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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原文、译文及赏析名师资料合集（完整版）资料(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 优秀版资料，欢迎下载）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是一篇文艺随笔，也是一篇悼念性的记人散文，是苏轼为好友兼表兄文与可筼筜谷偃竹画卷所写的一篇题画记。提出了“胸有成竹”的文学批评观点。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文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文章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睹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特点的优秀散文。胸有成竹的出处为此文章，意思是做事之
2、前，已有了通盘的考虑和充分的把握。苏轼与画竹名家文与可同为“湖州画派”的代表人物。“胸有成竹”这一成语就是苏轼称赞文与可的话，说文与可在画竹子之前，在内心已有画好的竹子了。【写作背景】筼筜谷，在陕西洋县西北，谷中多竹。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文同任洋州知州，曾在此谷中筑亭。文同，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属四川盐亭）人，苏轼的表兄兼好友，北宋著名画家，善画山水，尤善画竹，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竹叶画法，开后世“湖州竹派”，曾画筼筜谷偃竹赠苏轼。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与可病逝。七月，苏轼在湖州曝晒书画，看到文与可的这幅遗作，写了这篇题记。文同，字与可，与苏轼中表兄弟。苏轼通过这篇文章，表示对
3、他的追怀、悼念。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的筼筜，是竹子的种，生长在水边，竹竿粗大，竹节间的距离也长。筼筜谷是盛产筼筜竹的一处山谷，在今陕西洋县县城西北五里。洋县在宋代为洋州治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文同在洋州作知州，常去筼筜谷观察竹子，因而画竹益精。筼筜谷偃竹就是这个时候画的。【译文】竹子刚生时，只是一寸长的嫩芽，可是却节、叶俱全。从蝉腹、蛇鳞般的小笋，长到挺直的几丈高的巨竹，从来都是有节有叶的。可是现在的人画竹时，却是一节一节的接起来，一叶一叶地堆上去，这样做哪里还有竹子呢？所以说画竹，一定要心里有完整的竹子，拿着笔凝神而视，就能看到自己心里想要画的竹子了。这时快
4、速地跟着自己的所见去画，去捕捉看到的形象，就像兔子跃起、鹘鸟降落一样迅速。这是与可教给我的。我不能做到，但心里却明白这样做的道理。既然心里明白应该这样做，却不能做到，认识和行动不统一，理解道理和实际操作不能一致，这都是学习不够的毛病。所以，常常是对事情心里了解而不能熟练地去做，平时自以为很清楚，但事到临头却忽然不明白了，难道只有画竹才是如此吗！子由写了墨竹赋给与可，说：“庖丁，是宰牛的，可是（他讲的道理）却为养生的人所采纳；轮扁，是制造车轮的，可是（他的经验）却被读书人所运用。现在，您在画竹上所寄托的思想情感，我以为是有道者的认识，难道不是吗？“子由从来不画画，所以，只知道大致的意思而已。而像
5、我呢，不只是理解与可的绘画理论，还学得了他的绘画方法。起初，与可对自己的墨竹画并不看重。各地拿着丝绢前来求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找上门来。与可很厌烦，把丝绢抛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丝绢去做袜子！“致使士大夫把这当成话柄相传。后来，与可自洋州回京师，我去徐州任知州，与可跟我说：“我近来告诉士大夫们说：我们墨竹画派近在彭城，你们可以去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应当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还写了一首诗，其中说道：“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我向与可说：“竹子长万尺，应该用二百五十匹绢，我知道您是懒怠做画，只是想要得到这些绢而已！“与可无言可对，就说：“我说错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对这
6、做出了解释，回答他的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道：“苏公真善辩啊！若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就要买田还乡养老了。“随着把他所画的筼筜谷偃竹赠给了我，说：“这竹子只不过数尺，却有万尺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曾经让我作洋州三十咏诗，筼筜谷就是其中的一首。我的诗说：“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那天正和他的妻子在谷中游赏，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封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子。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死于陈州。那一年的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晾书画，见到这幅墨竹图，便停止了晾书，失声痛哭起来。以前曹操祭奠桥公文中有车过坟前就会腹痛的话，
7、而我也记载下来过去和与可开玩笑的话，可以看出我和与可之间的亲密、深厚的情谊。【行文结构】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第一段阐述文与可的绘画理论，谈自我艺术实践的体会。第1层由竹说起，提出画竹应当有成竹在胸。第2层写作者自己学习文与可画论的心得。第3层评价苏辙的看法，表明自己比弟弟更能领悟文与可的画论。第二段追忆二人在交往过程中与画竹相关的几件趣事。第1件投求画者的绢于地，并言当袜穿，传为笑话。第2件书信往来各自表述艺术创作中神似重于形似的美学观点。第3件追述自己一首“
8、筼筜谷“诗令文夫妇为之喷饭。第三段交代写作此文的缘由，并表明二人关系感情深厚、亲密无间。【作品赏析】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作者所要追
9、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
10、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
11、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
12、“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
13、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
14、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
15、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
16、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
17、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
18、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
19、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作品主旨】作为记人散文主要记述了苏轼和文与可以论竹为题，酬诗为乐的一段交往，体现了两人间的真挚情感。以论竹为诗题，写苏轼和文
20、与可之间赠诗为乐的往事，表现了文与可平易而不从俗的品德。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文章语言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而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成功地抒发了悼念之情。全文以画竹理论为开篇，文与可有画竹“成竹在胸“心手相应“的理论，阐明了一条极深刻的艺术创作经验。“胸有成竹“说，即胸中必须先有鲜活的形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造型。“得心应手“说，即必须把艺术表现方法变成熟练的技能技巧，方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形象。“执笔熟视，乃
21、见其所欲画者“，所欲画者并非指实物，而是映现于胸中的鲜活形象。这里所说的“视“是凝神结想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见“是指在脑海中映现的意思。“心识其所以然“，是指胸中明白怎样才能这样的道理；“不能然“，是指实践上还做不到这样。这两者不统一，就是心和手不能相应。作者好像文同画墨竹“振笔直遂“，那样信手挥写，没有丝毫的做作与刻意推敲，而浓烈沉挚的感情由肺腑中奔泻，真实自然，亲切动人。同时，所记述的与文同的“戏笑之言“，却又经过精心的选择、剪裁，一是以当初的诙谐笑乐反衬今日追怀、悼念的沉痛与悲哀；一是由此以见出逝者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的成就与创造。因此，文章写来看似漫不经意，而实际上形散神凝，所有议论、诗
22、文赠答的“戏笑之言“，始终环绕着追怀、悼念、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这一中心。【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
23、：“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
24、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
25、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
26、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
27、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
28、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
29、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
30、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
31、，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
32、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
33、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
34、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
35、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
36、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
37、。”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
38、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39、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
40、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
41、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
42、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
43、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
44、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
45、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
46、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
47、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
48、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