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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庸两称“仲尼”考释传为子思之作的中庸，在朱熹所订第二章和第三十章， 两次直呼“仲尼”。这一现象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众所周知，仲尼是孔子的字，而子思是孔子之孙。孙子直呼 祖父的字，引发的首要问题是，这是否违背了古代的避讳制度？ 最早产生疑问的是南宋王十朋：“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 者乎？ ”（策问）他还据此推断中庸一书或有汉儒“附 益之伪”。无独有偶，朱熹也有多位弟子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分 别见于朱子语类中庸或问和答陈安卿中，朱熹的解 答是“古人未尝讳其字”；而对于其中缘由，他却没有深究，所 以朱熹有时也含糊其词地说“恐在当时为可耳”。实则，表示不 确定之义的“恐”字大可不必出现，
2、因为孔子门人编纂的论语 中，亦有六处“仲尼”，甚至直称孔丘之名。这至少意味着，在 那个时代，避讳不是必须的。与论语一样，中庸不但未 讳其字，而且未讳其名，第十三章即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进言之，不论是由于“古人未尝讳其字”，还是因为周代 “无酷讳”（王观国名讳），抑或是基于“不逮事父母，则 不讳王父母”（礼记曲礼），中庸都是可以称“仲尼” 的。因而，依此而认为其中有汉儒之附益，或说“仲尼祖述尧 舜一语，一定不是孙儿的话“（陈荣捷初期儒家），均不 能成立。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庸为何两称“仲尼” ？ 关于此，学界的看法大致有六：第一，“古人称字者最不轻”。 这是宋魏了翁在答张大监
3、中提出的观点；明蔡清四书蒙弓I 也说“古人重字，如子思之于孔子，亦称仲尼云”；日狄生徂徒 中庸解第三十章注亦曰：“称字者尊之至也。”而字之被尊 崇，在于它代表一个人的品德。这一观点照应了 “仲尼”的出场， 但何以同为敬称的“子” “夫子”等没有被这两处采纳，却无法 得到合理的说明。再者，认为古人重字，似也存在理解上的偏颇。 仪礼士冠礼礼记郊特牲皆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一 表明取字的目的是敬名。也就是说，称字的原因在于，尊贵的名 不能随意被称呼。故而，称字是敬其人，而非敬其字或重其字。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隋刘炫孝经述义才说“称字轻于称名 矣”。第二，“明非一家之私”。元王义山稼村类稿主张， 第
4、三十章起到了 “萃天地造化于夫子之一身”的神妙作用，第二 章“称仲尼者再”则“系仲尼于中庸之上”，“盖以夫子集中庸 之大成者也”，两章都意在揭示，子思是把仲尼视为具有普遍性、 超越性的六经之道的代表，而非自家之祖父：“仲尼者，六经之 仲尼也、千万世之仲尼也，吾岂敢私之以为己祖哉！ ”清龚元玲 四书客难所云“首引仲尼之言，此言仲尼之行，皆举其字， 明非一家之私也”，与王说属于一类。毋庸讳言，王、龚的观念 中充满了强烈的崇古崇圣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下做出的判断，虽 然独树一帜，但很难保证客观公允。第三，“所引书之本文”。 王阳明嫡传弟子季本之中庸私存宣称，第二章“所引书之本 文也”，故“著仲尼字”，
5、而后文引孔子的话“止称子日”， 则是由于所引为“当时所记之文”。这种说法纯属猜测，没有充 足的证据，亦未解释第三十章“仲尼”的再次出现。第四，“自 填讳”。清袁枚随园随笔主张，中庸中的“仲尼”乃“自 填讳”而来，非子思本人所写。所谓“填讳”，亦名“题讳”， 指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时，请人代写祖先名号。可 是，袁氏之说实难成立。首先，子思是在著书，不是写行状或碑 志；再者，“填讳”现象出现较晚，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所云”是宋人已称填讳矣”虽非确考，但将这一现象推至先秦， 无论如何都是过头的。第五，“特笔”。在中庸谊诂里，清 马其昶认为，中庸“两书仲尼，特笔也”。在马氏看来，孔 子有实
6、实在在的参天地、赞化育的尽性之功，但他有德无位，因 而其功绩不像“以大德受天命”的舜、文、武、周公等那么容易 被人知晓，职是之故，子思用直呼仲尼的特殊笔法来刻意彰显孔 子之德。而反观历史，中庸两次直书“仲尼”的确引起了后 人的注意，但这种做法并未达到“昭明圣祖之德”的效果，反而 引发了对子思作中庸的问难。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反 面构成了对马其昶之说的证伪。第六，明下文“子日”皆夫子之 语。日伊藤仁斋中庸发挥注“仲尼日”一条说：“此称仲尼 者，明下文所引子曰者，即皆夫子之语也。”中井履轩中 庸逢原的注解与之文字稍异、语义则同。分析地看，他们的解 释确有发人所未发之处，然而却无法回答中庸为什么
7、放弃“孔 丘” “孔子” “孔夫子”等能起到同样作用的称呼，且二人与季 本一样，亦没有对第三十章的再呼“仲尼”作出说明。如上诸说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却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中 庸它处引孔子之言皆称“子日”，何以仅此两处例外？实则， 只有联系上下文而统观中庸，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 剖析。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仲尼”为主语, 比较容易理解：称字可以表示尊敬，且比“孔子” “孔夫子”等 “外之之辞，孔姓之通称（中庸或问）更能避免误解；而 若延续上文体例，冠以“子”字，作“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则又不太合乎语言习惯。可见，“仲尼”是第三十章的最佳选择。 那么，第二章以“仲尼日引入
8、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主要取决于 其上的第一章。第一章讲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等高度抽象的哲理，体裁是议论体，而第二章却忽然转为 语录体，这自然就需要标明语录的言说者。标明的方式，应力求 准确但又不失敬意，因此“仲尼”仍是最合适的。在首条语录指 明作者的情况下，下文再引他的话，为了省文而简称“子曰”就 完全可以。而假如径直以“子曰”衔接第二章的引文，则具有通 用性质的尊称“子”具体指向何人，就不甚明确。引人思考的是，亦在礼记中、同被视为子思之作的表 记坊记缁衣等皆以“子言之”开篇，为何偏偏中庸 选择了不同的著述体例？是否可依据“子言之”和“仲尼日”的 相似性，而认为中庸的原本乃以第二章为开篇呢？当然不能。 事实上，“仲尼日”的字眼，恰可证明此章非中庸原本的首 章，否则开头就不会是“仲尼日，而应为子思惯用的“子言之”。 由此可以推断，原始的中庸文本就是以第一章为开篇，下接 “仲尼日为第二章，今本中庸未对这一部分进行改编。有 鉴于此，武内义雄子思子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把中 庸第一章视为后人所加的观点，就需要重新审视。（作者：曹树明，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202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