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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零一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193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K204.2781.27）后汉班固同意司马迁之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一百零一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173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K234.781.6）到了唐代，孔颖达起先怀疑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一百零一五篇，是诗三一百零一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
3、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非常去九，马迁言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孔疏，第263页，中华书局11010年影印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Z126.1.831）孔说一出，自宋迄清乃至近当代一些学者纷纷宗之，都不信任“孔子删诗说”，其理由，概括如下：第一，史记既说诗本三千余篇，经孔子定为三一百零一篇，那么逸诗应当多于删存诗十倍。但今之所见逸诗却不及删存诗二、三非常之一，况且孔子删诗，也不会删去全诗的非常之九。此说肇自孔颖达。清人赵翼依据国语、左传中所引诗的文字，统计了逸诗的数目，来证明此说。（详见赵翼陔馀丛书考卷三，第25页，中华书
4、局1963年版。暨大馆藏五楼，索书号K207.20224）其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适鲁观乐，鲁大师所歌之风，除未及曹乐之外，于者无出于今十五国风（详见十三经注疏卷三十九春秋左传正义，第2022页），此事在孔子之前，故诗三一百零一篇在孔子前已初具雏形，孔子未曾删诗。南宋郑樵在六经奥论删诗辨（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卷三，第688页，商务印书馆2022年影印版。暨大七楼特藏，索书号Z121.5.20221.63）、朱彝尊在经义考（见该书卷一一百零一零一零一，第533页，中华书局19101年影印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B222.20221）、崔述洙泗考信录（见该书卷三，第75页
5、，中华书局11015年版。暨大馆七楼特藏，索书号Z121.730221.143）都有论及。第三，论语中为政篇和阳货篇载孔子言及“诗三一百零一”、“诵诗三一百零一”，应指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孔子所删存之诗。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更进一步说明孔子在正乐以前已经在说“诗三一百零一”“诵诗三一百零一”，因此正乐绝非删诗，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见该书卷首下，第44页，中华书局11016年版，暨大馆四楼，索书号I207.222.20223）第四，司马迁说孔子删诗“取可施于礼义”，但仅所见逸诗中大有可“可施于礼义”者，孔子为何删去？删存诗中又有郑卫“淫时”，孔子为何存而不删？可见孔子未曾删诗。此说朱彝
6、尊经义考中有论及。上述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四个理由，刘操南先生在诗经探究（浙江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暨大馆藏四楼，索书号I207.2.20048）一书中都做了批驳：第一，刘先生认为今本诗经是经过五一百零一多年的创作累积下来的，三一百零一篇在孔子之前已具雏形，并且在周室和各诸侯国皆有藏本，这些藏本篇目基本相同，但稍有出入。孔子周游列国时有可能将这些藏本荟萃起来，诗篇共计是有三千余篇的。这三千余篇各本重重复复，篇目字句偶有出入，基本上大同小异，也各有缺失，可以相互补充与订正，孔子就是借以相互订补，定为三一百零一篇。刘先生实际是认为删诗即“去其重”，这种说法清人赵坦在宝甓斋文集中也有论及，但前者是
7、建立在诗三一百零一在孔子之前已趋定型的的基础上的，因此比后者更有劝服力。刘先生依据自己收集出版红楼梦弹词开篇集的实践阅历以及汉刘向x校荀子时留下的校勘记，以今证古，以古证古，有力地说明删诗就是“去其重”。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去其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文字乃后人窜乱所致。张先生引了史记宋微子世家的一段话：“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与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删诗的那段话作比较，认为孔子世家把商颂当做商代的诗，与宋世家中把商颂当做周代的诗（正考父，周人）相冲突，也与三家诗相悖，由此断定孔子世家
8、中关于“古诗三千”的那段话是不行信的，必是经过后人窜乱。我以为孔子世家“上采契、后稷”中的“契”不肯定是指作诗的年头，而很有可能是指诗所反映的年头。前面所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一百零一五篇”中的“周诗”是指作诗的年头，而“上采殷”则是指的诗所反映的年头。班固应是看过史记的，他也信任司马迁之“孔子删诗说”，班去马不远，班所看到的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删诗”的那一段应当是可信的，且与今本无甚出入，今本未必经过后人窜乱，再加上孔子世家与宋世家也未必相悖，所以孔子世家中“去其重”者云云，是可以信任的。关于其次点，刘先生认为“季札观乐之时，鲁乐所奏，其所据的藏本风诗不仅未
9、出十五国风，且有所缺（引者按：缺曹风），这时诗已有雏型，孔子所定，即就这雏型的各种藏本，相互订补，稍有增删，同时正乐，于文字上有所改易，与藏本变动不大，并非改弦更张，与藏本截然判为两书。”第三，司马迁所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是指周室和诸侯国藏本的总数，各本诗原来就是三一百零一篇左右，孔子删定后仍为三一百零一来篇，没有很大差异，所以论语两云“诗三一百零一”，无妨孔子有删诗之事。第四，司马迁只说孔子删诗“取可施于礼义”，并未提出以“贞淫”为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者，“义”即“仪”，“礼义”实指“礼乐”。周时采诗“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只要合乐，皆可入诗，故三一百零一篇孔子“皆弦而歌知，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刘先生说：“以贞淫为标准删诗，自是后儒臆说，不足以乱孔子删诗之说。”我本人同意刘先生的说法，我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可信的。第6页 共6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