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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初知县于成龙与广西罗城乡村治理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央政府在国力统一的条件下，对边疆实行了有效的中央 政府，最终反映在地方官员的指导下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上。目前，尽管乡村社会史成为 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学界对清初边疆县官乡村管理的研究较为薄弱。一、清县为之管理广西罗城县属于陆地山区，“县属田少山多”，虽然罗城县乡村社会位于我国陆地边疆，但是中央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效管理。 史载：“清县治领三镇、四堡，编户十七里。乾隆五十二年，奉裁通道镇，后始设三防塘 主簿”。罗城县乡村社会勇于私斗、爱打官司、二、知县于成龙的乡村治理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宁州人，副贡
2、出身，顺治末年被任命为广西罗城 知县。于成龙任职罗城县五年，然总体而言，于成龙主要对当地六项乡村问题进行了治理。其一，盗贼猖獗。尽管罗城县 盗贼极为嚣张，而于成龙则成功地进行了镇压。史载：“渐次人心信服，地方安静。邻盗 渐息”。经过知县于成龙五年的艰辛努力，罗城地区乡村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史载：“三年一小剿， 五年一大剿，比及五年，又复无事”，不仅如此，而且“官民亲睦，如家人父子。民俗婚 丧之事，亦皆行之以礼”。三、农村社会成功管理的原因于成龙之所以取得乡村社会管理的成功，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乃在于他同时具备了主 客观两方面的有利因素。（一）男性装奸元元红、装淫认为女犯奸污其一，严字当头、雷厉
3、风行的施政风格。例如，惩处男扮女装的淫棍，“审得淫棍元元红, 穿巾帼之装，奸诱良家妇女至有十一人之多，今又奸污孙女。足亦其罪恶，一死尚不足蔽辜, 着即（站笼）站死”。（二）知县（之置官）缺制其一，完善的县官缺制。从顺治至康熙年间，清朝的统治正处于上升期，政治十分清明， 他们继承并完善了传统的县官缺制度。依据县官缺制中官、缺对应原则，出身低但颇有才 干的于成龙即被选派到难治的边疆地区，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另一方面也 有利于于成龙政治抱负的实现。其二，罗城县官缺为“简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清 朝将县官缺划分为四类：“见之员各省府州县，定为冲、繁、疲、难等缺，有四字相兼者, 有三字者
4、，有二字，一字者”，四、自然环境恶劣尽管知县于成龙在乡村管理方面政绩卓著，但也有不足之处，然就地方社会而言，这却是 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土谣武阳冈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寝不安，人心既和，谣言不验”，其一，自然环境恶劣。在古代边疆社会，在交通极为有限的历史情形下，自然环境的险恶 即成为剿除盗匪的最大障碍。例如盗匪十分猖獗的通道镇，“山险洞深，蛮匪聚集。蛮风 日炽，控制良难，即历来巡检视为畏途”。五、乡村治安是知县于成龙施政的基本保障。在乡村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 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
5、表达 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清初边疆国家大一统的实现，不仅需要军事上的震慑、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满汉等各民族 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地方社会各类权威的共同参与，县官乡村社会的管理即是其一。就于 成龙而言，这位知县乡村社会管理的艰辛岁月，演示出了清初边疆乡村秩序重建的生动画 面，展现出了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中的艰难与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就空间而言， 综观知县于成龙的乡村管理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包括盗贼、赌博、械斗与贩卖人口在内 的乡村治安，则成为当地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所在，也是知县于成龙施政期间的“核心” 职责。只是到了乡村管理的末期，由于治安形式的根本好转，这位知县才得以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钱谷征
6、收上来。不仅如此，而且县志所载明清两代十三位地方名宦中，七位遇到了 十分棘手的社会治安问题。县官乡村管理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与现代乡镇管理的要求结合起来，则是 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就知县于成龙的乡村管理而言，它不仅能够“有资于治道”，亦 能激起今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其一，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乡镇政府实政实治的功能，尤其是乡镇行政主官的品质与才干在 施政中的作用，这是又好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村民自治的路径之一。这是因为，如同古代县衙一样，当今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官府，处在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交汇点上，履 行着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各项职能，不失为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外部因素。换言 之，
7、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尤其是行政主官的“官治”功能，是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成功实现的必然。其二，在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理应更好地继承我国历史上重视边疆特殊性的优 良传统，在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赋予边疆基层政府、尤其是行政主官更大的自治权, 保证其任期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基层政府管理乡村的积极性、有效性与 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联系国家与乡村的桥梁作用，减轻中央在乡村问题上的压力，立足 基层政府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努力缩小边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发达 地区的差距。总之，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官治与民治的协调 一致、传统与现代的有机对接，同时也需要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和谐运作，而基层官府尤其 是行政长官的乡村管理则成为实现这一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