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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历史与世界和平: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 一 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斗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展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斗的重要缘由。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处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害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观察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斗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斗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富强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信任，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斗就
2、可以避开。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斗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展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斗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斗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头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吵，看上去好像也要牵入战斗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峻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转变一下，战斗将不行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
3、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斗，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挡战斗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由于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斗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斗是一件可以避开的事。避开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育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
4、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会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斗。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斗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幻想，即可实现。”由此可见，陈衡哲把国际主义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 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沟通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殊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
5、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叙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说明，陈衡哲非常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缘由是：“由于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到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竭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削减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明显是最钟爱的局部。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展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
6、文联盟http:/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气远远大于武力的力气。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表达。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进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
7、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竟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洁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富强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其次，陈衡哲成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缺乏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经常能得到些意外
8、的进步。我们必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很多进步，很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存下来，因此文化的力气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熟悉，她指出：“武力的成功在一时，文化的成功在永久。”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进展与文化沟通是历史进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抱负：“一个国家共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详细而
9、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制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共性兴旺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宏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幻想的一个盼望吗?”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盼望通过这一途径而到达消退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抱负。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根底，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
10、，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自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珍贵的国际势力。”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承受，也是社会进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气。 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沟通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沟通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局部，陈衡哲指出，文化沟通推动了上古
11、历史的进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很多章节中。文化沟通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展详细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沟通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便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照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沟通不应是简洁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到达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制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根底。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进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 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抱
12、负，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进展道路进展了思索。在西洋史的最终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进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愿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靠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制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其次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阅历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索。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进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由于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当
13、“靠着自己的天才”，“去制造一个新道路”。但圆满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盼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制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制造自己的命运特别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水道与扬子江中有所表达。这篇文章模拟大水道(代表被人制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制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仆人。因此，在西
14、洋史中，陈衡哲表达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索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进展道路。 二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20世纪20年月，当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她的西洋史及其世界历史观对于世界史的教学、讨论和学科进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陈衡哲引入了美国先进的历史教学方法。在就读瓦莎大学期间，指导陈衡哲的是两位很有力量的教授：历史系主任露西沙蒙(lucy 和欧洲史教授埃勒维兹埃勒雷(eloise ellery)。她曾选修露西沙蒙的“新闻纸的历史价值”课程，考试时教师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发给每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下面的报纸中，编出那一个时代和地方的小史来。”这论文联盟htt
15、p:/种考试形式特别新奇，突出了查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根本功。这使陈衡哲受益匪浅，她体会到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和师生互动的重要性，这对她以后的学术讨论和教学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后，她将这种方法引入其世界史教学，鼓舞学生自己查找史料。但是在当时，即便是在北大，可用的材料也并不是许多。正如陈衡哲所言：“(编著西洋史的)其次个动机，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殊留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帮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特地编书。”所以
16、说，西洋史本身乃是实践国外历史教学法的产物。这种方法摒弃了“注入式教育”，为沉闷的世界史教学注入新奇空气，也是陈衡哲对文化沟通和借鉴的亲身实践。 其次，陈衡哲为当时的世界历史讨论供应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20世纪20年月，世界历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当时，世界史应当讨论什么，应以何种观念进展讨论，都在探究之中。陈衡哲在西洋史中答复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讨论范围。陈衡哲所写的是欧洲史，但这个欧洲不是“地理的欧洲”，而是“文化的欧洲”，所以除了欧洲之外，该书还涉及了西亚北非地区。根据的规划，该书还应包括“欧化”的美洲，但由于篇幅所限，这本著作中并未包含美洲局部。但是西洋史的争论范围还不仅限于
17、此，书中的很多论述都涉及亚洲，上文提到的亚洲国家的三条进展道路就是个例证。在讲到新帝国主义的时候，她还特殊写了中国。换句话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是包括中国的，而且中国是其中不行或缺的一局部。因此，她的世界历史观表达了一种整体史的思路。这一思路是重点强调的，例如，在谈到讨论历史的目的时，陈衡哲写道：“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现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局部人类的历史，都具有一般和特殊的两共性质一般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讨论了人类一局部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局部的人
18、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局部。”由此可见，陈衡哲的整体史观念表达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认为世界历史应当讨论人类全体，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二是虽然她所写的是欧洲史，但她盼望从中得到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适用于整个世界，中国固然也包括其中。但圆满的是，在世界史日后的进展过程中，中国渐渐被排解在外，于是世界史变成了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不得不说是世界史讨论中的一个缺憾。 其次个问题是讨论观念。陈衡哲强调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和文化沟通，她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它“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在世界史讨论中以文化和文化沟通作为主线
19、，这一观念不仅在当时为世界史学者供应了讨论思路，甚至对于当今的世界史讨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宏观世界史或曰全球史就特别关注整体史和跨文化沟通，其理论和方法与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着诸多相像之处。 再次，陈衡哲的西洋史在肯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从受压迫国家的角度思索世界历史，这在当时是难能珍贵的。当时的“西洋史”类著作往往以欧洲的视角对待世界历史进展，但陈衡哲的西洋史却并非如此，该书对欧洲进展中消失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批判，对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侵略尤为不满。在讲到新帝国主义时，陈衡哲提到了中国，她写到：“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标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时机，及消耗
20、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的时机是最为广阔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明显，她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而不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表达殖民扩张。又如，谈到将来进展时，她认为各国应当“以己国对于文化的奉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兴旺国家共性的第一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不以富贵利禄为荣的“高尚孤洁之士”是比拟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可见陈衡哲盼望中国的道德准则能够成为将来世界的标杆之一，这个呼吁再次表达了她对中国
21、文化本位的坚持。此外，陈衡哲指出的亚洲进展的三条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这正是她所否认的。因此，陈衡哲明显是不赞同“全盘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观并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很多可取之处，但也不行避开地存在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她的“精英意识”上。陈衡哲的出身和成长经受是造成这种精英意识的主要缘由。她诞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如冯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陈衡哲明显认为自己能称职地担当一个与外国读者沟通，告知外来世界一个真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经受说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试图向外国读者确立自己资格
22、的关键步骤。然而陈的这一做法其实造成了一个她不能解决的悖论，即，她根本不是大时代里一个一般的中国人。”陈衡哲认为学问精英可以担当中西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冲突。这不得不说是陈衡哲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缺乏之处。 陈衡哲的精英意识主要表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衡哲认为能担负起文化沟通使命的精英人物是历史的仆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陈衡哲将女性分为天才女子和一般女人两类，她认为前者要走出家庭奉献社会，而一般女人要相夫教子。假如将这一规律推而广之，那么就可以笼统地将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两个阶层。陈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
23、?在自传中她写到：“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殊是读书人经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她在后文又写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推断人。”由此可见，心中的“精英”并非当时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陈衡哲自己明显就属于 “文化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在自传结尾，她特殊将中国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女留学生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转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由于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
24、发生巨变。这是由于，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很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育了日后很多漂亮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斗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陈衡哲信任文化沟通是国际和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她留学的意义也就溢于言表了。简洁地说，陈衡哲的精英观念与强调文化沟通是密不行分的，由于在她看来，只有精英才能担负起文化沟通的重任。 另一方面，虽然怜悯一般民众，但陈衡哲并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仆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推动历史进展的力气。因此，她根本不行能将人民群众尤其是
25、下层民众视为历史的缔造者或救国于危难的人。这一点在法国革命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七月十四日的那一天，那一群巴黎的暴民，便携棍带斧的去攻那个古堡。他们残杀了看狱的兵士们自此，法国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开头了。”将法国大论文联盟http:/革命视为“暴民政治”不是西洋史的首创，但如此描述轰轰烈烈的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大大事似不多见。她将巴黎人民称为“暴民”、“流氓”和“游民”，还在文中突出了民众的贪欲，“人民又盼望宪法一成，租税可以从今不出，面包可以不劳而获”。在谈到法国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时，书中写道：“下级的贫苦农夫和工人，也始终是革命的打鼓敲锣者；中等社会是那个运动的重要仆人翁，平民不过做做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助助威严罢了。” 综上所述，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虽然存在缺乏之处，但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进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从讨论视角来说，陈衡哲强调文化与文化沟通的意义，这是世界史讨论的一条重要思路。从教学实践层面来说，她所引进的教学法至今都有借鉴价值。从治史理念来说，她的西洋史中也包括中国，陈衡哲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熟悉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世界历史来启发中国的进展之路，这些都为当今中国的世界史讨论供应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