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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体系探索摘要：构建了一套多维度定量化评判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体系，并选取协调发展度作为等级判断标准，据此以安徽省地级市作为基本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时空变异存在较好的规律性，表现为：时间序列上，研究期内大部分地级市协调发展度指数大于0.5，总体呈现协调发展态势，“路径依赖”较强，“高中低”三层稳固演化，且“两极分化”逐步强化。空间变异上，中心城市凸显，呈沿江和内陆“双核双带”模式发展，东西两翼、南北两端差异显著，空间自相关性、趋同性和集中性较高。演变趋势上，大部分地域在小幅波动变化中出现稳中有降，且从
2、东北向西南下降速率逐步减小。关于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深入分析，发现现有研究重点是对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究，多采用单一指标回归实证或多指标对比定性分析的方式，鲜有多维度系统化的实证研究，缺少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建立一套多维度和多元化的评测体系和标准，对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判、时空变异特征的解读和未来发展演化趋势的判断以及相应策略
3、是当前的重点和难点，对我国及各地区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以东部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安徽省为例，重点讨论转型期和“中部崛起”背景下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程度、时空变异特征、未来演变趋势以及应对策略。1、方法与模型构建1.1评价体系构建1.1.1多维度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体系构建城市化发展水平不能仅依靠单一的人口指标进行度量，城市化过程是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动态变化的过程，是多元化的过程。因此，本研究把人口、经济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等同于GDP的高低和经济实力的大小，还包括经济结构弹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潜
4、力的大小两个维度，同时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指标的代表性，依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和方法，构建2个子系统，3个层次，6个指标类和21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1.1.2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等级判断标准协调度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其理论基础是系统协同论。从协同论的观点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就是用来定量描述区域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程度和和谐程度。但协调度的缺陷是没有和发展水平的高低相结合，即协调度高可能是低水平的协调发展，也可能是高水平的协调发展，并不
5、能完全真实反映两者的协调水平。本文运用协调发展度概念，以此衡量各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1.2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08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安徽省行政区界线数据来源于1:100万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投影为Albers双标准纬线等积圆锥投影。2结果与分析2.1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时间序列动态演化轨迹分析从时间维度分析，可以发现安徽各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的演变存在以下特点：2.1.1大部分地级市协调发展度指数大于0.5，呈现协调发展态势研究期内大部分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指数长期稳定在0.5以上，几乎全部城市在0.35以上(注：部分研究者
6、认为0.35-0.5属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如陈菁等)。因此，整体上安徽省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城市化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呈现较好的协调性，只是协调和耦合的程度存在差异。笔者认为，整体较高的协调性与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均不够理想相关。2.1.2大部分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在波动变化中相对稳定发展，且稳中有降首先，2001-2008年间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指数变化幅度不大，绝大部分地级市处于微小波动的震荡发展状态，相对而言具有很好的稳定性。这表明不论安徽省各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差距多大，但二者变化步调基本一致，呈现很好的协调性
7、。其次，大部分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指数值在波动的“稳定”发展过程中呈下降趋势，只是下降幅度极为微小。另外，也存在特殊情况。如阜阳和亳州等少数市呈现相对大幅度的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或下降。上述现象主要是：2000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加速，安徽省作为产业承接的“桥头堡”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的两大机遇实现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但农业大省而非强省和城乡严重“二元结构”等制约的现实使得农业现代化、人口城市化与社会经济难以实现有机对接发展，故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指数下降。另外，由于安徽省仅处于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的初级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不是很快，所以会出现稳定变化中仅
8、有些微下降的现象。2.1.3大部分地级市协调发展度的“路径依赖”较强，分为“高、中和低”三稳固演化层，且“两极分化”逐步强化首先，大部分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指数值具有较高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为：不论研究期内协调发展度变化趋势如何，但研究期起始点指数值较高的（或较低的）地区在整个研究期基本维持在较高（或较低）水平，如合肥、六安等。其次，依据协调发展度指数大小和变化趋势，可将各地级市归为“高、中、低”三个稳固演化层。最高层为合肥、马鞍上和芜湖等，中间层为淮北、淮南和蚌埠等，底层为六安、宿州等。再次，从省域层面看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三层割据”和“两级分化”的趋势
9、逐步强化。主要表现为：三层中除阜阳和亳州在中层和底层之间实现了生态位穿层外，各层层内协调发展度指数大小和演变趋势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各层内城市逐步强化其生态位；最高层和底层逐步向两级演化，差距越来越大，最高层总体演化趋势是逐步上升的，底层则相反。上述特点的形成原因，在此认为较强“路径依赖”的存在缘于大部分地级市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初级的协调发展过程中。三层次稳固化发展是由于各地级市竭力使得本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但受发展阶段和水平限制，而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演变结果。至于“两极分化”主要是最高层城市历史上发展水平已经较高，而底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才开始腾飞，二者均借助
10、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的机遇实现发展，但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各异所致。最高层城市（如合肥）多数借助此次机遇，大力调整城市化与社会经济结构，使得二者协调发展；中底层城市（如蚌埠和阜阳）则是利用此次机遇加速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实力的积累，为改善社会发展奠定基础。故协调发展度指数有所下降，最明显的是蚌埠，从最初的初级协调演变为失调。2.2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空间变异与成因分析2.2.1中心城市凸显，沿江和内陆“双核双带”模式发展合肥和芜湖的协调发展度指数遥遥领先，二者的中心地位凸显；沿江城市以芜湖为核心，内陆城市以合肥为首，两条城市带并行发展。因此，从空间格局角度分析，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
11、展具有典型的沿江和内陆“双核双带”的发展模式（图2）。在“双带”中除核心城市外，带内其他城市的协调发展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发展实力和阶段直接相关。2.2.2总体上地区间差异较大，东西两翼和南北两端差异显著省域层面协调发展度区域差异较大，东西两翼和南北两端差异显著，且随时间推移，协调发展度指数缩小的空间范围从北向南逐步拓展，很多地区由原来的初级协调演变为轻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因此，宏观上形成了南北方向北低值、中中值、南高值逐渐过渡的渐变演化，东西方向东低值、中高值、西低值跳跃发展的状态。原因主要有：南北方向的差异，深受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前后安徽省重点发展区域选择与政策调整的影响。改革开放前
12、自然地先南和人为地后北，使得南北均发展到腾飞前夕的阶段，一旦遇到适当机遇便可顺利飞跃发展，改革开放后发展重点区域的再度南调使得北部腾飞难以实现，南部顺利实现飞跃。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机遇使得二者共享，所以南北均有所变化，但北部明显剧烈。区域空间的发展演变具有历史继承性，东西方向上的差异，主要受改革开放前把皖北作为省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形成的基本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除交通枢纽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主要是淮北和淮南）外，其余发展水平不高。南北差异也与改革开放至今南部旅游业和相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相关，如研究期中黄山在初级协调和良好协调之间的波动。2.2.3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和集中性，空间自相关性
13、较高各地级市协调发展度空间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趋同性和集中性以及空间自相关性较高，表现为协调度较高和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相连，地域分布上较为集中，例如协调发展度较高的集中于沿江和铁路通道沿线，轻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的地区集中连片分布于皖北。2.3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演变趋势分析依据20012008年安徽省各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秩相关系数变化，利用arcgis平台分析安徽省各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的演变趋势，空间上分为显著下降、缓慢下降、保持稳定、缓慢上升和显著上升五类，且五类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自身特性。显著上升和保持稳定的地区比较孤立，前者只有位于省境中央的合肥，后
14、者仅有省域东北角的工业弱市宿州；缓慢上升的地区分布比较分散，南北两端和东侧均有分布，且主要是老牌旅游城市（如黄山）、非工业城市（如亳州）和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如马鞍山）；显著下降和缓慢下降的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域相连，且下降趋势从东南向西北渐变，形成东北方向上以皖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为核心的连片显著下降区，西南部为多数皖西城市和少数皖南城市连片集中分布的缓慢下降区。历史发展基础的继承与延续、南部山区和北部平原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交通和产业转移源地临近性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蕴含与开发的差异、现有产业结构和城市类型的制约、独具特色的省域城镇体系尚未形成等，是上述
15、特征存在的根源。3、结论与建议安徽省历史发展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显示，构建的评价体系能很好的反映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能很好的预测未来演变趋势，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重要的是，安徽省不仅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保持同一方向，且二者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没有大规模出现我国其他地区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安徽省各地级市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时空变异较大，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在时间维度上，尽管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存在“路径依赖”、“三层稳固”、“两极分化”以及整体上
16、呈现稳中有降等趋势，但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如蚌埠、合肥、芜湖和滁州等）已出现快速变化的端倪。从空间角度看，安徽省不仅出现了“双核双带”、东西两翼和南北两端显著差异、较强的趋同性、集中性和空间自相关性较强等特点，而且东西和南北、沿江和内陆所呈现的较为规律的空间格局在短时间内不会消除。安徽省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变异特征和未来演变趋势的形成受多元因素的影响，主要制约因素包括原有经济基础、自然地理地貌条件、发展区位条件、中小城市发育相对成熟和大城市与中心城市实力不足的不合理省域城镇体系、制度上的“二元”惯性效应、人口总量庞大和转移任务艰巨的社会根源等。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未来一定时间内，安徽省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的下降是正常，只要不过度降低而陷入严重失调的状态，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社会经济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上，尽快改变落后的发展面貌。加速二三产业和核心城市发展，凸显发展极核作用，形成大中小体系合理的城市群（或带），有条件的城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步伐，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快速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从农业大省转变为农业强省，同时，严格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大力破除“二元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等体制和社会约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