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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人口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 1 问题提出 现代国家中，政府作为确定的责任主体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增进群众的福祉，以此获得人民的信任。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不仅能够赐予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更具有激活社会效率的显着功能，为社会进展产生绩效。鉴于信任对现代政府的重要意义，政府信任成为近二、三十年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政府信任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其一是公共管理与政治学领域探讨政府信任如何增加执政者的合法性，提高政府行政职能。这是当前政府信任争论的主流视角，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系统深化的争论。相关争论在分析政府信任的来源及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价值和功能，对于降低行政成本、树立政
2、府声誉、增加政府力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二是从社会学的视野争论社会问题、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结构化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社会学家认为政府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公众在长期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互动关系，这种简洁的社会关系既受到宏观秩序的制约，又能够被微观互动所突破。社会学范式为上世纪 80 年月西方信任危机与治理逆境供应了颇具新意的争论主题。其三是心理学对民众关于政府信任的外显和内隐态度、行为把握等心理相关的感知、预期和意愿的分析。随着构建和谐社会、以民为本的国家进展理念慢慢深化，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包括政府行政的满意程度、政府官员的情感推断等成为政府信任领域中的新热点。 在梳理既有争论文献过程中，我们发
3、觉，流淌人口政府信任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关键议题，也是当前争论领域中的一个空白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消逝了大量的流淌人口，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中国流淌人口进展报告 2013的数据显示：2012 年末，全国流淌人口达 23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因此，争论中国的政府信任问题，不能忽视流淌人口这一浩大且特殊的人群。 与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相关的分析散见于一些新闻报道中，而学术性的规范争论或阅历争论几近于无。2012 年光明网时评报道：6224流淌人口受访者在遇到困难时，不会向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求助。而不求助的缘由，6776的人表示，即使求助，
4、也会患病踢皮球。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流淌人口均等化服务等概念脍炙人口的今日，我们产生的疑问是：流淌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影响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通过怎样的机制建构出影响信任的模式？从本源上定位流淌人口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查找影响这一群体政府信任的核心要素，对于关怀流淌人口亲近政府、融入社会，以及建构服务型政府目标下的流淌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争论假设 国内外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争论主要是从上述三种争论范式中吸取资源，寻求解释范式。基于已有争论成果，我们试图从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分析中总结影响政府信任的理论视角，并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5、 （1）规制（Regularity）认知视角：以公正正义的公共价值取向为核心，对法律、政策等一系列政府制度支配的看法，这是一种对政府信任本源的基础认知。 （2）绩效（Efficiency）推断视角：对政府信誉或形象的主观推断来自政府是否履行其职责，是否能够依据民众的心理预期，满足或保障其利益，此方面理论重点关注的是民众对政府绩效的供应力气的满意程度。 （3）责任（Accountability）回应视角：假如说绩效推断理论强调的是政府对整个社会行使宏观性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么这种责任回应理论更重视从微观考察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否能够乐观地对每一位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实行乐观措施，公正有效地满足民众
6、的需求。 本争论主要依据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视角，提出争论假设。 2.1 规制认知视角与争论假设 政府维护社会公正正义，保障民众利益的公共价值取向必需通过法律、政策、法规等一系列规制体系赐予落实和走向制度化进程。当代中国以法制作为正式的、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宪法和法律是整个政府规制体系的根本，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态度的重要方面。人们对法律是否能够维护合法权益的看法会进而影响其做出是否信任政府的准备和行为。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由于流淌人口在权益维护上的脆弱性、异质性和风险性，他们对政府信任的程度很可能受到以法律制度支配为核心的规制认知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 假设 1：法律维权认知意识越高
7、的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程度越强。 2.2 绩效推断视角与争论假设 绩效推断的争论视角将政府信任归纳为：公民基于经济进展、社会利益、人民生活、基础建设等公共性福利是否实现的基础上，对政府执政绩效和执政力气的一种客观评价和心理期盼。因此，假如政府有力气实现公共责任和使命，辖区内呈现幼有所学、民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和谐局面，那么必定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之，假如政府职能发生偏移、腐败或低效率、无绩效地存在，也确定会造成低程度的政府信任。由此提出：假设 2：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进展、生活水平、社会治安、医疗条件、交通设施等多项民生事业评价越乐观的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程度越强。 2.3 责任回
8、应视角与争论假设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疏离或隔阂不仅取决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宏观把控，而且与个人的社会生活体验息息相关。流淌人口在与城市政府交往过程中，有可能由于户籍、身份、地位等种种限制性因素，没有受到理应公正公正的对待，或者没有得到政府应当赐予的关怀及利益保障。从微观或个体层面来说，假如政府对单个流淌人口的责任回应失效，那么即使当地政府在打造奇妙城市建设上做出了显着的成果，流淌人口也会结合自己与政府交往经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态度。同理，假如流淌人口在老家生活过程中，受到了老家政府在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关怀，他们对政府更为信任。 因此，我们连续提出： 假设 3-a：受到了城市政府部门在
9、物质、培训、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关怀的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程度越强。 假设 3-b：受到了老家政府部门在医疗、社保、住房等实际关怀的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程度越强。 3 数据与争论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争论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2013 年流淌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争论问卷调查。此调查于 2013年 8 月在全国七大城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流淌人口个人基本状况、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状况、社会参与、子女和父母状况、心理健康和医疗卫生信息，以及综合性服务需求等多个方面。该调查以城市流淌人口为对象，在抽取调查对象的过程中考虑到性别、年龄、职业、城乡分布等结构特
10、征，具体接受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被调查对象的条件是：年龄 16 周岁以上、户口不在所调查城市、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在本地居住 1 个月以上、或企业工作 1 个月以上；每个城市的调查地点均包括城市中心和城市郊区的工厂、商业区、居民住宅、员工宿舍等地点。调查实际发放问卷 3588 份，整理得到有效问卷 3364 份。该数据通过了系统性检测，数据质量较好。 由于调查并未掩盖全国全部重要城市，北京、深圳等流淌人口聚集程度很高的特大城市也不在抽样框之内，数据本身的限制可能导致本争论的统计结果不具有代表全国的统计意义，但仍能在大体上说明流淌人口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状况。 另外，虽然这个调
11、查使用的是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这样多地点、多机构的非概率抽样方式（Nonprobability Sampling），但是有争论表明如此抽样方式有助于克服抽样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Concentration） 和 隐 蔽 性 的 选 择 偏 误（HiddenSelection Bias），从而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统计的牢靠性。因此，本争论所使用的数据不行避开地由于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带来确定的局限，但仍具有统计推论的代表意义。 3.2 变量界定 321 因变量本争论中流淌人口政府信任指的是：流淌人口基于公共福利和个人利益等现实生活体验，对政府制度、行为和形象等多面对的一种客观评价和心
12、理期盼。由于各级政府的政治特征不同，在社会物品与公共服务上的供应与支配的准备权力也并不全都：中央政府往往是政治过程中的法律、政策等规制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则是具体的执行者。这种角色差别导致了各级政府与公众的互动程度的差异，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也随之变化。据小康杂志争论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众绝大多数很信任中央政府，与此同时逾 70 的受访者不信任地方政府。具体来说，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呈现不断递减的状况，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于高层政府的信任度，其中对街道或乡镇政府的信任度最低。由于上述理论与阅历争论，本争论从中央政府、流淌人口当前工作居住城市的地方政府（下文简称：城市政府），以及流淌
13、人口老家的地方政府（下文简称：老家政府）三个方面对流淌人口的政府信任进行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并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政府信任进行对比争论，通过这种对比设计分析流淌人口在各级政府信任上的根本性差异，据此提出较有针对性的相关建议。 通常的政府信任争论中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区分为三个层次：强信任、弱信任和不信任。强信任，即民众充分信任政府，对政策的决策毫不质疑、乐观确定；不信任，又称信任危机，即民众对政府的任何决策持否定态度，往往也拒绝执行一些政府的执政方案；弱信任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状态，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及相关政策进行理性怀疑和选择性的遵从。结合问卷中对因变量的测量问题：您觉得下面的组织和部门公信力
14、程度如何，选项包括：很不行信、不太可信、比较可信、很可信，共 4 个选项。和选项皆被视为流淌人口对中央政府、城市政府或老家政府的不信任；选项被视为弱信任、选项则被视为强信任。由此形成测量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三分类变量。 322 自变量本争论依据争论假设考察其中涉及到的三方面的自变量。 （1）法律维权认知意识（下文简称：法律维权）。 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您觉得法律可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吗，选项包括：完全可以、多数状况下能、少数状况下可以、完全不能、说不清，共 5 个选项。我们将和选项视为信任1法律能够维护合法权益；至选项则被视为不信任0法律能够维权。 （2）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进展、生活水平、社会治
15、安、医疗条件、交通设施等多项民生事业评价（下文简称：民生评价）。测量方式是对流淌人口的家乡与目前居住城市的生活水平、经济进展、交通条件、政府服务、教育水平、环境爱惜、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条件这八个方面分别询问被访者的满意程度，依据流淌人口的满意程度赋值，即很满意4、比较满意3、不太满意2、很不满意1，进行无加权处理的简洁相加，得到每位被访者对家乡和城市的民生评价得分。这一自变量的得分范围在 8 分到 32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被访者对家乡或城市的民生事业评价越好。 （3）受到了政府部门在物质、培训、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关怀（下文简称：得过关怀）。测量是否受到城市政府关怀的方式是
16、询问被访者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期间，是否得到过政府部门在物质、社交、维权、培训、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关怀，若被访者得到过其中任何一项的关怀被视为是1；反之，没有得到过任何一项关怀则被处理为否0。由于问卷问题的限制，测量是否受到老家政府关怀的方式以医疗单一方面为代替，具体是询问被访者在老家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有1；反之，说不清、没有0。 323 把握变量我们将体现流淌人口的个人背景性因素处理为把握变量，具体包括：（1）年龄。由于诞生在 1980年及以后的新生代流淌人口具有鲜亮的群体特点，诸多争论表明新生代流淌人口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与传统流淌人口有显着的不同，往往产生猛烈的认知
17、失调问题与严峻的相对剥夺感。这些特征准备了新生代流淌人口在政府信任问题上也可能消逝与他们的父辈明显的差异。因此，本争论依据诞生年份在 1980 年前后区分为新生代流淌人口和传统流淌人口，前者是诞生在 1980 年及之后的，赋值为是1，后者则是诞生在 1980 年以前的，赋值为否0。（2）性别：男性1，女性0。 （3）婚姻状况：已婚或其他1，未婚0。（4）高等教育。由于新生代流淌人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非农户籍的新生代流淌人口，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 47。故本次调查在选取被访者时，依据确定的比例选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淌人口，故在分析教育程度这个把握变量时，我们也以是否接受过高等教
18、育为区分。具体做法是：大专、本科、争论生以上赋值为是1；没上过学、学校、学校、高中赋值为否0。（5）户籍身份：非农户口1，农业户口0。（6）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其他0。各变量的描述及统计结果详见表 1。【表1】 3.3 分析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具有明确等级次序的分类变量（Ordered Categorical Variable），需要使用序次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但通常的序次模型中暗含平行回归假设（The 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或者说是比例比数假设（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经过比例特性检验（近似 LR 值的整体检验和 Wa
19、ldTest 的变量系数检验），本争论变量不符合上述假设条件。因此本争论尝试使用无限制假设条件的固执型序次回归模型（Stereotype Ordered RegressionModel）。该统计模型经过 Logit 的转换后进行回归运算（一般简写为 SLM：Stereotype Logit Model）。 这种分析方法相对灵敏，既保留因变量的等级序次，同时允许变量的系数在因变量不同类别之间保持差异，即无需分类回归曲线斜率相同的假定条件。SLM 模型的方程式可表示为：【1】 其中 为截距， 为回归系数，准 是检验因变量维度距离的标量因子（通过该值来推断不行区分性问题）。与其他类型的 Logit
20、模型相同，SLM 模型使用回归系数 和优势比率（Odds Ratio）exp（）解释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我们将因变量政府信任程度界定为不信任、弱信任、强信任三类，对应 0准1准2准31。依据此设定后，自变量系数 为正（exp（）1）则表明：相对自变量的参照组，这个自变量对政府信任具有正向影响，若系数为负值则表示这是一种负向影响。 在具体的模型设置中，对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和老家政府三个方面的信任程度分别建立三个嵌套的回归模型，通过模型 准 值、自由度（Df）、卡方值和似然值的对数比（2In（Lc/Lf），简写为2LL）来推断整体模型的拟合程度。在具体的模型设置中，我们将在把握流淌人口基本背
21、景变量的基础上，建构包含解释变量的多层嵌套模型，这样我们可以辨别出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发挥显着作用的自变量类别，以此判别出适合中国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理论模型。全部的系数估量和模型检验均接受 STATA112 软件完成。 4 统计结果及分析 表 2 报告了固执型序次回归模型的数据结果，具体呈现了流淌人口各级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嵌套模型。其中，第 13 列是以流淌人口中央政府信任为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第 46 列是以流淌人口居住工作的城市政府信任为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第 79 列是以流淌人口的老家政府信任为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其中，模型一是由体现流淌人口个人背景特征的把握变量构成；模型二是由探讨本文提
22、出的争论假设的解释变量所组成；模型三是把握变量和解释变量共同存在的全模型。下面，我们依据争论发觉分别叙述表 2 结果。【表2】 4.1 体现个人背景特征的把握变量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影响 从表 2 可见，年龄因素对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都具有显着影响。对这三个因变量而言，年龄变量系数都是负向的，说明诞生在 1980 年之后的新生代流淌人口比传统流淌人口的政府信任更弱。鉴于这一点争论发觉，我们在统计模型进行了新的尝试，将以岁为单位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取代以新生代和传统流淌人口的年龄分组，结果显示单岁年龄系数为正向的，年龄平方的系数为负向的，且两个系数都是统计显着的。这说明，在把握
23、了其他因素的状况下，年龄与流淌人口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城市政府或是老家政府都是 U 型的，即流淌人口从青年到中年，其政府信任程度在慢慢降低，随着年龄增加，过了中年的某个拐点之后到老年，他们感知的政府信任度开头上升。年龄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显着影响充分说明白生命历程理论的重要意义，即经受了类似的生活大事、社会变迁、时代意涵的同期群（Corhort）对某一社会期望（如政府信任议题）往往存在同样的理解和认同。 政治面貌、性别和户籍身份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同样具有显着影响作用，但是对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和老家政府的影响意义是不同的。具体来说，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流淌人口相对于其他党派或群众身份的
24、流淌人口，前者对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的信任程度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对老家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则不显着；同时，政治面貌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高于城市政府。性别因素和户籍身份因素对老家政府信任存在显着影响，但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的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女性和非农户籍的流淌人口表现出对他们的老家政府更为信任。对于政治面貌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城市政府信任之间的作用关系相对较好理解，作为中共党员的流淌人口相对其他政治面貌的流淌人口，他们接受了党组织的培育和教育，对中共执政的政府也往往具有更高的信任感。 性别和户籍因素对政府信任的显着影响作用仅存在于对老家政府而言，这一点争论发觉特殊有意义，需要在今后的争论中进一
25、步深化考察。我们初步了解认为，由于老家多年的成长、求学或工作经受都具有较大的男女性别差异，在老家政府信任问题上这种与生俱来的性别角色同样发挥了不同的影响作用；亦有可能由于男女在思乡、念旧等感情处理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对老家政府信任影响的显着差异。非农户籍的流淌人口他们的老家是其他城市或者县城，而非农村地区，这部分流淌人口对自己老家政府更为认可，可能由于他们的老家与当前工作的大城市生活差距较小，在老家的生活体验相对满意，故对老家政府的信任程度显着高于农业户籍的参照组。 衡量情感归属和家庭支持的婚姻状况，以及具备学问技能和地位分化等涵义的高等教育变量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作用都不显着。 4.2 规制认
26、知论的假设检验 总体说来，表 2 数据特殊强有力地支持规制认知论，假设 1 通过检验。 首先，无论是中央政府、城市政府抑或是老家政府，信任法律武器可以有效维护权益的流淌人口，他们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显着强于持不信任论断的流淌人口。 其次，代表规制认知论的法律维权变量系数的显着水平在三个因变量模型中维持在 p0001 的影响作用上。在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三个全模型中，法律维权变量系数分别是 167、220 和 175，计算其优势比率 exp（），分别为 531、903 和575，进一步说明流淌人口对政府的强信任、弱信任和不信任的程度区分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对法律是否可以有效维护
27、合法权益的规制认知。 最终，在只有解释变量的模型二和存在把握变量的模型三中，法律维权的变量系数不仅没有因加入了把握变量变得不再显着，反而是显着程度不变，系数大小还有所增加，这充分说明法律维权是一个具有显着作用的重要变量。 4.3 绩效推断论的假设检验 表 2 中将流淌人口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进展、生活水平、社会治安、医疗条件、交通设施等多项民生事业评价区分为城市民生评价和老家民生评价。 在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将两者都加入了模型；在对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的分析中分别只将城市民生评价和老家民生评价加入模型。数据结果支持了绩效推断论的假设 2。 在中央政府信任的统计模型中，城市民生评价
28、和老家民生评价都呈现出显着度小于 0001 的影响作用，说明城市和老家的民生建设对流淌人口关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具有特殊重要的影响意义。 同时，城市和老家民生评价对被访者调查的题型设置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值域在 8 至 32 之间的连续变量，故变量存在可比性，可以依据变量系数的大小来推断其影响作用的大小。从变量均值和标准差看来，城市民生评价的这两个指标分别是 2261 和357，老家民生评价是 2051 和 409，城市民生评价的均值大于老家民生评价，标准差相应更小，这说明流淌人口对城市民生评价优于老家民生评价。从SLM 模型的系数比较来看，在中央政府信任的模型三中，城市和老家民生评价的系数分别
29、为 0157 和0073。数据结果说明，虽然城市和老家的民生评价对流淌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都具有显着作用，但是由于流淌人口对城市民生评价明显好于对老家民生的评价，故城市民生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更强。 对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而言，老家民生评价没有加入城市政府信任的模型分析，同样城市民生评价也没有进入老家政府信任的模型中，我们发觉，城市民生评价对流淌人口的城市政府信任，老家民生评价对老家政府信任皆具有显着影响（p0001）。两者呈现正向关联，表明无论是城市政府还是老家政府，其施政绩效良好，人们安居乐业，将会极大地加强流淌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4.4 责任回应论的假设检验 SLM 模型显示的结果
30、比我们对责任回应论假设所猜想的状况要相对简洁一些。我们将流淌人口感受到的政府责任回应与其得到的实际政府关怀相联系，与民生评价类似，在争论中区分出城市政府关怀与老家政府关怀分别进入统计模型中。 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中，流淌人口是否得到城市政府关怀和老家政府关怀发挥了不一样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说，以没有得到城市政府关怀为参照，得到了城市政府关怀的流淌人口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更高，并且这种影响作用是正向且具有显着水平（p0001）。相反，流淌人口是否得到了老家政府关怀并没有对中央政府信任产生显着影响。 在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的统计模型中，仅存在与城市或老家对应的政府关怀。数据结果显示，城市政府关怀
31、对流淌人口的城市政府信任、老家政府关怀对老家政府信任都呈现显着的乐观的影响作用。此争论结果说明：微观层面上，各级政府对流淌人口个体的责任回应对他们的政府信任感知具有特殊重要的影响效果。因此，本争论的假设 3a 得到了完全证明，假设 3b 部分被证明。 5 结论与争辩 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流淌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城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对老家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这种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低于对高层政府信任度的状况在相关文献中已有所发觉。产生这一问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本争论依据 2013 年全国七大城市的流淌人口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多种政府信任的理论模式对流淌人口群体的适用性
32、，探讨规制认知、绩效推断和责任回应这三种机制，以及个人背景因素如何影响流淌人口对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 （1）规制认知：传统文化变迁的制度承诺。在规制认知方面，争论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是否信任法律能够维护合法权益这一变量对流淌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都呈现出特殊显着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那些信任法律武器可以有效维护权益的流淌人口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更高。现代社会中，以法律规范建立起的公正正义的规制作用和制度承诺无疑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体验产生特殊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我国宽阔流淌人口正在主动或被动地经受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关系的变迁，对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慢慢式
33、微，对法律规制的政府信任慢慢增加。流淌人口政府信任将成为他们对现代性社会普遍信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适应现代性的多元开放社会。流淌人口在进入生疏的大城市之前，生活在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人际信任范畴下的熟人社会。 而工作生活在大城市里，对流淌人口而言，不仅仅是地域的迁徙，更多地是感受着脱离了血缘和亲缘的信任匮乏。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体验着生活范型和文化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的社会，这种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以人际信任为平安依靠感被冲刷销蚀，以制度承诺为核心的普遍信任作为行为和结果的稳态规范。 鉴于此，本文建议：一方面乐观构建权益保障为导向的流淌人口法治化服务与管理的模式，这项制度性承
34、诺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同时也是培育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关键所在。法律规制背后体现的是公正正义的意志，而均等化的服务和管理是流淌人口权益的目标和方向，法律规制理应成为流淌人口爱惜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通过流淌人口相关的法律满足其权益要求、平衡权益冲突、重整权益格局，实现流淌人口对政府的高度信任的良性状况。另一方面，加强流淌人口的法律学问教育，提高流淌人口的法律学问水平，使流淌人口充分了解与其相关的法律、政府和工作条例，全面熟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绩效推断：共享民生善政的外部感知。在绩效推断方面，争论结果发觉，流淌人口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进展、生活水平、社会治安、医
35、疗条件、交通设施等多项民生事业评价对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和老家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由于体制上的、文化上的和身份上的多重弱势地位，流淌人口常处于失业和居无定所等各种突发的逆境中，只有当他们对外部社会环境具备较强信念，以共享民生善政抵抗生活焦虑的无力感，才能激发流淌人口对政府信任的主动性和乐观性。随着流淌人口对改革进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他们对改革进展成果的共享要求也在明显增加，这种共享民生善政的外部感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淌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从城市到农村，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养，政府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投入程度与流淌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成正向关系。政府竭尽全力解决人民在
36、就业、上学、看病、住房、交通等民生事业方面的突出问题，实践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为群众供应所必需的福祉、平安和服务上的保障，降低了流淌人口的社会性焦虑，也关怀减轻流淌人口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将来的风险恐惊。政府专注民生且高效全面的执政绩效是准备流淌人口产生高水平的政府信任的深层次缘由。 另外，从数据分析的结果中看出：流淌人口对老家的多项民生事业的综合评价低于对城市民生事业的评价；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大小上，老家民生评价这一变量的作用效果也弱于城市民生评价变量；在影响作用的显着程度上，两种民生评价对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都呈现出特殊显着的影响作用。因此，关于这一点争论发觉的建议在
37、于：政府培植包括流淌人口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对它的信任与忠诚，必需建立在以人为本、以公共环境治理、以满足公民诉求为基本的政府行为和政治绩效之上。此外，政府施政的价值提倡要发生转变，政府出台的各种民生措施和政策都需要进一步向基层延长，向弱势倾斜，抓住就业、社保、教育、卫生等难点，让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流淌人口真正享受到改革成果和实惠。 （3）责任回应：期望与获助的理性人互动。依据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觉这一点争论发觉需要分状况争辩。责任回应机制对流淌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中央政府信任而言，城市政府关怀体现出正向的显着的影响，老家政府关怀则表现为不显着的作用
38、；对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城市政府关怀和老家政府关怀分别呈现了乐观且显着的效果。假如将绩效推断对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影响归结为感性的、静态的、外部的认知，那么责任回应则源于流淌人口对他们所获得的政府关怀的一种理性的、动态的、内在的评价。由于流淌人口总是徘徊于城市和老家之间，在城市他们长期被看作是与户籍人口具有明显区分的对立群体，而老家则将他们排解在常住人口之外，故在城市和老家往往都没有将流淌人口的需求纳入服务的范畴内，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上的缘由导致流淌人口的公民权利常常被忽视。因此，流淌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大层面上涉及到他们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在需求期望与得到关怀之间对政府行
39、为的一种理性人评价。假如流淌人口受到了政府对其供应的物质、培训、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关怀，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增加了他们的福利，缩小了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与获助之间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流淌人口的政府信任。这就意味着：流淌人口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在建设责任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当区分城市和老家来熟识、界定和处理流淌人口问题，以服务促进管理的思路作为流淌人口的基本公共行政价值，在制定政策时充分重视和考虑到他们在城市和在老家可能会面对怎样的生存和进展问题，需要政府供应怎样的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扩大流淌人口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内容，切实为每一个流淌人口编织一张保底的社会平安网，以此促进对政府信任
40、度的提升。 此外，本争论对把握变量的影响分析发觉了同期群、政治面貌、性别和户籍身份这几个因素对流淌人口在政府信任上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 第一，以新生代流淌人口和传统流淌人口为区分的年龄同期群因素对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都具有显着影响；相对新生代流淌人口，传统流淌人口对各级政府都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信任水平。由于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有更多的新生代如 90 后乃至 00 后的同期群加入到流淌人口队伍中，进一步转变流淌人口的内部结构。基于此，我们建议：在争论包括政府信任在内的流淌人口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到年龄和同期群相关的一种社会态度，年龄代表了人生阅历在内的生命历程，不同年龄段的
41、人们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压力，需要政府关怀解决的困难也有所差异。 其次，党员身份的流淌人口相对其他政治面貌的流淌人口，对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具有更正面的评价和信任。因此，在培育政府信任上，需要加强流淌人口聚集的单位和区域的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活动，进一步发挥流淌人口党员的先进性和示范作用；对其他政治面貌的流淌人口而言，应做好培育共青团员和无党派人士的政府信任感。 第三，女性和非农户籍的流淌人口对他们的老家政府呈现出了更为信任的状况。概而言之，各级政府应结合这些客观的流淌人口背景条件，慢慢促进流淌人口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信任和良好合作关系。 整体来看，流淌人口政府信任既是他们基于信念的道德选择，也是基于理性的
42、认知推断，并在公民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具体形塑。总结流淌人口对特定政府的信任基于几个方面的层面：制度、外部和自身。对于制度导向的信任是流淌人口对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制度的信任；对外部导向的信任主要是指流淌人口依据政府执政过程、公共服务供应、民生事业进展等外部社会环境的满意度而产生的对政府的满意和信任；对自身导向的信任基于流淌人口自身从政府的政策和服务中得到的关怀和利益来准备对政府的认可和信任。这三股力气加上流淌人口个人背景因素共同作用于政府信任问题，准备流淌人口政府信任的影响特征。 在本争论中，有几项实证结果需要深化思考和争论。一是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与政府信任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二是在老家政府信任上
43、没有政治面貌的差异；三是老家政府关怀对流淌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没有显着影响。这些都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想到的。由于尚无相关文献进行对话分析，对此我们仅从样本和争论设计中赐予揣测。如样本规模偏小的状况下，在样本选择上没有依据严格的随机抽样，而是依据确定的条件配额不同类型的流淌人口比例；由于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仅用七个城市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确定的偏误；由于数据问题的局限，在老家政府关怀等变量操作化上可能存在缺陷；没有系统探讨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参照群体结构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有待在将来争论中改进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唐铁汉 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 中国行政管理，2005（3）：810 2 PUTNAM R，LEONARDI R，NANETTI R Making Democracy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P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701833 美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9364 美迈克尔巴泽雷. 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M孔宪遂，王磊，刘忠慧，译 北京：中国人民高校出版社，2002：1335 林尚立 国内政府间关系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