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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及其变化研究摘要：选取资本、资金、劳动力要素投入作为输入项和经济、社会和技术溢出产出作为输出项构建城市外资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运用DEA模型对2000年以来中国31个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及其时空演变进行量化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并不理想，存在“效率陷阱”现象；2）目前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普遍相对较低，技术效率相对较好，规模效率居中，且三者的地区差异均较为显著，大多数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3）近十年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在波动中下降，技术效率水平较高，总体上在波动中上升但幅度较小，规模效率总体水平居于上述两效
2、率之间，演变趋势与综合效率较为相似，规模收益状况基本保持不变；4）从空间分异上，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呈东中西梯度递增，技术效率则反之；5）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规模效率决定着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化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这些国家或地区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较低的成本收益，或是将本国剩余资本转移别过以提高过剩资本收益。21世纪以来我国利用外资量越来越大，其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我国已成为世界各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外资的涌入加速了我国城市经济、产业等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空间不均衡、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区域
3、之间的均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威胁。在此形势下，无论从外资流入趋势还是我国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看，都需要调整我国各地区的外资引进和利用战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战略转变。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评价外资质量和如何提高外资利用质量，质量型战略要求其应成为城市外资引入和利用的重心所在。上述问题指出了城市外资利用质量型战略的两个关键，即引入高质量外资和提高引进外资利用水平，二者对质量型战略同等重要。前者早已有文献论述，后者至今关注度较少，虽有不少文献，但以定性分析为主，极少数从定量角度评价的文献在方法上比较传统，多采用外资企业产出与历史时期相比衡量效果好坏，部分采用了比较缜密的数学方法，
4、但此类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如多将外资利用质量作为利用外资质量的侧面进行探讨，或从外资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与溢出等单方面的贡献角度间接反映外资利用质量问题，对城市外资利用质量问题的全面理解难以给出清晰而完整的答案。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如何系统地定量化衡量城市外资利用质量等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但其却对城市外资利用理论和指导外资利用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提高城市外资利用效率是高质量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外资利用从数量型战略向质量型战略转变的有效手段，某种意义上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决定着城市外资利用质量。纵观现有对城市外资利用效率的研究发现，可能受我国外资利用长期
5、以来“重引进轻管理”模式的影响，重视对城市外资引进效率的研究，而对城市外资利用效率的研究鲜有涉猎。对城市外资引进效率的研究方法先进且研究透彻，如何跃和胡宜朝等采用GMDH和DEA方法对中国各省市引进FDI的效率评价与分解。对于城市外资利用效率的分析以定性研究和内外资企业效率的比较研究为主导，如易广杰等定性分析了我国外资利用效率不高的表现和改善措施，刘忠生等比较分析了中国内外资的效率差异及收敛性，王俊松等探索了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一些学者定量研究了区域层面的外资利用效率且文献少，其主要采取了AHP、回归分析、生产函数及Oa模型等传统方法进行分析，个别采用Malmqui
6、st指数方法，在深度和内容上均不理想。综上所述，对于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当前鲜有系统地定量研究成果，如对怎样衡量和如何评价我国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城市外资利用效率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及时空变化特点是什么、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提高城市外资利用效率等值得实践和理论界思考的问题均难以回答。因此，本文利用DEA方法，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大陆31个省会城市的外资利用效率进行测算和规律总结，以期能给我国城市外资利用发展提供参考。1、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1.1DEA模型当前研究中对于外资利用效率评价方法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采用外资引入量（直接利用外资额、外资项目数等）、外资产出量（外资
7、企业工业增加值、总产值、进出口额等）的变化和比较来衡量的传统方法，第二类是采取AHP、Oa模型、GMDH、DEA、Malmquist指数等较为缜密的数学模型或方法。前者更多的是揭示了外资投入量和产出量与前期或其他地区比数量变化，难以有效的衡量其利用质量；后者中的AHP和Oa模型等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其对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联较松散，而外资利用其本质恰恰是一项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复杂过程，故此方法仍然不够严密；后者中DEA和Malquist指数等方法虽能很好的关联投入和产出，但当前利用此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引入效率方面，而在城市外资利用效率方面鲜见。外资利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包含着多重输入和输
8、出要素，而DEA是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对若干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UM）进行相对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对于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本文选择DEA模型定量评价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DEA是数据包络分析的简称，是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开创。据DEA思想，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评价的本质是将利用外资城市作为实际DUM，通过达到DUM的Pareto最优，旨在寻找一个包含所有城市外资利用的最小凸锥，该凸锥的边界就是“城市外资利用”的最佳前沿面，把所有城市外资利用可能性集与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从而得到各自效率的测
9、度。关于DEA模型及其数学原理有很多文献介绍，仅对本文运算涉及的变量和参量予以说明，文中的DMU为我国31个省会城市，考虑到外资利用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外资利用存在规模效应，采用投入导向模型，故选择BC2模型。DEA模型中的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指数反映的是城市要素资源的配置、利用和规模集聚等效率，纯技术效率指数则表示城市外资要素资源的配置、利用的效率，规模效率指数表征的是城市外资利用规模集聚效率。1.2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过程中假定外资利用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资本、资金和劳动视为要素投入产出实现高效的关键，从而将其作为本文的3个投入要素。在产出方面
10、，FDI对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溢出、资本积累等方面的效应是其利用外资的主要动力，故此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溢出效益作为考察对象。指标之间若存在高相关性，会通过相关指标的重复赋权，导致被评价对象的信息重复使用，从而降低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使评价结果缺乏可信度。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要对所选指标进行相关分析，以删除某些存在高相关性的指标。遵循真实性、全面性、区分性、可行性和指标数量宜少等原则，结合研究对象与目的，首先拟选12个城市外资利用效率评价指标，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将相关系数大于0.85的因素进行筛选剔除，最终保留了8个指标，构建了“三投入五产出”八个指标组成的城市外资利用效
11、率评价指标体系。1.3数据来源与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数据缺失的城市利用计算机和相关模型处理。由于在原始数据出现缺省值或为0数据时，DEA模型运算可能会出现失败的现象，故本文对出现失败现象的原始数据进行不影响总体情况的修正，如当个别数据项为零时，主观赋值为0.01。由于港澳台数据难以获取，故选择了大陆31个省会城市作为样本予以研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会遇到非期望产出变量，如单位GDP电耗，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选择Scheel（2001）的方法，即把非期望产出的值变换为倒数形式作为期望产出处理。外资利用效率指数是根据投入和产出指标运用Deap
12、2.1软件运算所得，对运算结果采用Arcgis和Excel软件进一步处理。结果中会给出VRS模型下的三个效率指标值和规模收益状态，即综合效率crste、技术效率vrste、规模效率scale，规模收益递增、不变和递减。若crste、vrste、scale为1，说明此DUM为DEA有效；若为0-1值，则值越接近1说明此DUM城市外资利用效率越接近效益最优化状态。2、测算结果及其分析2.1外资利用效率现状特征根据DEA指数值1、0.8和0.6为界，将2000-2009年中国31个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划分为四类，即DEA有效（指数值为1）、DEA相对高效（指数值为0.800-0.999）、DEA相对
13、低效（指数值为0.600-0.799）和DEA无效（指数值小于0.600）。2.2.1总体水平总体上，中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普遍较差，技术效率最好，规模效率居中，且三者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均十分显著。主要表现为：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699、0.914和0.769。其中，综合效率有效的城市有6个（占样本数的19.4%），DEA相对高效的城市仅5个（约占16.1%）；达到技术有效的城市有19个，（约占样本城市的191.3%），DEA相对高效的城市有7个（比重约22.6%）；规模效率有效的城市有6个，（占样本数的19.4%），DEA相对高效的城市有9个（比
14、重约29.0%）。从规模收益状况看，77.4%的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对于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的城市，未来应适度减少或调整投入；仅昆明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城市，对此类城市未来外资利用应进一步追加投入，促进城市外资利用快速发展成熟；有6个城市的外资利用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均匀分布于东部和西部。2.2.2空间分异从空间分异上，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水平呈东中西梯度递增，技术效率则反之。从中国三大经济地带来看，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的空间分布与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格局相反，即“东低西高”的格局，但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各省会城市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有效的省会城市分
15、布看，东部和中部的分别占16.7%和33.3%，西部占50.0%；从技术效率有效的省会城市分布看，东部约占42.1%，中部和西部分别约占31.6%和26.3%；规模效率有效省会城市的分布与综合效率相似。三大地带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反，经济发展较弱的西部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反而相对最好。2.2外资利用效率变化特征2.2.1综合效率总体上，全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长期以来普遍较低且在波动中下降，城市间差异显著并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总体上，综合效率一直低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三者演变趋势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从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指数平均值看，2000、2005和2009年
16、分别为0.703、0.789和0.699；2000、2005和2009年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最差地区的指数值分别为0.259、0.357和0.191，与处于效率最优状态的指数值1相比，外资利用综合效率差异较大且有拉大趋势。2.2.2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相比，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总体上在波动中上升但幅度较小，地区间差异仍呈拉大趋势。2000-2009年中国城市外资利用的技术效率均值在0.900-0.916之间，总体仅下降了0.014，技术效率指数值最差地区从2000年的0.567下降至2009年的0.346。从各类技术效率内城市的数量变化看，2000-2009年DEA有效城市数
17、量略有减少；2000-2009年DEA相对高效的城市数量增加了4个。2.2.3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与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总体水平居于两者之间，演变趋势与综合效率较为相似；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而规模收益递增城市数量到2009年才出现1个。规模效率均值从2000年的0.773下降至2009年的0.769；从地区间差距看，整体上地区间差异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从各类规模效率的数量变化看，DEA有效城市数量减少了2个，DEA相对高效的城市增加了3个。2.3外资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异演变2.3.1效率及其变化的三大地带空间分异总体上，2000-2009年全国省会城市外资
18、利用效率及其变化的三大地带空间分异呈现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由东部西部中部地区演变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则长期处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特征。东部省会城市的三大效率均呈下降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则均呈现上升的趋势。2000年以来，三大地带之间的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指数差异较大且差异呈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东部和中部的扩大趋势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值一直较高且呈东中西递减的现象，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保持一致；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相似，由东部大于中西部演变为东部、中部、西部递增的特征。从规模收益状况看，2000年以来占少数的规模收益不变的省会城市在三大地带的分布较为均衡，这些城市未
19、来招商引资应适度控制，或有选择地进行引资。2.3.2效率格局及其变化影响因素在研究期内，外资利用效率格局及其变化影响因素表现为规模效率长期对综合效率起很大决定作用。将2000和2009年中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进行拟合，结果显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拟合效果都不很好，但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的关联性较大，尤其是综合效率无效状态主要受技术效率影响。因此，中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规模效率决定着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对于外资利用效率水平较低的城市未来应将重点放在规模效率水平的提高上。21世纪以来中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并不理想，这与我国各城市日益激烈的竞相对外招商引资实现经济快速
20、发展的目的相背。主要是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引进外资的机会和投资总量等方面都远远大于其它地区城市，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基础相对较为雄厚，因为在外资利用上往往不会给予充分重视，从而导致外资利用效率反而较差；而很多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虽然也并不是很好，但这些城市在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比较重视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很好地充分利用外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对当地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省会城市表现的尤为显著。3、结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化发展，城市引进外资逐渐演变为国家或区域经济稳定、繁荣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成为衡量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基于
21、DEA的中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及其时空变化研究得出如下结论：21世纪以来，我国多数省会城市的外资利用效率并不理想，与利用外资来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目标相背的发展现实说明城市外资经济发展已经陷入“效率陷阱”。“效率陷阱”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包括当前各城市对外引资竞争比较激烈，在引进外资上仍存在较大的盲目性，以及外资利用上长期以来“重引进轻管理”的模式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各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益不佳，不能很好地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普遍相对较低，技术效率相对较好，规模效率居中，且三者的地区差异均较显著；大多数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处于规模收益不变和递
22、增状态的城市较少；从空间分异上，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呈东中西梯度递增，技术效率则反之。整体上，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综合效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在波动中下降，地区间差异显著并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外资利用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总体上在波动中上升但幅度较小，地区间差异仍呈拉大趋势；规模效率总体水平居于上述两效率之间，演变趋势与综合效率较为相似；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而规模收益递增城市数量到2009年才出现1个。省会城市外资利用效率及其变化空间分异较显著；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由东部西部中部地区演变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则长期处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趋势；东部省会城市的三大效率均呈下降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则均呈现上升的趋势。我国省会城市外资利用规模效率决定着外资利用的综合效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