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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二讲 明朝法律制度一、主要法律(一)大明律 吴元年（1367）冬十月朱元璋平定武昌，即吴王位后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法贵简当，使人易晓”为修律宗旨，参照唐律制定律285条，十二月颁行。洪武六年（1373）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等撰定大明律，次年完成，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内容有较大变化，凡30卷，606条。洪武九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又命翰林院和刑部再次更定大明律，将篇目改按六部官制编目，即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30卷，460条。隋唐以来沿袭已久的封建法典篇目，至此一变。洪武三十年将钦定律诰147条
2、附于其后，总其名曰大明律，五月正式颁行。从大明律的内容看，它脱胎于唐律，又不同于唐律。它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朝建国三十处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的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比宋刑统更加周密的封建法典。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除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将问刑条例附其后面而形成大明律附例外，终明一代，大明律的律条通行无改。它不仅标志着明代封建立法的成就，而且影响了清代立法的格局。因此，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代表性法典，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影响了朝鲜李桂成时代的刑典和刑法大全，日本明
3、治维新时期的改定律例，越南阮世祖时期的嘉隆皇越律例和宪祖时期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的制订。它在中国法制史上与唐各领风骚数百年。(二)大诰 明太祖分别于洪武18年8月、19年3月、11月和20年12月，连续编制颁布了御制大诰74条、御制大诰续编87条、御制大诰三编43条和御制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这四篇大诰与大明律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规。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大诰的体例模仿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对臣民的训诫）。编制大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
4、与恶、曲与直的标准，劝诫人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大诰四编汇总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兼有朱元璋的“训导”，从而制定出新的法律规范。它的主要精神是：第一，作为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的“特种刑法”，规定了许多严酷的刑罚。如族株、凌迟、枭首、斩、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剁指、断手、月足等，大多是大明律所未设的。而且与大明律相比，用刑更为加重，如贪赃罪，明律计赃论罪，而大诰则规定“凌迟示众”。第二，设置了不少大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第三，大诰偏重于打击官吏贪赃和豪强作恶。如大诰续编中
5、属于这两类案件的占70条左右。(三)“例”“例”即判例或事例。以例或条例作为断案的根据，以补法律之不足的做法，到明代愈益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明祖有训，大明律不可擅改，否则，“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但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为了使法律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例的作用。弘治五年（1492）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对历年旧例加以删繁去复，编成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诏三法司议定问刑条例297条，作为常法，颁行天下，与律并行。武宗、世宗朝又有增加，到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问刑条例，将嘉靖以后的诏令、军政条例、捕盗条例与刑名相关者皆辑入，共382条，附于大明律之后，合为一书，形成大明律附例。(
6、四)大明会典 自明初太祖废中书省后，封建政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法律关系也日趋复杂。明初统治者为了调整封建行政关系，相继制定了一些带行政法规性质的条例。由于此类行政性法规显得零散不统一，难以有效地调整行政关系，故从明英宗正统（1436-1449）开始编纂具有行政法大全性质的会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书成，共180卷，但未颁行。后经明武宗时期“补正遗阙”，于正德四年（1509）正式颁行天下，称为正德会典。又经明世宗、明神宗时期的重加校刑增补，分别于嘉靖28年（1549）和万历十五年（1587）形成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至此，会典内容增多，达228卷，后世所说的明会典，多系指此
7、而言。大明会典规模浩大，内容详尽，汇集了有明一代官修的诸司职掌、皇明祖训等有关行政律令典章的内容。编纂体例采用以官职为纲，分别规定各行政机关的职掌、沿革、事例、章程、法令、典礼，形成宗人府1卷、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武职衙门2卷以及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大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大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司各一卷。它是一部在唐六典基础上制订的更加完善的封建行政法典。对封建社会最后一部行政法典清会典的制订具有重大的影响。二、立法思想(一)“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 朱元璋认识到治理“乱世
8、”，必以“重典”治之，“重典治国”的内涵包括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通过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实现重典治国。他于明初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既坚定又明确，他曾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反元政，尚严厉”“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朱元璋深知治吏在治国中的极其重要性，也熟谙历史上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深刻道理。因此，他在治吏上坚言“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胡党之狱”、“郭桓贪污案”“蓝玉案”等足以说明重典治吏的思想和决心。(二)“明礼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结合原则 朱元璋深知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建国之初，就鼓吹“纪纳法度为治之本”，“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
9、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治国重礼、礼法结合又是朱元璋一以贯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大明律颁行后，他亲“御午门，谕群臣曰：联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特别在洪武末年，他认为“重典治乱世”已见成效后，他谆谆告诫子孙：在混乱的时代，我治理国家，刑不得不重；在承平的时代，你治理国家，刑法自然要轻。所谓刑罚要随着时代的治乱有轻有重。三、法律主要内容（一）刑事法规1.特点（1）“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对背违伦理的处刑上明显偏轻。如，“不孝罪”中有一种“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的行为，唐律处徒刑三年，而明律只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对于“闻父母丧而匿不举哀”的行为，唐律处流刑二千里，而明律
10、只处杖刑六十。明律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犯罪，如“十恶”以及秘密宗教活动的处治，比前代严厉而且残酷。对“十恶”罪人的行刑，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扩大了“十恶”的范围。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特定“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严惩官吏失职、渎职的行为 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官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一百，有所规避从重论”。武官在临军征讨时，按规定应供的军器、粮草等，如“违期不完者，当该官吏各杖一百”。文
11、官在选拔考核官吏方面，有“贡举非其人”罪，“举用有过官吏”罪；在值宿方面，有“擅离职役”罪；在起草印刷发送文书方面，有“照刷文卷失错”罪、“磨勘卷宗迟错”罪；在检查登记户口田粮方面，有“失于取勘脱漏户口”罪等。这些失职行为，都要相应处以刑罚，以肃吏治。规定了司法官吏因失职而处以严刑的内容。大明律吏律讲读律令中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每至年终进行考核，“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优越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如有“官吏人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者，斩”。明律很重视对官吏渎职行为中的贪赃犯罪的刑
12、处，并且把贪赃分为六种：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与坐赃。且绘六赃图标于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罪，这为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变化。明律关于官吏受赃犯罪共有十一条“官吏受财”、“人士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寸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律后还有条例七条。（3）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 明朝统治者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内外官勾结，造成尾大不掉、皇权旁落、统治危机的教训，在采取废除丞相之职，不准后宫与宦官干预朝政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时，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
13、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七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若有不避权势，明具实迹，亲赴御前，执法陈诉者，罪坐奸臣，言告之人与免本罪，仍将犯人财产均给充赏，有官者升二等，无官者量与一官，或赏银二千两”。“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专属皇帝。明朝历代统治者为达此目的，不惜罗织罪名，虐杀无辜。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与凉国公蓝玉两案，坐奸党罪被杀的文武官吏及其亲属，达四、五万人之多。明成祖以奸党之名，大肆屠杀建文帝的近臣，“多者三言
14、辞，少者一族，而方孝儒被族，先及母族、妻族，九族既戮，皆不从，又把朋友、门生等为一族”。规定禁止侍臣、后妃、外戚过问、干预朝政，朱元璋在宫廷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作铁榜九条，告诫功臣不得营私谋利，官军不得私自为公侯服务。大明律吏律职制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4）重典惩治贪官污吏 大明律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官吏有受财而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受财达八十贯者处以绞刑。洪武十八年（1385）郭桓贪墨案发后，明太祖以重典治之，“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词连直省诸官
15、吏，系死者数万人”；查出遍及全国的借用、寄存赃粮，凡中等的富民家庭都被抄查破产；还将审判不力的大理寺审刑司长官吴庸等司法官处以死刑。在明大诰236条中，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多达155条。对于不枉法罪处凌迟、枭首等酷刑。建立民拿贪官污吏的制度，规定对于害民之官吏，允许良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对于“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贪官，“许民间高年有德者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对于民“拿害民该吏，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明代还采取一些法外措施以惩治贪官污吏。一是在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立申明亭，“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威”。即使是犯罪后得到宽宥复职的官吏，也要将其过失书写，张贴于家门口，
16、如不悔改，则依律治罪。二是设“皮场庙”，悬“剥皮实草之袋”。据草木子“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房，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4）刑罚残酷，“法外用刑”习以为常 充军 宋元时期已有充军刑，到明代才发展为正式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经常适用的刑罚，并“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定制后的五等充军刑称为“五军”。充军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凡充军者均行杖刑一百。充军分为“终身”、“永远”两种，终身充
17、军者指本人充军到死，死后刑罚执行完毕；永远充军是指本人死后，还要罚子孙，由子孙后代接替继续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据明会典记载两次制定条例，洪武26年（1393）首定充军条例，规定“贩卖私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等22种犯罪适用于充军；嘉靖29年（1550）又颁充军条例，把“僧道官受财枉法满贯”、“锦衣卫旗校军士在逃再犯”等213种犯罪适用于充军。至此，明代广泛适用充军刑。枷号 明初创立枷号，是指强制罪犯戴枷于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以示羞辱，使之痛苦。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最重达150斤
18、。宦官擅权的明武帝时期，刘谨就设置过150斤重的枷号，戴上此枷的囚犯往往几天内就会毙命。廷杖 廷杖是指在皇帝决定和监督下，在殿廷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明代“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对朱亮祖父子和薛祥施用此刑，朱亮祖父子被鞭死，薛祥被杖毙。自此以后，廷杖逐成定制，廷杖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朝臣黄巩等160多人因谏阻武帝南巡被廷杖，毙命者十五人。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同样因朝臣韦熙等130多人谏争大礼事被廷杖，毙命者16人。这是明代历史两次规模最大的施用廷杖刑的例子。明朝统治者于明律、大诰规定之
19、外，还经常使用各种酷刑，如，死刑还常用磔、铲头、油煎、刷洗（即裸体置于铁床之上，用热水浇，然后用铁刷刷去皮肉）、抽肠、火烧、挑筋、断脊、枭首、剥皮等。特别是酷吏审案时“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拉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5）文字狱 在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往往因文字著作被罗织罪名、锻炼成狱者，称之为“文字狱”。它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至明代时，由于“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或者是即使入仕后旋即又“白衣宣至白衣还也”，因此明初统治者就产生了一种对文人特有的猜疑癖性，处处防范着文人，文人的言辞文字、表笺著作，动辄酿成文字狱。大明律吏律职制规定“凡上书若奏事
20、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洪武年间，杭州教授徐一夔给皇帝上贺表，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本是臣下颂扬圣上之辞，却被皇帝处以死刑。如有个和尚作了一首诗“热时无处可乘凉”、“爱开窗户不烧香”句，被朱元璋认为“热时无处可乘凉，以我刑法太严”、“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遂将其治罪。（二）民事法规1.关于土地所有权 明代土地所有权形式基本分为三种形式，即国家土地所有制、私人土地所有制和宗族土地所有制 2.关于租佃法律关系 土地租佃契约基本上要明确租佃标的物、地租、交租期限、方式、承佃人其他义务、违约责任、保人连带责任等
21、。3.关于婚姻、继承关系 规定基本沿用唐宋旧律，但在婚姻关系和违法婚姻适用的刑罚上，明律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大明律户律婚姻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如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及已报婚书，或有私约而悔婚者，或无婚书但受聘财者都要处以杖刑。府州县亲民官不得于任内娶部民女为妻妾，违犯者处杖刑，监临官不得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违犯者，从重论处。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否则都要依律治罪。爵位继承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无嫡子，可立嫡长孙，或立庶长子，违者处刑。明律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立异姓义子者，以乱宗论，杖六十。在财
22、产继承方面，明律规定“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对户绝财产，无同宗就继者，由所生亲女承受；寡妻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三）商事法规1.茶法 明代茶有官茶与商茶之分，贮边易马曰官茶，主要用来换取邻邦的马匹，以充军备，实行于陕西汉中和四川地区，专设茶司以主其事；榷禁征得曰商茶，商茶主要是政府通过向茶户征收茶课和向商人征收引税，实行于江南地区。实行官茶的地区按一定比例收购，政府征购以外的余茶，允许商人持引贩卖，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必须纳钱请引，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或茶引不当者即为私荼。2.盐法 为加强对盐的官营专卖，洪武元年（136
23、8）制定盐引条例，规定贩盐必须持有盐引，犯私盐者处绞刑，私犯持有军器者，处斩刑。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有“盐法”十二条规定，还附有七条盐法条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带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凡妇人犯私盐，若丈夫或成年儿子知情，罪坐丈夫和儿子；凡买食私盐者，杖一百，因而货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官盐起运不经批验所，杖九十，押回重验；贩卖官盐不准盐、引分离，违者同私盐法。3.商税法 明代由于商业的发达，国家由开始的法无明规定任意征税到重视以法征税。关税。即“通过税”，是指在商人必经交通要道设关卡，征收通过税。市税。明初市税基本按三十取一和“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的原则征收，但到明仁宗
24、洪熙元年（1425）施行钞法，商市从门摊向市肆发展，才课税于门肆门摊。舶税。明初对各国舶货免征舶，至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弛海禁后，才实行舶税制。四、司法制度（一）司法机关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设置发展了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上。明朝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审判案件，都察院纠察，大理寺覆核驳正。宰相废除后，刑部地位提高，是中央主审机关，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案件和文职官员案件，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主审机关变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平反，一般不掌审判。对刑部和都
25、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都察院由唐宋御史台改名而来，称“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进行监督，对地方审判进行监督。经常由皇帝派遣巡按御史巡查各地，作为“钦差大臣”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明朝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职权的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其具体运作方式是，刑部有权处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后，须将罪犯连同案件送大理寺覆核，再由刑部具奏行刑。流刑以上的重大要案的刑罚，或经三法司，或经九卿鞫讯，最后由皇帝裁定。地方司法机关仍与地方行政机关结合在一起，分为府、县二级，由知府、知县行政长官掌管狱讼。省一级采用分立制，即
26、省级专设提刑按察使司，其长官提刑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有权审理徒刑以下案件，徒以上案件须报送刑部，无权擅决。明朝还在州县里社设有“申明亭”，调处民事纠纷“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申明亭虽不是正式审判机构，但带有地方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起着申明教化、劝善惩恶的作用。设特务司法机构厂、卫组织。厂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是锦衣卫，合称厂卫。这些虽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被皇帝特许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专理“诏狱”和审判之权，它由宦官操纵，直接听命于皇帝。（二）诉讼制度1.起诉方式 一是举劾、自劾和告发；二是告诉，包括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但禁止诬告，对诬告加重惩罚。
27、明律对各级衙门及官员接受诉讼也有规定，应受理而不受理的要受到惩处，但不应受理而受理的也予以禁止。2.实行军民不同的诉讼制度 明律刑律诉讼规定“军民诉讼皆由下而上陈告”。对于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小事，必须先由基层里甲断决，若属奸盗诈伪人命等重案，才“允许赴官陈告”。3.禁止越诉 一般军民诉讼须逐级控告，不许越级告诉，越诉者笞五十。由于基层官吏循情压制，越诉者日多，于是统治者用令、例严禁，规定越诉不实者戍边，后来竟规定越诉者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但重大特殊案件允许越级申诉。在地方可以拦轿向出巡的巡按御史告诉，在京师可以击登闻鼓，甚至告御状。但所告情节失实者，都从重论罪。即“若迎车驾及击登
28、闻鼓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4.在诉讼程序上对贵族、官僚更加优待 明律规定，凡八议者及其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以及京官在外五品以上官犯罪，均须实封奏闻皇帝，一般司法官吏不许擅自勾问。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犯罪而被关押，许其亲人入视等。5.诉讼中禁止诬告 对诬告的惩处比唐代规定更加具体、严厉。唐律中只规定诬告反坐，明律规定凡诬告人笞罪，加重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但最高刑只能杖一百流三千里。被诬者所受损失，全部由诬告者赔偿。凡被诬告充军的，诬告者属民抵充军刑，属军人发边远边卫充军。凡被诬告者已被处死，诬告者除处死刑外，还要将其一半家产交受害者养家。诬告十人以
29、上者，凌迟处死，家属迁化外。6.禁止匿名信告人罪“凡投匿隐姓名文书告言人罪者，绞。见者，即便烧毁。若将送入官司者，杖八十。官司受而为理者，杖一百。被告言者，不坐。若能连文书捉获解官者，官给银十两充赏”。明律与唐律比较，其特点表现在，加重对投匿名书者的刑罚；对捕捉投匿名信犯罪者，给予奖赏；相对地减轻了对送匿名信者及官受理者的刑罚。7.司法机关受理诉讼的规定 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责任。凡是应受理而不受理的词讼，都要按情节轻重给予刑处。“告谋反叛逆，官司不即受理”杖一百徒三年；告“恶逆”罪，不受理者，杖一百；告“杀人及强盗”罪，不受理者，杖八十；告“斗殴、婚姻，
30、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处罚。8.司法官吏受理诉讼回避的规定 司法官吏受理状告，凡与诉讼人有服亲、姻亲、师生关系者，都要回避。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这相对与唐律只规定司法官在审判中进行回避而言，是一个进步。（三）审判制度 明代审判狱囚罪犯，各级司法衙门，根据其职掌权限予以判处。审录判决重大罪囚，也有诸多形式。明初凡有重大案件，多由朱元璋亲自审讯，谓之廷鞫。洪武十四年（1381），令刑部审议后议定入奏，以四辅官、给事中、翰林院等会议覆核无异，然后复奏论决。有疑议，由四辅官封驳。次年罢四辅官，议狱归于三法司。1.明代审
31、判制度的发展 第一，在审判级别管辖上，对八议者犯罪，“令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议，议定奏闻”，而唐律规定为由刑部召集诸司七品以上官员集议。第二，在审判地区管辖上不同于唐的地方是，有关牵连案件的管辖权从两地相距一百里外改为三百里外。第三，在刑讯方面，明律具体规定为“犯重罪、赃证明白，故意恃顽不招者，则用讯拷问”，又规定“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在明律中专设“淹禁”条，规定“凡狱囚情犯已完，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别无追勘事理，应断决者，限三日内断决”。如限外不断决者，过三日笞二十，每三日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如因“淹禁”致死的，分别根据囚犯所犯之罪
32、轻重决定司法官的刑事责任。2.军户与民户的审判 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军户与民户截然分开。军人案件的审理，由都指挥使司及卫所千户、百户负责，重要的要申报五军都督府，或由兵部奏报皇帝，请旨定夺。一般民户案件的审理，由州县正官主持初审，若罪犯不服，可逐级向上控拆，但不许越诉。3.会审制度（1）三司会审 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2）圆审 称九卿会审，凡特别重大案件，二次翻供不服，根据皇帝的诏令，可由九卿会审，即由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使、通政使以及六部尚书会同审理，最后由皇帝审核批准的制度。（3
33、）朝审 对于秋后处决的死刑案件，建立朝审制度加以审核。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此后，朝审制度正式确立，且“永为实例”。朝审不仅是审核死刑，而且有宽宥之意，即朝审的案件，分别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情节有矜悯或可疑的改为戍边；囚犯有翻异供词的移调官府再审；符合律令的监候听决。正如明史职官志所说“霜降录重囚，会五府、九卿、科道官共录之。矜疑者戍边，有词者调所司再问，比律者监候”。实为清代朝审之开端。（4）会官审录（会审）“会官审录之制，定于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命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司，有时包括附马都尉在内，共
34、同审理案件。死罪和冤案奏闻皇帝，其余案件依律判决。大明律刑律断狱更是明确规定：直隶京师的上报案件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会审，地方各省的上报案件从布政司委官与按察司官共同审决。这实为清代秋审制度的前身。（5）大审 自宦官干预司法后，形成一种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审录囚徒的特殊会审制度。明史刑法志二“成化十七年（1481）命司礼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重囚），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五年一次大审事，不仅在两京举行，而且派官到外地会同御史录囚。明武宗实录“五年大审，两京命司礼监及守备官会三法司，在外遣郎中，寺正官会巡按御史”。（6）热审和寒审 是为了
35、防止未经审理囚徒因寒暑而大量死于狱中而设的制度。热审始永乐二年（1404），令轻罪犯人听候审判。后来又放宽到徒流以下。时间是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开始至六月底，一般以两个月为限。成化以后相沿成为制度，开始定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1506）热审之例通行两京，地方皆依此例。寒审开始于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因天寒，将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人，全部准予自赎发遣。以后类似情况屡有出现。宣德四年（1429）冬，以天气寒冷，敕令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其后至嘉靖、万历年间，皆有寒科审理发遣狱囚之例。寒审作为定制迟至崇祯十年（1637），结果也寝而不行。（7）春审和恤刑会审 春
36、审始于宣德七年（1432）二月。宣宗阅三法司进呈系狱囚犯罪状审判案卷，御批决遣千余，此后偶或举行。恤刑会审指朝廷派官赴地方会审狱囚，定制于成化十七年（1481）。规定每大审之年，即遣部寺官分往各地，会同巡按御史详定审疑狱，发现原判过重的，可以奏请减刑直至释放。五、监察制度（一）监察机构 朱元璋建号吴王，设置御史台，负责监察。下置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朱元璋很重视御史台的作用“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及丞相制，罢设御史大夫，专设左右中丞，左右侍御史，同年五月罢御史台
37、。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都御史之下，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设十二道监察御史。建文二年（1400）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成祖即位复旧制。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耻三道。宣德十年（1435）罢交耻道，始定为十三道，置按察司，设按察使分别掌管地方监察事务。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设立“六科给事中”。吴元年（1367）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1373）三月，给事中开始分为六科。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后，六部作为独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地位的提高，朱元璋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因而于洪武
38、十五年裁谏官，唯设六科给事中以监察六部百司。永乐时定制六科为独立机构，于午门外直房办事。六科给事中作为对朝中六部的监察机构，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对地方的监察机关同时并行，称为科道。建立了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名为巡按御史。洪熙元年（1425）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管辖的范围也很广。洪武时，为巡察风纪和处理地方突发事件，派遣亲信、重臣带宪衔出巡，谓之巡抚。永乐以后，巡抚由临时差遣向专设过渡，成为固定官职，并逐步演变为地方军政长官，其以监察为主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二）监察法规的颁布 洪武年间，朱元璋即以敕令的形式陆
39、续颁布了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施行规则等各项法律规定。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又经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历朝有所增补，至英宗时条款已颇具规模。正统四年（1439）正式制定颁布了宪纲条例简称宪纲。它是明代的监察法规，对监察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察对象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历朝陆续有所增补。弘治时编纂成的大明会典把有关监察机关的法规条例汇总纳入其中，历经正德、嘉靖时重修，万历时再修，万历十五年（1587）正式成书。会典所载都察院法规和六科给事中法规，不仅对监察职能、履行职务的效益等方面规定得极为详尽，而且制定了具体的部门监察法规及施行细则。从体系上集两千年监察法律之大成而臻完备。