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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在坚守中砥砺创新一浙江“千万工程”启示录与“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二篇材料）2023年在坚守中砥砺创新一浙江“千万工程”启示录“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在很多人眼中，浙江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创新。浙江的创新如同一种空气，无处不在，从“八八战略”的提出，到“生态文明建设”大幕的拉开，从“千万工程”的波澜壮阔，再到“文化大省”、“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每一个理论创新背后的智慧力量，总能穿越重重迷雾，指引前路。今天解读“浙江精神”，应该要有新的涵义，那就是学会坚守，懂得久久为功，秉承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钉钉子”精神。从表面看，坚守与创新，看似一对矛盾：
2、有人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唯有坚守匠心，才能创造奇迹；也有人说，创新是灵魂，唯有不断颠覆，才能走向成功。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予以审视，这其实是一对有机组合。浙江的实践证明，成功的坚守需要以创新为前提，伟大的创新需要以坚守为内涵。去年9月，联合国将最高环境荣誉一一“地球卫士奖”，授予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表彰其卓越贡献。这是中国再次为世界多样化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2003年至今，这一工程仍然是浙江抓城乡统筹的“牛鼻子”，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也让千万乡村蝶变为美丽乡村，继而迸发出美丽经济的强劲活力。带着对坚守与创新的思考，记者走进了浙江乡村，寻找思想的源
3、泉，成功的奥秘。从“单重奏”到“大合唱”浦阳镇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南端，这里因地处浦阳江畔而得名，然而水质污染一度成为“老大难”。近几年，通过重拳整治，绿水清波又重新回归。借着这股东风，镇里发展沿江、沿山和沿路资源，重金打造风情小镇，发展美丽经济。走进尖湖村的山坳里，梨花漫山遍野，景在村中，村融景中。过去默默无闻的小村，如今成了“网红村”，引来众多游客，还有不少外国人。眼下，浦阳每个村都在创建美丽乡村，更将迎来一场场蝶变。事实上，对于乡村环境整治这件事，浙江已持之以恒抓了16年之久。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改革开放后，浙江工业经济高歌猛进，群众收入增加了，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水脏了、山秃了，特别是
4、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尤为突出。群众揶揄，走在浙江农村，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刚到任的118天里，他跑了11个市、25个县，为了多看几个点，不断压缩吃饭时间，匆匆扒拉几口，立刻赶往下一站。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被习近平同志称为“省级农民”的顾益康回忆说，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习近平同志问，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顾益康如实告知：不多。据省农办摸排，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
5、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当时，省里总结为“五个滞后”：村庄建设规划滞后、村庄环境建设滞后、村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农民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转变滞后、政府指导服务滞后。一些到过浙江考察的人士，曾形象地概括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习近平同志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开帷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所要改变的就是农村现状，以此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千万工程”一经推出，就普遍受到欢迎。许多农民感慨万
6、分：政府不仅免了我们的税，还出钱帮我们修桥铺路搞卫生呢！对此，顾益康同样深有感触：在浙江，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土地承包，还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千万工程”这样，让农民如此发自肺腑地认同；也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千万工程”这样，让政府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财力。时至今日，浙江每年召开一次有关“千万工程”的现场会，省委书记每次都亲临现场视察、指导、讲话。与会的，不仅有地方分管领导，还有主要领导，足显省里重视程度。“千万工程”不仅赢得了民心，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在全省上上下下迅速形成了城乡统筹的氛围和合力。可以说，一项工程启动了浙江全省城乡统筹的大合唱！浙江原来就有众多的农村“工程”，如交通部门的乡村康庄工程，
7、水利部门的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林业部门的万里绿色通道工程、绿化示范村工程；经贸部门的千镇连锁万村放心店工程等，这些工程纷纷聚集到“千万工程”旗下，按照“示范村建到哪儿，配套资金就跟到哪儿”的要求，跟进配套。“千万工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士”：省电力部门主动提出要求，将“新农村电气化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一流学府浙江大学主动要求参与新农村建设，与湖州市达成市校全面合作协议；众多脱胎于农村的乡镇企业更是不甘落后，积极投身其中；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全省共有1.5万家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从此，浙江的城乡统筹工作高潮迭起，终成浩荡之势，可以说，“千万工程”发挥了四两拨千
8、斤的作用，成了浙江城乡统筹名副其实的“龙头工程”。从“环境佳”到“生活便”“下姜村，梦开始的地方。”走进淳安县的下姜村，这句旅游宣传语赫然可见。今天的下姜村，“农家乐，民宿忙，游人如织到下姜。”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庄，去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而在15年前，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说起总书记第一次来下姜村时的场景，老支书姜银祥还有点不好意思。2003年4月2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乘车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时轮渡，再绕100多个盘山弯道辗转来到下姜村。如今再到下姜村，早已换了个模样，住在村里不比城里差。生活非常便利，水、电
9、就不用说了，公交车通到了家门口。房子大，环境好，要买点啥，出门就有各色小店，有点小毛病，村里的卫生服务站也能看，方便得很。在推进“千万工程”时，浙江并未就环境抓环境，而是把它放到了城乡统筹的高度，按照“让村里人像城里人一样全面享受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的要求，致力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所辖的每个县市都进入全国百强，社会和谐程度较高，因此，嘉兴市早在2003年，就已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保全覆盖的城市，并且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第一个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那时，作为城乡统筹的先行之地，嘉兴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浙江所需要突破的：统筹将从有形领域转向无形领域；从浅层次的、用钱能够摆平的，转向深层次的体制
10、机制的建设。为此，浙江先后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就业制度，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方面，浙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逐渐建立健全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配置公平、发展均衡的社会事业体系，布局合理、城乡共享的公用设施体系，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在基础实施上，浙江把“四好”农村路、万里清水河道、农民饮用水源、小康体育村、现代商贸服务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危旧房和电气化改造等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乡全面覆盖、全线贯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浙江又把“最多跑一次”
11、改革向乡村延伸。全面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中心村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商贸金融等服务在服务中心延伸集成，基本形成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达27302元，连续3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的首位。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同时再次处于全国各省区最低，去年这一数字为2.036：1，比上年缩小0.018。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浙江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正连为一体，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映成辉。从“公共品”到“市场品”各级政府投入了如此多的人力
12、、物力、财力，用于浙江乡村的改造和提升，确实让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气、没有产业，这些公共设施的效益最多就只能让留守的儿童妇女得以享受，无法真正发挥其价值，另一方面，后期的运维成本也是现实课题，根本无以为继。因此，在“千万工程”启动之初，浙江就将视角聚焦“市场化”。彼时的浙江，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习近平判断：整个经济社会进入了转型新阶段，人们对于休闲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基于这个判断，城乡之间的要素应当互相流通，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型城市化，鼓励农民进城，另一方面，要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怎么让“公共品”变为“市场品”？产
13、业是基础。从2005年，浙江就召开了首次农家乐大会。农家乐作为一种新兴的业态，近年来为全国各地所重视，而浙江的农家乐之所以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究其根本，在于自始至终坚持了“农民主体、村为基础、农旅结合”。从无到有，从初级走向高级，从低端转为高中低结合，浙江农家乐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特质的发展新路，成功地开辟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新渠道，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安吉是“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山”论断的地方。没有名山大川，缺少驰名景点，这个地处浙北的小县，旅游业却连续十多年呈两位数增长，呈“井喷”之势。现在，安吉整个县就像个
14、大景区，“一乡一品、一村一韵、一步一景”。早在2007年，安吉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以“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把一个县当做一个景区来规划，把一个村当做一个景点来设计，把一户人家当做一个小品来打造。县委书记沈铭权说，安吉用建设中国最美县域做统领，抓住了全域旅游这个核心，并拧紧了全域旅游的资源观、空间观、产品观、产业观、主体观等5个“总开关”。在浙江，像安吉一样，乡村旅游风生水起的不在少数。这一产业的全面开花，带来的不仅是人气与效益，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人才回流。记者入住余杭一民宿，一问主人“樵夫与山”，不料是当地农业局辞职回乡的创业者：不经意间闯进德
15、清“枫华山庄”，女主人范小明居然是浙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来到景宁大均乡“听泉山庄”，一打听，老板娘小沈三姐妹原来都在上海打拼。记者调查发现，在浙江，到乡村从事三产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这些创客背景各异，有记者，有律师，有教师，有海归，有设计师，但无一例外，他们对乡村生活情有独钟，在城市见过世面，了解消费需求，又善于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因此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生力军。和人才一起回流到乡村的还有资本，以及现代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不管你出差到哪里，一按手机键就可以给家庭农场施肥加温，这叫“智慧农业”；种水稻可以穿着皮鞋不下地，全程由专业公司打理，这是“社会化服务”；把百亩田地分为几百份，让城里人来认
16、领，做个“周末农夫”，属于“体验农业”；还有像众筹、直播等新花样，在浙江农村早已屡见不鲜，好吃、好玩、好看成了浙江农业的新特色。乡村成了城市的后花园，城市成了乡村的CBD。如今，不少浙江农民白天开着拖拉机下地干活，晚上开着小轿车进城吃饭、购物、唱歌；而到农村自驾游，则成了城市居民节假日的首选节目。城与乡如胶似漆，正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著名“三农”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黄祖辉谈到，很多人到浙江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后，觉得难以复制，他们把关注点放在了资金上。他认为，实际上“千万工程”是一个社区改善问题，学习浙江经验，关键学什么？核心在于：浙江通过植入产业，把社区的公共品变成市场品。“生态宜居，如果光是
17、针对本地村民，那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体制作支撑，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是面向城市的，如果是和服务业相结合，有了经济收入和市场机制后，那就是变成了市场品，如此一来，垃圾污水、厕所运维等就能迎刃而解。”黄祖辉说。目前，浙江已有超过八成县市，将旅游业列为战略支柱产业。浙江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未来将坚持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把全省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县（市、区）、旅游风情小镇、休闲旅游示范村的三级联动创建。根据计划，到2020年，浙江1万个乡村有望成为A级以上景区，其中1000个村还将达到3A级景区标准。从“颜值美”到“心灵美”在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境内，后源溪由峡谷至河谷盆地
18、的隘口，那里地势险要，村东有一山谓镇峰，如镇守此地的“大将”。一个村庄位于镇峰前头，因此取名镇头村。2018年9月21日，镇头村文化礼堂正式启用，而这正好是全省第1万座农村文化礼堂。为庆祝这一特殊时刻，浙江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我们的家园一一万家农村文化礼堂庆丰收”活动，主会场就设于镇头村。“千万工程”不仅仅是环境革命，还是一项“文化工程”，从最早的种文化、送文化，到2013年，为顺应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农村文化发展实际，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堂，通过文化引领实现“心灵美”。去年，浙江又将“万家文化礼堂引领工程”列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工程”之一。马美娥从小就爱跳舞
19、，在建德市下涯镇之江村，绝对算文艺骨干，平日里，就常常聚在文化礼堂表演。这次，她们表演的节目是杂技与走秀，光听名字农作物语，就“土味十足”，而所用的道具都是产自地里的花生、玉米。为了上场，大伙排练了一个多月，尽管天气炎热，但个个干劲十足。慈溪市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说，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他有3个“想不到”：建设前，想不到村民的支持率这么高；建设中，想不到村民的积极性这么高：建成后，想不到村民参与热情这么高。有了文化礼堂后，谁来管？又该如何“活”起来？据了解，全省农村文化礼堂有管理员9000余人、工作指导员3000余人、文化礼堂志愿者1万余人，各级政府把支持和奖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
20、算，县级财政为每个文化礼堂提供每年不少于2万元的运行经费保障。现在，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最有人气的“村庄客厅”。听一些农民群众说，他们每天有事没事都要去礼堂里转转，家里来了客人，也要带去看看。以前村民农闲时总是无所事事，甚至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自从有了文化礼堂，活动越来越丰富，到礼堂看看书、看电影，或跳跳舞、吹拉弹唱，成了许多村民的新爱好。近些年，在浙江的不少农村，传颂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多写一个字，少打一张牌：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多一场演出，少一场纠纷。每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许多村的文化广场上，闪动着大妈们动感的舞步。而不远处，或许还会传来华尔兹舞曲声。可别小看了这些“业余选手”。如今每逢
21、文艺演出，许多村都能自导自演。建设文化礼堂，光热闹还不够，浙江省认为，这里更要成为乡土文化和乡村记忆传承、延续的载体，形成属于这个村子、这些村民共有的独特集体记忆，提升农民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身有所栖、心有所寄”。从文化礼堂到礼堂文化，浙江省将文明的种子种进了农民的心田里。而散落在乡间的礼堂，也从一座座“盆景”，变成了一片片“风景”，又通过发挥其在思想引导、道德教化、礼仪培养、文化熏陶等方面的作用，衍生出一种文化生态，使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根据最新计划，从2018年起，浙江每年将继续建设3000家农村文化礼堂，到2022年，有望实现人口500人以上的村
22、全覆盖。另一方面，浙江还将努力实现“建管用育”一体化，做到“大门常开、内容常新、活动常态”，使得建成的文化礼堂，真正成为美丽乡村和美好生活相契合的精神家园。从“一时美”到“持久美”农村发展的春天，是靠改革唤醒的。对于“千万工程”而言，从环境美，再到心灵美，再到产业兴旺，在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中，除了激发市场活力带来的源泉，还有一股更重要的力量，那就是通过改革创新，来不断解放生产力。地处西南山区的丽水市，就充分领悟到了农村改革的新变化，并将这种理念升华为实践指南。说起丽水，不管去没去过，许多浙江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生态，是这座山区城市最靓丽的标签。九山半水半分田，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这里无
23、可比拟的生态环境。当整个华东地区“十面霾伏”，唯有丽水保持一枝独秀，“中国生态第一市”的美誉名不虚传。然而因为地处偏僻，山多地少，让丽水的经济发展一直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制约重重，举步维艰。曾经为了追求GDP，丽水也一度大干快上工业项目，但由此造成的污染，也引得怨声载道。2006年，丽水痛定思痛，下定决心：生态立市不再变！2013年，浙江正式取消对丽水的GDP和工业总产值考核，并明确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是绿色生态。对照历史与未来，丽水市委、市政府认为：在生态文明大行其道的今天，丽水最大的资源是生态，最具潜力、最具希望的也是生态，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最理想、最实际的道路，就是实行生态农业
24、、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的“三产”联动发展。但绿色发展、生态产业毕竟只是个概念，想要落地，还有众多深层次的问题待破解。比如，定位生态精品农业，前提要安全放心，则必须实行标准化生产，这就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又比如，主体想要发展产业，但苦于缺乏资金，如何推动手中的资产变资本；延伸出来的还有，如何转移剩余农村劳动力，如何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纵观这些问题，其背后牵扯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配套支撑，而且这些改革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否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如同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正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丽水市开始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步伐。同样的，
25、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虽然连续领跑全国省区，但大头一直是工资性收入。因此，如何在百尺竿头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成为浙江最为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农村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健康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无不指向“确权赋权”这一核心，只有让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才能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2014年初，浙江率先在全国推进农村“三权”改革，部署“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农地、宅基地、农村集体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等基础性工作，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活力，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地处长三角腹地、杭嘉湖平原正中心的
26、德清县，是著名的改革大县，拥有60多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其中有半数以上是“农字号”改革。2013年，当地成为浙江首个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消除城乡身份差异，填平待遇鸿沟。第二年，全县又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土地确权。如果说，改革就像一盘棋，只有把棋盘上不同位置、不同类型棋子的力量调动起来，步伐协同起来，棋面才能活、才能赢。这其中，每次遇到困难，浙江人总是能逢山开路、逢水搭桥，开辟出新的道路。从2006年开始的“三位一体”改革，就发端于浙江，如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从省、市，到县、乡建立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改变了过去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分散经营、分散管理、分散服务，来提高农业、农村、
27、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此外，最近几年，不少地方还探索产业农合联，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难题，不断探索合作经济再发展。下一步，如何推进“千万工程”再深化？在去年召开的推进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将从六个方面推进美丽浙江和大花园的建设：一是突出城乡融合，坚持规划引领、区域协调、陆海联动，形成“全域秀美”的格局；二是加快绿色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强化“生态富美”的支撑；三是下足绣花功夫，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建设、“高压线”管控，追求“景致精美”的卓越；四是注重内外兼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态文化建设，提升“心灵之美”的内涵：五要勇立时代潮头，
28、加强省内、省际和国际合作，敞开“合作共美”的胸怀；六要全力跨越关口，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扫除“康庄健美”的障碍。春时到处是新景，从2003年到2019年，“千万工程”久久为功，花开四野，不仅描绘了乡村的美丽风貌，而且重塑了业兴富民、政通人和的乡村模样，不仅将浙江打造成城乡共同繁荣的实景案例，而且提前演绎着整个中国乡村振兴、民族复兴的未来。回望15年历程，这是时间对坚守者最大的褒奖，也是浙江经验最简单、最核心的“秋诀”。可以说，“千万工程”对于浙江的意义，绝不是静态的、局部的、片段的。在浙江发展面临经济变革、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千万工程”是让列车换道变轨的那
29、个扳手。这一“扳”下去，列车大角度而又平稳地进入新的轨道，驶向更远的远方。“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千万工程”意义深远，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和解析。从乡村建设的视角看，“千万工程”就是乡村的“建设工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意义至少有四点。一是乡村建设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力量。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资金需求量很大，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在加大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创新乡村建设思路，发挥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建构利益机制，吸引企业、社会、村集体和村民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和参与乡村建设，这将是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不足、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路径。二是乡村
30、建设既要实现有效供给，又要实现有效管护。实践中，乡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不仅与供给乏力有关，而且与这些项目设施的营运与管护不力有关。因此，必须解决好政府、企业、集体、农民等主体谁来营运与管护乡村社区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问题。基本的思路是：明确相关公共设施的产权归属及其管护主体；强化公共设施规制及其监督监管；发挥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自治功能；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营运管护中导入市场机制。三是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率配置。也就是说，乡村建设不仅要防止脱离乡村自然与文化特点，甚至侵犯农民权益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具有空间效应与规模效应特征，避免守成不变的低效
31、配置。这意味着，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动态的过程，是在乡村规划先导下，体现乡村人口相对集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四是乡村建设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又要注重发展性。乡村建设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温饱社会阶段，乡村建设主要着眼于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生存型乡村建设，但到了小康社会乃至更高社会阶段，乡村建设应体现发展型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乡村建设，大部分地区重视体现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乡村建设要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相结合，促进乡村价值的转化与提升，实现乡村更快更好发展。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表
32、明，与乡村发展阶段和乡村发展功能有机结合的乡村建设，能包容多元建设主体和多种运行机制，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乏力、管护不力、形态单一、活力不足的重要路径。从乡村建设的治理视角看，“千万工程”也是“治理工程”。20年来，浙江在“千万工程”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多种治理制度的功效，探索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一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关键在于发挥“党政合一”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首先，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坚持把“千万工程”列为“书记工程”，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建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联系一个村制度，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
33、的推进机制。其次，坚持各方协同和分级负责抓。各级均成立“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实施、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和落实机制。二是“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在“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针对公共产品管理虽有规制措施但规制主体职责不清和不到位的难题，探索了将压实地方责任和数字化、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规制办法。先后探索出了河长制、道长制、所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可参照的“简约化”制度选择与安排。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全面推广，将数字与信息技术同“千万工程”责任制相匹配，实现“智治合一”的精准问责和精准治理。三是“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群众不仅要发动和带动，更要通过合适
34、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其中德治与自治是关键。首先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村民互助会、议事会、乡贤促进会等相关自治组织，推动乡村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其次是增强法治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秩序。再次是激发德治活力。将乡风文明与治理结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等对村民行为的引导，用崇德向善的力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四是“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市场机制是最能体现激励约束相融的制度，不仅在非公共性领域，而且在公共性领域，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也能发挥高效作用。浙江在“千万工程”建设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农民、企业)生态资源利用和公共设施建设（或管护
35、）的使用权与经营权，不断丰富乡村人居环境内涵，提高人居环境水平，激活人居环境市场，将乡村公共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同时转变相关主体的公共行为。这一系列安排不仅促进了乡村各类休闲产业、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城乡要素的互通和融合发展，而且也实现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设施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的相互促进。浙江“千万工程”四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乡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数智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为乡村建设中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很值得借鉴。面向新征程，浙江不断深化与提升“千万工程”，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和龙头、美丽乡村为底色、未来乡村为愿景、共同富裕为追求，致力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构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全域呈和美”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