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理解现代经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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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现代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学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力量。20年来，我国 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全面建立。伴随着这 一过程，现代经济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逐步被介绍到我国，并在高校讲 授。今天，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必然要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并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改革和开放也将上一个新的阶梯。这一大 趋势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 轨。为此，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就恰逢其时。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 为主流的经济学

2、称为现代经济学。2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 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 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 经济学家认识到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 “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 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 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 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 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 济现象和

3、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 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 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展望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 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 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有经 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

4、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 挈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 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 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 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 就象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 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 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 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涵义是 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 象

5、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 检验 另一方面 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 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 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 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 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砒 象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 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 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 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

6、经济含义 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 最重要方面。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相类比则更为 恰当，因为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是研 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 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 的一点是，除极少数的情况外，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 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 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 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 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

7、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 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 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 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 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 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和纳什(John Nash) o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 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 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

8、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 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 在性(18)和“纳什谈判解(19)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 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 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极端的 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本 文所引用的三十几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 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第一，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是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三、现代经济学在发展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

9、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 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 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 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 注重研究平等。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市场中的资 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当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其本 身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 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从当前国际经济 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 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

10、演变的关 系、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 效率等等。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 扩充。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 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 学中的主要内容一一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一一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 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 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 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 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

11、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 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 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 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 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 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 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 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 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27)。比如，他们发现，现实 中重要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

12、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 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 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 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 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15)。最近，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 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 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 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 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

13、，脱离 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 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 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 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 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 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 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 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 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 的(pos

14、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 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 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 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 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 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 人的利益决定。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 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 资源游说

15、、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 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 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 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 做出了奠基性贡献(4)0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20)。但是 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 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

16、o Tabellini)合著(21),另一本 由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10), 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论都要做假 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 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 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指 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 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 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

17、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 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 下面我举两例说明，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 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 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 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 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 对市场的研究(W),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 是阿克尔洛夫

18、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 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 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 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 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 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 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 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 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 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

19、学作出 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 Spence) (28)和斯蒂格利 茨(24, 29) 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起步。心 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 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结合 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 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 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 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

20、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 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 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 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90年代，行为 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Richard Thaler) (30, 31)和施莱佛 (26)对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 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2)。但最有意义的事件 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一一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 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以

21、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 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 Rabin) (22)。这是该奖在过去12年来首次 授于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 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 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四、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 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 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

22、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 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 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 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采取的 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 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 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 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 而她 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 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 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

23、完全解释由 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 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 (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 o接 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 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 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 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

24、 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 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 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 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 润，都是很自然的。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 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J散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 “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 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 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 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

25、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 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 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 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 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 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 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 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 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 济行为

26、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 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 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 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 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 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 (23)。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 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 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 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 接轨的现

27、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 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 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 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 以便准确地识别中 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 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 大视野。进一步说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 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 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

28、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 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 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作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 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 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 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 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 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 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 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 前人制作的工具 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

29、了这样的 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 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 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 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 配置机制的问题 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 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 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 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

30、到社会的经济效率。 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 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 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 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 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 80年代，一般 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 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 进的方

31、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 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 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 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 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 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 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津这些现代经济学中 正在蓬

32、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 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 轨 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 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 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 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 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 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 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

33、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 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 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 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 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 对研究中国 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 例一一市场和企业一一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 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 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 市场的资

34、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 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 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 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 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 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 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 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 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 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

35、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 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 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 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 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 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 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 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 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 所周知 财政包

36、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 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 但另一方面，它给于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 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 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 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 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 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 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 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 重要原因。4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

37、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 也可以借用现 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 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 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 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 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 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对发展经 济学有直接的影响一一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 相似之处一一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

38、。它还引 发了 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 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 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 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参考文献_1 Akerlof, George.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pp. 488-500, August

39、1970._2 Akerlof, George. 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Richard T. Ely Lecture. 81(1), pp. 1-19, May 1991._3 Arrow, Kenneth, and Frank Hahn.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1._4 Black, Duncan.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

40、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_5 Cheung, Steven N. S.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_6 Coase, Ronal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pp. 1-44, October, 1960._7 Debreu, Gerald. Theory of value. New Haven: Ya

41、le University Press, 1972._8 Diamond, Douglas, and Philip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3), pp. 401-419, June 1983._9 Fama, Eugene.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2), pp. 288-307, April 1980._10 Gr

42、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11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 pp. 691-719, August 1986._12 Hart, Oliver, and

43、John Moore. u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6), pp. 1119-1158, December 1990.13 Holmstrom, Bengt. 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s - ADynamic Perspectiv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1), pp.169-182, January 1999.14 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H. Meckl

44、ing. Theory of the 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 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 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挈 社会学等学科 研究诸如选举、政体、 家庭、婚姻等问题。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 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 而在于建立了一 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 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 (3, 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

45、勒定理 (Modigliani-Miller Theorem) (17)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 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 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 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 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 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 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 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 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

46、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 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4 ), pp. 305-360, October 1976._15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u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

47、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1), pp. 1-25, October 2000.16 Laffont, Jean-Jacques, and Jean Tirole. Using Cost Observations to Regulate Firm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3), pp. 614-641, June 1986._17 Modigliani, Franco, and Merton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

48、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48(3), pp. 261-297, June 1958._18 Nash, John. Non-Cooperative Games.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s, 54(2), pp. 286-295, September 1951._19 Nash, John.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18 (2), pp. 155-162, April 1950.20 Olson, Mancur. The

49、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_21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_22 Rabin, Matthew.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Economics Literature. 36(1), pp. 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