这一阶段政策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政策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在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契合提出时加强“五通”的建设的要求。因此,综合来看,我国“一带一75 第1期 黄凯丽,等:“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万方数据路”政策目前处于规模化的发展阶段。第二,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化,但针对性有待加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的规划,这决定了“一带一路”政策必然出自多个部门。政策制定主体在各自领域与权限内制定政策且横向配合良好,共同构成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体系。一方面

35、,各政策主体都将“一带一路”作为本部门与领域的发展机遇,在政策制定上向“一带一路”建设靠拢,但目标分散且笼统,政策内容涉及领域广、数量庞大但不够深入,对本行业领域的具体规划、指导和分工并不多。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发展阶段,将不可避免的遇到诸多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目前存在着规划指导类政策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办法少这一现实。第三,政策工具的使用符合一般规律,但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从政策工具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目前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政府是主要倡导者和设计者,强制性政策工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是常用方式。随

36、着政策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完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等制度性工具的使用将会增加,同时,市场主体逐渐介入,将会使以合同契约等市场化手段的使用逐渐增加。目前结构式强制性工具使用较多,但内部结构失衡,集中在目标规划、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政策工具使用较少且相对分散。契约式经济工具整体使用不足,鼓励市场参与的税收手段和财政手段较少,市场参与仍需政策调动。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实质性的调节作用,因此需要重视契约式经济工具的使用,适当增加其数量。在互动式影响工具中,重完善市场和政府交流,轻人才培养。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市场建设、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是应有之义,但人才是“一带一路”建

37、设的基础和保障,重视相关人才培养的政策工具使用不容忽视。6 建议与展望一是加强宏观指导,注重国家层面政策的宏观性与长远性。政策既是一种规范和保障,也是一种方向上的引导。国家层面应基于全局视角,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统筹规划“一带一路”的各方面和层次,平衡各方利益,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在为参与主体指明方向的同时也对其行为进行制度化的保障和给予约束。在注重政策制定的宏观性同时,也要注重国家层面与区域、地方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着眼于解决长远发展中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继续加强国家层面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政策制定要具有国际视野,根据国别情况,适应

38、其价值取向,制定不同的交流、合作方案及机制。二是政策由数量的规模化到内容的专业化、针对性发展。继续推进和强化“五通”的建设。各政策制定主体在积极向“一带一路”建设靠拢时,应制定本部门领域内专业的规划政策和对接政策。当政策由规模化阶段步入一个稳定的阶段时,将注重质量与专业性。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阶段,国家的引导规划类政策有助于其更好地发展,但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实施过程中不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因此要适当增加办法、决定、方案等问题解决类的政策。例如,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司法需求和法律政策,提供法律与制度上的保障。在对外政策方面,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要做好与沿线

39、国家的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以确保编制出的相关规划和方案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选择性地加强政策工具的使用及实施力度。根据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并综合地加以应用。具体来说,首先要提高契约式经济工具的使用比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参与者,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和完善市场,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企业提供便利。适当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行业和地区建设的投入,在有条件地区开展试点工程和示范建设,发挥政策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地调动企业积极性,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其次,互动式影响工具使用应均衡化,尤其是注重人才

40、培养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科技、经济、能源、法律等专业领域,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必不可少,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和需求应更明确、更具体化。完善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引进机制,政策对教育投入适当倾斜,鼓励国内高校发挥学科优势和资源优势,依托官方、民间智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与人才的支撑。参考文献1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38-544.2 王 宛.成志杰. “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内涵与外交布局J.东南亚纵横,2015(4):3-9.3 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J.学术前沿,2015(5):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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