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定远平西域》中的以今翻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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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定远平西域中的以今翻古班超、文学创作歌剧团原平西区(以下简称“班”)是梁启超(1873-1929)为日本横滨大同学校音 乐俱乐部创作的一部粤剧。该漫画于1905年8月至10月在新小说中连载,署名为曼殊 室的主人。该剧内容取材自后汉书中“班梁列传” 一篇内班超(公元32102)的 部分,讲述的是汉代名将班超出使西域平定边疆的故事。全剧正文共分“言志”“出 师”“平虏” “军谈”“上书”和“凯旋”六幕。第一幕前有“例言”,第六幕后附有乐 谱和粤语释文。在“例言”中,梁启超说明“此剧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前人关于该剧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其纳入对梁启超戏剧活动的总体考察, 分析梁启超的戏

2、剧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如1920年,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开篇写道:“翻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 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 翻不能读也盖以今语读古书,义应如此。其实不过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化而已。”(从翻译视角来看,本文通过班剧与“班梁列传”文本的对照,探讨班剧的成因以 及梁启超在其中对史书做出的增删与改写,同时联系晚清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梁启超的个人 思想来分析这些改动背后的动机,以期为班剧及晚清时期的历史改编戏剧提供一种新 的解读方法。一、“有呈微言,吾耻其言”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晚清时期的中国受

3、尽列强欺凌,风雨飘摇。任 公虽身处异国,却仍心系维新之事。1902年,正是他“破坏论”思想最为激进之时。当年 他不仅先后创办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宣扬维新思想,更是写就新民说,继续 着关于开启民智的思考。在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他讲到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 不挫折败北,受其窘辱,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而我国民百世弥天之大辱也!” (到了 1904年,梁启超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显然与他1903年游历美洲大陆后政治 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有关。尽管在写“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之时他对于“中国民族之不武” 的观点表现出了些许松动,但总体上却还是认可的,那时他认为,张博望、班定远也只

4、是 他从浩瀚历史中仅能找出的一二“特例”而已。然而,到了 1904年中国之武士道一 书的“自叙”中,他对于此观点表现出了彻底的否定,慷慨激昂地自陈:“吾耻其言,吾 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目光复归传统之后的梁启超逐渐开始认为,尚武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一部 分。“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 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据“班梁列传”中记载,班超生于史学之家,父亲和兄妹皆为汉书的修纂者。他虽博 览群书,却不甘于从事文职,有建功西域之志。他当过兰台令史,但因为过失而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公元2875

5、)派窦固(?一公元88)出征匈奴,班 超投笔从戎,作为假司马随行,在匈奴立下战功,继而被窦固派遣跟随郭恂(生卒年不详) 出使西域。在都善国,班超凭借自己的勇武与韬略,歼灭了匈奴使者,使得在匈奴和汉朝 间摇摆不定的都善归附了汉朝。随后的20多年间,班超先后平定50余国。为褒奖其功劳, 汉明帝封他为“定远候”。班超到了暮年,思乡心切,上书请还,但过了 3年都没有回音; 于是班超之妹班昭(公元45116)再次上书,皇帝被感动,下旨召班超回朝。然而,由 于已患重疾,他回朝仅一个月便与世长辞。而班超在西域的继任任尚,由于没有听取班超 临走时的告诫,致使5年之后西域之乱又起。之后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言,

6、“匈 奴之患,遂与汉代相始终”(对于班超平定鄱善、莎车、疏勒、焉耆、姑墨和龟兹等国的故事细节,无论是“班梁列传” 还是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都有悉数记录。但到了班剧中,梁启超只选取了都善 国一个例子,并且调整顺序,将其由最先平定的国家改为最后一个。如他在“例言”中所 说:“定远在西域之业本发端于都善,以次削平诸国,今移都善于最后,实与史文显违。 所以必如此者,缘其他武功万不能多演,而都善一役最合于剧场兴味。若叙都善而不及其 他,又大失精彩。”(然而,除了因为客观条件而不得不作出的改动外,梁启超在有的具体细节上也同样进行了 增删或改写。因此,史书上的故事,在班中并未完全以原貌呈现:班大将军在异

7、域建 功立业的故事最终被改造成了一部宣扬“尚武精神”的通俗精神教育读本。二、班超的宗旨与黄粱梦“班超”对他的志域背景的影响与史书相比,班超的正面形象在班剧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首先,班剧将“班梁 列传”中的故事掐头去尾,对班超出使前因过失被免官、回朝后不久便病死以及匈奴之患 伴汉代始终的事实隐而不表。梁启超在“例言”中说道:“此剧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而 所尤重者,在对外之名誉,故选班定远为主人公。”(再者,班超求取个人功名的志向在剧中也转变为报国之志。历史上的班超非常敬仰张骞 (前164前114)和傅介子(?一前65), “班梁列传”中写到他经常感叹:“大丈夫无它 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

8、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 (第一幕“言志”中,班超开场的引唱“万里封侯未足多,天教重整汉山河。何当雪耻酬千 古,高立昆仑奏国歌”(除此之外,“言志”中班固(公元3292)与班惠对话的添加,也从另一面让班超这种略 显极端的重武轻文的态度得到缓和。其实,原文中对班固并没有重笔描写,只是在介绍班 超家庭背景时简略提了几句。然而,剧中他成为了一个“文吏”的化身。班超开场时即说 自己“性厌丹铅,腹娴韬略”(三、从“开圣主”到“德主”班超平定西域的故事前后跨越30余年,期间汉朝的皇帝也更替了三代。但无论在位的是 何人,他们都是专制皇权的代言,虽然不可或缺,但并非举足轻重。有趣的是,经过种种 改写

9、,“班梁列传”中似乎全程只负责发号施令的专制皇帝形象,到了班剧里摇身一 变,成为了爱民惜才的开明圣主。梁启超自1903年游历美洲大陆后,放弃“破坏主义” 而转向“开明专制论”,班剧作于1905年,正是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思想的酝酿 和形成时期。可以推测,很可能正是因为思想上的转变,才导致他在班剧中对原作进 行增删,来塑造一个更为开明的君主形象。如此一来,以班超为典范的“尚武精神”,便 被置于“开明专制”的背景之下,君主对于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出来。按照“班梁列传”中记载,“(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 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

10、郭恂惧使西域”(此时在剧中出场的汉和帝,先是通过“承先皇将江山命孤执掌,十三年勤宵肝日戾不遑”四、班:“从军谈” “俗曲新用”之举?黄雪敏在“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分析” 一文中指出,趣味是梁启超戏曲美学的核 心内容,“梁启超的趣味美学在继承了前人对趣味的重视的基础上,又极其强调趣味的实 际作用”(剧中粤语的使用,集中于“平虏”和“军谈”两幕,“平虏”中匈奴钦差与随员的对话, 以及“军谈”中士兵的对话和对唱,基本用粤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匈奴钦差登场时一 段插科打浑,台词中融合了粤语和英语:(钦差唱杂句)我个种名叫做Turkey,我个国名叫做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Family,地 下

11、国王都系我口既Baby。今日来到呢个Country,(作竖起一指状)堂堂钦差实在Proudly。 可笑老班Crazy,想在老虎头上To play。(作怒状)叫我听来好生Angry,呸,难道我怕 你Chinese?难道我怕你Chinese?而钦差随员的唱词中,则同时夹杂了粤语与简单的日语:(随员唱杂句)才系匈奴口既副钦差,(作以手指钦差状)除了7,就到我工子彳。(作 顿足昂头状)哈哈好笑十也闹是讲出夕彳。叫老班管口既来廿彳。彳巨都唔闻 得才口既声名fl廿夕、:/力J真系才I八力咯才7。这种语言杂糅的行为,不仅新奇有趣,而且极富韵律感。左鹏军认为,“从中可以推测梁 启超创作时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用意,

12、也可以推测这种独特语言形态可能造成的特殊表演效 果”(尽管如此,“军谈” 一幕中士兵的往来对唱以及“俗曲新用”之举,也还是为舞台增趣不 少。此幕描写士兵在一起唱歌谈心,表达心中的豪情壮志以及对国家的热爱。在士兵甲以 龙舟歌为曲牌唱完一首雄浑壮烈的新作之词后,士兵乙表示要用俗曲梳妆台来唱 “从军乐”,对此甲表示质疑,说梳妆台是“靡靡之音”,担心“唔但系振唔起尚武精神,反变成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睇见近来有好多文人学士,都想提倡尚武精神,或做些诗,或做些词。但系有腔有调, 又唔唱得,耍口黎何用睹?又有的依著洋乐,谱出歌来,好呢有错系好。但洋乐口既腔曲,唔 学过就唔哙唱,点得个个口甘得去学彳巨呀?独

13、有你呢几首“梳妆台”,通国里头,无论大 人细蚊,男人女人,个个都记得呢个调,就个个都会唱你呢只歌。据我睇来,比大同音乐 会学个的野,重好得多哩。可见,“俗曲”作为旧形式的一种,倘若利用得当,是非常有利于以一种通俗有趣的方式 宣扬“尚武精神”的,这便是前文所说梁启超“强调趣味的实际作用”的再次体现。当然, 班剧的趣味性,还不仅仅体现在舞台的表现形式上,从剧本的宾白和唱词来看,梁启超并没有将故事彻头彻尾地置于汉代的背景之下,而是利用时空的交错造成的滑稽感,不 时提醒着读者剧情与现实的关联。汉朝与晚清相去近两千年,但我们在剧中却经常能看到 晚清的社会现状。例如“出师”里皇帝唱白中“四百兆同胞血统”显

14、然说的不是汉代的情 况,而“小武西装军服”、徐干“在陆军大学堂卒业多年”、匈奴国随员喝“威士忌”以 及汉营士兵“饮酒食面包”等场面的出现,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平虏”中甚至出现 了 “横滨领事”和“中国皇太后”这样明显的指涉。同时,在“军谈”中,梁启超更是借 士兵所作“龙舟歌”中“谁想太平日久人心倦,士气民风日日趋文弱”、“枉被泄沓庸臣 弄国权,睇我口 地军人唔值半文钱”、“今日呢帮插手要我居留地,明日个国出头又要占我 实力圈”(然而,这样做的目的,既不仅仅是为博读者或观众一笑,也不是为了提醒他们现实的惨状, 让他们徒增伤感,而是希望他们在认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激励和鼓舞,重新唤起 国

15、民内心的“尚武精神”。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会对“班梁列传”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军谈”和“凯旋”两幕大写特写。他让班超在“言志”中早早就唱到“我祖国,大中华, 惟天骄子”(尽管梁启超坦言在有限的时间出演新剧“实非力所逮也”,但班剧中所展示出来的舞 台趣味与新意,却正是梁启超尝试改良旧剧所带来的结果。他的这种尝试,不仅仅源自于 个人的审美趣味,这种革新背后的指向,更加反映出他以启蒙为目的的现实关怀。正如夏 晓虹所言,“若要为班定远平西域在中国戏曲史上定位,最贴切的评语还是来自梁启 超本人一一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也”(五、班剧的语言特征蒋林曾经在分析王晓平、郭延礼和王向远三位学者对“豪杰译”的界定后

16、,提出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豪杰译”是指:明治初期的日本译者,为了思想启蒙或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常常对原作 的主题、结构、人物等任意增添、删减,甚至改写。这种翻译的方法被时人称作“豪杰 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的束缚,任意改动原作的翻译方法。如果按照本文开篇提出的观点,班剧视作梁启超以“班梁列传”为底本翻译而成的作 品,那么我们可以将上述定义的适用范围由“外国作品”加以扩展,将“以古翻今”或“语内翻译”的作品纳入研究范畴。通过对班剧的层层分析可知,梁启超在以白话翻 译古文的过程中,有意对原文进行了改动。首先,为了在本国历史中寻找理想的“尚武典 范”,他刻意隐蔽了一些不

17、利于理想形象构建的负面情节,并将班超个人的功利之心转化 为宏大的报国之志,使得他的正面形象更加凸显;其次,为了配合自己的“开明专制论”, 他通过人物对话的增添和故事情节的调整,将原文中形象模糊的封建帝王塑造成了一位仁 德兼备、崇军尚武的开明君主;最后,考虑到当时演出的具体环境和受众,他从语言、音 乐和内容等多方面着手,增加了剧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以便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这些改动中既有增删,也有改写,都是围绕着启蒙的目的而进行的,体现出了梁启超希望 通过提倡“尚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的动机。由此观之,班剧的翻译,完全符合晚清 “豪杰译”的特征。这个新的角度,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文本产生过程中的各种转换及 其背后的种种关联因素,不仅可为研究晚清时期取材于史书的戏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 进一步丰富了 “豪杰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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