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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与本位论唐宋学派主要代表唐顺之针对地方法官毛六明提出的“自然论”，无疑是批判史学的一个 重要概念。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一论点产生的时间、背景仍没专文论及，甚且对其具体 内容的剖析、评判，也时有不尽如人意、不妥帖之处。今不避固吝，试考辨、剖析如下， 以期能有所助益。一、答茅鹿门知县答茅鹿门知县的撰写时间，可从两点考证:第一，书信称茅坤为“知县”。嘉靖十九 年（1540）三月，授茅坤青阳令;六月，茅坤赴官，然只任65日便因父丧而“东归”。这 之前茅、唐二人并无交往、过从的记录，因此唐称茅“知县”，当是对其丹徒令一职的称 呼。唐顺之长茅坤5岁，从嘉靖八年（1529）中会试、殿试后，
2、就一直在京任职;而茅坤 在嘉靖十七年参加会试前，一直在其家乡归安一带活动，也基本上无法与远在帝京（北京） 的唐顺之有过多的交往，答信中“时得一面晤”也直接表明了这一点。第二，文中“鹿门 东归后，正欲待（疑为持字）使节西上” 一语，也是判断的关键。茅坤任青阳（今安 徽省青阳）知县，因归老家（浙江归安，今湖州）奔父母丧，正吻合唐顺之所说的“东 归”；而服阙，选补丹徒县令，在唐顺之的极力劝说下赴任，也自称得上是“使节西上”。“使节”，是文雅的称呼，指镇守一方的长官所拥有的节，即嘉靖二十三（1544）年二月 茅坤赴任丹徒令。第二年冬十二月，茅坤即召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未几，徙吏部稽勋司主 事。因此，“正
3、欲”二字，恰表明茅坤在唐顺之的劝说下，正要动身。据此一点，则答 茅鹿门知县当作于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就任前的一段时日，即旧历二十二年年底，唐时年 38岁。又，据茅坤自己撰写的丹徒纪事：“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服阙，癸卯（嘉靖二十二 年）秋始及谒选补丹徒。”又言“予时以哭先人之丧过瘠，病怔忡，日怖死，业欲毁檄矣。 友人唐司谏过予强之，且日：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丹徒多名医，君姑 之官而医，医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就是说，二十二年秋始选 补丹徒令，但不欲就，是在唐顺之的极力劝说下始就任，“过予”一词说明是唐顺之亲自 从自己的家乡武进赶到湖州去劝说的，而之前唐也要耳闻其事，这都
4、势必要滞后一段时日。还能考知的是，另一表明“本色”论的书信与洪方洲书，其写作时间略滞后于答茅 鹿门知县。这是因为与洪方洲书中提及的三点：一是，“向曾作一书与鹿门论文 字工拙在心源之说，既然称“向曾作”，时隔就不会较长;二是，“四十余年业障一 时顿销”，既然是“余”字，也不会多到哪去;三是，“又以病不能行庆吊、应人事”， 正应唐顺之中年以后体弱多病的记载。所以，正在这一时期，可用来一并讨论其文学思想。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过几次迁跃。嘉靖十二年前，“素爱蟀响诗文， 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王慎中），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
5、之能御矣。故癸巳（嘉靖十二年）后之作别是 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年近四十，疾疾忧患之余，乃始稍见古人学问宗旨只在性情上理会，而其要不过主静之一 言，又参之养生家言，所谓归根复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数年来绝学捐书，息游嘿坐， 精神稍觉有收拾处。然宅舍摧塌，修补为难，譬如败家荡子，早年纵浪于声色狗马，糜费 百端，及至转头而囊箧相然矣。（卷五寄刘南坦书）仆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谓有志于学也。自年近四十，则心益苦。盖尝参之闭门静坐之中， 参之应接纷扰之中，参来参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虽其茫乎未之有得，而 隐约之间，若或有一罅之见焉，则亦不敢自昧也。（卷六与聂双江司马书）年近四
6、十，觉身心之卤莽而精力之日短，则慨然自悔，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稍稍见 古人涂辙可循处，庶几补过桑榆，不尽枉过此生。（卷七答蔡可泉书）这些书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年近40时的人生感慨和况味。概括而言，其转变的 直接诱因有二:第一，嘉靖十九年（1540）冬十二月（其时唐已34岁），因上疏来岁朝正 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而惹怒世宗，唐顺之被夺职为民。不得已，出都家居， 卜筑阳羡山中。此际唐顺之的心情自然不能平静。第二，疾病缠身。其答茅鹿门知县 即直称自己为“槁形灰心”之人，说“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方才能有一些举措，了却 三年来的“文字债”。为此，唐顺之一方面“闭门静坐”，静养生息
7、;一方面“参之养生 家言”，倾向学道，与洪芳洲书就提到“承抄道书”，其所抄的道书，也即下文说的 “丘长春语录马丹阳语录，唐顺之甚至还特意嘱托洪方洲留意“于藏经中检出” 别的刻本。这种心境下参悟，“乃始稍见古人学问宗旨只在性情上理会”；于是，幡然醒 悟，“慨然自悔，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稍稍见古人涂辙可循处”。对此，唐顺之自 谦为“一罅之见”。这种见解，实际上就是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中直言的“本色论”。二、关于真精神与上古嘴唇语索的缺失嘉靖二十三年，唐顺之居中调停茅坤与其顶头上司镇江知府林华（字廷彬，号巽峰）之间 的矛盾，这也即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说的：“林与茅不相能而并善于公，公深疑 于两贤之
8、不相厄，恳恳以下交之说劝之巽峰，而复以上交之说为鹿门告。”既然能以私交 居中调停，可见唐、茅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自是比较亲近。因此，在私密性的信件的商 讨中，自可吐露其真实的见解。另外，这一时期，唐罢官家居，茅居父母丧，都比较有闲 暇时间来商讨。茅坤先有复唐荆川司谏书，提出“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 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 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同哉！”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T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T.文字者，此则有说其不语人以 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只就文
9、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 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 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 if束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 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 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 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 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
10、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 人读其诗，舐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 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在唐看来，此际所探究的，已非仅限于“求工文字”；就是说，已越过单纯的寻求文字之 工的阶段，而意在探寻文章生色的本源，即需知“源委本末之别”。因为文章家所言的“绳墨布置，奇正转折”，在唐看来虽“自有专门师法”，却因缺乏“精神命脉骨髓”而 流为下乘。下文中批评“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本色卑”也就 是这个意思。那么，文章生色的本源在于什么呢？即有“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各自其 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或
11、者说源自“本色”。如能做到这一点，作者 断言，“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稣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 绝好文字”。否则，只能是“影响剿说” “盖头窃尾”而不达其旨，最终是作品的“湮废” 不彰。不过，本色中还有高、卑的问题，如果“真”，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就是本 色高，如陶渊明般高洁纯真者，即便不苦心经营技巧、章法，“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 信手写出”，亦能写出一流的作品，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至若沈约，一味地刻意经 营，纵使“苦却一生精力”，“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其诗仍不免“捆缚龌龊，满卷累牍”，难以写出传诵千古的名句。此处的“真”有必要再补说一下。“真
12、”与“伪”相对，也即卷五寄黄士尚中所言的“洗涤心源，从独知处着工夫，待 其久而有得”，达到“青天白日不欲不为之初心”。这种“初心”的观念，实源自王阳明 的心学，其直接的影响则是与之交好的王畿，嘉靖十一年(1532),时在京任吏部稽勋、 考功主事的唐顺之晤见王畿，“部中首举公(唐顺之)为编修，校对累朝实录。时则 王龙溪以阳明先生高第寓京师，公一见之，尽叩阳明之说，始得圣贤中庸之道矣”那么，如何达到“本色”呢?在卷七与洪芳洲书中具体表明了他的观点：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 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修，虽用他人字句，亦
13、是自己 字句，如四书中引书引诗之类是也。愿兄且将理要文字权且放下，以待完养神明，将 向来闻见一切扫抹，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见露出，则横说竖说更无依傍，亦更无走 作也，何如何如？向曾作一书与鹿门论”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兄曾见之否？又，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 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首先，要“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平心静气，抛却杂念，特别是俗世孜孜以求的“较声 律、雕句文”，“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才可能进入一种灵明的境界。合而言之，即是 “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其次，要“直写胸臆”，“如真见其面目”，即便是用别人
14、字句，也要“炉锤在我，金铁 尽铭”，“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达到“若皆自胸中流出”、自然的境地。这 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前代丰厚文学遗产的问题。唐顺之27岁以后，由主秦汉转为宗唐 宋，但不管怎样，还是肯定前代的文学作品。但此际，唐已是更多地强调法自然，强调自 胸中自然流出。为此，唐在评洪方洲的文章时就说“读兄所寄如祭侯侍郎等诸文及诸 诗，皆雄深有力，胜于旧作足征多蓄之效。至送鹿园文字，虽傍理路，终似蹈袭，与 自得处颇无交涉”，突出“多蓄之效”，能使文章“雄深有力”；而一旦依傍理路，就有 蹈袭旧文的嫌疑，而与“自得”无涉，即文思不能自然流出，而终涉卑下。三、模拟的对象不同以李梦阳、何景明
15、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兴起于弘治、正德年间，据上引明 史文苑传序，其推崇的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学不的古，苦心无益”，“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李梦阳与周子书）的辨别音声、句法、体制的格调 说;实际上，如果一味模拟，食古不化，必然会削弱文章真实性情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 唐顺之 这位一度是明代八股文的大家唐顺之的“本色论”倡导“洗涤心源”，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注重作家主体精神的 开掘，对徐渭“本色论”、李贽“童心说”，乃至公安派“性灵说”，都不无潜在的影响; 晚明“公安派”文学创作追求性灵，主张文学创作应表现作家的个性情趣和真情实感，在 一定程度上正继承了唐氏“本色论”的观点。但是，由于濡染、浸润了较多的王氏心学观 念，强调“无欲”的工夫，“使一些私见习气不留下种子在心里”（卷六与蔡白石郎中 第二书），其“本色”论由此涂抹上了一层极为浓重的心性主义，未免堕入了虚、空的 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